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美国当代独立电影的特点？请详细，谢谢

Answer 1

独立电影来源于英文“independed film”，又被称为独立制片电影，它是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众所周知，电影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基本上是在好莱坞完成的，在大制片厂制度、明星制、类型片模式等逐渐成型以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基本上成熟了；好莱坞成为世界电影工业的中心，其在美国本土的地位更是说一不二，已然成为电影工业的代名词。但是电影的特性决不仅仅只能用商业来衡量，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作为艺术形式和思想表达工具的一种，就不断的被人们探索着、实践着。当然，从整个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好莱坞电影工业对电影在全世界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矫枉难免过正，电影工业的过度发达，必然会损害到电影艺术的发展，因此，有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不考虑商业利益，仅以个人意志为标竿，自筹资金开始了电影创作，这种创作就被冠以了“独立电影”的名头。

独立电影发端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初仅仅是对好莱坞制片体制的一种反叛。但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现在的独立电影，已经不能仅仅从制片体制上来区分了。在当今，独立电影更加类似于“作者电影”，在形式上、精神内核上都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特性，是不是被制片商纳入电影工业体系，倒并不重要了。也就是说，所谓“独立电影”，更多的应该是从其艺术、思想特性上来考察，至于制片体制，则仅仅是个参考指标罢了。如果一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能保证按照艺术家的自由意志来进行创作，而制片商仅仅作为投资人的角色出现，并不干预影片的具体内容，那不管该片在片头加上米高梅的狮子还是派拉蒙的雪山峰，都不会影响其作为独立电影的身份了。

独立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了。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独立电影”的称呼，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游离于该国主流（商业/官方）电影体系之外的电影创作，都可以被归入到独立电影的范畴里去。这也就造成了独立电影在质量上的参差不齐，根据创作者的个人水准，它既有可能是上乘的艺术精品，也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垃圾。但相对而言，独立电影最为发达、取得成就最高的地区恰恰是商业电影最发达的美国，所以，以美国独立电影为例，能够让我们对独立电影有一个相对全面和较为深入的认识。当然，单纯从概念出发，纪录片、动画片都可以被算在独立电影之列，但在实践中，独立电影一般只是指剧情片，在这里，我们也是从剧情片的意义上来指称“独立电影”的。

多元的灵魂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是美国独立电影之所以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主流的“权威”声音还是存在的，但对热衷于独立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来说，那些声音只是“Bull Shit”罢了，他们所要做的，是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对独立电影来说，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了。

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也直接造成了美国独立电影的开放和多元。基本上，美国独立电影的题材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政治、暴力、情色、科幻、犯罪，甚至莫名其妙的梦幻，都可以成为独立电影的题材。因此，我们很难用某一种具体的类型来涵盖独立电影——那些类型片的划分方法通常只对好莱坞商业片有效。

独立电影的多元特征甚至能从它们的创作者身上得到印证，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独立电影导演们往往出身于不同的种族、阶层、地域，他们各自有最擅长的题材领域，这些领域交织在一起，就构筑成了美国独立电影的复杂景观。比如约翰·卡萨维蒂，这位“美国独立电影之父”，就是出身于希腊移民的家庭，希腊人对家庭观念、家族关系的重视，也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卡萨维蒂的创作，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晰的看到他对美国家庭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拷问，贯穿卡萨维蒂作品的，就是这种深入人物内心的对家庭以及由家庭所带来的各种关系的反思；大名鼎鼎的伍迪·艾伦则是出身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伍迪·艾伦的作品由衷的散发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在批判，从《安妮·霍尔》到《梅莲达与梅莲达》，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责任感一点也没有消退的迹象；同样是出身纽约，同样是大腕级导演的斯派克·李则站在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于肤色的原因，种族问题成了斯派克·李电影中挥之不去的主题线索，平民家庭的出身又让斯派克·李的电影街头味十足，二者相叠加，所构制出的斯派克·李的电影风貌与伍迪·艾伦自然是大相径庭，同是纽约城，但在两位艺术家的眼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吉姆·贾木许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伊朗人，这样的血统使得贾木许的电影就多了几分“异客”色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贾木许的作品中所蕴含的非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显然，作品中的这种特点与他的家庭出身——特别是他的那位伊朗母亲不无关联；大卫·林奇动荡的童年生活和他在费城贫民区生活的经历，则让他的作品总是黑暗色彩十足，而且充满了对腐败、暴力的恐惧感，这与其他导演的风格又是迥然相异的，有所谓“林奇主义”之称。

即使是同样一个题材类型，在不同的独立导演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以性爱为例，在伍迪·艾伦的《性爱宝典》那里，无厘头的闹剧解构了传统的性爱模式，插科打诨的玩笑取代了原本严肃的讨论，为了把这场闹剧进行到底，伍迪·艾伦甚至亲自扮演了一个喋喋不休的精子（天哪，也只有这家伙能想得出来）；而在索德伯格那里，性爱又成为指代当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符号，所以在《性，谎言，录像带》里，性爱都是扭曲变形的，只会让人们焦虑不安，而绝不会有伍迪·艾伦般的轻松搞笑；到了格雷格·阿拉奇的《三人同床》那里，性爱则成为了年轻人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的有效途径，它既不沉重、也不搞笑，甚至连既有的模式也没有，几乎走向了一种“性爱虚无主义”；而在理查德·科恩的独立电影短片中，所有的性爱又都是变态、畸形的自我表达手段，是彻彻底底的沦丧和颓废……总之，独立电影的导演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主题，这种多元化的面貌混杂在一起，也就成了独立电影的整体景观。

当然，虽然多元，但相对的中心还是有的。从地域上看，美国独立电影的中心是在纽约，这或许有些讽刺意味：纽约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是商业化氛围最浓厚的地方，怎么会孕育出反商业的独立电影？主要原因莫非如下几点：一来从文化上看，好莱坞属于西海岸的太平洋文化圈，纽约则属于东海岸的大西洋文化圈，两地在文化属性上的迥异，为独立电影在纽约的兴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二来从经济上看，纽约虽然经济发达，但电影产业的中心却是在好莱坞，纽约不能也不可能再树立起一个商业电影的体系，这也就为独立电影预留了生存空间；此外，纽约作为一个庞大的都市，其文化消费也是多元、多层次的，单一的好莱坞商业电影无法满足芸芸“纽约客”的众多口味，独立电影的出现，也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不过，随着近几年独立电影的发展，纽约的中心地位已经开始动摇，相信在今后的几年中，美国独立电影应当呈现出一种无中心的散乱发展态势。

黑色幽默

美国独立电影里的黑色幽默，更多的是一种心酸的幽默，用来作为那些边缘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精神寄托。这种幽默所造成的情感效果，要么是对他们自身的怜悯，要么就是对那些虚伪的“大人物”的嘲讽。后者的主要代表就是伍迪·艾伦，这位知识分子气十足的独立电影导演，以夸张、嬉闹的喜剧见长，而且大都是对传统和权威的颠覆，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如《香蕉》、《性爱宝典》和《傻瓜大闹科学城》，就是对好莱坞的政治片、情色片和科幻片等经典类型片的嘲弄和戏仿。但这些嘲弄、戏仿绝不是无价值的、廉价的笑料，而总是发人深思，并让人在笑过之后，颇感几分心酸。在伍迪·艾伦中后期的作品中，这种黑色幽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再仅仅是针对好莱坞，而是对整个社会和人性本身进行调侃、讽刺了。例如在《星尘往事》、《人人都说我爱你》和《子弹横飞百老汇》里，人性、爱情、暴力、幸福等深层次的概念取代了好莱坞，变成了伍迪·艾伦的靶子。尽管听起来有些玄乎，但伍迪·艾伦天才的喜剧本领总能抖出意想不到的包袱来，让观众们捧腹。即使是那部被认为是向伯格曼致敬的最晦涩的《星尘往事》，还是清楚的能看到伍迪·艾伦的自嘲，他在这部影片中大肆模仿欧洲艺术电影大师们的技法，以致于被评论界语带嘲讽的称为是伍迪·艾伦的“9又1/2”，但伍迪·艾伦不仅接受了这样的评价，还心安理得的把它当作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当然，对好莱坞的嘲讽是伍迪·艾伦永志不忘的主题，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开罗的紫玫瑰》了，这部影片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梦幻进行了辛辣嘲讽和对抗。影片中真实世界和电影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也是片中各种噱头笑料的来源，这无疑是在把现实生活和电影中夸张、粉饰了的生活做着对比，从而对电影工业提出凶猛的反诘。影片选择的大萧条时期的历史背景，也是伍迪·艾伦用来刻意强调银幕内外反差的重要条件。这是伍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对电影本身的思考已经使它具有经年不朽的独特魅力。

而更直接的，对小人物自身的嘲讽，则是大多数独立电影导演的常用技巧。如科恩兄弟就是个中翘楚，从他们踏入影坛的《血迷宫》开始，这种温柔、谦逊而又略显怪异的黑色幽默，便成了科恩兄弟作品的标记。尤其是《血迷宫》一片，它是独立电影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影响了以后很多的美国影片，尤其是90年以后出现的大量独立电影作品，几乎在十年后成为一种潮流。不过《血迷宫》还只是科恩兄弟的初试啼声，数年后的《巴顿·芬克》才使得科恩兄弟真正的蜚声国际，同时，在这部作品中哥俩的黑色幽默也走向成熟。与伍迪·艾伦一样，在《巴顿·芬克》中，也充满了科恩兄弟对好莱坞的嘲讽，也许这是《血迷宫》成名之后兄弟俩切身感受的体现。对于那些好莱坞大亨们来说，《巴顿·芬克》中的电影公司老板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金钱至上的态度使他可以跪下去吻一个编剧的脚，也可以把一个不符合要求的职员一脚踢开，毫无人情味可言，当然，所谓电影艺术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之后，科恩兄弟的《赫德萨克代理人》、《法尔戈》和《谋杀绿脚趾》，都承袭了《巴顿·芬克》中的黑色幽默风格，藉由这种黑色幽默，科恩兄弟不仅延伸了他们在电影中对金钱、艺术的思考，更使他们在商业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2000年的《老兄，你在哪里》则成为继《巴顿·芬克》之后，科恩兄弟创作历程的又一个里程碑，这部描述三个笨贼越狱的电影，竟然是改编自史诗《奥德赛》。在这个故事中，科恩兄弟对美国历史和政治进行了隐喻式的探讨，追寻着美国民主政治、宗教以及民众心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历史性变迁，在这一点上，影片可以被称为一部史诗而当之无愧。例如在这部影片的结尾，科恩兄弟的黑色幽默让影片本该具有的悲剧色彩最终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局：天降洪水救出了即将被处死的三个笨贼。看来，科恩兄弟在这里调侃的不仅是好莱坞的老板，而是《圣经》的老板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昆汀·塔伦蒂诺。这位迷恋中国功夫的美国电影奇才，也是以黑色幽默的风格而著称的。从他的成名作《水库狗》开始，这种以黑帮、犯罪、暴力等为主要对象的嘲弄和讽刺，就已然成为昆汀特有的标记；而在《低俗小说》里，所有的黑帮成员都被描绘成龌龊、愚蠢、缺乏正常思维能力之徒，他们在弱者面前往往虚张声势，而遇到比他们更强的角色，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甚至甘愿接受人格、肉体的侮辱来摆脱窘境，十足一帮跳梁小丑，让人忍俊不禁；在昆汀的近作《杀死比尔》里，这种“黑色暴力美学”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女主角挥舞着武士刀，与日本黑帮火并，杀个人比踩只蚂蚁还简单，这种场景，恐怕也是昆汀对好莱坞滥用中国功夫的嘲讽吧！

这种黑色幽默在吉姆·贾木许的作品中也是司空见惯。例如他那部《鬼狗杀手》，影片的主角是一个以日本武士的方式做杀手的美国黑人，但贾木许找了个大胖子来演绎这个角色，看这个几百斤的黑哥们在银幕上大耍武士刀，展转腾挪，本身就是一找乐的事，但这还不算，贾木许还让杀手用“飞鸽传书”的方式跟他师傅联系，加上Hip-Hop音乐的衬托，更是让人捧腹。除了《鬼狗杀手》之外，《天堂陌影》、《神秘列车》、《你看见了死亡的颜色么》，乃至最近的《破碎花》，如果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不少的黑色幽默的桥段。虽然贾木许的影片素来以冷峻、异样和对美国文化的疏离而著称，但其中的黑色幽默成分，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货。

美国独立电影中最典型的黑色幽默片的代表，还得数凯文·史密斯的《店员》。这部只花了2万7千美元的独立制作，足以让1994年乃至整个90年代的好莱坞喜剧电影汗颜。故事很简单，主角是两位普通的店员，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导演匠心独运，让二位主角经历了一连串看似啼笑皆非但又都在情理之中的糗事：开店没有生意；关店去打高尔夫球，却洋相百出；去参加葬礼，甚至打翻了棺材……影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一天之内的，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演绎得丝丝入扣，导演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实在是让人佩服。故事稀松平常，却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在这样一连串的小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不断的反思着，最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常常被忽略的道理：善待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时刻不要忘记。《店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那些精彩的对白，凯文·史密斯天马行空，不忌荤腥，牢牢抓住了年轻人的口味。

此外，在独立电影中，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出彩的喜剧角色，来贯穿全片的黑色幽默。如《木兰花》中的汤姆·克鲁斯，《我爱哈克比》中的达斯汀·霍夫曼，《为所应为》中的塞缪尔·杰克逊，等等。他们这些角色的设置，给原本严肃的影片增添了几许轻松色彩，看似无足轻重，其实承前启后、结构全篇，在表演上也有较大的空间，所以，欣赏这类角色，看着他们的扮演者大飙演技，实在也是一件过瘾之事。

自由·反叛·暴力

对独立电影来说，自由，应当是其最核心的特性所在了。这里的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商业羁绊的自由，更是指表达自我心灵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独立电影”，其实也就是“自由电影”。当然，自由也就意味着冲破束缚，而冲破束缚，又意味着对既有的反叛。如此说来，独立电影所特有的独特精神内涵，也就是这种“自由的反叛”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许多独立电影里，主人公们都是不为现有社会体系相容的，他们往往愤世嫉俗、放纵不羁，以此来作为反抗的方式。以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为例，片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男女，他们为了冲破世俗的阴谋和阻力而在一起，不惜采用种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在这部影片中林奇运用超现实的血腥暴力场面和色情幻想，展示出现代人焦虑郁闷的精神状态，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诡异色彩浓重，但也不时流露出一种浪漫激情，是一种极其另类的爱的执着。《我心狂野》也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摇滚片，主人公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以一副叛逆摇滚歌手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尔后的《迷失的高速公路》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我心狂野》的延续，影片的风格、特征、影像手法甚至主演（尼古拉斯·凯奇）都没有更换。只是这一次，《我心狂野》中那些抽象、概念化的世俗压力被具象成了一盘盘揭人隐私的录像带，这是一部实验性、梦魇般的影片，描述了人物黑暗、诡异、混乱的心理，是林奇影片中最怪异、最不明就里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人公的反叛不羁以外，这种直达人物内心深处的赤裸裸的揭示，其实也是独立电影反叛的一种形式，艺术家藉由这种形式来释放人物的心灵，实际上就是对好莱坞虚假的“造梦工厂”的反叛，这样的情形在独立电影中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大卫·林奇这里，更明显、更极端一些罢了。

不过跟奥利弗·斯通比起来，大卫·林奇就显得温柔多了。至少那部《天生杀人狂》的狂暴乖戾在《我心狂野》和《迷失的高速公路》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天生杀人狂》可能是整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中最暴力的一部作品了。在这部影片中，奥利弗·斯通砸碎了一切条条框框，甚至毫不顾及观众的观影感受，把暴力对感官的刺激发挥到了极致。这不仅仅是对好莱坞的反讽，更是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阴暗面的彻底反击。然而，这种反击是绝望的，相对于社会来说，个体的力量总是显得那么渺小，主人公只能通过大开杀戒甚至滥杀无辜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反抗。当然，对于暴力斯通也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美化，当男主角杀死一位慈祥的印第安老人后，影片对他的态度明显转向了贬抑，这与监狱暴动那场戏里对男主角英雄般的刻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生杀人狂》的这种纯粹、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暴力与昆汀·塔伦蒂诺的黑帮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昆汀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里，暴力同样成为贯穿影片的有力线索。特别是《杀死比尔》一片，在叙事上昆汀并没有下多大功夫，但对暴力本身却详加描绘，甚至让其呈现出某种诗意的色彩。这种极端的暴力美学在感观上要比《天生杀人狂》让人舒服得多，但在表意效果上却并无二致。

值得一提的还有《枪击安迪·沃霍尔》一片，这部由女导演玛丽·哈伦在1996年拍摄的独立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基本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对事件做了简单而真实的复述，冷静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悲剧一生。对于安迪·沃霍尔这位在通俗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影片没有太多的正面描绘，而是把视线集中在刺杀他的维米莉身上，而且着重表现这次刺杀的内在动机，把维米莉这个女性主义先驱人物推到前台。维米莉并不是多么自觉的女性主义先驱，她的反抗更多的是来自于她的个人经历，也正是因为这种情绪性反抗是来自深层次的冲动，才使得它冲击力更强也更猛烈。维米莉身为一个大学生，在街头乞讨、卖淫，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反叛。从这个意义上讲，《枪击安迪·沃霍尔》中的暴力并不是维米莉施加给安迪·沃霍尔的暴力，而是美国社会施加给维米莉的暴力。《枪击安迪·沃霍尔》作为女权主义电影的代表，表达了美国现代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意味着女性意识在上个世纪末的重新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枪击安迪·沃霍尔》即使是在独立电影中也算得上是反叛之作，因为该片所反抗和控诉的男权意识，不仅仅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在独立电影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枪击安迪·沃霍尔》的成功也启迪了后来者，此后不久，《男孩不哭》、《女魔头》、《百万美元宝贝》等女权主义电影相继登上了大银幕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并不是只有暴力才能作为反叛的手段。有时候，温情脉脉也是一把无声的手枪。例如《水牛城’66》一片，在这部由文森特·加洛自编自导自演自弹自唱的独立电影中，几乎没有任何暴力镜头的出现，全片只是在低调哀伤的气氛中，辅以淡淡的钢琴、感伤的另类民谣和晃晃悠悠的踢踏舞配乐，给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落魄孩子回家的故事。但就在这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氛围中，美国家庭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扑面而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和父母、女友同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戏，镜头故意生硬地只给餐桌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镜头里独自的夸夸其谈然后换人，然后下一个人夸夸其谈，缺乏交流没有感情的家庭尴尬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简单的镜头剪切中，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冷暴力”的存在，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没有任何强烈的肢体语言，但在这种木讷和无言中，主人公其实已经发表了他的反叛宣言。

与《水牛城’66》相仿，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也更多的采用了“冷暴力”的表现手法。这是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电影，从影片一开始，白人族群与黑人族群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被清晰无疑的展现出来。但与其它街头电影不同的是，斯派克·李并没有让这种对立很快转化为强烈的肢体冲突，而是含而不露，将暴力化为一堆影像的碎片，并尽量拉长事件的瞬间，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戏剧张力，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自觉的投入到事件之中。在斯派克·李的这部《为所应为》中，暴力的反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温水煮青蛙式的层层推进，最终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既没有《水牛城’66》那样温情，也没有《天生杀人狂》那样暴力，可以说，斯派克·李的创作是独树一帜的，在他的手里，暴力被拿捏得恰到好处，反叛和自由才是他作品中的主题，暴力决不会喧宾夺主。
思想的痛苦

决不是故弄玄虚愣充大尾巴狼，之所以使用“思想的痛苦”这样酸溜溜的词藻，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了。犹太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总还是有那么一群人，固守着思想的芦苇地。具体到美国电影来说，没有所谓“艺术电影”、“诗电影”的群体，电影的思想、艺术功能，主要是由独立电影来承担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主流电影没有思想、艺术功能，只是相对于大多数商业片纯粹的感官刺激来说，独立电影在这方面的气质，要浓厚得多了。

此外，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艺术电影不同的是，美国独立电影植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土壤，习惯于直接反映当下人的生存问题。不管影片采用何种题材、何种类型，这种对人性的深层次探索和对当下生存的焦虑，在美国独立电影中是普遍存在的。

以约翰·塞尔斯的《孤星》为例。该片采用了警匪片的题材，而且结合了悬疑、西部、恐怖等商业片常用的因素，乍一开始，还真让人以为这是一部稀松平常的商业片而已，但随着影片的进行，独立电影的气质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对故事抽丝剥茧般的叙述，带给观众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而随着谜团相继的解开，事实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影片对美国当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可以说，《孤星》披着警匪片的外衣，实质上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片。

同样，斯派克·李的《山姆的夏天》也是一部犯罪题材的独立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故事同样是由凶杀案引起，并由凶杀案作为情节助推器层层推进，影片的主人公卷入到这场由凶杀案所引起的风波中，但重点却不在凶杀案本身，而是围绕着凶杀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随着情节的进展，凶杀案最终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被彻底虚化了。斯派克·李想要给我们讲述的，决不是一个犯罪推理故事，而是在面临危机时，亲情、友情、背叛、忠贞交织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在《山姆的夏天》中，这种痛苦的思考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事实上，斯派克·李自己也没有答案，他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若干可能性，究竟该怎么办，恐怕还是留待观众自己思考。

《山姆的夏天》与格斯·范·桑特的《大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大象》里，格斯·范·桑特也是用冷峻的镜头语言来交待故事，虽然全片以校园枪击事件为主题，但直接描写这一事件的场景并不多，跟斯派克·李一样，格斯·范·桑特也是引领观众自己去思考，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事件的原本场景而已。

值得一提的还有麦克·菲吉斯的《远离拉斯维加斯》，这部充盈着浓浓感伤色彩的独立电影，从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入到了导演设置的思考情景中。在你观看《远离拉斯维加斯》时，绝不会体会到好莱坞“梦工厂”般的虚假刺激，而是真真切切的痛苦。菲吉斯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妓女和酒鬼的爱情故事，但在影片中，不管是妓女还是酒鬼都没有丝毫人性的缺失，相反，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两位主人公的压制和束缚，在这里，妓女和酒鬼其实都只是身份的隐喻，导演真正想说的，是对当下人们生存困境的焦虑。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木兰花》比《远离拉斯维加斯》走得更远。在《木兰花》里，导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惶恐、焦虑、颓废的当代人群像，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篇幅里，安德森运用插叙的手法巧妙地将一天24小时内平行发展的9个事件连缀起来，以父母与孩子、愤怒与宽恕、电视里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生活、期盼与迷失、机会与错失等为切入点，真实的展现了人们的迷惘和抗争。《木兰花》的这种带有浓厚的现代气息表达手法，与好莱坞商业电影可谓是泾渭分明。

更为典型的现代派则要属索德伯格的《卡夫卡》了，这部以著名作家卡夫卡为主角的影片其实跟卡夫卡本人并无任何关系，索德伯格重新编织了一个政治惊险片的故事，卡夫卡只不过是他所借用的表意符号而已。整部片子紧凑而节奏清晰，为我们清晰的展现了一个迷离、狂乱的妄想狂的内心世界。能够把卡夫卡的故事改编到如此地步，索德伯格的编导功力确实令人叹服。

讲到这里，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吉姆·贾木许的《你看见死亡的颜色了吗？》与其它独立电影不同，该片的时代背景设置在19世纪末的美国，讲述了一个无辜青年的逃往历程，在逃亡的过程中，情节越来越超现实，人物的内心也越来越匪夷所思，该片使用了西部片惯用的场景与气氛，精致的黑白影像完美再现了西部的原始和苍凉，也纯化了影片在精神层面上的思考。当主人公在结局时躺在小舟中安然接受死亡的时候，影片便具有了一种启示录般的救赎情怀。《你看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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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电影来源于英文“independed film”，又被称为独立制片电影，它是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相对应的一个概念。众所周知，电影发展成一个成熟的产业基本上是在好莱坞完成的，在大制片厂制度、明星制、类型片模式等逐渐成型以后，好莱坞的电影工业也基本上成熟了；好莱坞成为世界电影工业的中心，其在美国本土的地位更是说一不二，已然成为电影工业的代名词。但是电影的特性决不仅仅只能用商业来衡量，从电影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其作为艺术形式和思想表达工具的一种，就不断的被人们探索着、实践着。当然，从整个电影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好莱坞电影工业对电影在全世界的推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矫枉难免过正，电影工业的过度发达，必然会损害到电影艺术的发展，因此，有一批艺术家们开始不考虑商业利益，仅以个人意志为标竿，自筹资金开始了电影创作，这种创作就被冠以了“独立电影”的名头。

独立电影发端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美国，最初仅仅是对好莱坞制片体制的一种反叛。但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现在的独立电影，已经不能仅仅从制片体制上来区分了。在当今，独立电影更加类似于“作者电影”，在形式上、精神内核上都呈现出某种内在的特性，是不是被制片商纳入电影工业体系，倒并不重要了。也就是说，所谓“独立电影”，更多的应该是从其艺术、思想特性上来考察，至于制片体制，则仅仅是个参考指标罢了。如果一部电影从一开始，就能保证按照艺术家的自由意志来进行创作，而制片商仅仅作为投资人的角色出现，并不干预影片的具体内容，那不管该片在片头加上米高梅的狮子还是派拉蒙的雪山峰，都不会影响其作为独立电影的身份了。

独立电影发展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了。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有所谓“独立电影”的称呼，从广义上来说，只要是游离于该国主流（商业/官方）电影体系之外的电影创作，都可以被归入到独立电影的范畴里去。这也就造成了独立电影在质量上的参差不齐，根据创作者的个人水准，它既有可能是上乘的艺术精品，也有可能是粗制滥造的垃圾。但相对而言，独立电影最为发达、取得成就最高的地区恰恰是商业电影最发达的美国，所以，以美国独立电影为例，能够让我们对独立电影有一个相对全面和较为深入的认识。当然，单纯从概念出发，纪录片、动画片都可以被算在独立电影之列，但在实践中，独立电影一般只是指剧情片，在这里，我们也是从剧情片的意义上来指称“独立电影”的。

多元的灵魂

美国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在这里，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想和价值观念都能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也是美国独立电影之所以层出不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主流的“权威”声音还是存在的，但对热衷于独立电影创作的艺术家们来说，那些声音只是“Bull Shit”罢了，他们所要做的，是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对独立电影来说，重要的不是你说了什么，而是你说了。

这种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也直接造成了美国独立电影的开放和多元。基本上，美国独立电影的题材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政治、暴力、情色、科幻、犯罪，甚至莫名其妙的梦幻，都可以成为独立电影的题材。因此，我们很难用某一种具体的类型来涵盖独立电影——那些类型片的划分方法通常只对好莱坞商业片有效。

独立电影的多元特征甚至能从它们的创作者身上得到印证，如果你仔细考察一下，你就会发现独立电影导演们往往出身于不同的种族、阶层、地域，他们各自有最擅长的题材领域，这些领域交织在一起，就构筑成了美国独立电影的复杂景观。比如约翰·卡萨维蒂，这位“美国独立电影之父”，就是出身于希腊移民的家庭，希腊人对家庭观念、家族关系的重视，也自然而然的影响到了卡萨维蒂的创作，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我们能很清晰的看到他对美国家庭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拷问，贯穿卡萨维蒂作品的，就是这种深入人物内心的对家庭以及由家庭所带来的各种关系的反思；大名鼎鼎的伍迪·艾伦则是出身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犹太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伍迪·艾伦的作品由衷的散发出一种知识分子的气息，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在批判，从《安妮·霍尔》到《梅莲达与梅莲达》，伍迪·艾伦的知识分子责任感一点也没有消退的迹象；同样是出身纽约，同样是大腕级导演的斯派克·李则站在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由于肤色的原因，种族问题成了斯派克·李电影中挥之不去的主题线索，平民家庭的出身又让斯派克·李的电影街头味十足，二者相叠加，所构制出的斯派克·李的电影风貌与伍迪·艾伦自然是大相径庭，同是纽约城，但在两位艺术家的眼里，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吉姆·贾木许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伊朗人，这样的血统使得贾木许的电影就多了几分“异客”色彩，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贾木许的作品中所蕴含的非基督教的思考方式，显然，作品中的这种特点与他的家庭出身——特别是他的那位伊朗母亲不无关联；大卫·林奇动荡的童年生活和他在费城贫民区生活的经历，则让他的作品总是黑暗色彩十足，而且充满了对腐败、暴力的恐惧感，这与其他导演的风格又是迥然相异的，有所谓“林奇主义”之称。

即使是同样一个题材类型，在不同的独立导演那里也往往有不同的视角和观点。以性爱为例，在伍迪·艾伦的《性爱宝典》那里，无厘头的闹剧解构了传统的性爱模式，插科打诨的玩笑取代了原本严肃的讨论，为了把这场闹剧进行到底，伍迪·艾伦甚至亲自扮演了一个喋喋不休的精子（天哪，也只有这家伙能想得出来）；而在索德伯格那里，性爱又成为指代当代人精神危机的一个符号，所以在《性，谎言，录像带》里，性爱都是扭曲变形的，只会让人们焦虑不安，而绝不会有伍迪·艾伦般的轻松搞笑；到了格雷格·阿拉奇的《三人同床》那里，性爱则成为了年轻人标榜自我、张扬个性的有效途径，它既不沉重、也不搞笑，甚至连既有的模式也没有，几乎走向了一种“性爱虚无主义”；而在理查德·科恩的独立电影短片中，所有的性爱又都是变态、畸形的自我表达手段，是彻彻底底的沦丧和颓废……总之，独立电影的导演们，各有各的风格，各有各的主题，这种多元化的面貌混杂在一起，也就成了独立电影的整体景观。

当然，虽然多元，但相对的中心还是有的。从地域上看，美国独立电影的中心是在纽约，这或许有些讽刺意味：纽约是全美乃至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是商业化氛围最浓厚的地方，怎么会孕育出反商业的独立电影？主要原因莫非如下几点：一来从文化上看，好莱坞属于西海岸的太平洋文化圈，纽约则属于东海岸的大西洋文化圈，两地在文化属性上的迥异，为独立电影在纽约的兴盛，奠定了文化上的基础；二来从经济上看，纽约虽然经济发达，但电影产业的中心却是在好莱坞，纽约不能也不可能再树立起一个商业电影的体系，这也就为独立电影预留了生存空间；此外，纽约作为一个庞大的都市，其文化消费也是多元、多层次的，单一的好莱坞商业电影无法满足芸芸“纽约客”的众多口味，独立电影的出现，也恰好填补了这个空白。不过，随着近几年独立电影的发展，纽约的中心地位已经开始动摇，相信在今后的几年中，美国独立电影应当呈现出一种无中心的散乱发展态势。

黑色幽默

美国独立电影里的黑色幽默，更多的是一种心酸的幽默，用来作为那些边缘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精神寄托。这种幽默所造成的情感效果，要么是对他们自身的怜悯，要么就是对那些虚伪的“大人物”的嘲讽。后者的主要代表就是伍迪·艾伦，这位知识分子气十足的独立电影导演，以夸张、嬉闹的喜剧见长，而且大都是对传统和权威的颠覆，特别是他的早期作品，如《香蕉》、《性爱宝典》和《傻瓜大闹科学城》，就是对好莱坞的政治片、情色片和科幻片等经典类型片的嘲弄和戏仿。但这些嘲弄、戏仿绝不是无价值的、廉价的笑料，而总是发人深思，并让人在笑过之后，颇感几分心酸。在伍迪·艾伦中后期的作品中，这种黑色幽默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不再仅仅是针对好莱坞，而是对整个社会和人性本身进行调侃、讽刺了。例如在《星尘往事》、《人人都说我爱你》和《子弹横飞百老汇》里，人性、爱情、暴力、幸福等深层次的概念取代了好莱坞，变成了伍迪·艾伦的靶子。尽管听起来有些玄乎，但伍迪·艾伦天才的喜剧本领总能抖出意想不到的包袱来，让观众们捧腹。即使是那部被认为是向伯格曼致敬的最晦涩的《星尘往事》，还是清楚的能看到伍迪·艾伦的自嘲，他在这部影片中大肆模仿欧洲艺术电影大师们的技法，以致于被评论界语带嘲讽的称为是伍迪·艾伦的“9又1/2”，但伍迪·艾伦不仅接受了这样的评价，还心安理得的把它当作自己最出色的作品。当然，对好莱坞的嘲讽是伍迪·艾伦永志不忘的主题，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开罗的紫玫瑰》了，这部影片好莱坞电影工业制造梦幻进行了辛辣嘲讽和对抗。影片中真实世界和电影世界形成巨大的反差，也是片中各种噱头笑料的来源，这无疑是在把现实生活和电影中夸张、粉饰了的生活做着对比，从而对电影工业提出凶猛的反诘。影片选择的大萧条时期的历史背景，也是伍迪·艾伦用来刻意强调银幕内外反差的重要条件。这是伍迪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对电影本身的思考已经使它具有经年不朽的独特魅力。

而更直接的，对小人物自身的嘲讽，则是大多数独立电影导演的常用技巧。如科恩兄弟就是个中翘楚，从他们踏入影坛的《血迷宫》开始，这种温柔、谦逊而又略显怪异的黑色幽默，便成了科恩兄弟作品的标记。尤其是《血迷宫》一片，它是独立电影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影片，这部影片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基本特征，影响了以后很多的美国影片，尤其是90年以后出现的大量独立电影作品，几乎在十年后成为一种潮流。不过《血迷宫》还只是科恩兄弟的初试啼声，数年后的《巴顿·芬克》才使得科恩兄弟真正的蜚声国际，同时，在这部作品中哥俩的黑色幽默也走向成熟。与伍迪·艾伦一样，在《巴顿·芬克》中，也充满了科恩兄弟对好莱坞的嘲讽，也许这是《血迷宫》成名之后兄弟俩切身感受的体现。对于那些好莱坞大亨们来说，《巴顿·芬克》中的电影公司老板就是他们的典型代表，金钱至上的态度使他可以跪下去吻一个编剧的脚，也可以把一个不符合要求的职员一脚踢开，毫无人情味可言，当然，所谓电影艺术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在这之后，科恩兄弟的《赫德萨克代理人》、《法尔戈》和《谋杀绿脚趾》，都承袭了《巴顿·芬克》中的黑色幽默风格，藉由这种黑色幽默，科恩兄弟不仅延伸了他们在电影中对金钱、艺术的思考，更使他们在商业上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而2000年的《老兄，你在哪里》则成为继《巴顿·芬克》之后，科恩兄弟创作历程的又一个里程碑，这部描述三个笨贼越狱的电影，竟然是改编自史诗《奥德赛》。在这个故事中，科恩兄弟对美国历史和政治进行了隐喻式的探讨，追寻着美国民主政治、宗教以及民众心态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历史性变迁，在这一点上，影片可以被称为一部史诗而当之无愧。例如在这部影片的结尾，科恩兄弟的黑色幽默让影片本该具有的悲剧色彩最终有了一个喜剧的结局：天降洪水救出了即将被处死的三个笨贼。看来，科恩兄弟在这里调侃的不仅是好莱坞的老板，而是《圣经》的老板了。

同样的例子还有昆汀·塔伦蒂诺。这位迷恋中国功夫的美国电影奇才，也是以黑色幽默的风格而著称的。从他的成名作《水库狗》开始，这种以黑帮、犯罪、暴力等为主要对象的嘲弄和讽刺，就已然成为昆汀特有的标记；而在《低俗小说》里，所有的黑帮成员都被描绘成龌龊、愚蠢、缺乏正常思维能力之徒，他们在弱者面前往往虚张声势，而遇到比他们更强的角色，就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甚至甘愿接受人格、肉体的侮辱来摆脱窘境，十足一帮跳梁小丑，让人忍俊不禁；在昆汀的近作《杀死比尔》里，这种“黑色暴力美学”更是发展到了极致，女主角挥舞着武士刀，与日本黑帮火并，杀个人比踩只蚂蚁还简单，这种场景，恐怕也是昆汀对好莱坞滥用中国功夫的嘲讽吧！

这种黑色幽默在吉姆·贾木许的作品中也是司空见惯。例如他那部《鬼狗杀手》，影片的主角是一个以日本武士的方式做杀手的美国黑人，但贾木许找了个大胖子来演绎这个角色，看这个几百斤的黑哥们在银幕上大耍武士刀，展转腾挪，本身就是一找乐的事，但这还不算，贾木许还让杀手用“飞鸽传书”的方式跟他师傅联系，加上Hip-Hop音乐的衬托，更是让人捧腹。除了《鬼狗杀手》之外，《天堂陌影》、《神秘列车》、《你看见了死亡的颜色么》，乃至最近的《破碎花》，如果细细品味，你就会发现其中隐含着不少的黑色幽默的桥段。虽然贾木许的影片素来以冷峻、异样和对美国文化的疏离而著称，但其中的黑色幽默成分，却是地地道道的美国货。

美国独立电影中最典型的黑色幽默片的代表，还得数凯文·史密斯的《店员》。这部只花了2万7千美元的独立制作，足以让1994年乃至整个90年代的好莱坞喜剧电影汗颜。故事很简单，主角是两位普通的店员，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导演匠心独运，让二位主角经历了一连串看似啼笑皆非但又都在情理之中的糗事：开店没有生意；关店去打高尔夫球，却洋相百出；去参加葬礼，甚至打翻了棺材……影片的故事都是发生在一天之内的，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却演绎得丝丝入扣，导演编故事、讲故事的能力实在是让人佩服。故事稀松平常，却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在这样一连串的小故事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被不断的反思着，最后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看似简单却常常被忽略的道理：善待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时刻不要忘记。《店员》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那些精彩的对白，凯文·史密斯天马行空，不忌荤腥，牢牢抓住了年轻人的口味。

此外，在独立电影中，往往会有一个或几个出彩的喜剧角色，来贯穿全片的黑色幽默。如《木兰花》中的汤姆·克鲁斯，《我爱哈克比》中的达斯汀·霍夫曼，《为所应为》中的塞缪尔·杰克逊，等等。他们这些角色的设置，给原本严肃的影片增添了几许轻松色彩，看似无足轻重，其实承前启后、结构全篇，在表演上也有较大的空间，所以，欣赏这类角色，看着他们的扮演者大飙演技，实在也是一件过瘾之事。

自由·反叛·暴力

对独立电影来说，自由，应当是其最核心的特性所在了。这里的自由，不仅是指摆脱了商业羁绊的自由，更是指表达自我心灵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独立电影”，其实也就是“自由电影”。当然，自由也就意味着冲破束缚，而冲破束缚，又意味着对既有的反叛。如此说来，独立电影所特有的独特精神内涵，也就是这种“自由的反叛”了。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许多独立电影里，主人公们都是不为现有社会体系相容的，他们往往愤世嫉俗、放纵不羁，以此来作为反抗的方式。以大卫·林奇的《我心狂野》为例，片中的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男女，他们为了冲破世俗的阴谋和阻力而在一起，不惜采用种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在这部影片中林奇运用超现实的血腥暴力场面和色情幻想，展示出现代人焦虑郁闷的精神状态，充满了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诡异色彩浓重，但也不时流露出一种浪漫激情，是一种极其另类的爱的执着。《我心狂野》也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片、摇滚片，主人公最常见的状态就是开着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以一副叛逆摇滚歌手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尔后的《迷失的高速公路》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我心狂野》的延续，影片的风格、特征、影像手法甚至主演（尼古拉斯·凯奇）都没有更换。只是这一次，《我心狂野》中那些抽象、概念化的世俗压力被具象成了一盘盘揭人隐私的录像带，这是一部实验性、梦魇般的影片，描述了人物黑暗、诡异、混乱的心理，是林奇影片中最怪异、最不明就里的影片。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主人公的反叛不羁以外，这种直达人物内心深处的赤裸裸的揭示，其实也是独立电影反叛的一种形式，艺术家藉由这种形式来释放人物的心灵，实际上就是对好莱坞虚假的“造梦工厂”的反叛，这样的情形在独立电影中是普遍存在的，只是在大卫·林奇这里，更明显、更极端一些罢了。

不过跟奥利弗·斯通比起来，大卫·林奇就显得温柔多了。至少那部《天生杀人狂》的狂暴乖戾在《我心狂野》和《迷失的高速公路》里是绝对找不到的，《天生杀人狂》可能是整个90年代美国独立电影中最暴力的一部作品了。在这部影片中，奥利弗·斯通砸碎了一切条条框框，甚至毫不顾及观众的观影感受，把暴力对感官的刺激发挥到了极致。这不仅仅是对好莱坞的反讽，更是对美国社会、美国文化阴暗面的彻底反击。然而，这种反击是绝望的，相对于社会来说，个体的力量总是显得那么渺小，主人公只能通过大开杀戒甚至滥杀无辜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反抗。当然，对于暴力斯通也不是无条件的绝对美化，当男主角杀死一位慈祥的印第安老人后，影片对他的态度明显转向了贬抑，这与监狱暴动那场戏里对男主角英雄般的刻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天生杀人狂》的这种纯粹、不加修饰的、赤裸裸的暴力与昆汀·塔伦蒂诺的黑帮片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昆汀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里，暴力同样成为贯穿影片的有力线索。特别是《杀死比尔》一片，在叙事上昆汀并没有下多大功夫，但对暴力本身却详加描绘，甚至让其呈现出某种诗意的色彩。这种极端的暴力美学在感观上要比《天生杀人狂》让人舒服得多，但在表意效果上却并无二致。

值得一提的还有《枪击安迪·沃霍尔》一片，这部由女导演玛丽·哈伦在1996年拍摄的独立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而成，基本采用了白描的手法，对事件做了简单而真实的复述，冷静的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女权主义者的悲剧一生。对于安迪·沃霍尔这位在通俗艺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影片没有太多的正面描绘，而是把视线集中在刺杀他的维米莉身上，而且着重表现这次刺杀的内在动机，把维米莉这个女性主义先驱人物推到前台。维米莉并不是多么自觉的女性主义先驱，她的反抗更多的是来自于她的个人经历，也正是因为这种情绪性反抗是来自深层次的冲动，才使得它冲击力更强也更猛烈。维米莉身为一个大学生，在街头乞讨、卖淫，本身就是对体制的反叛。从这个意义上讲，《枪击安迪·沃霍尔》中的暴力并不是维米莉施加给安迪·沃霍尔的暴力，而是美国社会施加给维米莉的暴力。《枪击安迪·沃霍尔》作为女权主义电影的代表，表达了美国现代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控诉和反抗，意味着女性意识在上个世纪末的重新崛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枪击安迪·沃霍尔》即使是在独立电影中也算得上是反叛之作，因为该片所反抗和控诉的男权意识，不仅仅在好莱坞主流电影中，在独立电影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枪击安迪·沃霍尔》的成功也启迪了后来者，此后不久，《男孩不哭》、《女魔头》、《百万美元宝贝》等女权主义电影相继登上了大银幕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当然，并不是只有暴力才能作为反叛的手段。有时候，温情脉脉也是一把无声的手枪。例如《水牛城’66》一片，在这部由文森特·加洛自编自导自演自弹自唱的独立电影中，几乎没有任何暴力镜头的出现，全片只是在低调哀伤的气氛中，辅以淡淡的钢琴、感伤的另类民谣和晃晃悠悠的踢踏舞配乐，给我们娓娓讲述了一个落魄孩子回家的故事。但就在这种看似温情脉脉的氛围中，美国家庭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疏离扑面而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主人公和父母、女友同在一个桌上吃饭的戏，镜头故意生硬地只给餐桌上的四分之一的人，镜头里独自的夸夸其谈然后换人，然后下一个人夸夸其谈，缺乏交流没有感情的家庭尴尬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种简单的镜头剪切中，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冷暴力”的存在，正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虽然没有任何强烈的肢体语言，但在这种木讷和无言中，主人公其实已经发表了他的反叛宣言。

与《水牛城’66》相仿，斯派克·李的《为所应为》也更多的采用了“冷暴力”的表现手法。这是一部关于种族问题的电影，从影片一开始，白人族群与黑人族群之间的尖锐对立就被清晰无疑的展现出来。但与其它街头电影不同的是，斯派克·李并没有让这种对立很快转化为强烈的肢体冲突，而是含而不露，将暴力化为一堆影像的碎片，并尽量拉长事件的瞬间，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戏剧张力，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不自觉的投入到事件之中。在斯派克·李的这部《为所应为》中，暴力的反叛呈现出一条清晰的发展曲线，温水煮青蛙式的层层推进，最终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高潮，既没有《水牛城’66》那样温情，也没有《天生杀人狂》那样暴力，可以说，斯派克·李的创作是独树一帜的，在他的手里，暴力被拿捏得恰到好处，反叛和自由才是他作品中的主题，暴力决不会喧宾夺主。
思想的痛苦

决不是故弄玄虚愣充大尾巴狼，之所以使用“思想的痛苦”这样酸溜溜的词藻，实在是因为找不到比这更恰当的表达方式了。犹太人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总还是有那么一群人，固守着思想的芦苇地。具体到美国电影来说，没有所谓“艺术电影”、“诗电影”的群体，电影的思想、艺术功能，主要是由独立电影来承担的。当然，我并不是说主流电影没有思想、艺术功能，只是相对于大多数商业片纯粹的感官刺激来说，独立电影在这方面的气质，要浓厚得多了。

此外，与欧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艺术电影不同的是，美国独立电影植根于当代西方的文化土壤，习惯于直接反映当下人的生存问题。不管影片采用何种题材、何种类型，这种对人性的深层次探索和对当下生存的焦虑，在美国独立电影中是普遍存在的。

以约翰·塞尔斯的《孤星》为例。该片采用了警匪片的题材，而且结合了悬疑、西部、恐怖等商业片常用的因素，乍一开始，还真让人以为这是一部稀松平常的商业片而已，但随着影片的进行，独立电影的气质也就逐渐显现出来。对故事抽丝剥茧般的叙述，带给观众一个又一个的谜团，而随着谜团相继的解开，事实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就在这一过程中，影片对美国当代社会中政治的作用及其对普通民众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可以说，《孤星》披着警匪片的外衣，实质上却是一部严肃的政治片。

同样，斯派克·李的《山姆的夏天》也是一部犯罪题材的独立电影。在这部影片中，故事同样是由凶杀案引起，并由凶杀案作为情节助推器层层推进，影片的主人公卷入到这场由凶杀案所引起的风波中，但重点却不在凶杀案本身，而是围绕着凶杀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随着情节的进展，凶杀案最终只是作为一个背景被彻底虚化了。斯派克·李想要给我们讲述的，决不是一个犯罪推理故事，而是在面临危机时，亲情、友情、背叛、忠贞交织在一起的伦理问题。在《山姆的夏天》中，这种痛苦的思考是可以明显感受得到的，事实上，斯派克·李自己也没有答案，他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若干可能性，究竟该怎么办，恐怕还是留待观众自己思考。

《山姆的夏天》与格斯·范·桑特的《大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大象》里，格斯·范·桑特也是用冷峻的镜头语言来交待故事，虽然全片以校园枪击事件为主题，但直接描写这一事件的场景并不多，跟斯派克·李一样，格斯·范·桑特也是引领观众自己去思考，他所做的，只不过是尽可能真实的还原事件的原本场景而已。

值得一提的还有麦克·菲吉斯的《远离拉斯维加斯》，这部充盈着浓浓感伤色彩的独立电影，从一开始就把观众带入到了导演设置的思考情景中。在你观看《远离拉斯维加斯》时，绝不会体会到好莱坞“梦工厂”般的虚假刺激，而是真真切切的痛苦。菲吉斯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妓女和酒鬼的爱情故事，但在影片中，不管是妓女还是酒鬼都没有丝毫人性的缺失，相反，我们所感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对两位主人公的压制和束缚，在这里，妓女和酒鬼其实都只是身份的隐喻，导演真正想说的，是对当下人们生存困境的焦虑。

保罗·托马斯·安德森的《木兰花》比《远离拉斯维加斯》走得更远。在《木兰花》里，导演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惶恐、焦虑、颓废的当代人群像，在长达三个多小时的篇幅里，安德森运用插叙的手法巧妙地将一天24小时内平行发展的9个事件连缀起来，以父母与孩子、愤怒与宽恕、电视里的虚幻世界与真实生活、期盼与迷失、机会与错失等为切入点，真实的展现了人们的迷惘和抗争。《木兰花》的这种带有浓厚的现代气息表达手法，与好莱坞商业电影可谓是泾渭分明。

更为典型的现代派则要属索德伯格的《卡夫卡》了，这部以著名作家卡夫卡为主角的影片其实跟卡夫卡本人并无任何关系，索德伯格重新编织了一个政治惊险片的故事，卡夫卡只不过是他所借用的表意符号而已。整部片子紧凑而节奏清晰，为我们清晰的展现了一个迷离、狂乱的妄想狂的内心世界。能够把卡夫卡的故事改编到如此地步，索德伯格的编导功力确实令人叹服。

讲到这里，有一部电影不得不提。那就是吉姆·贾木许的《你看见死亡的颜色了吗？》与其它独立电影不同，该片的时代背景设置在19世纪末的美国，讲述了一个无辜青年的逃往历程，在逃亡的过程中，情节越来越超现实，人物的内心也越来越匪夷所思，该片使用了西部片惯用的场景与气氛，精致的黑白影像完美再现了西部的原始和苍凉，也纯化了影片在精神层面上的思考。当主人公在结局时躺在小舟中安然接受死亡的时候，影片便具有了一种启示录般的救赎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