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首先爆发于山东。1899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纷纷响应。
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烧起来的。“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后迅速发展到直隶(今河北)、河南、山西、内蒙、东三省等地。尤以京津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是由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梅花拳和大刀会等发展起来的,1899年下半年后逐渐形成统一的名称。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但他们纪律性强,“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运动是1899年-1900年发生在中国北方的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大规模反帝爱国运动。
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最初,他们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屡遭清政府的镇压。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义和团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
1900年6月,义和团在得到慈禧太后的招抚和默许后,大量涌入北京。他们在北京习拳练武,赶制武器,烧毁教堂,惩罚贪官污吏,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灭洋、反帝”活动。6月10日,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八国联军共2000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侵略军在廊坊附近遭到义和团以及爱国官兵的阻击,于26日败退回天津“租界”。但是,另一批侵略军却在6月17日攻占了大沽炮台,然后大举进犯天津。义和团在天津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下参加了天津保卫战。7月14日,天津失陷。但是,义和团歼灭侵略者1000多名,给予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再次向北京进攻,8月14日攻陷北京。到年底,八国联军出动十几万兵力,侵占了保定、正定、井陉,最后侵占了东三省。侵略军所到之处,焚杀淫掠,无恶不作。尤其是沙俄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位于瑷珲县对岸,7月16日,3000多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在这里。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7月17日,7000余名中国人被沙俄侵略军杀害。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
但是,1900年8月以后,撤退至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帝斗争,仍以各种形式不断袭击侵略者,表现了中国人民誓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这时,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一再令奕䜣、李鸿章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朝统治。12月底,帝国主义方面抛出了所谓“议和大纲”12条,西太后忙下令“应即照允”。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11国的代表,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因这一年是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签订的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是空前辱国的卖国条约。从此,清朝统治者完全投入了帝国主义怀抱,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人民的忠实走狗,中国完全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深渊。
义和团运动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但是,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继续扩大侵略的过程中,义和团始终坚持战斗,高举“扫清灭洋”的旗帜,继续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统治者进行斗争直到1902年。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促进了人民的觉醒,推动了革命的发展,加速了腐朽的清王朝的崩溃。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义和团运动传入东北地区并很快开展起来。当时,盛京地区的洋人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几座教堂之内。当年6月30日,以义和团大法师刘喜禄、张悔等人为首的盛京义和团数百名,为铲除洋人,高喊着“洋鬼子快投降”的口号,包围了大东门外的英国教堂,而教堂的洋教士们则从窗口向义和团开枪射击。枪声激怒了义和团,他们奋勇冲锋攻占教堂,随后付之一炬,接着又将洋人开办的教会医院、讲书堂、大北门外的一天主教堂等处统统烧掉。最后,只有南关法国天主教堂在主教纪隆的指挥下,仍然负隅顽抗。他们密集的炮火使义和团遭到了很大伤亡。7月3日,义和团再次攻打洋楼,仍然是久攻不克。于是义和团首领刘喜禄便请盛京清兵副教统晋昌派兵支援。一些爱国的清兵带着火炮前来助阵,义和团士气大振,拼力冲杀,终于将这座象征着帝国主义势力的顽固堡垒彻底摧毁。主教纪隆以及两名神父、三百多名教徒被当场打死,教堂也被付之一炬,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1900年义和团正式被敌人挖刨解散,当时团员一半被杀,现在活着的义和团老兵范大爷想到此时就很痛心啊.
义和团运动虽然最终失败,但赵三多等英雄人物精神永驻,丰碑长存,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篇章。帝国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在中国除了软弱可欺的统治阶级之外,还存在着不畏强暴、敢于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广大人民群众。正是这种亿万人民群众反抗外来侵略的精神,迫使它们放弃直接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实行“以华治华”,即采取扶持和利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继续充当其在华代理人的政策。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如何变换侵略手法,以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是永远不可征服的。
1955年,周恩来同志指出:“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是对义和团反帝爱国斗争历史功绩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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