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气
白求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准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101空降临——一巴顿英雄部队的，约摸二十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而且肩膀很宽，看上去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缓带，比我记忆中任何将级官衔以下的人都要多。他开头有些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白求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24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天差不多亮了，老早已经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了用以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任何响应。焦虑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他于是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现在是单枪匹马，完全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土地上了。
白求他懂得，必须马上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的一堵五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专为应付这种紧急状况而学的。
白求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她长得并不漂亮，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却善良而镇定。她显然是刚从做早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白求“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把我藏起来吗？”
白求“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着便把他带进屋里。
白求“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他迅速地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的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关上橱门。
白求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士兵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个伞兵降落，而这一间又是附近惟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净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美国伞兵，把他从碗橱里拖
了出来。
白求那位仅仅是由于藏起美国人而犯罪的法国农民，在被拉出厨房的时候，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但是一个德国士兵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
站到院子里，他并没有受到审讯，也不能向妻儿说一声再见，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就被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白求德国士兵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美国俘虏，却显然有一场争论。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上。
白求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由此望去，可以看到田野边缘的那片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
白求德国人发现他逃走了。他们一边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白求他刚跑进树林——悉意经营的、没什么灌木和杂树的法国树林——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喝着。他们分散开来，正在很有次序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白求对，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他拼命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又一次来到这户农家，敲响了房门。那位法国女人很快打开了门。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也许一秒来钟。她没有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看也不敢看他一下。她直直地注视着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白求“你愿意把我藏起来吗?"他问。
白求“哦，当然啦。快！”
白求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法国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地区解放了，他得以重返部队。
白求德国人再没有来过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需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
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智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女人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美国伞兵第二次机会。
白求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并把这个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
位卓越人物的看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了而且抓住了惟一的出路。他是个勇敢机灵的孩子。不过，那位法国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幸福？”我惊奇地望着他。
白求“对，幸福。”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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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9岁的美国小姑娘，一天，大人告诉她，上帝创造万物，没想到她却脱口而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这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迪克·罗西讲述的一个小故事。用它来说明中美两国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然而，经贸关系的加强毕竟刚刚才载入中美关系史册。早在60多年前，两国人民在二战期间共同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友谊之歌。直到今天，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段深情厚谊仍屡屡被后人忆及，得到了广为传颂。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几百位像罗西一样的美国志愿者，在陈纳德将军（1893-1958）的领导下，组成美国志愿航空队奔赴中国抗日前线，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志愿航空队被并入美国空军，继续在华对日作战。这支驾驶着鲨鱼头形战机的航空队一直以“飞虎队”的威名著称于世。
今年9月，在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整整60年之后，90岁的罗西再次来到中国，同来的还有战友大卫·海沃德等。这虽不是他们战后首次故地重游，两位老战士却依然有感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我对你们的国家充满钦佩之情，”海沃德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激动地说。“你们在各个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出色，在建设国家方面，在发展经济体制方面，在贸易关系方面，以及在各个时期同美国的友谊方面都表现不俗。”
海沃德表示，今天中国的城市同上世纪40年代相比真可谓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大道、现代化的交通系统，都令他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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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难忘
美国“飞虎队”老兵在武汉黄鹤楼撞响吉祥钟，祈祷世界和平。周国强 摄
罗西是1939年秋参加美国海军，开始接受航空训练的，那时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机械专业，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因而未能完成大学学业。1941年，罗西加入飞虎队，来到中国。
海沃德介绍说，日军袭击珍珠港，重创太平洋舰队之后，美国举国上下抗议声响成一片，很显然，几乎每个身强体健的美国人都会被征召入伍。他说，人们都将其视作一次机遇，因为志愿参军既能为国效力，又可以学到新本领。
“对我来说，我一直想学开飞机，所以当时我对自己说，这是个学开飞机的好机会，”他回忆道。“我觉得出国去中缅印地区肯定会是一段惊险的经历，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罗西补充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
当时的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美国志愿者同中国军民密切合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当时飞虎队的飞机是中型战斗机，一般只能飞行六七个小时，作战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另外，飞虎队的战机也无法像今天的飞机那样在云层之上飞行。
海沃德说，恶劣的天气条件和落后的导航系统使飞虎队损失了不少飞机。飞机失事之前，机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依赖当地的中国人才能重返基地。“上帝保佑，许多美国战士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返回了基地。”他说。
“那些日子里，我们非常非常依赖中国人民，”海沃德坦言。“他们为我们建机场，为我们提供食物，替我们守卫飞机。他们还专为我们开了一些小饭馆和裁缝店。”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左）同飞虎队员们在中国昆明机场。新华
他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中国网络”的空袭预警系统。该系统由大量人员、无线电设备、电话、电报线路等组成，向美国航空队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
美国航空队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罗西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昆明、桂林的年轻人用鲜花、柑橘向他们表示谢意的情景。“那些事情你怎么都忘不了，它们会让你更加热爱中国人民，”罗西说。
海沃德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飞虎队当年所取得的一次胜利。1944年4月，海沃德所在的中队得到情报，日军已在泰国清迈集结了大量战机，意欲空袭昆明。上级命令他们中队立即飞往清迈，在日机起飞之前，将其摧毁。据估计，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一旦得逞，将会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这一次，飞虎队员们超常飞行了10个小时，成功得在清迈机场炸毁了日本飞机，粉碎了日军空袭昆明的计划，而“飞虎队”仅仅损失了一架战机。“我们使昆明免遭空袭，大家都觉得给中国人民帮了大忙，”海沃德说。
除了直接同日本空军作战之外，飞虎队还参与了空运军用物资的行动。空运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穿梭在海拔3000到6000米的山峰之间，因而被称为“驼峰航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一条航线。尽管如此，罗西到战争结束为止，至少在此航线上飞行了735次。
罗西回忆说，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的时候，为他送行的当地群众人山人海，汽车无法开动，竟然被周围的人们一直推到机场。“这表明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说。“我想陈纳德将军生前从未忘记那一天，我们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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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教训
二战结束后，罗西在加利福尼亚创立了一家名叫“飞虎航线”的货运航空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当了25年的飞行员。罗西现任美国飞虎协会主席，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会员。
海沃德则选择了另一种职业生涯。战后他进入一所很有名的工科大学学习石油工程，并取得硕士学位，退休前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回首往事，海沃德由衷地渴望世界和平，呼吁各国之间应友好相处。他说，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的一大教训就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各国人民应该，也完全可能彼此友好。“据我观察，中国人一般都是很友好的，我们也愿意对你们以朋友相待，”他说。“双方都明白，和平相处当然要比反其反面要好得多。”
海沃德指出，美中两国在二战时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参与。
“他们需要石油、纤维等资源，为得到这些资源不惜发动战争，尽管日本国内有些人也知道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美国当时有着巨大的工业潜力，我们最终战胜了他们，”他说。
海沃德同时表示，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明智，懂得如何通过贸易关系和人员互访来避免战争的爆发。
海沃德有3个儿子，4个孙子孙女。老人很乐于同亲人们分享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种种经历。他告诉记者，2000年来中国的时候，他带上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那次中国之行令他非常满意，他的子孙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
“我经常向他们讲起我那时的亲生经历和我从战友们那里听说的事情，”海沃德说。
此外，作为第22轰炸机中队协会的财务秘书，海沃德搜集了许多协会会员们提供的飞虎队故事，并出版了书籍和录像带。
满怀着对中美历史友谊的珍视之情，海沃德驳斥了关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负面论调。“我感觉不到任何敌视，感觉不到任何关切。两国都是经济强国，发展态势都很好，”他最后说。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让友谊延续下去，我们同中国人是多年知交。我们又是贸易伙伴，同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是件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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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在英国举行的那次相当拘谨的军人午餐会上，大家准也不认识谁。我坐在一个美国伞兵身边。他是第101空降临——一巴顿英雄部队的，约摸二十岁。像多数跳伞运动员一样，他长得比一般美国军人颀长些，而且肩膀很宽，看上去是个孔武有力的硬汉子。他胸前闪耀着的勋章缓带，比我记忆中任何将级官衔以下的人都要多。他开头有些怯生生的，不很健谈。但是过了不久，他的拘束消失了，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
白求在大规模进攻开始的前一天（进攻法国前24小时），盟军向诺曼底空投了伞兵，这个年轻人就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他在远离预定地点好几英里的地方着陆。那时候天差不多亮了，老早已经在脑子里记熟了的标志，他一个也没有找到，也见不到任何战友。他吹响了用以集合队伍的尖声警笛，却得不到任何响应。焦虑不安的几分钟过去了，他再吹一遍，还是一个人也没有来。他于是知道原定计划出毛病了，他现在是单枪匹马，完全陷落在敌人控制的土地上了。
白求他懂得，必须马上找个地方隐蔽起来。他着陆的地点，是在一个整洁的、收拾得挺漂亮的果园里的一堵五墙附近。在熹微的晨光里，他看见不远处有一栋小小的红色屋顶的农家。他不知道住在里面的人是亲盟国的呢，还是亲德国的，但是他总得碰碰运气啊。他朝那房子奔去，一边温习着寥寥可数的几句法语，那是专为应付这种紧急状况而学的。
白求听到敲门声，一个年约三十岁的法国女人开了门。她长得并不漂亮，不是笑容满面，但是她的眼光却善良而镇定。她显然是刚从做早饭的灶间出来的，她的丈夫和她的三个小小的孩子——一个是婴儿，坐在一张高椅子上———坐在饭桌旁边，惊异地盯着他。
白求“我是一个美国兵。”伞兵说，“你们愿意把我藏起来吗？”
白求“哦，当然啦。”法国女人说着便把他带进屋里。
白求“赶快，你得赶快。”做丈夫的说，他迅速地把这个美国人推进壁炉旁边的一个大碗橱里，“砰”的一声关上橱门。
白求几分钟后，六个德国士兵来了。他们已经看到这个伞兵降落，而这一间又是附近惟一的房子。他们搜查得干净利落，转眼之间就找到了这个美国伞兵，把他从碗橱里拖
了出来。
白求那位仅仅是由于藏起美国人而犯罪的法国农民，在被拉出厨房的时候，想要招呼他妻子一声，但是一个德国士兵一拳打在他的嘴上，他就说不出话来了。德国人命令他
站到院子里，他并没有受到审讯，也不能向妻儿说一声再见，根本无所谓手续不手续，就被当场枪毙了。妻子呜咽，孩子放声大哭起来。
白求德国士兵知道怎样发落敢于掩护敌人的法国老百姓，不过对于如何处置他们的这个美国俘虏，却显然有一场争论。于是他们暂时把他推入一间棚屋里，把门闩上。
白求棚屋后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由此望去，可以看到田野边缘的那片树林。那伞兵蜷身挤出窗口，向树林奔去。
白求德国人发现他逃走了。他们一边跑到棚屋后边来追他，一边向他开枪。子弹没有打中目标。不过从当时的情况看来，逃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白求他刚跑进树林——悉意经营的、没什么灌木和杂树的法国树林——就听到周围都是追兵，互相吆喝着。他们分散开来，正在很有次序地进行搜索。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看来抓住他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他没有什么机会了。
白求对，还有最后的一次机会。伞兵振作起来押了这一注。他拼命往回跑，避开一棵又一棵的树，离开树林，再次跑进田野。他跑过了棚屋，穿过院子，院子里还躺着那个被杀害的法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又一次来到这户农家，敲响了房门。那位法国女人很快打开了门。她满脸苍白，泪眼模糊。他们面对面地，站了也许一秒来钟。她没有向她丈夫的尸体看上一眼，一直看也不敢看他一下。她直直地注视着这个美国青年的眼睛，他的到来使她变成了寡妇，孩子们变成了孤儿。
白求“你愿意把我藏起来吗?"他问。
白求“哦，当然啦。快！”
白求她毫不迟疑地把他送回壁炉边的碗橱里。他在碗橱里躲了三天。法国农民的葬礼举行的时候，他是呆在那儿的。三天之后，诺曼底地区解放了，他得以重返部队。
白求德国人再没有来过这户农家。他们想不到需要再来搜查这间房子，因为他们不理解他们所要对付的这种人民。也许，他们理解不了，人类的精神竟然能够达到这样的高
度。两种勇气打败了他们——智胜他们的美国青年的勇气，和那位法国女人的勇气——她毫不犹豫地给了美国伞兵第二次机会。
白求我被这真实的故事里的两位主角迷住了。我常常想到他们，并把这个故事多次讲给美国驻法国和意大利的战士们听。不过我缺乏口才，总也不能圆满地表达出我对这两
位卓越人物的看法。直到全欧胜利日以后，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碰上了一位空军将领，他才把我感受到的确切地说出来了：“青年伞兵有的是拼命的勇气。”他说，“在牢笼里，他看到了而且抓住了惟一的出路。他是个勇敢机灵的孩子。不过，那位法国妇女的勇气呢，是经常同你在一起，永远不会让你丢脸的。她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幸福？”我惊奇地望着他。
白求“对，幸福。”将军重说一遍，“她懂得她信仰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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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9岁的美国小姑娘，一天，大人告诉她，上帝创造万物，没想到她却脱口而出：“我拥有的一切都是中国制造的。”这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迪克·罗西讲述的一个小故事。用它来说明中美两国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是再贴切不过的了。然而，经贸关系的加强毕竟刚刚才载入中美关系史册。早在60多年前，两国人民在二战期间共同谱写了一首感人至深的友谊之歌。直到今天，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这段深情厚谊仍屡屡被后人忆及，得到了广为传颂。
上世纪40年代初期，正当中国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几百位像罗西一样的美国志愿者，在陈纳德将军（1893-1958）的领导下，组成美国志愿航空队奔赴中国抗日前线，同中国军民并肩战斗。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志愿航空队被并入美国空军，继续在华对日作战。这支驾驶着鲨鱼头形战机的航空队一直以“飞虎队”的威名著称于世。
今年9月，在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整整60年之后，90岁的罗西再次来到中国，同来的还有战友大卫·海沃德等。这虽不是他们战后首次故地重游，两位老战士却依然有感于中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
“我对你们的国家充满钦佩之情，”海沃德在北京饭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激动地说。“你们在各个方面一直都做得很出色，在建设国家方面，在发展经济体制方面，在贸易关系方面，以及在各个时期同美国的友谊方面都表现不俗。”
海沃德表示，今天中国的城市同上世纪40年代相比真可谓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些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宽阔的大道、现代化的交通系统，都令他赞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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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难忘
美国“飞虎队”老兵在武汉黄鹤楼撞响吉祥钟，祈祷世界和平。周国强 摄
罗西是1939年秋参加美国海军，开始接受航空训练的，那时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机械专业，离毕业还有一年时间，他因而未能完成大学学业。1941年，罗西加入飞虎队，来到中国。
海沃德介绍说，日军袭击珍珠港，重创太平洋舰队之后，美国举国上下抗议声响成一片，很显然，几乎每个身强体健的美国人都会被征召入伍。他说，人们都将其视作一次机遇，因为志愿参军既能为国效力，又可以学到新本领。
“对我来说，我一直想学开飞机，所以当时我对自己说，这是个学开飞机的好机会，”他回忆道。“我觉得出国去中缅印地区肯定会是一段惊险的经历，后来证明确实如此。”
罗西补充说：“当我们知道我们要帮助中国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时候，我们都为此感到自豪。”
当时的客观条件极其有限，但美国志愿者同中国军民密切合作，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当时飞虎队的飞机是中型战斗机，一般只能飞行六七个小时，作战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另外，飞虎队的战机也无法像今天的飞机那样在云层之上飞行。
海沃德说，恶劣的天气条件和落后的导航系统使飞虎队损失了不少飞机。飞机失事之前，机组人员不得不弃机跳伞，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依赖当地的中国人才能重返基地。“上帝保佑，许多美国战士在中国人的帮助下返回了基地。”他说。
“那些日子里，我们非常非常依赖中国人民，”海沃德坦言。“他们为我们建机场，为我们提供食物，替我们守卫飞机。他们还专为我们开了一些小饭馆和裁缝店。”
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左）同飞虎队员们在中国昆明机场。新华
他说，尤其重要的是，中国人建立了一个被称为“中国网络”的空袭预警系统。该系统由大量人员、无线电设备、电话、电报线路等组成，向美国航空队提供至关重要的情报。
美国航空队的每一次胜利，都会得到当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罗西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昆明、桂林的年轻人用鲜花、柑橘向他们表示谢意的情景。“那些事情你怎么都忘不了，它们会让你更加热爱中国人民，”罗西说。
海沃德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飞虎队当年所取得的一次胜利。1944年4月，海沃德所在的中队得到情报，日军已在泰国清迈集结了大量战机，意欲空袭昆明。上级命令他们中队立即飞往清迈，在日机起飞之前，将其摧毁。据估计，日军对昆明的空袭一旦得逞，将会造成巨大伤亡和损失。这一次，飞虎队员们超常飞行了10个小时，成功得在清迈机场炸毁了日本飞机，粉碎了日军空袭昆明的计划，而“飞虎队”仅仅损失了一架战机。“我们使昆明免遭空袭，大家都觉得给中国人民帮了大忙，”海沃德说。
除了直接同日本空军作战之外，飞虎队还参与了空运军用物资的行动。空运航线跨越喜马拉雅山，穿梭在海拔3000到6000米的山峰之间，因而被称为“驼峰航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艰险的一条航线。尽管如此，罗西到战争结束为止，至少在此航线上飞行了735次。
罗西回忆说，陈纳德将军离开重庆的时候，为他送行的当地群众人山人海，汽车无法开动，竟然被周围的人们一直推到机场。“这表明了他们的感激之情，”他说。“我想陈纳德将军生前从未忘记那一天，我们也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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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教训
二战结束后，罗西在加利福尼亚创立了一家名叫“飞虎航线”的货运航空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当了25年的飞行员。罗西现任美国飞虎协会主席，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会员。
海沃德则选择了另一种职业生涯。战后他进入一所很有名的工科大学学习石油工程，并取得硕士学位，退休前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回首往事，海沃德由衷地渴望世界和平，呼吁各国之间应友好相处。他说，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得出的一大教训就是，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战争。各国人民应该，也完全可能彼此友好。“据我观察，中国人一般都是很友好的，我们也愿意对你们以朋友相待，”他说。“双方都明白，和平相处当然要比反其反面要好得多。”
海沃德指出，美中两国在二战时期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独霸西太平洋地区的贸易，不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参与。
“他们需要石油、纤维等资源，为得到这些资源不惜发动战争，尽管日本国内有些人也知道战争是不可能获胜的。美国当时有着巨大的工业潜力，我们最终战胜了他们，”他说。
海沃德同时表示，当今世界各国都十分明智，懂得如何通过贸易关系和人员互访来避免战争的爆发。
海沃德有3个儿子，4个孙子孙女。老人很乐于同亲人们分享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种种经历。他告诉记者，2000年来中国的时候，他带上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孙子，那次中国之行令他非常满意，他的子孙们在中国过得也很愉快。
“我经常向他们讲起我那时的亲生经历和我从战友们那里听说的事情，”海沃德说。
此外，作为第22轰炸机中队协会的财务秘书，海沃德搜集了许多协会会员们提供的飞虎队故事，并出版了书籍和录像带。
满怀着对中美历史友谊的珍视之情，海沃德驳斥了关于当前中美关系的负面论调。“我感觉不到任何敌视，感觉不到任何关切。两国都是经济强国，发展态势都很好，”他最后说。
“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让友谊延续下去，我们同中国人是多年知交。我们又是贸易伙伴，同中国这样的国家进行贸易是件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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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8-03-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起因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仿佛转眼间，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了60年。回顾历史，分析这场人类社会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程度最深的全球性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对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人类才能真正避免再次走入战争的深渊。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埋下祸根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和1922年在巴黎和华盛顿先后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建立了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德国问题。许多人认为：协约国不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天真地相信：只要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可以使欧洲避免另一场战争。但是，英、法、美三国操纵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在处置德国时采取了“以暴治暴”的方法，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背离了制定这一条约的初衷。
一纸和约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无论协约国集团在处置德国问题时怎样大发仁慈，都难以改变德国老百姓心中约定俗成的基本认识：战争赔款是德国贫困的根源。不管是濒于破产的商人、收入菲薄的教师，还是失业的工人，都把他们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战争赔款。在德国人看来，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普鲁士占领了100多年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联盟和波兰共同管辖）成为了自由市，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本土分割开，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这一切带给德国的只有贫弱和苦难。德国人认为，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是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凡尔赛和约》。此时，大多数德国人心中想的只是：复仇！复仇！复仇！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德国人这种急于报复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因而轻易上台执政。
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特权，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奥兰多回国后政府倒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主要国家日本，其膨胀野心也与华盛顿会议上处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重新划分远东政治格局有关。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客气地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分赃不均的产物，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孕育的畸形儿！
姑息养奸 法西斯泛滥世界
20世纪30年代，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以1939年纳粹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中间穿插着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十年中，世界从烽火点点到硝烟成片，从局部战争逐步走向世界大战的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幻想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世界大战了，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各国“和平主义”思想过度泛滥。“和风”劲吹之下，欧洲各国大规模裁军，对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可能造成的危害疏于防范，形成了它得以壮大的外部条件。同时，英、法、美等国家对于德、意、日在全世界的侵略行径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使得法西斯毒瘤泛滥世界，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重大隐患。
1933年，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则在德法边境修筑了蜿蜒几百公里的马其诺防线，并在德国东部联合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成制约德国的“小协约国”集团，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了。与此同时，纳粹党执政后的德国却在悄然重整军备，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秘密发展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也争相扩军备战，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一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将希望寄托在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身上，希望由“国联”出面制裁日本。英法把持的“国联”虽然高举“道义”的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裁而不制。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列强要维持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若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它们中哪一个没有过类似侵略行径呢？此时，被世界舆论寄以厚望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又埋头于“新政”，不愿涉足国际事务，这无异于鼓励法西斯国家得寸进尺。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这之后，法西斯国家摸到了“绥靖政策”的脉搏，在世界各地频繁侵略，最终将世界推入了大战的深渊！
“绥靖政策”将世界推入大战
希特勒上台伊始，恰逢德国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凭借手下能臣沙赫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经济才能，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了全部的潜能。但是，饱受《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德国军队早已不再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了。甚至到了大战爆发的1939年，德国人还根本没有为一场长时间的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法西斯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孤注一掷，但又不断得手，从而将整个世界拖入一场几乎灭绝人类的世界大战中去呢？答案是：“绥靖政策”。
什么是“绥靖政策”？一般的解释是：西方列强为防止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换取自身的苟安。
如果没有此时英法等世界主要国家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希特勒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政客、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那么，英法等国是如何“绥靖”希特勒的？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3.5万德军奉命进入了莱茵非军事区。当时的德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与驻扎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很大差距，因此希特勒在入侵之前还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旦遇到法军的抵抗就立刻撤退！但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挑战《凡尔赛和约》的第一个动作得逞了。
同年年底，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938年3月，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与国内民族主义者矛盾激化。11日晚8时，纳粹党人赛斯·因夸特在德国的支持下就任奥地利总理。当晚9时10分，赛斯·因夸特发出电报，请求德国援助。但希特勒早在当晚8时45分就已命令德军进军奥地利。3月13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国。其实，当时德军在入侵之前根本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其车辆有70%在路上抛了锚。
德奥合并，更准确地说是德奥合并的方法和结果，使希特勒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使他在通往大战的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军入侵奥地利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以至于希特勒本人也被这种胜利的情绪所感染。
在这之后，他以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当为由，抓住捷克斯洛伐克不放，迫使捷给予其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以“自治”。拥有几十个师、数十万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装备还是比较精良的，其战斗力足以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但这支雄师在英法“绥靖政策”的压力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生平第一次乘飞机出行，赶赴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根据会议记录，张伯伦没有问过能否保持一个领土完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也没有问过这对西方列强会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就拍板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慕尼黑会议上的另一个“绥靖主义”者。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力图使英国人相信：希特勒是个诚实办事的人，他在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地之后，绝不会再寻求其他非德意志人居住的领土。张伯伦则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现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确定不会同时发生军事政变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保证。”达拉第的一句话把英国推进了世界大战，而张伯伦的一句话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民族苦难的深渊。
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协定签字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进会议厅，张伯伦和达拉第向他们宣布协定的内容，还告诉他们：“这是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词”。
返回伦敦，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张伯伦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
但是，没过多久，法西斯的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对英美宣战，大战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绥靖政策”的苦果终于砸到了绥靖者自己的头上
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不宣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仿佛转眼间，距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过了60年。回顾历史，分析这场人类社会经历的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破坏程度最深的全球性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对今天的世界有着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人类才能真正避免再次走入战争的深渊。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埋下祸根
1918年11月11日，德国与协约国在法国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投降协议。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宣告结束。战争结束后，协约国集团于1919年和1922年在巴黎和华盛顿先后召开了国际会议，讨论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问题。经过几番讨价还价，最终建立了战后初期的国际体系，即“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核心问题是解决德国问题。许多人认为：协约国不承认德国的大国地位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因此，当时许多欧洲政治家天真地相信：只要能够处理好这一问题，就可以使欧洲避免另一场战争。但是，英、法、美三国操纵签订的《凡尔赛和约》在处置德国时采取了“以暴治暴”的方法，使德国丧失了1/8的领土和1/10的人口，在德国人心目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从而背离了制定这一条约的初衷。
一纸和约真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问题吗？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十余年，无论协约国集团在处置德国问题时怎样大发仁慈，都难以改变德国老百姓心中约定俗成的基本认识：战争赔款是德国贫困的根源。不管是濒于破产的商人、收入菲薄的教师，还是失业的工人，都把他们贫困的原因归咎于战争赔款。在德国人看来，在“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下，普鲁士占领了100多年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国际联盟和波兰共同管辖）成为了自由市，波兰走廊把东普鲁士同德国本土分割开，德国丧失了所有的殖民地，所有这一切带给德国的只有贫弱和苦难。德国人认为，摆脱困境的根本方法，是推翻压在他们头上的《凡尔赛和约》。此时，大多数德国人心中想的只是：复仇！复仇！复仇！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出现恰恰迎合了德国人这种急于报复的极端民族主义心理，因而轻易上台执政。
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首相奥兰多没有获得他想要的特权，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奥兰多回国后政府倒台。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了法西斯政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另一主要国家日本，其膨胀野心也与华盛顿会议上处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殖民地、重新划分远东政治格局有关。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不客气地说：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本身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世界、分赃不均的产物，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孕育的畸形儿！
姑息养奸 法西斯泛滥世界
20世纪30年代，以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开始，以1939年纳粹德国侵略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结束，中间穿插着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德、意法西斯干涉西班牙内战，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在这十年中，世界从烽火点点到硝烟成片，从局部战争逐步走向世界大战的深渊。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普遍幻想今后永远不会再有另一场世界大战了，饱受战争之苦的欧洲各国“和平主义”思想过度泛滥。“和风”劲吹之下，欧洲各国大规模裁军，对纳粹党在德国上台可能造成的危害疏于防范，形成了它得以壮大的外部条件。同时，英、法、美等国家对于德、意、日在全世界的侵略行径不闻不问、姑息养奸，使得法西斯毒瘤泛滥世界，成为危害人类和平的重大隐患。
1933年，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大多数英国人，法国人则在德法边境修筑了蜿蜒几百公里的马其诺防线，并在德国东部联合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成制约德国的“小协约国”集团，自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永享太平了。与此同时，纳粹党执政后的德国却在悄然重整军备，恢复普遍义务兵役制，并秘密发展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空军和坦克部队。意大利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也争相扩军备战，磨刀霍霍，准备大干一场。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一面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一面将希望寄托在英法主导的国际联盟身上，希望由“国联”出面制裁日本。英法把持的“国联”虽然高举“道义”的大旗，但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却裁而不制。这一方面是由于西方列强要维持与日本的经贸关系，另一方面，若翻翻历史书就会发现，它们中哪一个没有过类似侵略行径呢？此时，被世界舆论寄以厚望的美国罗斯福政府又埋头于“新政”，不愿涉足国际事务，这无异于鼓励法西斯国家得寸进尺。
国际联盟对“九一八事变”的态度开了一个既可悲又可怕的先例。在这之后，法西斯国家摸到了“绥靖政策”的脉搏，在世界各地频繁侵略，最终将世界推入了大战的深渊！
“绥靖政策”将世界推入大战
希特勒上台伊始，恰逢德国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之中。凭借手下能臣沙赫特（时任德国经济部长）的经济才能，德国的经济实力几乎发挥出了全部的潜能。但是，饱受《凡尔赛和约》制裁的德国军队早已不再是一支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了。甚至到了大战爆发的1939年，德国人还根本没有为一场长时间的战争做好充足的准备。
那么，是什么力量导致法西斯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冒险孤注一掷，但又不断得手，从而将整个世界拖入一场几乎灭绝人类的世界大战中去呢？答案是：“绥靖政策”。
什么是“绥靖政策”？一般的解释是：西方列强为防止战火烧到自己头上，以牺牲弱小国家为代价换取自身的苟安。
如果没有此时英法等世界主要国家所奉行的“绥靖主义”，希特勒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政客、一个跳梁小丑而已。那么，英法等国是如何“绥靖”希特勒的？
1936年3月7日，希特勒悍然撕毁《凡尔赛和约》，3.5万德军奉命进入了莱茵非军事区。当时的德军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与驻扎在莱茵河对岸的法军有很大差距，因此希特勒在入侵之前还下了这样的命令：一旦遇到法军的抵抗就立刻撤退！但法国政府在希特勒的挑战面前畏缩不前，英国政府又采取“超然”态度，使得希特勒顺利度过了“一生中神经最紧张的时刻”。希特勒挑战《凡尔赛和约》的第一个动作得逞了。
同年年底，德、日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次年11月，意大利宣布加入，“柏林—罗马—东京轴心”正式形成。
1938年3月，奥地利总理舒士尼格与国内民族主义者矛盾激化。11日晚8时，纳粹党人赛斯·因夸特在德国的支持下就任奥地利总理。当晚9时10分，赛斯·因夸特发出电报，请求德国援助。但希特勒早在当晚8时45分就已命令德军进军奥地利。3月13日，奥地利正式并入德国。其实，当时德军在入侵之前根本没有做好作战准备，其车辆有70%在路上抛了锚。
德奥合并，更准确地说是德奥合并的方法和结果，使希特勒摸透了“绥靖主义”者的底牌，使他在通往大战的路上走出了关键的一步。德军入侵奥地利的整个过程进行得出奇的顺利，以至于希特勒本人也被这种胜利的情绪所感染。
在这之后，他以在民族问题上处理不当为由，抓住捷克斯洛伐克不放，迫使捷给予其境内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以“自治”。拥有几十个师、数十万人的捷克斯洛伐克军队装备还是比较精良的，其战斗力足以抵抗德国军队的入侵。但这支雄师在英法“绥靖政策”的压力下根本没有用武之地。
1938年9月15日，英国首相张伯伦生平第一次乘飞机出行，赶赴希特勒在慕尼黑郊外的别墅伯希特斯加登。根据会议记录，张伯伦没有问过能否保持一个领土完整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也没有问过这对西方列强会产生什么样的战略影响，甚至根本没有考虑过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就拍板把捷克斯洛伐克出卖给了希特勒。当然，人们也不会忘记慕尼黑会议上的另一个“绥靖主义”者。在9月18日的会议上，法国总理达拉第力图使英国人相信：希特勒是个诚实办事的人，他在获得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居住地之后，绝不会再寻求其他非德意志人居住的领土。张伯伦则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现在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并确定不会同时发生军事政变的话，英王陛下政府准备参加拟议中的保证。”达拉第的一句话把英国推进了世界大战，而张伯伦的一句话又把捷克斯洛伐克投入了民族苦难的深渊。
9月29日，张伯伦与达拉第、墨索里尼、希特勒在慕尼黑举行了四国首脑会议，正式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协定签字之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代表才被叫进会议厅，张伯伦和达拉第向他们宣布协定的内容，还告诉他们：“这是无权上诉和不能修改的判决词”。
返回伦敦，面对机场上欢呼雀跃的人群，张伯伦不禁高喊：这是在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将伟大的和平从欧洲大陆带回！
但是，没过多久，法西斯的炸弹就落到了他们的头上。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日对英美宣战，大战真正具有了世界规模。“绥靖政策”的苦果终于砸到了绥靖者自己的头上
第2个回答 2008-03-04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
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
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
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
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
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
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
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
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
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
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
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
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
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
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
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
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
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
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
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
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
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
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
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
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
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
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
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
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
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
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
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
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
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
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
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
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
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
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
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
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
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
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
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
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
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
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
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
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
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
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
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
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
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
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
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
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
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
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
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
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
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
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
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
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
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
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
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
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
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
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
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
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
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
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
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
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
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
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
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
“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
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
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
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
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
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
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
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
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
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
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
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
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
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 ※ ※
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
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
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
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
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
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
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
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
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
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
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
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
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
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
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
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
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
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
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
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
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
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
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
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
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
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
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
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
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
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
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
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
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
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
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
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
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
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
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 ※ ※
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
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
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
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
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
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
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
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
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
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
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
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
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
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
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
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
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
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
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
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
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
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
常往来。
※ ※ ※
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
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
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
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
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
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
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
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
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
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
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
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
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
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
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
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
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
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
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
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
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
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
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
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
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
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
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
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
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
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
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
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
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
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
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
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
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
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
的。
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
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
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
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
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
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
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
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
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
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
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
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
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
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
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
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
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
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
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
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
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
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
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
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
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
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
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
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
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
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
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
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
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
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
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
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
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
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
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
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
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
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
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
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
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
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
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
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
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
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
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
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
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
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
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
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
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
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
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
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
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
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
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
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
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
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
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
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
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
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
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
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
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
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
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
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
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
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
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
“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 ※ ※
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
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
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
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
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
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
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
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
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
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
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
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
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
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 ※ ※
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
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
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
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
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
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
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
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
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
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
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
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
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
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
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
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
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
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
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
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
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
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
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
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
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
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
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
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
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
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
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
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
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
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
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
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
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
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
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 ※ ※
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
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
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
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
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
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
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
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
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
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
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
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
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
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
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
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
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
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
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
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
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
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
常往来。
※ ※ ※
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
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
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
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
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
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
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
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
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
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
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
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
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
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
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
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
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
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
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
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
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
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
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
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
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
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
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
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
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
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
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
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
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
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
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
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
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
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
的。
第3个回答 2008-02-28
太多了，斯大林格勒中的拖拉机厂战斗，红军与25倍于己的德军作战，最后甚至有红军战士连插在背上的被炸断的半截刺刀都来不及处理又投入战斗。工人们更是几昼夜不眠，生产和修理T34，之后就地投入战斗，德第6集团军司令官保卢斯的副官在战地日记中写道：“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市民的支援下实施反攻击。市民们也拿起了武器，表现得非常英勇。在战场上可以看到被打死的身穿工作服的工人，他们那已僵硬的手还握着步枪和手枪。在被击毁的战车驾驶舱里，坐着被打死的工人。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
第4个回答 2008-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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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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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9年9月1日，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39年9月1日04:45，德军联合附庸国斯洛伐克的军队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给予纳粹德国48小时限期撤出波兰领土。因为德国没有听从英法的警告，英国和法国在1939年9月3日向德国宣战。所有参与的国家都没有估计到这场战争会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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