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个回答 2012-10-09
1.因为中国的原始祖先,起源於黄河流域.不是长江流域.
2.经现有科学调查中原文化是在黄河,而长江是後期发展,才进行的.
在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的讨论中,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然后才传播到其它地区。这种一元论观点是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的传统观点;另一种观点则是苏秉琦倡导的“满天星斗”说。这种观点
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最初分别由不同地点起源,然后不断融合,逐渐形成统一的文明。长江流域文明的进程究竟怎样,它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形成总进程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的关系又是怎样呢?
一
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数不胜数,然而有关古代长江流域的记载却十分贫乏。加之由于历史的原因,当本世纪20年代以田野考古为标志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考古工作的重点一直集中在黄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许多新石器文化、青铜文化及其大型遗址,而长江流域的考古工作则起步较晚,没有什么大的发现。当黄河流域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已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的时候,长江流域基本上还处在寻找考古学文化的缺环和建立考古学年代分期标尺的阶段,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长江流域真如古代某些文献记载的那样,在古代是所谓的“荒蛮服地”,不可与发达的黄河流域同日而语。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长江流域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事实证明,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有自己悠久的古代文化。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基本上是同步发展的,大体处在同一发展水平上。
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元谋人、陨县人、和县人、马坝人、柳江人、资阳人等,分属于旧石器时代早、中、晚各期,几乎可以连成一完整的发展系列。而且,通过对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发现其有鲜明的地域特征,是和华北地区的旧石器文化有一定区别的自成一个系统的旧石器文化。
公元前9000—8000年前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同黄河流域均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有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甑皮岩βκ等、遗址内出土有制作粗糙火候很低的陶片、兽骨、打制与磨制的石器等,和黄河流域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βλ反映的情况一样、当时已使用磨制石器,掌握了制陶技术,但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人们依以生活的来源主要还是采集和狩猎,农业可能刚刚发明,在整个经济生活中还不占主要地位。
大约从公元前6000年前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均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中期阶段,与黄河流域的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后李文化相对应,长江流域出现了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等新石器中期文化。与早期相比,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稳定聚落的出现,水稻种植的普遍,成为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突出的特点。
约公元前5000—3000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阶段。在晚期阶段的前期,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半坡期)、北辛——大汶口文化(早期)βσ基本同时,长江流域有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等。考古材料表明,这时期生产规模较前扩大,农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的分工,生产品有了较多剩余,私有制已经出现,作为记事的刻符广泛采用,产生文明因素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可以说,这一阶段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进入了文明因素的蕴育时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阶段的后期,大溪文化发展为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发展为崧泽文化。这时期,手工业内部有新的分工,制玉和金属冶铸成为新兴的工业部门;社会财富急剧增加,开始出现贫富不均现象;遗址内涵和规模的悬殊,反映聚落出现分级趋势。总之,许多前此不见的新因素不断涌现,而有些因素本身就是新产生的文明因素。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大约距今6000至5000年,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文明因素开始出现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
二
文明因素的出现,自然可以看作是文明起源的开始。但文明起源的开始,并不等于文明的形成。长江流域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形成文明,开始进入文明阶段?和黄河流域一样,距今5000至4000年的中国铜石并用时代即龙山时代是学术界最为注目、观点也最为分歧的一个阶段。
这个时期,就长江流域来说,中游有屈家岭文化发展而来的石家河文化,下游即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良渚文化。以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与屈家岭文化、崧泽文化相比,出现了许多重要的新事物。首先,是设防城堡的出现。迄今所知,在石家河文化分布范围内已发现湖北天门石家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等多处,有的甚至可追溯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其数量虽不及黄河流域龙山诸文化中发现者多,但规模却不相上下。尤其是石家河古城,其面积竟达100万平方米,是黄河流域山东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最大的古城城子崖古城的五倍。第二,是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建造。1987年在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瑶山祭坛δλ,整体呈方形,外围边长约20米,面积为400平方米,里外三重,用红、黄、灰色土堆成,并有砾石砌铺的护坡,祭坛上埋有11座大墓。1987年在余杭反山东南大观山果园发现的祭坛更为壮观,东西长670米,南北宽约450米,总面积约30万平方米,是利用自然土岗加以修平补齐而成的土台,土台上还有三个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山和乌龟山的土台,是人工夯筑而成的。经发掘,大莫角山上发现了红烧土,显然土台上是建有房子的。第三,是玉器的大量使用。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均有玉器出土,而尤以良渚文化最为突出。良渚文化玉器有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管、珠、锥形坠饰等,多出在大中型墓中。根据中国《周礼》等古代典籍的记载,琮、璧是祭礼用的礼器,钺则是军权的象征。值得注意的是,琮上多雕刻有被称之为“神徽”的图象,有的具体,有的抽象。反山大墓出土的一件,分析起来,实际是头戴羽冠、四肢俱全的人神和环眼前视、张口露牙的兽面的结合,是能够勾通天地、交接人神的巫师骑在神兽上正在作法的写照。第四,是墓葬规模大小的悬殊。在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均发现有少量墓室规模长3米以上、宽2米以上、并有丰富的随葬品的较大型墓葬,它们和大量存在的墓室面积不足2平方米、随葬品十分贫乏甚至有随葬品的小型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良渚文化中大型墓专门集中葬在人工堆成的圆形土丘上和大型祭坛上的现象更是以前所没有出现过的。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距今5000年至4000年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如同黄河流域的龙山诸文化一样,均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墓葬规模大小的悬殊,表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阶级分化的加剧;设防城堡的出现,反映出部落之间矛盾的尖锐和战争的频仍;而大型的礼制性建筑的建造和玉器的大量使用则说明以礼制为重要内容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上层建筑正在形成。从文
明构成因素的角度考察,这时期它们已经有了不少可以称得上是文明的因素;从国家应有的特征角度考察,这时期以每个城堡和大型礼制性建筑为中心似乎就是一个社会单元、一个政治实体、一个雏型国家。不过这时期用于生产的工具主要仍是石器和骨器,青铜器虽然已经发明,但在社会生产中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这时期象征军权的玉钺、石钺已经存在,但专门青铜武器尚未出现,表明常备军尚未形成,而这些恰恰是国家的最主要的特征;这时期文字已经发明,但尚未成为社会普遍使用的交际工具,这至少表明当时的文明程度还比较低下。文明、国家、阶级社会,在我看来,是从不同角度对人类社会同一发展阶段所作的概括。不能设想,一个文明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和国家制度;也不能设想,已经存在阶级对立和国家制度的社会尚处在野蛮状态。全面衡量龙山时代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状况,我认为,它和黄河流域一样,正处在一个由野蛮到文明、由氏族制度向国家制度、由无阶级社会向阶级对立社会转变的过程当中。如果把它比喻作一个人,那么这时期,他的一条腿已经跨入门内,跨进了文明的门槛,他的另一条腿还在门外,刚刚离开野蛮的地坪。这就是说,从原始的野蛮状态到文明状态的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逐步实现的。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应该有一个过渡时期,而龙山时代正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因此,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虽然承认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已经具有许多文明的因素、文明社会的特征,但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进入了文明。本回答被提问者和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