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代文学为例，比较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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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文坛上出现的一个重要小说流派。虽然其鼎盛时期已经过去，但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依然延续着。本文以刘震云等几位“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为例，探讨了“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新写实 现实主义 存在主义 自然主义
　　
　　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道路坎坷而曲折。从它诞生之初就一直处于强大的政治权利的影响之下，因而带着一种病态，直到文革结束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文学才正式走上自由发展的道路，逐渐成熟。“新写实”小说就是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繁荣发展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股颇受人们重视的小说潮流。“新写实”小说产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型的重要时期，它的产生发展与整个时代背景的转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重大变革，社会各个方面包括意识形态都开始呈现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中个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特别是文化态度发生改变，同时开放的大门使原本被拒之门外的西方文学思潮大量涌入。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文学环境的改变不仅为“新写实”小说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更使“新写实”小说得以吸收众多文学思潮的养分，打上了多种文学思潮的烙印，因而也与传统现实主义产生区别。
　　毫无疑问，“新写实”小说仍然是属于现实主义小说流派的，它是传统现实主义的产儿，但在全新的文学环境下它又有着和它的母亲完全不同的特征，表现出自己的个性。
　　首先，在表现内容方面。传统现实主义在创作之前就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们构建了一个围绕创作的理念。对主人公们的塑造要求是“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中国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品对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创始人鲁迅开始，农民、知识分子就占据了文坛的绝大部分，并且在他们身上总是寄托着作者浓厚的主观感情，常常背负着思想启蒙的重任。这一文学规范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为严格。“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1］文革时期这一追求甚至极端地表现为“三突出”原则。新时期以后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才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出现了刘心武的“市井小说”、陆文夫的“小巷小说”等等。但直到在“新写实”小说中市民形象才真正占据文本的中心，他们平凡的生活真正成为表现的主要内容。主人公们不仅仅是平常无奇的小市民小人物们，更重要的特点是他们在作品中真正表现出一个普通人的状态。小市民们的原生态人生使凡俗和卑琐充斥了作品的每一个文字。而且“新写实”小说更多地是将视角投向那些生活的阴暗面。主人公们往往身份卑微，在别人的压制下过着千疮百孔的生活，几乎看不到他们的生活中存在一丝鲜亮的色彩。池莉的《烦恼人生》主人公印家厚是一个现代化钢板厂的操作工，标准的市民阶层，整部小说表现的都是他一系列零碎繁杂的生活琐事：房子狭小、夫妻纠纷、儿子入托、乘车拥挤、评奖不公、物价见涨等等。这些都是任何一个普通平民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新写实”小说的表现内容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集中塑造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的传奇经历不同，他们要呈现的仅仅是小市民阶级的灰色庸常人生。
　　其次，表现手法的不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总是有着曲折的情节，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结局等阶段分得明显。作家的设计往往颇费心思，营造出的是一个封闭性的空间。而“新写实”小说则采取的是“生活流”结构。所谓“生活流”结构就是指“中国新时期的小说创作在‘意识流’结构对情节结构、小说的叙事连贯性、因果性体例进行反叛的同时，还有一部分作家尝试以纪实的态度来还原生活本相为宗旨进行创作。这种小说在过渡与结构原则上似乎呈现出一种非人为性、非阐释性，让生活自然呈现，自然流淌的还原论取向”。［2］“新写实”作品以“生活流”为结构组织内容，多截取小市民世俗生活中的一个片断，结构是开放性的，情节是淡化的，没有什么悬念的设置和离奇的事件，很多都是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普通人的生活过程，很少使用倒叙、插叙等叙述方式和叙述结构。平淡无奇和真实可信是“新写实”小说中必不可少的要素。《烦恼人生》就是截取主人公从凌晨4点到深夜12点之间一天的生活和工作作为主要情节。虽然“新写实”小说表现的只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但“新写实”作家们正是用生活的紊乱无序、忙忙碌碌以及普通人周而复始的人生轨迹呈现出哲理的内涵。
　　另外，在叙述视角上“新写实”小说也与传统现实主义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传统现实主义中有一样东西是作家在创作之前必然会先确定的，并且在创作过程中始终摆在前面、放在第一位的那就是主题。很多作家视主题为灵魂，材料的选择组合、情节的设置安排、人物的设计塑造等等都是为主题服务的，采用“甩包袱”、“密针线”等方法使整部作品表现的现实生活呈现出强大的逻辑性。作品常常被赋予教育启蒙的功能，中国现代小说尤其是左翼文学出现之后文学的功利性问题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文学理论家们所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而“新写实”小说则完全放弃文学的功利性，体现不出明显的价值倾向，小说仅仅止于自身的故事状态，作品仅仅是把一个个偶然而平凡的生活现象组织联系起来，并不讲究其间是否有逻辑联系。主题是模糊乃至是被消解的，呈现出“隐匿式的缺席式的叙述”。作家们冷酷地看着笔下的小人物们苦苦挣扎在灰色的庸常人生中。《风景》是“新写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方方的代表作，其中就充满了对亲情人性中残酷面的描写，对人自私、丑陋、狠毒、残酷、低俗等等无情地揭露让人心惊。但作者却是冷眼旁观，在她的语言文字中搜寻不到明显的善或是恶的评判态度，有的只是生活的“真”。“新写实”作家们以纯粹的客观态度对生活的原生态进行文字上的还原再现，尽力保持生活的本色，并未对日常生活状态进行主观理性的梳理改造。他们所做的仅仅是叙述，而将从叙述内容中获得某些评判或主观选择的权力留给了读者，让读者在再创造过程中自主地获得。
　　总体来说，传统现实主义和“新写实”小说都以对现实的反映为最基本的特征。但传统现实主义对现实的客观摹写表现实际并不是对真实的直接反映。作家首先要确立的是反映事物之后的本质，再由本质出发来组织表现现象，是通过典型化的方式来承认世界表象后的本质，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方式。因而它的真实性就打了折扣，含有理性主观的成分，带有作者的理想色彩。“新写实”小说则仅仅是简单地把真实存在的生活拿来放到文本中，虽然我们确实能从中发现某些历史意识、哲学意识，但并不是作者事先构建并在创作时附在文本中的，而是本来就蕴含在表现内容中的，是表现内容的一部分，是文本再现的真实生活自身散发出来的，引起的是人们阅读后的自觉思考。
　　“新写实”小说的理论根须还是扎根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中的。对于“新写实”小说与传统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钟山》中曾有这样的描述：“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可划分归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3］“新写实”小说实际上体现出对传统现实主义的改变、否定和背叛，受现代主义影响表现出“解构”、“消解”、“反讽”等特征，成为一种介乎“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独特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