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古城拆除始末对现在城市发展有哪些启示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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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的严责之下，北京终于把“治堵”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目前的思路肯定是隔靴搔痒，治标不治本。因为梁思成先生早就指出北京的规划不能在旧城基础上“摊大饼”。要想治本，只有两招：一是消减而不仅是严格控制北京人口，二是消减而不仅是严格控制小汽车（包括公车）。其实还有第三招，但是已经不可能，就是把中心区的单位迁出去一大部分。这在其他国家已经做过，如巴西，但在中国近几十年没戏。特把年初的一篇博文置顶，供大家再思考：

　　要点：1月9日是梁思成先生的忌日。谨在此怀念他。

　　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广东省新会县人。1901年4月20日生于日本东京，1972年1月9日卒于北京。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4～1927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27～192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1928年回国工作，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至1931年，他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1931～1946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主任，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33～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和兼任研究员，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6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并担任系主任直至逝世。1940年10月至1947年，任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联合国总部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在此期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他从1949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起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又于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生的成就甚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长期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为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期间，首先应用近代科学的勘察、测量、制图技术和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发表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平郊建筑杂录》、《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调查研究专文十多篇。他对中国建筑古籍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并根据实物调查和对工匠实际经验的了解，1934年写成《清式营造则例》等著作。1931～1945年，梁思成和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对15个省2000多项古建筑和文物进行了调查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他根据这些资料，1943年写成《中国建筑史》一书，第一次对中国古建筑特征及其发展历程作出系统的论述。他热情宣传祖国建筑遗产，撰写《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我们伟大的建筑传统与遗产》、《中国建筑的特征》等文。他十分重视吸取古建筑的精华以创造具有民族特征的新建筑，写有《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建筑创作的几个重要问题》、《进一步探讨建筑中美学问题》等文。他是“人民英雄纪念碑”等重要建筑的设计的领导人之一。1963年为纪念唐代高僧鉴真东渡日本1200周年，他作了扬州鉴真纪念堂方案设计。在此期间，他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著有《营造法式注释》（1983）等专著。

　　而现在北京人一提起梁思成，总会感叹，当初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筑发展要是听了他的建议就好了。王军所著的《城记》详述了梁先生为了保护北京古城风貌的不懈努力：

　　（一）    新中国成立伊始，苏联专家就提出北京要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建设首都行政中心,“这个广场成了首都的中心区，主要街道的方向便可断定。这是任何计划家没有理由来变更也不会变更的。”梁思成和陈占祥则提出，“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以为着使北京市平衡发展、保护旧城以内的文物、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最终梁、陈建议未被采纳，反而被指责为“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中央领导决定还是以旧城为基础扩建北京。

　　（二）与此同时，许多人主张拆除北京城墙，而梁先生力主不仅不拆，还要建成环城立体公园。最终梁、陈建议未被采纳，中央决定拆除北京城墙。

　　（三）在确定在旧城基础上扩建北京之后，梁又提出控制高层建筑，以保持北京特有的景观。但是高楼照样在旧城内拔地而起。

　　（四）梁再退一步，希望通过实现“中国建筑的轮廓”来保持旧城风貌。但是又被批判为“大屋顶”。其实当时的“大屋顶”多是苏联专家根据斯大林的理论而主张的，后因批苏，梁也大受批判。

　　（五）反对拆除北京古城建筑的精华：长安左、右门、多处牌楼，地安门、双塔寺等。但是被指为政治问题。这些建筑均被拆除。

　　（六）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原设计方案是将碑体置于一个下开三个门洞的大平台上，并且已经得到有关领导的欣赏。梁写信给彭真，“万万做不得的”。因为大大违反了结构原理，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必须矗立峋峙，雄朴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原方案因此被否定，梁在信中随手画出的方案得以实施。

　　（七）团城是元大都兴建时的中心建筑之一，明清两朝的重要建筑。1954年，有人提出团城也应该拆除。梁愤怒地反对，并恳请周总理阻止。总理亲自调查，决定马路拐弯，保留团城。但是金鳌玉蝀桥还是向南移动了。

　　（八）为了尽可能保护北京古城内部，梁不得已提出延伸北京城市布局的中轴线到南苑，在永定门外建火车站。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且现在还在加强中。

　　六十年过去了，北京市的城市风貌变化和日益拥堵而被百姓戏称为“首都即首堵”的交通状况，更加证明1950年梁、陈两位先生所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的真知灼见。悔不听其建议的重大损失至少有二：

　　（一）    作为北京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整体物质文化---北京古城没有保存下来。如先生所说：“这样的都市不但在全世界里中古时代所没有，即在现代，用最进步的都市计划理论配合，仍然是保持着最有利条件的。”“我们爱护文物建筑，不仅应该爱护个别的一殿、一堂、一塔，而且必须爱护它的周围整体和邻近的环境。我们不能坐视，也不能忍受一座或一组壮丽的建筑物遭受到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破坏，使它们委曲在不调和的周围里，受到不应有的宰割。”希望北京不再出现拆城墙猛拆，十几年后又猛号召捐出保存在各家的城砖重新砌墙的怪事来。

　　（二）北京已经很难脱离中外许多城市发展已经证明问题多多的“摊大饼”式的布局，最近又有建设郊区外环主干道的动议。须知这是解决不了交通堵塞、房屋密集、基础设施无序、文教服务机构不均衡等等问题的，必须再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发展新城。不要以为现在在顺义、通州、亦庄等地建设新城就可以了，搞不好这些地方很快就与北京城区连在一起。或曰，梁先生提出在公主坟建新城不是更近了吗？须知那时公主坟还是郊外的空地。关键是必须控制北京的城市规模和分离北京城区的部分功能。再不要听一些人忽悠“北京是全中国人的北京，而不是北京人的北京”了。如果北京的人口超过了它的承载力，北京就彻底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