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个回答 2013-11-28
人们总是用“雄才大略”四个字来概括汉武帝的一生。的确,汉武帝很了不起,他一手造就了汉王朝的鼎盛时期。这归功于他大胆改革选官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并知 人善任,使得各方面人才风起云涌,极一时之盛,进而成就盖世伟业。
譬如董仲舒是一流的思想家,桑弘羊是一流的理财家,卫青、霍去病是一流的军事家,张骞是一流的外交和探险家。班固的《汉书·公孙弘卜式传》说:“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笃行则石建、石庆,质直则汲黯、卜式,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定令则赵禹、张汤,文章则司马迁、相如,滑稽则东方朔、枚皋,应对则严助、朱买臣,历数则唐都、洛下闳,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将帅则卫青、霍去病,受遗则霍光、金日磾,其余不可胜纪。”即使放眼通观整个封建社会,汉武帝时期的人才盛事也是历史上极为少见的。
值得称道的是,汉武帝的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堪称一流的人物都由他自己发现、培养、启用。《汉书·司马相如传》中说:“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任何时代都潜存着各种各样的人才,有的留名青史,有的“胎死腹中”,全视制度和用人者。汉武帝一朝“千里马”众多,当然与他这位伯乐分不开。
那么汉武帝是如何搜罗人才、又有什么网罗人才的高招呢?
会用人的前提是认识人才的重要性,重视人才。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卫绾为太子太傅。刘彻向卫绾求教治国之道,卫绾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子要想有所作为,关键在于得人。刘彻又问,北方匈奴气焰嚣张,如何是好?卫绾答,得人。刘彻再问,晁错七国之乱后,国家仍有内忧,又当如何?卫绾再答,得人。刘彻复问,民生凋敝,怎求殷实富裕。卫绾还答,得人。刘彻深受震撼。为政之道,在于得人,这个观念在汉武帝登基之前,就已经深深树立了。
托名东汉史学家班固写的《汉武故事》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武帝在郎署见到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郎官颜驷。颜驷告诉他:“臣曾侍从文帝为郎官,文帝好文而不好武;侍奉景帝时,景帝好美而臣相貌丑;如今侍候皇上,皇上喜欢年轻人,而臣已经老了,所以三世都得不到重用。”武帝听后深为震惊,这么一位三朝为官的老臣,就是因为逢不上皇帝所好,总也得不到提拔重用,这不是颜驷过错,而是用人疏误。武帝考察了颜驷的才识,即任命他为会稽都尉。据说,正是受此事启发,汉武帝对汉初的用人政策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汉武帝的过人之处,在于用制度化的办法来发现人才。
过去也有制度,用人重资历。汉初用人规定担任一定的官职还要有相应的财产标准。凡有两千石以上的高官,皆可保举子弟做官。这种近亲繁殖的制度,造成人才的退化,压制了优秀人才的崛起。
16岁的刘彻即位不久,就下了一道“兴廉举孝”诏书,“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宣布不讲出身门第,唯才是举,并把它制度化。这打破了传统的门第之见,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到了元朔元年,他又下诏说:“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司奏:“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汉武帝同意了。这就形成了一个制度,地方官如果不能举荐人才,就是不胜任,就要免官!
诏令一下,各地推举了不少读书人,广川人董仲舒,菑川人公孙弘,会稽人严助,以及各处有名儒生,都被推荐上来,同时进入京城,总数有100多人。汉武帝亲自召见这些人,询问治国良策。这些儒生,各倾所学,写成文章。汉武帝逐篇细读,看到董仲舒一卷,是详论天人感应的道理。说得洋洋洒洒,计有数千言。武帝击节称赏,叹为奇文。汉武帝询问治国良策,董仲舒把平生的学识,尽皆施展出来,将所学归为天人三策。“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后来,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发布了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
继此之后,汉武帝又于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封五年等,几次要求各地推举孝廉、贤良、方正、茂材。他下诏表示要将这些“非常之人”破格任为“将相”或出使远方国家。汉武帝除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外,还准许有才华的人写自荐书论政治得失。凡有才华的人,汉武帝按其才能大小授予官职。这样一来,人才一下子都涌现了,不光是推荐的人才,而且“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眩鬻者以千数。”
正是这样的非常选才制度,使许多有真才实学的人得以脱颖而出。吴人朱买臣,性好读书,40多岁还是一个落魄儒生,家庭贫穷,砍柴为生。妻子不堪忍受贫穷,弃他而去。朱买臣上书自荐,又经同乡庄助引见,武帝予以召见,面询学术。朱买臣言《春秋》、说《楚辞》正合武帝意旨,遂拜朱买臣为中大夫。朱买臣就这样由贫农一跃而成为官员。后来,朱买臣又献策征平当时的闽越国,武帝听了他讨伐计划很高兴,便令他为会稽太守。朱买臣果然击破东越,汉武帝就升他为主爵都尉,列为九卿。另一位大臣主父偃同样出身贫寒,长期怀才不遇,游历齐、燕、赵、中山诸地,但不为各诸侯所用。元朔元年(前128年)他来到长安,直接向汉武帝上书九条,有八条谈及律令,一条谈及讨伐匈奴之事。主父偃所谈之事,正是汉武帝关心的事,汉武帝看了上书,立即召见,一席谈二人十分投机,遂拜为郎中。主父偃的同乡严安,也上书言政,武帝也亲自召见,并夸奖说:“相见恨晚了!”也授予郎中官职。主父偃连续为汉武帝献策,都得到了汉武帝的赞赏,他的官职也一升再升,由郎中而中大夫,一年内连升四级。成为汉武帝的重要谋臣,他的削弱诸侯权力的“推恩令”创意对巩固皇权具有重要意义。
汉武帝不仅善于发现人才,更知人善任。客观地说,通过推荐、自荐选上来的人才,不免鱼龙混杂,未必都是人才,只能说是疑似人才,很有名不副实者。再说有的是孝廉,有的是文学,有的是贤良,才情不一,适合干什么也要考察。经一段时间考察,最后根据其所长,分别任用。比如司马相如是著名的文学家,汉武帝用其所长,在建元年间从四川把他请到京城做郎官,从事审核和润色政府重要文告的工作。建元六年又让他以天子使节的名义,出使西南夷,抚慰那里的少数民族。唐蒙、庄助有外交才能,谋略过人,汉武帝就让他俩出使夜郎和东瓯,他们二人不负王命,终于在建元时期降服了夜郎和东瓯。而东方朔“不根持论,好诙谐,以俳优畜之,虽数赏赐,终不任以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