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争鸣对文化的影响。论述性质的

Answer 1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呈现出群星灿烂、盛况空前的局面，是我国古代史上光辉的一页。研究这一段丰富多彩的历史，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年)的百家争鸣。其内容包括：1、“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使学术下到民间，形成诸子百家；2、百家争鸣从鲁国儒墨显学之争，到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3、以儒家向法家转化为特点的魏的西河之学；4、以属楚文化的陈、宋为中心的老庄学派为道家的右翼；5、齐稷下学宫的黄老之学则是道家的左翼；兼容并包的稷下之学，使百家争鸣发展到高潮，其中有田齐法家、阴阳家、兵家、名家等；在争鸣中各家也相互影响，6、《吕氏春秋》的杂家之学，反映了百家趋于融合；秦帝国的建立，标志着百家争鸣的结束。
　　本人本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探求春秋战国思想发展的规律；说明思想意识形态对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有一定的作用；在论述时以诸子百家与百家争鸣的发展为主线，同时结合地区文化，将其发展分为以上六个阶段进行研究，反映了本人对春秋战国思想史的见解。
　　所谓地区文化即：
　　鲁文化
　　一、“学在官府”与学术下到民间的转变以及诸子百家的形成
　　二、孔子的思想与儒家的创立
　　三、邹鲁儒墨显学之争
　　楚文化
　　四、杨朱学派、农家的产生与儒、墨、杨三家鼎立的局面
　　五、老子和《老子》以及早期道家思想
　　晋文化
　　六、三晋文化与儒家向法家的转化
　　七、名家的产生与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的名辩思想
　　齐文化
　　八、兵家始祖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
　　九、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的高潮
　　秦文化
　　十、商鞅变法与秦法家的思想以及尉缭的军事哲学思想
　　中华文化的初步形成
　　十一、诸子百家的融合与《吕氏春秋》的思想
　　参见拙著：《中国春秋战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
　　这里着重讲三个问题:
　　一、何谓诸子百家
　　春秋是我国奴隶制瓦解和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战国是封建社会的开端。春秋战国经历着剧烈的社会变革，阶级关系有很大的变动。春秋中后期，随着奴隶制的破坏，新的封建生产关系开始产生，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逐渐形成。到战国时期，这两个阶级便构成了封建社会的两个对抗阶级。但奴隶主阶级还存在，大量官私奴隶也仍然存在。个体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城镇有相当大的数量。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过去的“官学”变成了私学，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多起来。他们分属各阶级各阶层，以“士”的身份出现，对于天文、地理、数学等各种学术问题争论不休，对于政治制度，更是各有主张。形成了“诸子百家”和“百家争鸣”。
　　“诸子”，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思想领域内反映各阶级、阶层利益的思想家及其著作。《汉书·艺文志》说：“诸子百八十九家”，取其成数叫“诸子百家”。主要的有老子、孔子、墨子、杨朱、许行、商鞅、申不害、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惠施、公孙龙、田骈、慎到、宋鈃、尹文、关尹、邹衍、张仪、苏秦、吕不韦、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
　　对“诸子百家”，战国时期的《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都有记载。古代的历史学家，如西汉初期的司马谈认为，“诸子百家”主要是指“阴阳”、“儒”、“墨”、“法”、“名”、“道”六家。西汉末年的刘歆和东汉的班固则认为主要是指：“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有时又略去“小说家”，认为“其可观者九家而已”。
　　应该指出，所谓“六家”、“十家”或“九家”这些划分并不全面。比如，在孟子看来，杨朱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影响不小，与墨家常常相提并论。杨朱 与老子、庄子很不相同，所代表的阶级立场更不一样，并非道家，应是独立的一家。按“六家”或“十家”之说，根本容纳不了。后来研究先秦思想史或哲学史的学者，往往按“六家”或“十家”的框框来套，因而把杨朱归入道家，甚至说成是道家的始祖，这是不合适的。还有，兵家在战争频繁的春秋战国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吕氏春秋》里早就提到兵家孙膑。他们对后世的军事史和哲学史都有一定的影响。而“六家”或“十家”中都没有兵家，这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该把兵家单独列为一家。
　　还应该指出，一家之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之中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相互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如孔子死后，“儒分为八”。战国时期重要的儒家学派，就分为孟、荀两家。这两家，也都不是简单地继承孔子，而是各有发展。孟子把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孔子只讲“仁”，孟子则把“仁”与“义”并提。荀子则在儒学中增添了更多的内容。可见，同为儒家，差异却很大。道家中也有类似情况，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的思想和老子、庄子的思想，就颇多不同。如果以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作标准来分析“诸子百家”，就会发现：同属一“家”的人，在哲学上却往往分属不同的哲学阵营；而分属两“家”的思想家，有的在哲学上却属同一阵营。如孟子和荀子同是儒家，孟子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而荀子哲学则是唯物主义的。老、庄与稷下学宫的宋鈃、尹文同属道家，但老庄哲学是唯心主义的，而宋鈃、尹文的哲学则可以说是唯物主义的。
　　虽然如此，司马谈、刘歆、班固等从每一“家”的主体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来分类的做法，给先秦思想家的划分标准和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还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所以它被后世一直沿用下来的。
　　二、百家争鸣的盛况
　　春秋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改革，致使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落后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其他方面。由于地主阶级的思想还没能成为统治思想，这就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使春秋战国时期各阶级的思想家，都能够自由地著书立说和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
　　战国时期，各诸侯除了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自己的实力外，为逐鹿中原，十分需要借重知识分子，因而“养士”之风盛行。战国初期，魏文侯尊贤礼士，在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如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李悝、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他们对魏国的强大起了很大的作用。齐威王、宣王时在都城临淄的西门外设稷下学宫，招徕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稷下先生千有余人”，（《盐铁论·论儒》）而稷下“学士”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后来的大贵族“四公子”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春申君“养士”多达几千人。战国诸侯、贵族的“养士”之风显然对“百家争鸣”起了促进作用。
　　战国诸侯对“士”往往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他们虽然有所偏重和选择，但对各家的学术兼容并蓄。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这样，田齐政权倡导黄老之学，但对各家各派的学者并不排挤打击，而是兼而礼之，允许其自由讲学、著书立说和议论政事。这是因为战国诸侯为了巩固其政权，要从多方面去总结政治得失，摸索统治经验，因此对各家各派“兼而礼之”。《淮南子·汜论训》说：“百家殊业，兼务于治”。可见百家学说，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都可以进行选择，各取所儒。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允许其“合者留，不合者去”，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这也为“百家争鸣”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培养了冲破旧传统思想的束缚、敢于探求的精神，从而大大促进了学术的发展。因此，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各种观点纷然并存，直接交锋。各种针锋相对的辩论时有发生。“诸子百家”存在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百家争鸣”过程中，有儒、墨之争，儒、法之争，儒、道之争，等等，就是在一家之中，内部也有不同派别的争论。诸子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救世的主张。正如《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学皆出于救时之弊。这样就形成了各家各派的特色。如《尸子·广泽》所说：“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又如《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诸子虽各有特点，但他们往往各执一端，有其片面性。荀子曾批评当时各家自以为是：“私其所积，唯恐闻其恶也；倚其所私以观异术，唯恐闻其美也”。（《荀子·解蔽》）这种情况，恐怕也是难免的。
　　在春秋战国的意识形态领域里，虽然纷纭淆乱，但各个阶段仍有其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春秋末期，主要是儒、墨显学的对立和斗争。在战国早、中期，则出现了儒、墨（翟）、杨（朱）三家鼎立的局面。战国中期，在齐国稷下学宫，黄老之学有颇大的发展，到战国中期比孟子稍晚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学说，使道家有了较大的起色。而早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等，主要在政治经济领域从事变法改革，他们对儒家的思想斗争，其理论并不完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所占的地位也不十分重要。因此，孟子主要论辩的对手是杨、墨两家。到了战国后期，韩非总结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才使法家的理论趋于完善。法家对儒家比较系统的批判是从韩非开始的。
　　从总的方面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剧烈的社会变革与阶级变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三、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
　　春秋战国诸子百家争鸣，相互诘难，进行了激烈的论争，但这只是“百家争鸣”的一个方面，在争鸣的过程中，各家还有相互影响的一方面。过去学术界对“百家争鸣”互相诘难的一面比较重视，而争鸣中的相互影响的一面则往往被忽略了。
　　“百家争鸣”过程中的相互影响，在稷下学宫表现得十分明显。我在《管子学刊》创刊号上写过《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与相互影响》一文，对这个问题有比较详细的论述，这里仅简要作些说明。
　　关于道法相互影响：《管子》的《心术》、《内业》等四篇，是宋鈃、尹文的著作，它体现了稷下黄老之学的道、法相互影响的特点。《心术上》说：“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这是讲“道”、“法”的关系，显然“道”是基本的。稷下黄老之学是以道家为主体而为法家的政治（法）进行论证的。《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指道），百度皆准于法”。可见道、法是紧密相联系的。不过尹文更强调道。他说：“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尹文子》）
　　田齐法家的道、法融合思想尤为突出。《管子·君臣》上说：“明君重道法”。《管子·任法》说：“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因此，田齐法家又称道法家。后来法家韩非受田齐道法融合思想的影响很大，因而主张“因道全法”。（《韩非子·大体》）
　　关于儒法相互影响：田齐法家具有法家强调“法”的特点，而同时兼用儒家的“礼”、“义”。《管子·牧民》有“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之说，而且还主张孝悌之道。这些显然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孟子在稷下学宫，也受法家影响。《孟子·尽心上》说：“舜为天子，皋陶为士（法官），瞽瞍（舜的父亲）杀人”，该怎么办呢？孟子认为，法官应该把瞽瞍逮捕起来，舜不能去禁止，因为这是依法办事。仅从这一点看，说明孟子也有法治思想。
　　在社会分工理论上，田齐法家著作《管子·法法》说：“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君子食于道，则上尊而民顺；小人食于力，则财厚而养足”。孟子则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上》）两者的主张大体相同。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儒法两家的相互影响。
　　荀子受田齐法家的影响更深。他把儒家的“礼”进行了改造，加进了“法”的内容，常常“礼”、“法”并称。他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因此，荀子两个弟子韩非和李斯后来都成了法家的代表人物，也就不难理解了。
　　关于儒道相互影响：儒家孟子受黄老之学的影响，郭沫若早就指出过。他认为孟子主张的“浩然之气”是袭取了《管子·内业》的“浩然和平，以为气渊”，而“稍为改造了一下。”（《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孟子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也是受了黄老之学的影响。《管子·心术上》说：“虚其欲，神将入舍”。《内业》说：“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两者一比较，其影响是明显的。
　　同时，儒家思想对宋鈃、尹文也有影响，《管子·内业》说：“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道家的主“静”的思想与儒家的“礼”、“乐”、“诗”融合在一起了。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里说，诸子百家“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皆相成也”。这是说，各家主张虽然各不一致，相互如水火一样不相容。但是并非毫无关系，往往是相灭又相生，相反又相成。在学术发展过程中往往互相补充，而使学术思想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老子首先提出“道”这个抽象概念，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这种客观唯心主义哲学，片面地强调了抽象思维的作用。墨子在认识论上特别强调经验，即重视感性认识在认识中的重要作用。这就克服了老子哲学强调抽象思维的片面性。荀子吸取了墨子重视感性认识的长处，建立了他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同时又吸取了宋鈃、尹文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给理性认识以一定的地位。因而荀子的认识论就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一步。老子强调天道无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儒家纠正了老子这一弱点，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孟子又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荀子批判了孟子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吸取了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合理部分，继承了历史上的唯物主义思想传统，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在“百家争鸣”中各家的相互影响，还表现在思想资料的继承关系上，并不局限于某家只继承某家，而是各家之间互相吸取营养。比如法家韩非批判地继承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他作《解老》、《喻老》两篇，把老子的唯心主义的“道”，改造为唯物主义的“道”，吸收到他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中去。
　　诸子百家的相互影响到战国后期更为明显。那时，由于政治上统一已成为大势所趋，“百家争鸣”渐渐转入了总结阶段。荀子不仅是儒、法合流的关键人物，也是总结诸子百家的第一人。他的《非十二子》、《解蔽》、《天论》等篇，正是他总结“诸子百家”的著作。他善于批判地吸收诸家的优秀成果，因此，他的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等都达到了先秦思想的最高水平。战国末年的《吕氏春秋》，“兼儒、墨，合名、法”，使“诸子百家”融合在一起。这是政治上由封建割据走上全国统一的趋势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反映。
　　“百家争鸣”局面随着秦统一六国，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也就相应的基本结束了。
　　总之，“百家争鸣”一方面相互诘难、彼此交锋，一方面又相互影响、彼此渗透。这样才是对“百家争鸣”的全面理解。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出现，对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繁荣有重要的作用。它是我国学术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Answer 2

1.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2.是中国学术文化、思想道德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
3.奠定了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