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执浩何必取长途美文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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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执浩，武汉市文联专业作家，《汉诗》主编。主要作品有诗集《苦于赞美》《宽阔》《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长中短篇小说及随笔集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诗刊》年度陈子昂诗歌奖、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对于古代诗人来讲，漫游无疑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们正式踏上仕途之前，或行进在仕途之中时的必要功课，甚至，即便是在他们踏上了仕途之后，漫游这种行为本身，也始终是一桩让诗人们耿耿于怀的事情。正因为如此，那些沉浸在我们脑海里的古代诗人形象，总是以动词的形态呈现出来的，仿佛这群人一直在漫无边际地行动着，边走边吟哦，用脚步丈量着他们的精神版图。而即使是那些描写宁静与幽谧情态的诗句，也具有动态之美，充满了动与静之间来回拉伸与相互成就的美学张力。譬如说，孟浩然的《过香积寺》：“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咽”“冷”“空”“制”，四个字均衡有致地穿插在诗里行间，紧紧拽住读者的视线。诗中所有的静寂，都是为了营造出某种突兀的声响，反过来，所有的响动都是为了凸显出一种空寂的力量。
　　广文遗韵留樗散，鸡犬图书共一船。
　　图书鸡犬共扁舟，又续人间汗漫游。
　　上述两首诗，向我们形象地描述了不同时代、近乎雷同的人生现场：漫游中的诗人驾驭着命运的扁舟，穿行在未知的人生道途上，鸡犬与图书共一时空，逼仄的生活场景与广阔的生命图景并置共生。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古代的诗人们是如何克服对各种天堑的畏惧，凭借有限的生活道具，行走在广袤崎岖的河流山川之中的了；也很难想象，他们又是怀揣着怎样的心境和愿景，由此及彼，最终抖落浑身的尘埃或雾瘴，走到历史光亮处的。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前方一定有某种召唤之声，在诱惑或指引着他们，或许是友谊，或许是亲情，或许是对名利的渴望，抑或是闪烁不明的仙踪神迹？总之，诗人们一到及冠之年，就天然地行走在了茫茫的天地之间，这几乎成了一种本能或天性。从四处流窜，到广为流传，诗人们通过漫游，一点一滴积攒着自己的名声，其中经历过多少悲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身影将会因此而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脚步声也会越来越坚实。
　　明代画家董其昌在其《画旨》中云：“画家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气韵’不可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成立郛郭，随手写去，皆为山水传神。”意在总结前人成才的经验，强调游历和见识对于培育一个人心性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漫游或游历，人生的经历才会转化成宝贵的生命情感经验，充盈于书写者的字里行间。“行万里路”的目的，并不在于猎获无限的奇景，而在于“养气”，生气、豪气、吐纳天地之气，以气致象。所以，苏辙有言：“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天下文章佳篇，莫不以奇气充盈。
　　当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若有神”的时候，他已经三十七岁了，此前诗人也曾经历过长达数年的下吴越、奔齐赵的漫游期，而科考失利，致使他空有满腹报国经纶，却不得不整日踟蹰于长安豪门之侧，四处求告。“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绝不是杜甫在逆境中的负气之语，而是诗人对自我才华的坚信，如同他说“诗是吾家事”一样，慨然平淡的口吻里透露出了毅然和决绝。杜甫的诗歌才华，早在他入仕之前就已经确凿无疑地展露出来了，但真正让他找准下笔处，酣畅淋漓地抒发自我心志的，还是这首《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写在盛唐气象即将被乱世乌云席卷的前夜，诗人好不容易才谋到了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离开长安赴奉先县探亲，而此时，安禄山已经在范阳起兵反叛，只是长安方面尚未得到叛乱的准确消息。杜甫途经骊山时，隐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在到来，且无可避免：“岁暮百草零，疾风高岗裂。天衢阴峥嵘，客子中夜发。”敏感的诗人几乎是在那一瞬间，就疾步冲到了那个时代的最前列，并以报丧人的视角和口吻，发出了“哀民生之多艰”的浩叹。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时诗人依然踯躅徘徊在长安城内，没有从斤斤计较、乌烟瘴气的朝堂内走出来，阔步走向嶙峋斑驳的旷野，他就很难体察到被乌云笼罩的社会现实。而事实上，那时候，唐玄宗和杨贵妃他们还在华清池里避寒饮乐，泡着“莲花汤”“海棠汤”，酒池肉林，以为天下安泰，岁月静好；如果没有诗人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对民生的深切关注，没有此前他在《兵车行》《丽人行》等诗里所作的情感铺垫，他也不可能脱口吟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
　　杰出的诗歌总是在生活的正前方等待着它的主人出现；杰出的诗歌总是会以“失物招领”的方式，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生道路旁，等候着它的主人去路过，去认领。但是，每一首优秀作品的真实拥有者，必然事先就得去积攒拥有者的资本，培育出敏感细腻的心灵和火眼金睛般的生活之眼。否则，所谓的“杰作”，就只能永远沉睡在情感的旷野中，存在于写作者的想象或幻觉里，既无认领的慧识，也缺乏认领的本钱，即便侥幸得以冒领，也很快就会被时光无情地戳穿。这几乎是一条铁定的文学之道，已经被文学史反复验证过了。
　　公元749年，年过而立、功名心切的岑参，在经过了一番犹豫和权衡之后，决定应节度使高仙芝的辟召，前往安西幕府执掌书记一职。从长安西行，到安西幕府所在地库车，实在是一段漫漫长途，全程长达六千华里。走完这样一段路程，对于一介书生来讲，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不仅道艰且阻，而且沿途还充满了各种未曾预料过的凶险。
　　从诗人留存下来的那些行旅诗篇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出岑参此次西行的路线：他先是取道河西走廊，出阳关，经蒲昌海，到达鄯善；再经由火山西进，至吐鲁番一带，又由西州经铁门关，最终到达了安西。全程历时两个多月。可以想象，当诗人行走在渺无人烟、黄沙漫漫的旅途中时，心境是何等的愁绪迷漫，他的心情自然也悲凉到了极点：
　　沙上见日出，沙上见日没。
　　悔向万里来，功名是何物。
　　当自以为功名在望的诗人，深陷于不知“功名是何物”的田地时，他行前的亢奋和激情，自然就很快消逝在了凄迷无望的茫茫戈壁滩涂上，被狂沙朔风吹卷到了九天云外。悔恨和自责盘桓于心，使得狼狈的诗人一边朝前走，一边往身后顾盼连连：“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种身心离异的锥痛感，已经提前注定了岑参这趟谋求功名的旅程是一段蹇途，不可能达成他早前一鸣惊人的心愿。果然，在抵达目的地后，各种不适便接踵而至，除了思亲念友，诗人心里只剩下了苦闷和厌烦。两年之后，岑参两手空空，无功而返，不仅没有缓解现实生活的压力，反而对仕途和功名萌生出了退意：“白发悲明镜，青春换敝裘。”早年的进取之心，还险些因此次冒进而荡然无存。
　　发生在岑参身上的这段遭遇并不是孤例，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最为浪漫的文人诗歌圈中，因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太大，或因心性与周遭环境的抵牾，而最终被现实无情碾压，沦为命运的齑粉和玩物，这样的例子实在是不胜枚举。远行或漫游，看似美妙浪漫，撩拨人心，但实则是一把双刃剑，或可劈斩羁绊心灵的镣链，但也有可能会自伤其身。老实说，从古至今，诗和远方的关系，从来就不曾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熨贴、自然，远方倒是时常会像一个骗局，干扰着人类本来的平静生活，困扰着那些深陷在现实生活中而无力自拔的人们。
　　一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弄清楚，也没有能力彻底弄清楚“诗”为何物，它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又是怎样奇妙地作用于你我精神世界的；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对“远方”的确切认知，它是地理意义上的，抑或是心灵意义上的？若是前者，倒也简单，不过是肉身的位移罢了，通过行走就能达成所愿；但倘若是后者呢？心在身中却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身体的疆域越是辽阔宽广，心灵的迷失度可能就越高。这种肉体与精神之间的相互寻找和撕扯，不仅无法缓解我们现实生活的痛苦，而且，还时常会让我们在现实生活里变得更加无所适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把“诗”与“远方”这两种原本并无实质瓜葛的元素，不假思索地相互捆绑在一起，不过是一种简易省事的审美行径，并无多少过人的洞见。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远方”，而“诗”，也不过是世人用来短暂逃离现实烦忧的简易的掩体，因为你的身旁往往是他人的“远方”，你身体的边疆又何尝不是自己心灵的边陲呢？就像杜牧笔下的乐游原一样：“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一个人只有在平和的心境和舒展的情绪之下，才会感受到诗意的泉涌。倘若我们意识不到诗是一顶桂冠，那么，它就会沦落为一顶锈迹斑斑的头盔，兀自在旷野里滚动，等待黄沙来沉埋。
　　厘清上述疑虑是必要的，不然，诗和远方的关系，就永远犹如乱麻一团，看似浪漫惬意，最终抵达的却是庸常和空虚。
　　人间熙熙攘攘，远方闪烁不定，所谓漫游，如若没有恒定持久的心志可以凭依，只是以猎奇为乐事，终究是很难安放我们躁动不安的精神世界的。东晋诗人谢灵运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身显贵，才情沛然，年纪轻轻就承袭了“康乐公”的爵位，被后世称为“中国山水诗”的标志性人物之一。挑开这些光环，进入谢灵运的内心世界，我们发现，他个人的命运极富悲剧性和启发性。由于官场失意，又心高气傲，恃才傲物，谢灵运在仕途受挫后，只能选择远离官场，转而寄情于山水。他游遍了如画江南，写遍了千里江山，但即便美景处处，依然无法排解诗人内心的怨气和烦恼。所以，我们在谢灵运留下来的那些辞藻华美的诗篇里，只能感受到他非同凡响的才华和文采，却始终感受不到人生的平和昂扬之气，有的只是无休止的愤懑、怨怼和不平：
　　誓将候秋水，息景偃旧崖。
　　我志谁与亮，赏心惟良知。
　　既秉上皇心，岂屑末代诮。
　　目睹严子濑，想属任公钓。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
　　在谢灵运身上，我们看到，山水其实并非真正的寄情之物，无论多么优美的山水，也只能让你产生短暂的移情转意，要想根除内心的戾气，仍需要放下执念，融于眼前的景物之中，随物赋形，并从中咀嚼出生命的奇异甘怡。这一点，与谢灵运同时代的诗人陶渊明，为世人作出了表率，他是真正回归到了本心的诗人，悠然之于他而言，不是一种故作高古的生活姿态，而是一种豁达开阔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陶渊明的一生，始终在“形”“影”“神”三者之间寻找自己真正的人生坐标，最后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这才是一种真正舒朗的人生态度。而对于谢灵运来讲，无限风光终究没有能够喂养出一方超凡脱俗的心灵世界，行得再远，脚力再好也无济于事。晚年的谢灵运竟被人诬其心存“异志”，一次次被外放，一直流落至广州，最后以“谋逆罪”血溅街市，年仅四十九岁。“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下泯。”在这首令人唏嘘的《临终诗》里，诗人对自己本应洒脱却如此短促含恨的一生充满了遗憾。
　　我总觉得，现代人对古人尤其是古代诗人生活的理解，充满了太多的过于丰富随意的想象成分，而这些臆想，往往是建立在无视时空对肉身的拘囿之上的。也就是说，每当我们谈论古人的时候，总是会在有意无意间将他们的情感生活，从他们切身的现实处境中剥离出来，只侧重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而轻慢其肉身所处的现实困境。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便于从中获取那些能够为我所用的情感信息，以期寄寓我们日益贫乏的情感渴求。无论是“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还是“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都将最丰沛的情感压缩在了浩渺无垠的时空之中，一经释放，便会产生出炫目的诗意情感光彩，而这样的光彩，恰恰是今人生活中极为匮乏的。
　　在很多现代人的心目中，古人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不是以日复一日的形态来呈现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完全呈混沌状。这无疑是一种简单粗暴的精神预判，它以牺牲个体生命的存在为前提，只攫取广义上的“古代生活”图景，而不会顾及个体生命的困境与感受。当这些具体的、日常和繁冗的时空因素被强行抽离之后，我们获得的情感浓度和密度，当然就会大大超过我们的心理预期，同时也更能满足甚至超乎我们原有的情感期待。谁不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呢？谁不愿“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呢？于是，“崇古”便成了今人天经地义的心理积习，一如杜甫所言：“别离已昨日，因见古人情。”举个例子，我们对“大鹏”李白的印象，基本上就近似于一个在空中飞翔的发光体。从白云悠悠到浮云万里，总感觉他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即便诗人偶尔与我们同处于一个空间里，也形同隐身人一般，舞影翩然，却踪迹全无。这种印象的由来，主要还是得自李白留下来的那些诗文所传递出来的信息，而他在诗文里所透露出来的行迹，无论展示在任何摊开的地图上，都常常会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爬梳出来的结果更是匪夷所思。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李白一生究竟走了多少里路，他可能是唐代所有诗人里最好动的那个人。二十五岁出川东游，途经江陵时他遇上清道宗司马承桢，计划中的人生路径由此被改变。随后，他沿江东下九江、金陵、扬州、会稽、姑苏等地，走的都是水路。二十七岁时，诗人从天台折返，来到湖北安陆，娶许氏为妻，总算是轻舟靠岸了。但在稍后与孟浩然同登黄鹤楼不久，他决定辞家北上南阳，赴长安，因不受玉真公主的待见，转而郁闷地前往洛阳游玩，而后返回安陆。三十四岁那年，诗人再度北上，游襄阳、洛阳、太原，又一次回到安陆。这是他自称为“酒隐”的十年光景。实际上，在这十年里，李白并没有真正过上几天隐居生活，南游潇湘，北至汝海，东泛金陵、扬州，远涉吴会，“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公元737年，许氏病故，三十七岁的李白携一双儿女移居东鲁兖州，漫游于山东各地，嘲鲁儒，登泰山，这几年或许算得上是处于“半隐”状态，积蓄能量，静候天启。天宝元年李白终于等来了奉诏入京的这一刻，朝廷诏他为翰林供奉，但入朝不到两年，便被玄宗“赐金放还”，回到鲁郡砂丘家中。不久，李白又萌生南下之意。几年后再下扬州、金陵，前往庐山，此时诗人已经五十岁了，再次回到东鲁。之后他经泗水，入济水，至封丘、邯郸，到达幽州、蓟州，得知安禄山意欲反叛，赶紧返回梁宋，至宣城，金陵，扬州，黄山，当他再一次回到宣城时，安史之乱已经爆发。李白急忙赶回梁园，接家人一路南奔，避入剡中，隐于庐山屏风叠。五十七岁那年，李白入幕永王李璘麾下，结果永王兵败，他被以“附璘谋逆”定罪。朝廷决定将他流放至夜郎，自浔阳，经江夏，涪陵，幸遇新帝登基大赦天下，半途遇赦，折返至江陵、洞庭、浔阳。公元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自金陵回到淮南，投靠族叔李阳冰。翌年病逝。
　　纵观李白一生飘忽不定的行迹，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漫游基本上都是出于主动选择，其目的地也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常常是心之所至，身必趋之。除了众人皆知的那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得意之行，受诏之举；还有一次就是，晚年的“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是失落无奈之旅。而这两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都偏离了世人对李白的心理期待。在世人眼里或心目中，李白应该是“千金骏马换小妾，笑坐雕鞍歌落梅”的那位风流才子，当然也应该是“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的那位傲世雄才，却断断不应该是“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的那位宫廷诗人。当然，无论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漫游，行走，干谒，交游，乃至流放，都应该视为一位诗人对自我人格的重建和加固过程，同时，也是他对自我精神深度和广度的勘测与度量。在不断移步换景的过程中，李白完成了中国山水诗由游记体到游仙体的转换和蜕变，大大拓展了古代诗人漫游的精神强度和向度。
　　而与李白的漫游生涯形成相互印证的，是唐朝的另外一位大诗人杜甫。只不过，与李白相比，杜甫的游历生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是被动选择的结果。虽然早年他也曾经有过一段“裘马轻狂”，壮游吴越、齐赵的惬意时光，但很快就陷入了为前程和生计发愁的窘迫状态，不得不接受生活的催逼，四处辗转。
　　公元747年，杜甫自东都洛阳赴长安参加科考，因李林甫从中作梗，他和所有的学子一样，被以“野无遗贤”为由而集体落榜。此后，就开始了他在京都东奔西走的十年求官生活，无数次辗转于希望与失望之间，最后才谋得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小吏。随后，他经骊山，赴奉先。此时已是“安史之乱”爆发的前夜。两年后杜甫带家眷自奉先至白水，途中被叛军捉住。757年，杜甫逃出长安，奔往凤翔，被肃宗拜为左拾遗。一年后又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但旋即弃官而去，从此不再对朝廷抱有幻想。秦州是杜甫从政生涯的终点，也是他日后半世漂泊的起点。759年，杜甫携家眷从秦州出发，前往同谷，历经千难万阻，于年底到达成都。此后五年多的时间，杜甫的活动轨迹都以成都为中心，先后去过绵州、梓州、阆州等地。765年，杜甫出蜀，经忠州到达云安，后移居夔州，作《秋兴八首》，到达他文学生涯的顶峰期。768年，杜甫沿江东下，本来是想投靠亲朋，然后由此走上返乡之途的，结果命运的激流和漩涡将他越冲越远。“故畦遗穗已荡尽，天寒岁暮波涛中。鳞介腥膻素不食，终日忍饥西复东。”就在这种颠沛流离、几乎不能自已的状态里，这只折翅“凤凰”越飞越低，叫声也越来越凄惶无助。诗人被迫沿江而下，顺命而行，途经江陵、岳阳、衡州，到达潭州，原本还打算从潭州返回岳阳，再从岳阳到汉阳，北上襄阳的，结果未能走完计划中的最后一程，病逝在了耒阳至平江的一条小船上。
　　“古来存老马，何必取长途。”当这匹老马精疲力尽地倒在时光的洪流中时，我们回溯杜甫这一生的足迹，应该可以清晰地看到，诗人留下的每一个脚印，其实都是对他置身其中的那个渐渐坍塌的帝国命运的被迫呼应。风高浪急，大厦将倾，而所谓漫游，于杜甫而言，早已不再是意气风发的远足，而变成了举步维艰的亡命之旅，前方永远是泥泞趔趄，永远是流离失所。也许，更多的诗人漫游当如杜甫这般，把自己的双脚套在时代的辙印里，或者，干脆视时代的分分秒秒为一双双沉重的烂靴，砥砺而行，如此，才能踩着时代的泥泞，见证或引领时代。而这需要极其强健的足力，才能够真正走向远方。
　　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
　　思君不可得，愁见江水碧。
　　乡书不可寄，秋雁又南回。
　　在古代，一封书信的传递都如此艰难，殊为不易，更何况是身体的抵达了。那时候的驿站并非为平民百姓而设，飞驰在栈道上的马匹如一缕缕尘烟，所谓“三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甚至“八百里加急”，也只是朝廷出于政务或战事军情的需要而设，至于普通人的音讯传递，则更多只能依靠口口相传，或者，依赖于水道的便捷而送达。因此，那时候的每一封书信往来，总会给人以恍若隔世之感。“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这是唐宪宗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贬柳州后，写下的一首题为《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的诗，“音书滞一乡”的痛苦体验，其实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情状。人人都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外界犹如天堑，也就无所谓远方了。
　　公元770年，杜甫在寂寥孤寒的船舱中翻检自己随身的信函，找到了一首好友高适在公元761年写给他的诗，而高适已于五年前病逝于长安。杜甫直到此时才得知这个消息，悔愧之下，他“回赠”了一首答谢故人的诗《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诗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开，迸泪幽吟事如昨。呜呼壮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动寥廓。叹我凄凄求友篇，感时郁郁匡君略。”而斯人已逝，往事随风。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古诗里所描述的类似这种刻骨铭心的情感之后，才能真正走进古人的精神世界里。
　　而迟到者的命运，以及延后抵达的情感体验，又岂止杜甫一人承受过呢。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在近乎天荒地老的个体生命的生活现场，除了役卒、士子、贬谪的官员和流离失所的难民，一代又一代人终其一生，几乎都“足不出户”，方圆之地乃是其存命之所。“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们对美的吁求和恪守，其实应该更多地来自于个人内心的修为，以及胸襟的广大与想象力的发达，与远方并无实质性的瓜葛。诗意的彰显，在很多时候都是以某种永恒又独我的方式出现的，亘古的情感，静穆的面貌，庄重的形态，以及滴水穿石的坚执，等等，这些沉淀在世人心中的情感能量，经由语言的淬炼和铸造，瞬间便产生了电光石火般的精神能量。
　　无论是李白，还是杜甫，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诗都应该是，也只能是，诗人在身心合一之后，与世界、自然和生活共振的产物。走得远的人未必能成为诗人，但诗人肯定是心游万仞八极之人，更是自我心灵世界的自觉主宰者。譬如李贺，他可能是唐代诗人中行迹最少、步履最踉跄的诗人之一。李贺的一生只在家乡昌谷与洛阳、长安之间辗转，他最远曾去过一次山西潞州，而且还是为生计所迫，才前去投靠友人的。在李贺短暂的二十七年人世光阴里，漫游从来不是他所渴望和奢望的事，当然也不是他的身体和精力所能允许的事情，但他一直沉迷在恍兮惚兮的个人精神世界里，独自走向了人类身体和心灵的边陲。“梦入神山教神妪，老鱼跳波瘦蛟舞。”李贺在逼仄的生活空间内，所自创出来的诗意世界非肉眼所能及，比远方更远。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诗与远方的关系，在李贺这里，其实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公元754年，岑参又一次开启了他的西行之旅。这一次，他是奉安西、北庭节度使封常清的征召，前去担任判官。在经历了上次西行的败绩之后，岑参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和精神准备，不再视西域为畏途了，他紧紧鞍辔，轻快地跃上了战马，和所有生活或征战在大漠深处的士卒一样，诗人也全身心地投身于辽阔壮美的边塞疆场。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样化苦为乐、神采飞扬的诗句，是五年前的岑参难以想象的；同样，“十年只一命，万里如飘蓬。”这样的豪情和雄健，也是五年前的岑参所不具备的。“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诗人终于在时光深处获得了应得的精神报偿，他付出的汗水和热泪也终于在这里浇灌出了人生的真味。此时的远方，终于再也不是空洞的想象，而变成了一根有形的辔绳，引导着这匹骏马心甘情愿地无畏前行。唯其如此，远方才真正归于远方，漫游也不再是走马观花的旅行，诗歌才能真正成为人类生活的见证，并参与到了重建我们生活乃至生命的序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