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本事就用谁
有一次,唐太宗要给功臣们封官赐爵。他让人宣读事先写好的名单,并且说:
“有不合适的,请提出来吧。”
唐太宗的叔父李神通打了许多仗,他一直认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可一听名单上把自己排在后面,就不服气地大声说:
“当初,我首先起兵响应您,东征西杀。可您怎么把我排在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后面了?他们有什么功劳?不过就是舞文弄墨,要不就写写划划嘛!”
唐太宗笑了,说:
“叔父虽然首先举兵起义,可您忘了?您后来还打了两次大败仗。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出主意,定计策,帮我取得天下,论功劳,应当排在您的前面。您虽然是我的至亲,我可不能以私情加重对您的封赏啊!”
大臣房玄龄说:
“秦王府里的旧人,都是皇上的老部下了,那些没升官的,不免有些怨言。”
唐太宗说:
“设立官职,为的是选拔有才能的人,替百姓办事。不能以新旧分先后。新人有才干的,就要升官;旧人没有才干的,当然不能提拔。要不然,国家的事情怎么能办得好呢?”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年轻时候的好朋友,又是他的大舅子(皇后长孙氏的哥哥),有才干又有大功,唐太宗就任命他作了宰相。长孙皇后知道了,怕别人说闲话,对唐太宗说:
“我作了皇后,已经够出风头的了,你就别让我哥哥当那么大的官,免得……”
“不。我任用你哥哥,是因为他有宰相的才干,不是因为他是我的亲戚。”唐太宗坚持让长孙无忌当了宰相。
唐太宗这几件事办得好。他用人,就用有才干品德好的,不管那人跟自己个人的关系怎么样。
虚心纳谏
古代人把皇帝能听进不同意见,按正确的意见办事,叫做“纳谏”(纳是接受的意思,谏是规劝的意思)。唐太宗是我国古代帝王中最能纳谏的一个。
有个叫元律师的官员犯了法,唐太宗一气之下,决定处死他。大臣孙伏伽不同意,反对说:
“元律师固然有罪,可按照法律不能定为死罪。您的处罚太重了,应当改一改。”
唐太宗想了一下,说:
“你说得对,要不,我就错杀了人啊!”
他立刻改变了原来的决定,还下令把一座花园赏给孙伏伽。可又有一个大臣不同意了,说:
“那座花园值一百万钱,这种赏赐太重了吧?”
唐太宗摇摇头说:
“孙伏伽敢直接指出我的过错,我就要重重地赏他,好让大家都能像他这样直言规劝我呀!”
唐太宗这方面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他和魏征之间的事更有意思,大家往下看魏征的故事就知道了。
有一年,益州(在现在四川省)的地方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说当地的僚人(一支少数民族)起来叛乱,还抢了东西,请求中央发兵镇压。
唐太宗看了奏折,立刻给益州的地方官下了一道命令,说:
“僚人祖祖辈辈居住在深山里,吃的穿的都很差,有时候出来抢些东西,已经成了习惯了。这不能算叛乱。地方官只要公平对待他们,就能把事情平息下来,不出大乱子。万万不可动枪动刀,发兵去杀害他们。他们也是我的百姓啊!”
唐太宗坚决反对派兵去打僚人,避免了一场内战。他在位期间,能平等地对待少数民族。国内各民族相处得很好,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五条经验
唐太宗一共当了二十三年皇帝,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成功。唐朝社会安定,经济文化都有很大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许多外国人都来到唐朝,学习我国先进的文化。唐太宗的年号叫贞观,后来的人就把唐太宗时期繁荣昌盛的局面叫“贞观之治”。
有一次,唐太宗问几个大臣:
“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可比古人成绩大。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请你们大胆地说,说错了也不要紧。”
于是,大臣们说开了。有的说是唐太宗威望高,有的说是唐太宗本事大,说了半天,都是说唐太宗的好话。唐太宗听了,很不以为然,说:
“你们说得不对。我成功的原因有五条。第一,过去的皇帝常常妒忌有才能的人。我不这样,我见了谁有才能就高兴,好像就是我自己的才能似的。第二,我用人主要是用他的长处,避免他的短处,不要求一个人样样都行。第三,我不像有的皇帝那样,对有功的人就喜欢得抱在怀里,对犯了错误的人就讨厌得要推到沟里去。我是尊重有功的人,也原谅犯错的人。”
大臣们听了,一个劲儿地点头,觉得皇上说得透。只听唐太宗继续说下去:
“第四,过去有的皇帝,忌恨敢说直话的大臣,随便杀害他们。我从来不这样,对说直话的人一向是奖励的。最后一条,过去的皇帝差不多都只重视汉族人,轻视别族的人。我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不是汉族,我同等对待,所以好些外族都来投靠我。”
那几个大臣都听呆了。唐太宗大笑起来:
“有了这五条,我才有今天的成功啊!”
唐太宗说的这五条,就是在今天,也还很有价值。他不愧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
唐太宗登基后,因为开国不久,整个朝廷的结构都在建设与调整之中。那么把手下的有才之人分别放在什么位置上才能够成为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的组织结构呢?
房玄龄处理国事总是孜孜不倦,知道了就没有不办的,于是太宗任用房玄龄为中书令。中书令的职责是:掌管国家的军令、政令,阐明帝事,调和天人。入宫禀告皇帝,出宫侍奉皇帝,管理万邦,处理百事,辅佐天子而执大政,这正适合房玄龄“孜孜不倦”的特性。
魏征常把谏诤之事放在心中,耻于国君赶不上荛舜,于是唐太宗任用魏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像魏征这样敢于直谏的人是再合适不过了。
李靖文才武略兼备,出去能带兵,入朝能为相,太宗就任用李靖为刑部尚书兼检校中书令。刑部尚书的职责是:掌管全国刑法和徒隶、勾覆、关禁的政令,这些都正适合李靖才能的发挥。
房玄龄、魏征、李靖共同主持朝政,取长补短,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共同构建起大唐的上层组织。
除此之外,唐太宗还把房玄龄和杜如晦合理地搭配起来。李世民在房玄龄研究安邦安国时,发现房玄龄能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来。但是,房玄龄却对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不善于整理。他的许多精辟见解,很难决定颁布哪一条。而杜如晦,虽不善于想事,但却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什么事经他一审视,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律令提到唐太宗面前。于是他们俩搭配起来,密切合作,组成合力,辅佐自己,从而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房(玄龄)谋杜(如晦)断”的人才结构。
唐太宗的“房谋杜断”的用人搭配体系是非常高明的。用人不仅表现在人的量的多少,而且还在于其人才的合理搭配,质量则既取决于其规模,又取决于结构合理,并且后者更高于前者。在一个众多人才的群体中,不仅要有个体的优势,更需要有最佳的群体结构。“全才”是极少有的,“偏才”是绝大多数,但“偏才”组合得好,就可以构成更大的“全才”。优秀的管理者不苛求全才,他们尽力去做的是将一个有效的人才群体,通过合理的结构组合,让它迸发出新的巨大的集体力量。
管理者的任务在于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把每个人的长处作为共同绩效的建筑材料来建成组织的大厦,这几乎是人之常识。试想一下,哪个企业的绩效不是各个成员发挥各自的长处共同做出来的?因此,管理者在用人的时候,要首先把着眼点放在人的长处上,弄清这个人有什么长处,如何用他的长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我成功的原因只有五条:……第二,一个人做事,不能样样都会,我用人总是用他的长处,避免用他的短处”。
清代学者魏源曾说:“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作为管理者首先要知道每个干部的长处和短处,并且识长中之短,短中之长,这样才能做到知人善任。要知人之长和短,一是用辩证的观点看人。要看到人的长与短是相互储存、相互渗透的,同时又是相对社会需要而言的。如果一位下属适应自己从事的工作,并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为社会所承认,那么便是发挥了“长”处。反之,长期激发不起工作热情,表现平平庸庸,那么可以说他的“短”处抑制或掩盖了他的长处;二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人。古人云: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领导者识人之长短,还应看到,每个人的“长”与“短”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不仅发展变化,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两者还互相转化。清代一位诗人说过:“骏马能历险,犁田莫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这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可用之才,只看是否用得适当,是否用其所长,扬其所长。
人无完人,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即使是我们常说的“全才”,那也是相对的。任何人才作用的发挥,离不开人才群体的整体效能。人才不是孤立的,因此,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是发挥每一个人才应有作用的关键。优秀的管理者不仅要看到单个人才的能力和作用,更重要的是要组织一个结构合理的人才群体,要将不同类型的人才进行合理的搭配,并把他们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互补互足,相互启发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协作,通过这样合理的组织结构来弥补人才的不足,以求达到人才的最佳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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