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普利策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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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普利策于1937年4月10日出生在匈牙利边塞城镇马科的一个小康之家。父亲菲利普是匈籍犹太人，母亲路易斯·伯杰为奥籍日耳曼人。1853年全家迁往布达佩斯，在那里小普利策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

1868年，是普利策命运重要转折的一年。他被圣路易斯图书馆结识的德文报纸《西方邮报》的老板卡尔·舒尔茨聘为该报记者。

普利策很崇敬《纽约论坛报》主编霍斯勒·格里利和他的社会改革思想。1872年格里利竞选总统，普利策和《西方邮报》的业主舒尔茨一起，在密苏里州德语地区到处为格里利做竞选演说。但这次选举以格里利失败而告终。普利策利用选举后《西方邮报》股东人心涣散之际，以低价购买了该报的部分股票，之后以3万美元高价出售，转手间赚了一大笔钱。1874年，他又以同样手法买下破了产的《密苏里国家报》，稍加修改后卖给了《环球日报》，从中又获利2万多美元。

创办于1864年的《圣路易斯电讯报》在前几任老板控制下连年亏本，被迫宣告破产，进行拍卖。普利策以2500美元的价格购得《电讯报》，31岁的普利策至此才算有了自己的报纸。在把《电讯报》抓在手中的同时，他对当地报业市场做了精细调查。他发现当地另一家竞争对手《邮报》也处于困难之中。经与《邮报》老板商议，以对等的条件，实现了《电讯报》和《邮报》的合并，改为晚刊《邮讯报》。将近一年后，普利策又购买了原《邮报》老板的股份，成为《邮讯报》的独资者。

雄心勃勃的普利策为打开合并后的局面，首先打出了“超党派”的“独立”的旗帜。他在《邮讯报》创刊时宣布：《邮讯报》将不为政党，而为人民服务，不是共和党的而是真理的喉舌，不支持“行政当局”，而对它进行批评；反对所有的欺诈和骗局，不管它们发生于何处，属于何种性质；提倡原则与理想，而不提倡偏见与党派性。在办报的具体实践方面，普利策的《邮讯报》一开始就进行各种“社会运动”，致力于“医治各种弊端”，诸如无赖政客、有钱的偷税者、受警察保护的赌博集团和营私舞弊的公用事业等成为其主要抨击对象。普利策这些做法固然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他多年来渴望改革不平等社会现状的夙愿；另一方面，主要是为了扩大报纸销量，获得更大的利润。正因为如此，普利策同当时的一般资产阶级报人一样，常常乞求于“煽情主义”的新闻报道手段，招徕读者。

《邮讯报》迅速取得进展。与它竞争的《明星报》倒闭后，《邮讯报》有一段时间成为圣路易斯城惟一的英文晚报。到1879年底，其发行量达到4984份。广告收入也相当可观，普利策把版面扩大1倍，改成8版。普利策精力充沛，工作热情，深入编辑室，充分发挥雇员的能力、特长，并且在他的职工中不断扩大分配所得利润。这些措施激发了员工的干劲，《邮讯报》也越来越吸引读者，1881年3月发行量上升到1.2万份，在以后18个月中又猛增到2.23万份，1881年盈利即达8.5万美元。《邮讯报》的声望日益提高，足以与当地有影响的实力雄厚的《密苏里共和党人报》和《环球民主党人报》等日报相抗衡。

1883年，《纽约世界报》标价50万美元寻求买主，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普利策最后以34.6万美元的价格将其买下。交接手续完成后，普利策即投入《世界报》的改造工作。编辑部暂时仍租用原《世界报》大楼，但普利策却要使《世界报》以新的光彩呈现在世人眼前。他在发刊词里宣称：《世界报》从即日起，要置于与过去完全不同的经营管理之下。《世界报》将以新的宗旨、方针、信息和兴趣面向其读者。普利策不是一个革命家，并不赞成社会主义，但从开始办报起，一直热衷于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改革。《世界报》揭示穷苦者的恶劣的居住环境，列举出婴儿死亡的统计数字，报道很多人过圣诞节没有面包，提到破旧的卫生设施无人检查和修理。

《世界报》的发刊词和社论宣布的“十大纲领”引起了人们对该报的注意和尊敬。该报也在社论和新闻中不断揭露贪污，攻击不正当的财富，发动社会运动改革社会弊端，但是《世界报》在转入普利策之手后迅速打开局面，更重要原因还是他在《邮讯报》已经采用过的方法，大量刊登耸人听闻的刺激性报道。

法国《费加罗报》主编威尔梅桑曾说，报纸“每天要把一块石头投入池塘”。普利策也信奉同样的办报哲学。他说，报纸要发表独家新闻。“在我看来，如果报纸只依靠现成的随手拈来的消息，是不会成功的。我们的报纸每天至少要有一条独特的新闻，每一期都要有一条爆炸性新闻。要提前准备，不要守株待兔。”

普利策意识到自己喜爱有声有色的故事和新闻，难免会助长他的记者、编辑们添油加醋的作风，因而他常常提醒工作人员要尊重事实。在他的命令下，城市版编辑室的墙上贴着大标语：“精确，精确，再精确,如果一个记者说1万人参加了集会，实际上只有5000人到会，说一场大火损失了20万美元，实际数字却是7.5万美元，这个记者就会受到斥责和罚款。

《世界报》的销量不断上升。3个月后，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两倍，达到3.9万份。1887年初，销售超过25万份。同年，《世界报》以250万美元，在法兰克福街海德公园旁，盖了当时纽约最高最引人注目的大楼，供《世界报》晨刊、晚刊和星期日刊办公所用。在这座镀金圆屋顶大楼里，安装了最新式的印刷机器。这一年该报已拥有职工1300人。1893年《世界报》资产为1000万美元。它已成为巨大的资本主义企业。

《世界报》的篇幅不断扩大。该报原为对开8版，后增至12版以及16版，报价仍维持2美分。这是由于广告收入增加的缘故，可以用广告费补贴成本。《世界报》星期日版初为20版，后增至40版，出版10周年纪念号为100版，25周年纪念号为200版，开美国报纸巨大篇幅之先河。

从业人员在《世界报》工作是颇不容易的。普利策对他们很苛求。他要求他们忠心耿耿为《世界报》服务，而且出色地完成任务。如果有谁违反他的意志，他就会调动其工作，甚至将其解雇。但普利策也时时不忘“犒劳”其部下。他付给他的雇员的工资差不多是纽约报界最高的。为他出谋划策的《世界报》主要工作人员的收入极其丰厚。对《世界报》做出任何贡献的人，普利策一律发给奖金，有时还提高工资。他为在《世界报》上发表的好新闻、标题、社论，标出了奖赏的金额。此外，他还建立了《世界报》建房与贷款协会，帮助他的雇员购买住房；买下半个霍布肯公园作为《世界报》雇员们及其家属的游乐场地。

普利策在接办《世界报》后，不单是对雇员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自己也经常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之中。他亲自过问各种事情，在编辑部里，他不断同编辑、记者研究新闻报道、版面安排及社论撰写。过度的劳累使他的健康迅速恶化。视力衰退以致最后双目失明，外加极度神经衰弱，经受不起一点轻微的声音，否则就会刺激得头痛难忍。从1890年后，他名义上宣布了“退休”。但是，“身病而心不闲”，有着顽强的事业心的普利策是不肯真正放下《世界报》的。事实上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保持着对《世界报》的控制与指挥。他不断地在海上旅行，几名有才干的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给他朗读新闻电讯及书刊上重要内容，每天向他介绍全世界发生的各种事情。据统计，在他失明的21年中，他的秘书光书籍一项，每年要向他念近100本。他尤其喜爱传记文学，“读”了很多拿破仑的传记。他最中意的书籍是麦克利的《论说文》，其中的精彩段落，他让人多次朗读，最后他能流利地把它们背诵出来。他和他的秘书们谈论他想到的一切题目。他常常从他的豪华的“自由号”游艇里，口授各种指示、命令，让千里之外的《世界报》按照他的意志经营和出版。

普利策于1911年10月30日病逝在“自由号”游艇上，享年6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