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医是怎么衡量什么药该用多少药量的呢?

在古代的中医是怎么衡量哪种药又该用多少药量的,比方说一方药里面有几种中药,这个药该下多少,那个药又该下多少;古代中医是怎么去分析,怎么衡量的呢?

  中药离不开实践,至于汤剂的形成是伊尹之后,方剂的形成也是在不断尝试单味药的基础上开始尝试配合使用,比如内经里产生的十三方,还有最早的五十二病方。另外产生了七方、八阵二十二门等制方原则,最后产生比较成熟的君臣佐使的配伍结构。你提到的古代人研究中药、配置方剂的研究方法应该有很多种途径,从原始的口尝、亲身尝试到练习气功调息状态下体验药物的作用归经,如现不可考的《胎胪经》,就是在类似胎息状态下的道家内证体验,此外还有术数原理,从河图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术数里悟出的配药比例而研发出的六一散;以及直觉思维等的探索。必须要说明的是,方剂里的用药量是一个范围,而不是一个单一的数值,这样,才可能为辩证论治和临证加减提供一个参考,而不是一张一成不变的处方。
  以上为自己手打,下面提供一点发展史

  另附一些资料,供您浏览参考:
  方剂的形成发展:方剂形成很早,具体是何时,何人所为,尚不能查。从历料上看,方剂的发展至少在周以前,在发展药物治病后,积累经验,从单味发展为多味治病,在多味治病中逐步摸索出一些东西,知道了如何配伍治疗最好,这是第一个前提,第二个前提是方剂形成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一定的知识、工具,才能有方剂的产生,从生食到熟食,有这些条件为方剂的形成提供基础,在周休《礼记》“君有疾饮药,臣先偿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偿之”。可见当时已药煎后饮用,也说明当时人们对药有无毒性,尝不明了,故先用人偿之。《史记·仓公列传》及《流沙阴简》中见出有方,如长桑君教扁鹊以“禁方”,禁方乃自己的积累的方剂,不轻易传与人,扁鹊治病人假死时,用了“八 ”之剂和煮之,说明当时方剂已具备了一定的形式,也有一定的道理,证明这些方不将药物草率的堆切,而是有一定的规律和目的,更主要证明了这一问题。在《内经》中,关于治疗原则、方法、方剂配伍组合的一些理论,都有很多记载,说明到了《内经》时代,方剂的理论已经成熟了,此处成熟并不意味完善,从开始到定形,已经把它当中经验的东西抽取出来,总结成为比较有系统的理论,所以说它是成熟的,在《内经》虽只记载了十个方,但这十三方还是相当原始的,有的还是单味药,有些方用药简单,从此可能会疑问,理论发展到这样地步,为什么没有方?因为古代著作,从《汉书·艺文志》中看出,它是分开的。《内经》是医经,有七家,经方比它多,有十一家,所以在《内经》中少,还有更多的,虽没传下来,但有记载,在那里已积累相当的资料,形成了理论,在此以后,更进一步是张仲景的著作,记载了相当多的方,有314方(除去重复及后世的附方),从方的数量、药的数量及剂型上,都说明在这一时期又有很大的发展。应特别指出的是,仲景方有它的特点,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换一药便是另一方名,加减一些剂量是另一方名,证有所不同,方便有了改变,而经过后人的研究,这些方的配伍当中,有相当的经验和道理,从方剂来说,它的立法、用药非常精练、严谨,针对性强,为我们后人学习和研究方剂提供了很宝贵的东西,后人不仅尊之为“医圣”,而且称其书为“方书之祖”。
  从发病原因分析、探讨,对病因病机,隋代的巢元方《诸病源侯论》侧重谈病的发生、特殊症状,由于这样的发展,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发展,促进了用药物治病的发展,在这样的情况下,方就更多了,这是一方面,另一个是到了后来,在这些方书里有一些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是海外来的,如婆罗门,它不是咱们的名字,是南洋的,由于交通的发达,中外的交流,各种各样的文化、物产,也扩大交流,包括了外来的医药药方。在祖国医学的遗产中,包括了一个部分是吸收了外来的东西在里面,在这些外来的东西不是拿来的,而是融合起来的,是融合在祖国医学的系统里面,很明显,不仅善于吸收,而且善于有机地将其融合要一起也是中医的一个传统。
  唐《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将他们能收集对的,经它们的选择加以分类整理,另外引用历代著作的理论,《内》《难》《伤》《金匮》《巢氏病源》等加以论述,还有一些他们自己 的,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专门的方剂书籍,当中可以看出用药的精神与伤寒没有太大的变化,《伤》侧重用辛温,“寒为阴邪,伤人之阳,保护阳气”,用温热,这是现在可以看到的,《伤》的六经辨证,辨证论治,有理到法,从法到方,从方到药,理法方药全了,而这里着重谈方,这是主要的方书。《肘后方》比较简单,用药基本上跟《伤》精神没有太大的变化 ,是治疗表证,但已经用清热药与其配合,也开始有了一些清热解毒的方剂。从这里可以看到用药的发展,结合药物的发展,由于治疗中积累经验,由于药物的不断发现,使用药物的增多,使用药物的方法理论更加发展,到这时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方剂的形成发现,也有个“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从宋代开始,习惯上讲金元四大家的学说,另外还有对药物理论的研究,从宋开始,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从张元素开始研究,过去说药物的性味、归经、功用,但它为什么产生这些功用,为什么能归经,对这理论的阐发从宋开始。宋时战乱多,生活不稳定,病的情况比较复杂,对人体的影响也有了不同的变化,还有就是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也比较重视,知心民众,实质上是为了长生,讲究炼丹、服石,同时收集了民间各种有效方剂。从宋中叶开始,将药材作为封建统治的专利、专卖、垄断,随着医学的发展,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从整个医学的发展中,方剂也得了相应的发展,而由于方剂的发展,又促进了医学理论和临床各科的发展。在医疗实践中,方剂的发展使得方法更多了,在这时期,辛凉解表的方剂开始形成,表里同治的方剂比较多见,《伤》仲景是先表后里,是非常严格的,表证先需解表,张也提到表里同治,辛温加辛凉的问题,如加石膏等,但这些方面的应用比较少,不像在宋代比较多,不仅是辛温与石膏等的配伍,而且发现的药物增多,也开始用辛凉解表的药物治疗,由病理、人的体质、人们对病的认识的深入,在用药上看起来味数多了,但它的主治配伍还是比较严格的,不是随便的加减,它还是有机的配伍,药多理不乱,由于对疾病的认识深化了,考虑的面比较全了。宋开始对过去的方进行了理论分析,成无已对《伤寒》进了解释,在《伤寒明理论》中讲了20多首方,完全用《内》的理论来解释,说明这方为什么能治这病,这方为什么这样组成,它的配伍的道理是什么,它内在药物与药物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东西作了一些说明,从这以后方剂的理论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了,对方剂理论分析的书籍多起来了。宋以来的方书多,不单是时代性问题,也由于印刷术的进步,书流传的比较多。另外,促使方剂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是温病学说开始萌芽,方剂的治疗方面的问题也有所不同,在温病当中强调的是阴液,特别强调的是救阴液、保阴液,与《伤》保阳气不同,保阴液并不是否定保阳气,救阴液也不否定护卫气,只是侧重面不所不同,由于接触的病接触的具体情况,具体实践的对象不同了,所以强调的侧重面不同了,正因为这样,促使了方剂的进一步发展。金元四大家在他们各自的学说当中,有它独特的发展,刘河间善用清热,他研究《内》结合当时的实践,认为病机十九条不出一个火字,“六气皆从火化,皆从热化”,主张用寒凉,用寒凉并不等于它不用别的药物治病,而是他有用寒凉治病中他在自己独特的经验,从理论到实践他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也就是在理法方药都有特长,如地黄饮子,不仅是寒凉的问题;张子和主张用汗、吐、下,人称“攻下派”;李东垣主张调脾胃,从脾胃立论,侧重五脏六腑的功能,以后天为本,认为人的饮食亦为气血,人体的营养从脾胃而来,先天所有的东西很有限,而人所伤,脾胃为主,创立了脾胃学说,同时创立了许多方,具有代表性的是补中益气汤,也就是在临床上提出的“甘温除大热”的问题,这对后来治疗内伤杂病影响很大,在这个学说上确有成就,除此之外,他也擅长治外科病;朱丹溪特别强调相火,他对相火的研究比较深,强调“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一水不 二火(君相二火)或五火(五脏之火),主张滋阴降火,与其说其为滋阴派,不如说其为降火派,用一黄柏就是大补阴丸,从这一角度,他认为降火就是滋阴。四家各有特点,但本身的学说独特于一个面,并不局限于这一方面,它整个是从《内》《难》开始,到后世的一些著作,对药物的研究,四家学派的产生跟当时的药物研究有很大的关系,对药物的分析,比以前来说更加细致,这就给后来留下有用的东西。就是他们的学术之争,如果用得不恰当,也会造成一些坏处,偏执一见,在临床中都是错误的,我们要辨证论治,不能证病跟学派来生、按我的擅长来生,而应根据病人的病来分析、来治疗,对四家要有正确的认识,把其长处结合起来,不能抓一家,否定其他家,而就其本身的学说,也不是完全完整的,特别刚才提到的丹溪的降火滋阴的问题,张子和汗吐下三法,他认为治疗以攻邪为主,邪去正自安,实际上三法包括很多内容,常超出此三法的内容,正如我们讲八法,细分很多法,只是归纳起来而已,简单理解是不行的。
  自宋以后,方书更多,论方剂理论的书如《医方考》,对《伤》方阐述的医家也很多。历史上最大的方书是《普济方》,《本草纲目》方剂也很多,它不仅阐述了一些方剂理论,对药的解释中论到方的理论。
  方的理论在《内经》里很多,有一些是治则、治法,过去在名词上没有区分,现在我们对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分。治则指治疗疾病当中都必须遵循的东西,如在基础理论中,治病必求于本,正治、反治、标本、因时因人因地制宜,这些不管治疗那一个病,都需以此为原则来加以考虑。治法是针对具体证、具体病来进行的,法可分很多,***下有许多小法,把汗法说成解表法还是不恰切的,汗法中有许多方法来发汗,在《内》中就有不用药物的发汗法,“渍形以为汗”,可能用热水,可能用药煎,对虚人感冒,补中益气汤方歌中,“阳虚外感此方施”,通过扶正的途经治疗,现在有扶正解表,法有大有小,法针对性很强,有具体的对象,治法与所辨得的证应是相对应的,表证解表,表寒辛温解表,表热辛凉解表,是对应的,气虚外感,则益气解表,阳虚外感助阳解表,再小的一个方子都有它的治法;也可以包括几个法在里,泻下救阴时用大承气汤,黄龙汤既益气又补血,既有人参,又用当归,是补法加泻法。到了后世,邪实正虚可用扶正药加入,加用益气养血药,也可用清热滋阴药,或者益气滋阴同时用,这是从《伤》三承气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感冒,表证固然有典型的表寒表热证,表寒用辛温,表热用辛凉,可是也有一些由于人的生理条件不同,自然条件不同,往往在疾病过程中不能辨是表寒或表热,因此在用的时候当寒热相配,而在《伤寒》中用麻黄,桂枝,或者大青龙,那里没有一种辛凉解表,而现在大青龙等用的少,是因为其他的药丰富了,这些问题说明方剂是发展的。
  经方、时方的问题。对经方,一说仲景为经方,一说唐以前的方为经方,对此了解一个概念就行。自唐以后用药的风格,随药物的丰富,理论的提高,疾病的变化,开始不同,各有所宜。
  方剂理论,在《内》里很多,有的是治则,有的是治法,专门对一个方剂进行理论性解释始于成无已在《伤寒明理论》中把20个方作了细致的理论性的论述,这可以说是方剂理论著作的第一篇,从这以后逐渐多了。对《伤》证所对应的方也多了,对这也有了争鸣,实际上也就是方剂的发展。《医方考》专门解释方剂,针对证解释方,有其特点,也有不足之处,同样的方可用于不同的证,可以说是异病同治,实际上用于不同的证、不同的人,它的配伍用量、配伍的君臣佐使上总是有所变化的,吴昆在后一问题上说明白的,在前一个问题还不够,从这儿开始可以说是方剂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飞跃,加强了方剂的论理性,是把方剂的配伍组成,从理论上说得更清楚。从这以后,便多了起来,《名医方论》《绛雪园》等,从明以后多,这与历史的发展相应。
  方书争论最大的难点是方书分类问题,时至今日,仍未解决,从已有的分类方法看,主要有几种。《五十二病方》所谓分类,既无顺序,也无分类,到《千金》《外台》既有病科分类,又有脏腑分类,《千金》分小婴儿方、妇科、大脏六腑、虚热寒实;按病:《伤寒》,从此方剂分类有了框架,后世分类大体上在此基础上变化。另有分类是按治法,这种分类的书不多,如明《景岳全书》有古方八阵、新方八阵,用药如用兵,药就是兵,遣兵调将布阵,讲究王者之师,讲究王道,这在中医治病中是一个特色,也是个优势,是根据中医整个理论特点而来的,它不是治病,而是治病人,在从《内》理论中明确看到,它治的不是机械的人,不是自然人,而是社会人,简单地说,中医强调七情为病,与社会发生关系。中医的整体观,人是一个整体,社会自然又是一个整体。中医的特点在于它治疗的是社会人,因此不是以单一的治病为目的,既要治病,还要治好人,不能为了治这个病同而造成另一个病,不能因为治疗这个病,而造成他的生长发育障碍,不应给他其它各个方面造成损害,这 是中医治病的一个基本思路。当然在抢救危重的病证,在治标时,那又是一种情况。但总的来说,中医讲治标不忘本,主导思想是不离开人。如五味子仁可降转氨酶,但从观念的整体来说,也造成害处,就是一停药就反跳,反而比以前还高,加大量可再退,反复几次最后就无效,给其他药治疗也造成困难,对病也是愈反复愈加重,这就相类似如镇痛既止痛,是为有效,但并不是所有使用镇痛剂止痛都是有效的,很明显的阑尾炎腹痛用镇痛剂是危险的,说不定要出医疗事故的,因为掩盖了他的症状;而中医不是这样,辨证审因,而后来论治。张景岳引用王元正的“见热不表热,无汗不发汗,见血不止血,见痰休治痰”,强调仍是治病求本,讲的是更深一层的道理。我们在临床上治病,已不单纯是科学性的问题,已上升为艺术性的问题,中医处方往往不能统一,在过去往往是一种说不清的怨枉,实际上这正是中医的一个特点,一个优势,内容丰富,方法多样手段各种各样,虽人所掌握的方法不同,但它可达到相同的效果,而临床上辨证后,他要精雕细啄,不仅要对病清楚,而且对人也要搞清楚。过去医时,对此不理解,明明把烧退了还要挨批评,过去讲伤寒病现在讲温病,在看这种病时,不是看你是多快退烧的,不是看这个病的全过程是多长时间,把病治好后3个月的情况如何,还要把这个病人原来的病合并治疗,病好以后的身体比以前还要健康。这里着重强调治病不要忘了人,用药不要只取一时之效,治病必求于本,尽管我是针对某一个问题,但不忘他的本质所在,我当前解决的只是一个问题,特别现在内科复杂的病又特别多,我们要逐步解决,总的我们要知道他的本在哪里。
  八阵是按治法分类,真正的八法,作为分类,象张景岳归纳这么多的方子方书还少,八法很早有人提出来,在注解伤寒论时就有人提,在一些理论性书中已经提到了。
  要明白一个概念,以法统方并不是指方剂的分类,它是指“方从法出,法随证立”,统是统帅,是指导用药。
  《和剂局方》是称门,补益门、火门、风疾门等,他也是很难把所有的方剂包括进去,它还是有儿科、妇科,现在成药中还有沿用这样的方法。《局方》是历史上国家颁布的成药典,从解放后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有药典,才有中药的药典,宋当时将药典发到各个行政区去,医生按此用药无误,药铺按此配成散剂、丸剂等,《局方》特点:其中绝大多数方剂虽然不都是古方,它是通过从各地征集而来,都是行之有效的,缺点是适应证写的比较复杂,甚至带有宣传性质,或者是广告性质。今后在研究方剂时,看《局方》应注意这一点。但也有一些方子比较荒诞,有一些所谓的怪药如乌鸦等。
  还有一分类法就是作用的分类法,它既包括了治法,又包括了病因,如风寒暑湿燥火,清热祛炎,清热解暑,痰,祛痰,祛虫,这是跟治法又不完全一样。徐灵胎在《灵台轨范》中又有一法是通治法。分类难就难在方剂特别多,《普济方》就有6万多,《本草纲目》中也有1万多,现在运行教材用这种分类方法,是走过弯路的,一开始在南京编第一本教材时,也不用这个方法,后来又搞了个八法,回过来也不行,因为这门学科,更接近临床,与临床结合紧密,这样以汪昂《医方考》为蓝本,以便于学习。这里还强调教材用什么方法分类,更适合学习,将来从这出发研究,我们不要想一下子把几十万,成百万方给他们理出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
  方剂的参考书是非常广泛的,理论散在各家著作中,特别是各人的方子,在他的方子里注重他的思想,并没有给这些方写一个论述,如补中益气汤,他写了很多加减在其中,他并没有把这个方子进行详细的注解,方子治疗的证他也没有去阐述、归纳,该方很好,他的思想也表现得很突出。《纲目》一看都认为是一本药书,实质上很多地方是方,如讲麻黄,其下就有麻黄汤,就有它的解释,所以我们深入的研究方剂,就要看这些书,现在活血化瘀的方就有很大的发展,无论是在理论上、应用上,活血化瘀在《伤》就有该类方剂,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着重从活血化瘀着手,如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有些方剂,从它的方名可以知道它的作用,或者它提供的线索,它或者在脏腑分类里,或者在治法分类里,或者在病证分类里。
  方剂歌诀,从汪昂《汤头歌诀》,歌诀高度概括出方的主要内容,大部分方歌对帮助记忆有一定好处,但他不代表方剂的全部内容。
  方剂学是从有了学院以后才提出来的,既然有了“学”就要有系统的理论,这里的知识很多,但很散在,如何进行理论系统化,在编第一部讲义时开始把基本理论系统化,所以说“方剂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
  方剂不是药物的随意组合,而是有目的的、有理论指导的配伍,通过配伍组合以后,这些药就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它不是药效的相加。
  重视方剂更好的提高,提高不仅是为了方剂学的本身,而是为应用,通过提高,对新发现的病要提供有效的方剂。如肝硬化,类似它所处的阶段和它所出现的证,以及它后来的发展,直至肝硬化,或继发肝癌,中医都有类似的记载。现在艾滋病更是这样,它所涉及的问题我们从中医角度考虑,以及现在西医疗效,我们相信会找到一个方法治疗,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获得性免疫缺陷性疾病,从病因病源学说上来说,刚刚对其进行研究,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有什么特性,有什么规律,有些人可带病毒若干年不发病,有些人发病很急,但从我们中医治病毒性疾病来看,如果它合并细菌性疾病,并驾齐驱,运用抑制病毒的方法。和中医治疗一个病,方法有不同,该病就是造成人体免疫系统的破坏,现在通过好多药物证明,能够提高人体的自身免疫力,从这两个特点来说,治疗艾滋病会有办法的。我们既要研究它的病,又要研究它的药,怎样来配伍应用,治法与方剂要引起大家重视。
  五行学说,用以阐明脏腑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个关系非常复杂,又不能单纯用相生相克来说明,于是又有了反侮,来补充,若不懂其中道理的人便问:一会正的,一会反的,到底谁对,可是现在开始发现,肺不仅是呼吸系统,也不仅仅是循环系统,它有内分泌的互相作用的关系在内。我们要不断地发现问题,而我们过去讲脏腑之间的关系用来治疗,不仅是实则泻子,虚则补母,还可以隔二隔三,你可以补后天,我可以补先天,还可以通过不同的方法,其效果是殊途同功,要完全解释其中的道理,还要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还有很多道理有待科学的进步方可解释。经络已被证明与过去画的图相似,有些理论按照原来的说法,证明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暂时就那么认为,这里指的是真正的东西,如气功,鱼龙混杂,但真正的气功,它确实有效,象用气功带功麻醉进行甲状腺手术等。
  原来有十种,后来有“十剂”,后世有发展,有的加成十二剂,十四剂,甚至加成二十八剂,这种分类方法在方书中很少,只是陈修园《医方妙用》《时方歌括》用的十二剂,他只是归纳一部分方剂,这种分类争论很多。汪昂分类方法比较好,但也有问题,有的方剂分在两类里,如补益剂有了,又放在理气剂里,这种分类方的方法,方剂与治法的关系,有的方不是针对单纯的病证,往往有的方包括了几个方面,分类时可放这儿,也可放在那儿,方剂放在这儿合适,要看它的病理的解释与剂相合 是可以的,相同的方剂放在不同的章节,具体如礞石滚痰丸,是可放在泻下剂,也可放在祛痰剂里,该方特殊在有泻下祛痰的功用,针对食积和水饮这样的病证,在学习中概念必须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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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6-15
四累曰字,二分半也
李时珍的这句话提到三个衡量单位:分、字、累。“累”的量值太小,未见方药中使用者,这里不讨论。重点讨论“分”和“字”。
汉唐时期的衡制是斤、两、分、铢,“字”不在其中。明清时期药用衡制单位是斤、两、钱、分,按卢嘉锡先生《中国古代科技史·度量衡》的考证,明清时期的一两约折合今制37g,则1分=0.37g,作为一个药量单位,已经相当小了,如果用半分就更小了,故“分”一下,药方中罕有用其他单位者。
“字”,今人多认为是个估量单位,即以铜钱撮粉状药,盖钱面的四分之一。如近代医家张山雷指出:“古方中每有一字三字之名,未见有人为之说明者。颐谓古人抄药,恒用铜钱以代药匕,有所谓一钱半钱匕者,即以铜钱抄药,满之为一钱,则半之为半钱。非近时十分为一钱,五分为半钱之权衡也。盖唐以后,一文大钱,必有四字,其所谓一字三字者,则即以一钱抄药,用其四分之一,即为一字,用其四分之三,即为三字。凡医书中,亦有所即谓一字匕者,其义可知。”今人王振国先生《古方药量考证》也指出:“字:即以古代穿眼铜币(如开元通宝钱币,币上有“开元通宝”四字分列四周)抄取药末,填去钱面一字之量,即称一字。”
那么,李时珍“1分=0.4字”之衡制是什么年代的呢?
答曰:李时珍这里谈的是宋元衡制和明清衡制的折算,即宋元时期的1字等于明清时期的二分半(即“四累曰字,二分半也”)。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1分等于宋元时期的0.4字。
何以知道“字”是宋元时期的衡量单位?
现在高等中医院校的方剂、《伤寒论》、《金匮要略》教材宋元明清时期药用衡量单位皆为斤、两、钱、分,学者也如此认为,如王振国先生认为“宋代设立两、钱、分、厘、毫之目。即十毫为厘,十厘为分,十分为钱,十钱为两,以十累计,积十六两为一斤。元、明至清代,沿用宋制,很少变易,故宋、元、明、清之方,凡言分者,是分厘之‘分’,不同于晋代两钱半为一分之‘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现一般用药多从其说,汉之一两,可用3克。”追问

我问的不是这个啊!我是说古代中医是怎么知道治什么样的病,该用什么药,而这个药里面有好多种药,每种药又该用多少,这个又是怎么知道的,怎么分析的呢?你所答的是从网上复制下来的,我都看过了。回答满意加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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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中药的剂量是根据不同年代的度量衡来确定的。不同的朝代采用不同的剂量度衡。所以,中药的方剂要看它的作者、出处、年代,才能确定具体用量。比如汉代的方剂,尤其张仲景的方剂,《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称为经方,其中的一两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5克,桂枝汤用桂枝三两,将近45克。而明清的...

古方药量与今方药量换算对照
根据我国国务院指示,从1979年1月1日起,全国中医处方用药计量单位一律采用以“g”(克)为单位的公制。十六进制与公制计量单位的换算率 1斤(16两)= 0.5kg = 500g 1市两 = 31.25g 1市钱 = 3.125g 1市分 = 0.3125g 1市厘 = 0.03125g 历代衡量与秤的对照 时代 古代用量 折合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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