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1 颓然自放|庾子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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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围是指两手的拇指和食指合拢起来的圆周长是一围，腰宽十围就是很粗的了。

庾敳出身于两晋名门颍川庾氏，庾氏在汉末三国时期为世代服膺礼法的传统儒学世家，庾敳的父亲庾峻、叔父庾纯、哥哥庾珉都是当时的名儒。

相对于家人的传统，庾敳则较为时尚，他的思想明显受魏晋流行的玄学影响，从小好读“三玄”《老子》、《庄子》与《易经》。任陈留相，也模仿起阮籍，办公桌上摆满美酒，从早喝到晚，从不过问县衙里的公务。被太尉王衍所欣赏。

庾子嵩还是一个静默无为的士人。

他迁任吏部郎。当时天下混乱，局势动荡不定，庾敳但求自保，默默无为。

后来，他又担任东海王司马越的参太傅军事，又转任军谘祭酒。

司马越府中有许多俊才，庾敳在其中，什么事也不做。庾敳有大名，为诸名士所推崇。但因为他贪财，而颇为时人所讥笑。

司隶校尉都官从事温峤弹劾庾敳敛财，庾敳反而更加欣赏温峤，称赞他有栋梁之才。

当时刘舆被司马越所信用，许多人都被他陷害，只有庾敳因不问世事，所以没有办法陷害。

想到庾敳贪财又很富裕，于是劝说司马越庾敳取钱千万，想要趁机陷害他。

不久，在一次聚会中，司马越以此事询问庾敳的意见，当时庾敳已经喝醉，头巾掉在桌上，于是直接用头挑起戴上了头巾，然后才缓慢的回答道：“下官家中有二千万，任凭您任意取用。”刘舆才佩服庾敳。

司马越甚为高兴，于是说：“不可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

公元311年，司马越病死，庾敳和王衍等人护送灵柩东行，途中被石勒的军队袭击，庾敳等人全部被俘虏杀害，时年五十岁。

庾敳著有文集二卷，《隋书经籍志》作一卷，此依《唐书经籍志》传于世。

庾敳见到时局动荡，王室多难，知道最终会有祸患缠绕，于是著《意赋》来开豁情怀。

庾凯以意为赋，作了—篇《意赋》。

有人问他：“赋这种文体，难以尽意；如果无意，为何又叫《意赋》呢?”

庾凯说：“你说对了，以意为赋，正要在有意无意之间。”

意思是说，好文章常在无意间自胸襟流出，苦苦思索所得，总非上品。

魏晋玄学思潮激荡下的言意之辨，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以及创作意识，产生了若干影响。

辞赋创作活动中的思想史资源，不仅表现在对言意之辨的重要论题作文学化的阐述，而且还反映在赋家经由文体实践而激发出的对言意关系的灵思妙悟。

庾子嵩自道其《意赋》“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名言，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交涉的意义上就颇具深趣。

辞赋创作活动中对言意关系的反省历程，也多少决定了魏晋以来辞赋观朝着“夸而有节”、“旷而不溢”的方向发展。

这要由谢观《得意忘言赋》说起。

谢观字梦锡，安徽省寿春人。他的祖先为陈郡阳夏人，晋太傅谢安之十八世孙，开成二年的进士，释褐曹州冤句县尉，后任慈州刺史。

谢观善文，曾经撰写《白赋》云：“晓入梁王之苑，雪满群山；夜登庾亮之楼，月明千里。”

中国古代涉及言意之辨的重要命题，无过于“言不尽意”、“得意忘言”了。

谢观《得意忘言赋》是律赋，题下注明是“以‘去象弃词根乎幽朕’为韵”。

赋一开头即曰:“《易》意难见，言以存之。得意之后，而言可遗。本凭诠以指昧，既达诚而去词。”

这里秉承的是魏晋玄学宗师王弼的“得意忘言”之旨。

庾子嵩作《意赋》成，从子文康见，问曰:“若有意邪?非赋之所尽;若无意邪?复何所赋?”答曰:“正在有意无意之间。”

庾子嵩对庾亮之问的答词，可称妙语。明代李维桢推许如下三种文学风范：“不共他人生活，可云何逊；排沙简金，往往见宝，可云陆机；在有意无意之间，可云庾敳。其可以立于后而不朽矣。”

尽管庾敳的文学成就远远敌不过陆机与何逊，但其“在有意无意之间”的妙解，却也能被后人视为一种精彩的文学存在。

由《意赋》引出的“在有意无意之间”之说，反映着魏晋人对言意关系问题的敏悟锐思。

这是那个时代比较独特的学术气氛。

前面曾提到，言意之辨是玄学思维的根基，关系到哲学建构、学统展开以及人生观等各个方面。

从《意赋》的创作来看，尽管其文学上的造诣并不出色，但在思想史与文学史交涉的意义上却值得重视。

《晋书》卷三五本传称庾子嵩“善玄谈，能文章”。

关于此赋的创作意图，本传称“敳见王室多难，终知婴祸，用著《意赋》以豁情，衍贾谊之《服鸟》也”。

赋中除了较多抒发“荣辱同贯”、“寿夭均一”等庄子式的消解世俗情结的句子外，更有涉及“有无”、“宗统”、才性“痴圣”等玄学话题的句子，如曰“无咸定于元初兮，俟时至而后验。

无疑，《意赋》之“意”在于体无通玄，指向道家与玄学所关注的所谓天道或本体。

难怪庾亮见后，首先要发出“若有意乎?则非赋所尽”的质问。

这是以认可“言不尽意”说为前提的。在魏晋时期，相当多的玄学家宗尚“言不尽意”的名言，这至少在两个方面反映出特殊的时代精神，一是对性与天道的探究热情，二是对传统的自由阐释。

在王弼的玄学体系中，“圣人”观的建构，是对理想人格的表述，对社会的思维方式、人生理念等所产生的影响是划时代的。

由于圣人“应物”这一富于人情味的特质，经过玄学的提炼而得到了高度肯定，这也成为此后文学上性情并重等意识的新的思想起点。

从这一思想史演进的逻辑进程中，也更能理解庾敳的“在有意无意之间”所指示的文学的表现容量。

庾亮的提问，其实是对《意赋》何以言传这一问题的质疑。

庾敳“在有意无意之间”的“聪明”之答，从理论上看，则既可打消“言不尽意”之虑，又可打消“废言”之虑，反而是对语言捕捉“意”的功能的一种积极肯定。

对于言与意的配合形态，在魏晋时期也是备受感知的一个话题。这与玄学思辨的带动和文学意识的自觉有关。

《世说新语》中就有不少的事例可资说明。如欣赏得意忘言的有:

这类“神领意得，顿在言前”的表现，效法的是庄子式的“心意自得”。再如欣赏言约意丰的有:

在玄学与文学的双重导引下，晋人尽管好尚“言不尽意”，其实总趋势还是深化了对“能言”的追求。

庾敳的“在有意无意之间”，暗示了语言之用“在尽与不尽之间”的充足空间。

当然这更多的还是一种理论视野中的笼统期待；就庾敳本人的文学实践而言，尚不免留下“意荣而文悴”之讥，其间的反差是无疑的。

但这种理论期待的流露，毕竟是有相当的时代意义的。

刘勰将关于辞赋的文体特征，定义为:“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可以说是一种擅长于语言或文采表现的体裁，对此刘勰更表述为:“抑滞必扬，言旷无隘。” ———《文心雕龙·诠赋》

太尉王衍从不和庾子嵩交往，庾子嵩在和他讲话的时候总是称他为“卿”，很不严肃。

王衍说：“你以后不要这样说。”

庾子嵩说：“你可以以‘君’称呼我，我也可以以‘卿’称呼卿。我用我自己的叫法，卿用卿自己的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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