《资治通鉴》是继《春秋》后的一部以编年体的史学巨著,司马光自幼好读《左氏春秋》,喜欢编辑旧事以成编。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呈《历年图》五卷,治平三年(1066年),又呈《通志》八卷,作品涵盖周、秦二朝,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看了很满意,于是下令在崇文院内设置书局,将颖邸旧书2400卷,赏赐给司马光参考,并供给笔墨、缯帛、费用、餐点、果物等服务,要他继续写下去,并准许他借阅皇家龙图阁、天章阁、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的藏书。
于是司马光就在洛阳编修《资治通鉴》,居家极其简陋,夏天闷热难堪,汗水常滴在草稿上,请匠人另辟一地下室,“常读书于其中”,“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每夜秉烛著书,生病时亦不休息。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说:“先王曰,死生命也。”就这样过了15年不问政事的著书岁月。
书名为宋神宗所定,取意“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资治”两字意谓著“帮助”“治理”。“通”则意谓著博通古今的“通史”,“鉴”则有引为“借镜”之意(以史为镜)。宋神宗亲自作了一篇序,赐给司马光。这篇序后来保护《通鉴》免遭毁版的灾难。
《资治通鉴》编修工作艰巨,先由助手搜集资料和编写初稿,然后由司马光综合全书,加以增删,再由司马康检订文字。首先,在资料搜集方面,单是正史有十七种,参考的野史,谱录,别集,碑志等杂史有三百多种,加上龙图阁等藏书,可以想见当时资料之丰富。清人袁枚称:“李邺侯北伐之谋,保储之谏,辨建宁之冤,保李晟、马燧之功,新、旧两《书》俱不载入……微温公《通鉴》取李繁《家传》大为阐扬,则邺侯一代伟人,几乎黯然无色。”。南宋洪迈更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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