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减少农民，似乎成了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更有学者认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如何减少中国的农民的问题。这样的学术共识不但不利于中国农业的发展，反而有可能引导中国农业走入误区。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农业问题时，必须正本清源。
以往我们在讨论三农问题时，往往把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这是不对的。在当代文明社会，农村的出现是一个事实。农村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城市化。相对城市的组织结构和发展特征，农村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发展模式。如果以城市化来改造农村，必然会犯左倾的错误。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是现代文明的载体，只不过由于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它们应该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农村是没有办法消灭的，也不能被消灭。中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城市和农村长期并存，城乡之间良性互动。
三农问题其根本就在于农业问题。农民只是在农业这一古老产业中就业的员工而已。如果从农业产业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首先，我们不承认农业的比较劣势，试图通过发展农业来解决农民福利问题。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中国的农业缺乏基本的竞争优势，在国外农产品的不断冲击下，中国的农业生产只会收缩，而不会扩大。这是因为，中国的农业自然资源禀赋不好，组织结构也不合理，后期积累的技术也很不够，与国外规模化生产的农业企业相比，中国的农业不可能占有优势。当前，中国的农民绝大多数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种田养人仍然是中国农村的常态。少部分进入市场的粮食仅仅是为了换取农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的农业商品化程度并不高。从这个角度来看，希望通过减少农民来发展中国的农业无疑是缘木求鱼。即使中国的农民减少了，其他资源禀赋仍然无法改变，中国的农业仍然处在劣势的地位。但是，放弃农业是绝对不可行的。即使在发达的国家，农业仍然是国家重点关照的行业。这是因为，在人类文明的进化过程中，我们还没有找到替代农产品的完全办法，农业仍然是人们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最基本的行业。不论国家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保证农业的生存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农业不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而是要不要稳定的问题。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的农业应该扮演者稳定的角色。只有农业稳定，中国的现代化才会有希望。稳定的农业不一定是扩张的农业，相反的，稳定的农业应当是适当收缩的农业。只有将中国的农业准确的定位，中国的农业政策和农业制度设计才会具有科学性。
其次，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农业成了中国最大的资源供给者。农业中的就业者不仅为工业化生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而且为城市的现代化不断地提供人才。农业的这种“出血”现象，在各国现代化发展中具有普遍性。正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中的“外部性”，决定了各国必须以分配或者再分配的方式对农业进行补贴。在农业领域，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始终是相伴而生的。如果不承认农业的“出血”现象，不承认农业在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片面的将农业的现代化与其他的现代化等量齐观，必然会出现决策的失误。其实，农业的现代化有其自身的含义，除了耕作技术的现代化之外，资源配置和管理水平的现代化才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追求目标。在一块贫瘠的土地上，即使花费再多的代价，也难以实现财富的增值。在有些国家，工业化的车间生产已经代替了田间耕作，传统的农业已经由生产型向观赏型过渡，农业已经成为博物馆行业。
第三，我们必须承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扩张是没有止境的。不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城市正在一步步地扩大，而农村正在一步步地缩小。这种城乡之间的此消彼长，充分反映了农业在现代化中所扮演的尴尬角色。农业并非不重要，而是因为这个行业太古老，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各国不得不通过各种形式将农业的发展置于一种特殊的优先地位，防止因为农业的落后而导致现代化的列车无法正常启动。坦率地说，农业在各国的经济结构中，就像一个步履蹒跚的老人，在乘车时必须优先将其推到车厢之中，否则，其他人无法及时登车。城市的扩展，是一个国家年轻和充满活力的标志。农业的发展需要城市化的滋补。在当今中国，凡是农村发展好的地方，不是因为农业有所进步，而是因为在这些地区有着许许多多的乡镇工业。正是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化的发展，才使周围的一些农业有了稳定的市场。这种依赖于工业和城镇化发展的农业发展模式，几乎成了江南农业的普遍模式。随着工业和城镇化的不断扩大，农业会失去其基本的资源——土地。在一些地区，农业的消亡不是神话而是现实。
第四，我们必须承认，面对上述这些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的制度设计缺乏创新精神。在农业土地资源的运用上，我们坚守土地承包制，将土地资源和农民牢牢地束缚在一起，防止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事实上，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土地资源和农民的自由流动。土地承包制作为解决国家与农民、集体与农民关系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土地承包制只能是一种过渡阶段的权宜之计。土地承包制既不符合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也限制了农民自主发展的诉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太拘泥于已有的改革成果，而没有用创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农业发展中所涌现出来的新的资源组合模式和农民自发的组织管理结构。
第五，在制度的供给上，我们片面地把农民“海选”的自治尝试看作是现代政治民主的运作方式，而没有看到不同的制度在中国农村所产生的兼容性问题。不论是中国农村的村民委员会自治制度，还是现代企业的公司制度，在农业生产中都扮演着极其矛盾的角色。从政治上来说，村民自治有利于村民当家作主。但是，由于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决定了村民自治组织机构反过头来成为了掌握村民最基本生产资料的机构。在村民委员会的控制下，农民的权利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村民委员会成为了压在中国农民头上的一座大山。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现象，农民自己的组织不但不能保护农民的利益，反过头来，成为了压迫农民的机构。中国的村民自治组织已经变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土地的私有化问题，认为应该让农民真正掌握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但是，土地的私有化不但不会缓解中国农村的现实矛盾，反而会给中国未来农业的改进制造新的障碍。所以，中国的农业制度设计也需要解放思想。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不在于要不要发展问题，而在于要不要保留的问题。中国的农业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需要国家的强有力扶持。作为农业的就业者，农民应当享受国家提供的各项福利。但是，这种福利安排不在于发展农业，而在于保护农民。中国的农业除了一部分引进工业化的生产线进行改造之外，其他部分应该向观赏型农业发展。中国的农民是生活在中国农村、并且带有自然经济状态的中国公民。中国的农业和中国的农民必须严格区分开来，中国的农业现代化是有选择地工业化。而作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民，而是经过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民。中国当代的农民其实是需要国家扶持的弱势群体，他们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农业的生力军。我们必须把农业政策、农民政策和农村政策严格区分开来，防止制度设计中的粗线条导致中国的农民利益受到损害。
作为一个行业，中国的农业必须向两个方向过渡，一个是向工业化过渡，走集约化生产的道路，一个是向观赏性田园农业过渡，走休闲型农业的道路。作为中国的农民也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技术培训从事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一种是安于现状，建立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既不想改变中国当代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又想将这种经济形态融入现代化的大市场，为农民带来更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异想天开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农民要么适应现代化的大生产，要么满足于自然经济的田园风光。以自然经济的耕作方式来适应现代化市场经济的需要，无疑是中国当代存在的最大问题。中国的农业要么进行彻底的工业化改造，要么就变成博物馆式的行业。我们当代的农业专家将农业的生产定位在传统的模式上，但却想用传统的耕作模式来实现农业的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国的农业发展一定要摆脱传统思想的羁绊，建立新的农业发展观。
事实上，中国的农民已经通过塑料大棚生产等准集约化的经营模式，将农业生产引导向正确的道路，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缺乏敏锐的观察能力，仍然沉浸在传统的思维定势中不能自拔罢了。
在中国的农业问题上，我们有太多急功近利的做法。国家增加农民收入的政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没有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区别开来，没有把农民和农业问题区别开来，那么，我们的制度设计一定会出现问题。中国的农民会因为中国农业的现代化而减少，但是，随着中国公民整体福利的增加，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将会增多。如果不加区别地将农民和生活在农村的其他公民一起看待，那么，不但不会解决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还会影响到真正的农民福利的改善问题。在中国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已经越来越减少，而农民需要赡养的其他公民越来越多。由于这些由农民供养的人口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才导致许多农民背井离乡外出寻找更高的回报。在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时，必须看到中国农业所面临的困境，选择正确的发展方向，同时，必须把提高农民的收入与扩大农业生产区分开来。防止表面上的系统化思维混淆了农业、农村和农民之间的区别。
简单地说，农村的存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中国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会长期存在下去。农业作为一个古老的行业在中国不可或缺，但是，农业生产的工业化的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除了保留观赏性的田园农业生产之外，中国的农业必定会向集约化方向发展。作为农业生产的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农民面临着转型的问题，一部分农民经过培训成为工业化生产中的流水线操作工，而另一部分农民则成为观赏型农业中的园丁。中国的农业必须重新规划，传统的农业观必须改变。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6-03-10
中国现今的农业发展问题有许多方面:农业人口多,农业科技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农业收益差,农业生产效率低,农民收入低.生活无保障,农民的孩子教育水平低,大多数农民以及农民的孩子无法就业,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农村萧条,无生机,农民务农热情低,中国农业发展缓慢等等.
……
……
第2个回答 2006-03-10
3农问题~
第3个回答 2021-10-11
作为一名从事过一线农资销售的人员，我观察到的农业有以下问题:
1、劳动力流失问题。劳动力流失带来的是农民群体活力的丧失，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突出、农业劳动力知识水平依旧偏低，缺少变革的推动力，几乎就是风烛残年。未来10-2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几乎会出现断崖式下降，老农民老去、新农民不知在何处，未来的农业生产怎么样适应这种情况，也是个问题。
2、高成本、低效益的问题。相较之下，农资产品价格偏高，且一直有上涨趋势；农产品价格却相对低迷，加上农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大、波动大，导致农业生产净收益很低。农业生产是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领域，面对市场上劳动力定价的高涨，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中显然是折本的，所以大部分农户都是采取混合生产的方式来分配劳动力，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工。
3、对化学品的依赖程度高。稳产要靠基本的肥料投入、必要的化学保护，增产要靠增加肥料投入。一些生态型的生产方式，已经被完全抛弃，短期高效的纯化学生产方式是现在的主流。这种情况对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对农业的影响也不小，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是生产环境的恶化，这种恶化必然导致农产品产量质量的下降甚至可用耕地减少。
4、农业生产组织化低。组织化低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生产上的盲目性和市场话语权的缺失。生产上的盲目性，没有组织作为协调者，农户的品种安排、技术应用就会变得盲目；没有组织作为市场上的话事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组织就像是一个大脑，是力量的调动者，信息整合、资源整合、产业链延伸、提高收益这些事情，一家一户零散生产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完成的，除非有企业愿意花大周期来做这件事。
1、劳动力流失问题。劳动力流失带来的是农民群体活力的丧失，劳动力特别是年轻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业人口老龄化突出、农业劳动力知识水平依旧偏低，缺少变革的推动力，几乎就是风烛残年。未来10-20年，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几乎会出现断崖式下降，老农民老去、新农民不知在何处，未来的农业生产怎么样适应这种情况，也是个问题。
2、高成本、低效益的问题。相较之下，农资产品价格偏高，且一直有上涨趋势；农产品价格却相对低迷，加上农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竞争大、波动大，导致农业生产净收益很低。农业生产是需要大量劳动力投入的领域，面对市场上劳动力定价的高涨，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中显然是折本的，所以大部分农户都是采取混合生产的方式来分配劳动力，即农忙时务农、农闲时打工。
3、对化学品的依赖程度高。稳产要靠基本的肥料投入、必要的化学保护，增产要靠增加肥料投入。一些生态型的生产方式，已经被完全抛弃，短期高效的纯化学生产方式是现在的主流。这种情况对环境的破坏可想而知，对农业的影响也不小，生态环境的恶化也就是生产环境的恶化，这种恶化必然导致农产品产量质量的下降甚至可用耕地减少。
4、农业生产组织化低。组织化低带来的突出问题就是生产上的盲目性和市场话语权的缺失。生产上的盲目性，没有组织作为协调者，农户的品种安排、技术应用就会变得盲目；没有组织作为市场上的话事人，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几乎为零。组织就像是一个大脑，是力量的调动者，信息整合、资源整合、产业链延伸、提高收益这些事情，一家一户零散生产的情况下几乎是无法完成的，除非有企业愿意花大周期来做这件事。
第4个回答 2021-10-11
中国农业存在地域小而人均少的问题，北方粮食主产区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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