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儋州期间做了那些诗词？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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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淡远——谈苏轼被贬黄州后诗词思想风格变化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清新豪健、洒脱奔放，其词则一改唐五代以来儿女情长，离合悲愁的主题及柔媚纤巧的语言风格，以其宽阔的胸襟，雄大的才力，大大地开拓了词的题材、意境、风格与表现手法，开一代豪放之词风，“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婉转之度”（胡寅《题酒边词》），表现出全新的面貌。

苏轼一生，从政约四十年，基本上是在新旧党争的漩涡中坎凛起伏地度过的。但政治的挫折并没有减弱他旺盛的创作精力。元丰三年（1080），御史官员从他的诗文中搜索材料，牵强附会，说他讥讽皇帝、诋毁朝廷，把他逮捕，制造了一起“文字狱”，史称“乌台诗案”，次年被贬谪，“安置黄州”（今湖北黄冈）。此后，苏轼又几经沉浮，先后被贬于定州、知州、惠州、直至儋州（今海南省）。伴随着宦海沉浮，经历了多年人生挫辱的他，也清楚的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鄙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对世情冷暖的渐趋洞察，使得他在困苦的生活中，一直保持着开朗乐观的精神面貌，并且积极地进行创作。

初到黄州，苏轼即作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以轻松的口吻自我嘲解，但这只是其思想意识的表层的东西，作为遭受迫害的逐臣，忧谗畏讥战战兢兢的心态是最难以摆脱的，“示谕武昌一策，不劳营为，坐减半费，此真上策也。然某所虑，又恐好事君子，便加粉饰，云擅去安置所而居，于别路传闻京师，非细事也。虽复往来无常，然多言者何所不至。若大霈之后，思旨稍宽，或可图此。更希为深虑之，仍且密之为上。”（《与陈造书》）他那谨小慎微、惴惴不安的心情，完全流露于信的字里行间。但这种心态与苏轼独立不屈的性格必然要在思想上发生冲突，因此其必然要在思想上冲破现状，找寻新的精神支柱来进行自我调节。而佛老哲学“清净无为”、“万物齐一”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很好地解脱了他来自社会也来自个人的压抑，成为他思想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道、佛三种精神思想的融合，形成了他特有的豪迈、旷达和视险如夷的气魄。文如其人，苏轼的襟抱境界直接影响了他的艺术风格。“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在黄州期间，苏轼曾三游赤壁，写下了一词二赋的千古名篇。在《念奴姣•赤壁怀古》中作者面对图画一般雄奇壮丽的山川景物，不禁引人追怀历史往事，“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在三国赤壁古战场，苏轼观赏江山风景，怀念英雄业绩，感到自己的心情都为之振荡了。但望着滚滚东去的流水，作者建功立业的报复也付之流水，不禁黯然伤神，发出“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感慨。整首词内容矛盾复杂，感情内涵十分丰富，既有对祖国壮丽河山的热情礼赞，对树功建业的英雄人物的忠心倾慕；又有人生如梦的消沉感喟，在上下几千年，绵亘数千里的宏大境界上，在浩渺的时空框架中发出功名虚幻的感叹，把人生挫折的懊恼引向高远之处。然而，整首词的基调是积极的，追求理想的精神胜过了消极思想，虽然自然平淡，缺乏激烈抗争的力量，却也反映了苏轼不甘沉沦的高傲性格。作者此时仍抱有积极入世的勇气和信心，“愿为穿云鹘，莫做将雏鸭。”（《歧亭五首》之五）但也因环境的变化而发出人生空漠、无所寄托的感慨，“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前赤壁赋》）在《前赤壁赋》中，苏轼以叙事为骨架，在描绘秋夜江景，穿插历史事迹的同时，着重以老庄阐发了人生哲理，“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这个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林语堂《苏东坡传》）

在黄州期间，当地一书生马可卿替苏轼向当地官府求来一块数十亩的荒地，他亲自耕种，这块荒地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因而取名“东坡”，他也自号“东坡居士”，意味着苏轼对白居易晚年“知足保和”思想作风的仰慕，意味着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变化：佛老思想成为他在政治逆境中的主要处世哲学。佛老思想原以清净无为，超然外物为旨归，但在苏轼身上却起了复杂的作用，一方面他把生死、是非、贵贱、毁誉得失视作毫无区别的东西，有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旷达态度背后，坚持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既是写雨后之实景，也是作者由此情此景中超然物外而对人生前程所作的一种展望与设想，又将立身之意志与超然之襟抱圆满地融合为一处，用儒家用世之旨意与佛老旷达之精神圆满融合自己为一人，表现出在逆境中超旷的人生态度和思想精神。

从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诗词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傲视磨难艰危，谈笑生死，履险如夷，把儒家士大夫“仁者不忧”、“君子坦荡荡”、“浩然之气”的精神与佛家“当下即是”、“看穿顺逆”的思想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更为超脱达观的人生哲学。同时，依靠艺术 的激情来完成心理上的宣泄，苏轼曾经自述：“吾酒后，乘兴作数千字，觉酒气拂，从十指出也。”也依靠佛老，保护了自己幻想中的具备完整人格的心灵世界。试看“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者甚干忙？前事既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须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罪，三万六千场，一叶轻舟穿淼茫。”（《雨夜宿净行院》）“君看岸边苍石上，石来篙眼如蜂窠。但应此心无所往，造物虽弛如吾何？”（《百步洪》）履危难而处之泰然，历沧桑而洞观人生，心胸豁达，情趣潇洒，恬淡自适。

苏轼曾写到：“承喻慎静以处忧患，非心爱我之深，何以及此，当谨置之座右也。”（《与章质夫三首》之一）正是他人生这里的核心所指——“慎静以处忧患”，他历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故能在写完“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以雷鸣，敲门都不应，依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适，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后，“折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甚至把县太爷都吓了个半死，到处派人寻找，但当人们发现他之时，却“鼻鼾如雷，犹未兴矣。”只不过发发感慨，以期获得平衡和宁静罢了。

综观被贬黄州之后，苏轼内心的儒家思想已变化为儒家思想与佛老思想矛盾地并存在一起。它们是矛盾的，因为前者的主要精神是积极入世而后者则是消极出世；但它们又在苏轼身上是统一的，因为他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因而大致以“外儒内道”的形式把两者统一起来，也就是说，当他入世从政时，则主要信奉和推行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时时有佛老思想冒头），当他贬官在野时，佛老思想则成为他的主要思想倾向（儒家思想也并不泯灭）。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篇》）这句话可移来评论苏轼。反映在艺术上，则表现为其诗歌艺术日臻圆熟，并追求淡雅高远的风格，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参考资料：自然淡远——谈苏轼被贬黄州后诗词思想风格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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