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时代如何展现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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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呈现出现了分裂态势,技术理性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文关怀逐渐式微,由此衍生出大众放弃思考、躲避崇高、拒绝时间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解决此问题的前提就在于从人类文化实践的整体性视野出发,达成科学与人文的和谐统一、互相支撑、共谋发展,同时也要重建大众生活的精神家园。下面是我带来的科技时代如何展现人文关怀，希望对你有帮助。

　　技术作为人类进步的外在标志，通常所指的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改造自然的方法、技能和手段的总和。而这里所讲的技术时代，则主要是指自近代启蒙运动以来开启的以科学理性精神为主导的、以资本与市场为表现方式的社会发展时代。在今天，科学与技术构成的这束“普照光”照耀着人类的日常生活，并且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不仅仅意味着技术广泛渗透于我们的物质世界，而且更是意味着技术成为一种难以察觉的社会意识形态，开始深度地干预并塑造着人类的文化生活。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说，技术时代是人类的转折时期，其重要特征是科技成为决定的力量。

　　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社会转型发展阶段，人们往往对科学技术寄托了太多的期望，因而就很容易进入一个技术统治的时代，这一点已经被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所印证。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中也同样普遍重视科学技术，而人文学术、文化在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当中，往往不知不觉被淡化和边缘化。“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口号典型体现了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功利态度。而一旦文化成为一个被边缘化的配角，我们社会发展的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被颠倒了。

　　因此，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自觉审视技术给我们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影响。一个社会的真正发展，离不开文化的重要作用，因为文化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竭的前进动力，文化是人的精神家园。当人们的日常生活充斥诸多矛盾、普遍存在各种严重问题时，重建人能够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就显得格外重要。

　　近代文明演进与理性精神

　　自资本主义文明登上历史舞台，人类社会就进入了技术理性的发展时代。欧洲的文艺复兴伊始，资本主义从萌芽中开始成长。资本主义文明来到世间，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技术的进步与科学的发展。但资本由于其追求利润的天然特性，有其背离人们良好意愿的倾向，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马克思同时也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肯定了资本的“文明作用”。即马克思是用辩证的历史态度来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它把全世界各个民族都拖入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因此“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由此可见，技术的极大推动力是与资本、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理性是使技术彰显其现实力量的助推器。技术在人类社会生活大放异彩的背后，其实是理性精神的胜利。从近代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理性成了人类近代以来的文化最强音。无论是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还是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以及康德所言“人为自然界立法”，从这些哲学家的名言中我们可以感受出人类理性有多么的自信。从文化哲学视角审视，我们可以将西方近代以来人类理性的演化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7世纪的“理性启蒙”。通常我们把17世纪看作是理性启蒙的世纪。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觉醒，理性开始从宗教神学的蒙昧当中走出来，人的价值得以彰显。如薄伽丘的《十日谈》主旨就是让人从宗教神学的光环中走出来。“把人所拥有的还给人”——这是近代文艺复兴的核心口号。而人从神的光环中走出来，人的世俗生活世界从此得到充分肯定。在17世纪，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繁荣和向机器化生产的过渡，促使技术科学和数学急速发展;在思想文化界，也涌现出了很多启蒙思想家如培根、洛克、笛卡尔、霍布斯、伽利略等。笛卡尔哲学把人的理性置于至高无上的位置，认为“思”是判定“在”之合理性的前提，强调“真理”问题只有置入主体思维的“内在性”之中，并去接受“我思”的检验和审判，才有资格去指导人的现实社会生活。

　　18世纪的“理性独立”。18世纪是理性独立的世纪，理性作为一种“光明的力量”在人的社会生活中被普遍予以接受，并与宗教神学的“蒙昧的力量”划清了界限。理直气壮地去彰显人类主体精神的力量，勇敢、独立、自由地运用理性去面对世界，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这就是18世纪主流文化诉求。借助于资本的全球扩张，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将“理性”这一表达资本主义的'新世界观和价值观向全世界进行不遗余力地推广。18世纪的标志性文化事件就是哲学家狄德罗主编了《百科全书》，此书是西方第一部系统的大百科全书，概括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精神，系统阐释了理性对世界的全面性意义。狄德罗因此成为法国著名百科全书派的代表人物。在百科全书派的旗帜下，聚集了达朗贝尔、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孔多塞、霍尔巴赫等一系列闪光的名字。18世纪的法国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化的中心。

　　19世纪的“理性崇拜”。经过18世纪的全面理性启蒙，在19世纪理性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所有自然科学如数、理、化、生、地、天等基本学科完成了分化，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运用日臻成熟，成了可以面对一切的解剖刀。恩格斯就曾经感慨地说19世纪是建立体系的世纪，认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是动不动就要建立体系的。谁不建立体系，仿佛谁就不配生活在19世纪。我们可以用三本书来代表19世纪的文化精神：1812年黑格尔的《逻辑学》发表;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这三本书的象征意义在于用理性揭示了人的思维、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黑格尔的《逻辑学》试图用理性来解释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整部《逻辑学》讲的就是思维规律，他用理性建构了他的思维大厦;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用理性的“解剖刀”破解了人类自然生活世界的发展规律。它的跨时代意义就在于把整个宇宙、自然的进化，包括人的进化都试图用一种理性的逻辑去揭示;马克思的《资本论》则用理性剖析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总之在19世纪，理性成为可以解剖世界各个层面的“解剖刀”，“理性至上、人性至善”可以说是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坚信不疑的价值理念。

　　20世纪的“理性反思”。20世纪是人类理性发展的拐点，我们称之为理性反思的世纪。为什么要反思理性?因为20世纪的发展出了问题。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简直让我们刻骨铭心——在人类理性的一路凯歌中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样的灾难?世界大战颠覆了人类的古典理想，面对残酷的生活现实人类开始反思：理性是至上的吗?人性是至善的吗?1945年8月6日，20世纪的杰出科学家爱因斯坦得知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的消息，作为推动美国开始原子弹研究的第一人，爱因斯坦在极度震惊之余，不无遗憾地说：“我现在最大的感想就是后悔，后悔当初不该给罗斯福总统写那封信。……我当时是想把原子弹这一罪恶的杀人工具从疯子希特勒手里抢过来。想不到现在又将它送到另一个疯子手里。”爱因斯坦还曾讲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通往人类战争毁灭的道路，是由我们这个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亲手铺就的。”晚年的爱因斯坦更像一个哲学家，他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反思着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据有关资料统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全球有近90%的科学家直接、间接地从事着和军事有关的研究工作。人类最先进的理性和技术恰恰成为人类濒临毁灭的最危险因素。缘于此，20世纪的人文学者开始对“理性”进行自觉地反思，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等。哲学家尼采则在《快乐的科学》中宣称“上帝死了”——代表古典理性精神的那个理性死掉了。在文学领域，加缪的《局外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萨特的《恶心》等作品，也从不同侧面表达出了对理性的反思、对人性的拷问。

　　技术时代的文化问题

　　技术一方面提高了生产力，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技术与人文生活之间的日益分裂。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科学与人文尚未明显分化因而是能够融洽共存的，譬如中国古代的周王官学就明确要求学生掌握六种基本才能即“六艺”，——礼、乐、御、射、书、数。这其中的“御”“射”就是一种技术要求。古时候人被要求“全面发展”，既要懂礼，又要懂乐，还要懂得射箭、赶车、书法、数学等知识。古希腊，数学、几何学是被归为人文学科领域的。由此可见自然科学与人文原本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之树统一的整体。这个大树上既有科学，又有技术以及人文。要从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实际需要去开发人的潜质，塑造人格。这就为古代人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物质前提，每个人能够学习到各种技能，以适应有机的社会生活。唯如此古希腊才涌现出亚里士多德这样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整个学科也越分越细，造就了一大批“专家”。专家大都专精于某一特殊领域的知识，而不是全面发展的通才。这也许就是人类分工的“二律背反”：一方面，分工提高了生产力，生产出了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产品，体现着社会的发展程度;但另一方面，分工却又将人束缚在某个固定的职位上，无暇顾及其他，久而久之导致了人的片面性发展。而且，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开始了越来越分裂的态势，自然科学越来越专业化，技术理性主宰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关怀让位于商业利润以及人的各种欲望追求。

　　当工业技术文明处在上升的时期，人类欢呼雀跃、憧憬着理性与技术能让人类渐入佳境、过上美好生活。但冷静思考我们会看到，人类理性在今天的滥觞也的确产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有人曾统计，20世纪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远高于20世纪死于战争的人数。技术这把双刃剑并不是包治社会百病的良药，科学技术不能包打天下。因为科学精神、技术理性只能解决日常生活中的有限问题，而人类生活中的更多问题如精神与社会问题科学常常是无能为力的。

　　人是一种二重性存在，我们每个人既有肉体，也有心灵。人既需要人文，也需要技术科学。英国著名科学家斯诺曾经在《两种文化》中描述了在大学里理工科学者与人文学者相互轻视的状况，指出双方在20世纪的西方社会已达到相互不理解，甚至相互厌恶的境界。斯诺认为“人文”和“技术”在近代以来的分化和难以沟通，这是有效解决世界问题与矛盾的最大障碍。诚然，技术和人文对应于不同的需求层次。自然科学从总体来讲，就是满足人的肉体和生理需要的学问;而人文学科是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需要的学科，其表达的是人的方向性、目的性关怀，是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追求。

　　人的肉体需要满足，心灵也需要满足。我们发展科学技术就是为了让人们更好地生活，但是它不能解决人的心理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就曾强调了人文和科学之间的相辅相成性，认为“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瞎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瘸子”。其实宗教的力量就是人文的力量，这也就表明科学一定要有方向，科学发展的方向性和目的性是通过人文来确定和实现的。强调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为的划分，而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所以哲学家海德格尔主张要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找回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性，因为生活世界是人文和科学相互统一的世界。

　　对于科学和人文的融合问题，我们从人类古代的教育模式和理念中或许能找到借鉴和启示。在古代，科技和人文还没有分开，但到了近代，二者的分化却衍生出了很多社会问题。当技术无孔不入侵入大众日常生活的时候，重返古代的科学人文融合模式就越来越难了。我们的社会现在是越来越世俗化了，注重当下、崇尚实用，这不啻是整个社会的世俗景观。世俗化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当金钱至上的观念盛行，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社会就难免步入普遍平庸的时代，这就难以重新找回有机的社会发展模式，技术与人文之间的融合就会愈加困难。

　　生活实践的人文关怀

　　加强人文关怀、重建人文精神已成了我们今天社会发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课题。什么是人文精神?简单说来是一种为了人、关注人、理解人、把人当成人的思想情怀，倡导人文精神就是要求我们要在目的层面关心人的发展。今天的中国社会提出要“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就是把人当成人，而不要把人当成物，当成手段和工具。但在现今中国的市场经济生活实践当中，我们常常看到人与人关系的扭曲——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利用的交往关系，常常将他人视为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与手段。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人文精神、人文关怀是非常需要着力加强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了对人的尊严、价值和命运的关切。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但是人文精神不变。有人把人文精神具体解读为人本、个人、自由，认为这是人文精神的三块基石，我比较赞同。“人本”就是以人为本、人是目的;“个人”强调的是个人的价值，因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是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关乎人类精神超越性的表征。

　　重建全社会的人文关怀，其根本点在于明确社会发展的目的性指向，赋予社会发展以恒常的价值与意义，以确保社会发展的全面性与可持续性。基于这一价值诉求来审视我们当今的生活实践，我认为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是放弃思考。在全球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实践背景下，大众文化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主要消费形式。在文化产业化的大潮中，大众文化产品被大批量、同一化的生产出来。但我们知道，大众文化产品往往是一种诉诸感性娱乐的、无深度的、平面化的消费形式，大众如果一味沉湎于对这类精神产品的狂热追求，必然淡化高雅的、严肃的、批判性文化的发展。由此造成的结果就是人们放弃思考，回避灵魂深处的真实渴求，人生的意义追寻也势必被冲淡了。

　　第二是躲避崇高。曾经，老百姓对充斥于社会的各种虚假崇高表现出了明显的拒斥。但问题在于，当虚假的崇高被消解之后，我们是否要严肃的追问：我们的社会还需不需要真实的崇高?可惜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足够重视。大众的感性狂欢遮蔽了崇高的光辉，尤其在当代中国，信任、信仰的危机日益严重，“崇高”越来越遥不可及。老人在路上跌倒，无人敢扶。面对诸多社会不公人们不敢仗义执言，“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利己主义大行其道。什么是社会正义?什么是社会道义?在信任危机的环境下，这些道德观念经不住世俗、现实的考验，无人敢做好事，无人愿意崇高。这样，崇高的信念就渐渐被人们回避甚至淡忘了。

　　第三是拒绝时间。时下，快节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的常态。似乎每个人都很忙，但绝大多数人却不知自己在忙什么，忙得没有方向感。改革开放，中国用了短短30年走完了西方150年的发展道路，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是，我们发现“快”的背后出现很多问题：快常常不好——假冒伪劣、粗制滥造、虚假浮夸充斥社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快节奏的活，在快节奏中我们变得浮躁，心灵失去了宁静。古印第安人有句谚语说得很好：“别走太快，等一等灵魂。”这一谚语发人深省：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忙，但是忙的有精神关怀有目的追求吗?我国著名的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 写的《流云小诗》中有一句话：“白云在天空飘荡，人群在都会中匆忙。”这句诗形象地折射了我们今天的现代化场景。的确，我们都在脚踏实地，但是我们有时间仰望星空吗?也许这就是今天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每个人在无方向的、拒绝时间的忙，即使是人与人之间也常常是压缩时间的、功利化的交往，结果是人际关系变得日趋紧张和陌生。

　　大众日常生活中的这三个问题，从一个侧面折射了科学与人文的分化导致的个人生活的碎片化、实用化。由于人文关怀的缺失和物质享受欲的泛滥，进一步衍生出了生态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市场经济把欲望刺激得太强烈了，我们过多的关注物质的占有和量的扩张，而忽略了内心的平衡，忽略了生活品质的提升。在追寻物质的过程中，反而失去了人性当中最为珍贵的东西。因此，要走出放弃思考、躲避崇高、拒绝时间的误区，就需要使技术与人文达到真正的统一，合理控制引导个人的欲望，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现代人精神家园的重建

　　人是一种目的性存在，人类不堪忍受无根的生活，总需要在纷繁陈杂的经验世界寻找一个生活的理由，即为人生安身立命。重建技术与人文的统一，就是让我们的心灵重新找回心灵的充实和安宁。诚然，幸福作为一种身心和谐的感受，当然是和物质满足有一定关系。人不能画饼充饥，但是我们却不能把物质享受看成是生活的唯一目的。英国有一句民谚：“吃饭是为了活着，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我们不能把手段和目的颠倒了。而要实现心灵的充实与宁静，就需要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第一是重建我们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简单说来就是人们在公共空间里所形成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共同生活。现代化拓展了人们的交往时空，这要求人们在公共活动中必须遵循一些简单的、起码的行为准则。环顾当下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人们交往中公私空间不分的现象十分普遍，私人空间也是公共空间，公共空间也是私人空间。好多人到了公共场所不知道遵守公共规则，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这是与我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要求相悖的。所以，一个人要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和教育，就是要公私分明，尤其是到了公共场合，要遵守公共规则，讲求公德规范。

　　第二是要培养阳光心态。阳光心态是一种积极、达观、向上、进取的心智模式。今天面对激烈的社会竞争、不同文化间的冲突以及各种物质的诱惑，这些无时无刻不在扰动我们的心灵，现代社会快节奏所造成的压力使得我们的幸福感在下降。善于进行积极正面的心理暗示，增强人生的励志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我觉得阳光心态就是要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人生，特别是面对生活中的困难和挫折。如果心理太脆弱，就不能坦然地适应这个社会。培育阳光心态也就是养成一颗平常心，做到宠辱不惊——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当面对鲜花和掌声的时候要能够头脑清晰，守住自我，泰然处之。

　　第三是要学会赞美他人，学会感恩。赞美与感恩，目的在于营造和谐温馨的人际关系。敢于赞美别人是心态健康的表现，一个特别自卑的人，往往最不敢赞美别人。感恩既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感恩现在是我们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但环顾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感恩意识越来越缺乏。而培育感恩意识，是一个人步入社会化的重要环节。因此，要做到心里有别人，要学会换位思考。感恩教育要从一点一滴做起。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量变引起质变，在潜移默化当中，我们要学会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换位思考。当你在社会上别人哪怕给你一丁点帮助，你都要对别人表达感谢，因为这是一个积累社会正能量的过程。

　　最后，就是要努力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是马克思当年所憧憬的理想，具体是指克服了人的异化状态、拥有健全自我意识、具有完整精神生活的人。现在的社会使人越来越专业化、碎片化，除了自己这个专业这点东西，其他不会了，不熟悉了。而一个完整的人应该善于展示自我、反思自我、更新自我、超越自我。尤其是在今天，我们呼唤完整的人应该是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着丰富关系的人，是在“天、地、人”之间建立起一种积极、稳定的联系，并充分展开着自己的生命表现形态的人，自我通过构建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的积极的、建设性的关系，真正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进而成为美好社会的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