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2-10-28
原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yú)。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yú)!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dān)。郯(tán)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pán),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翻译: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却不求老师指教,那成为疑难的问题,终究得不到解决。在我之前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拜他为师;在我之后出生的人,他懂得道理如果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学习,把他当作老师,我学习的是道理,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比我小呢?因此,不论地位显贵或是低下,不论年长年少,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 唉!从师学习的风尚已经很久不流传了,想要人们没有疑惑很难呐!古代的圣人,他们超过一般人很远了,尚且跟从老师向老师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跟圣人相比相差很远了,却以向老师学习为羞耻。所以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成为愚人,大概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吧? 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这是糊涂的!那些儿童的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逗(断句)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却放弃了。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中,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这些人就聚集在一起嘲笑他。问那些嘲笑者(嘲笑他的原因),他们就说:"那个人与某人年龄相近,修养和学业也差不多,(怎么能称他为老师呢?)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足以感到羞愧,称官位高的人为师就近于谄媚。"啊!从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由此就可以知道了。医生、乐师及各种工匠,士大夫之类的人是不屑与他们为伍的,现在士大夫们的智慧竟然反而不如他们。难道不值得奇怪吗?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经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一类人,他们的道德才能(当然)不如孔子。孔子说:"三人同行,其中就一定有我的老师。"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强,懂得道理有先有后,学问和技艺上各有各的主攻方向,像这样罢了。 李蟠,十七岁,爱好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学习了,不被当时的不良习俗所限制,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特别写了这篇《师说》来赠给他。
作者介绍韩愈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昌黎(今辽宁义县),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阱下石”(同落井下石,此为另一写法)、“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6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 贞元十九年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元和元年(806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元和四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第二年晋升为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刑史。韩愈任潮州刑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第二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韩愈的思想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亦有离经叛道之言。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