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封锁》有感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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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锁》叙述的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一对男女在电车封锁后，偶然的机缘让他们经历了一次闪电般的恋爱。全文48个自然段，第一自然段写封锁前，最后七个自然段，也就是42自然段至48自然段写封锁后，中间四十个段落是小说的主体，写封锁中。封锁前后是常态生活，封锁中就是非常态生活，男女主人公吕宗桢和吴翠远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非常态之中。男女主人公出现前，还有几个自然段描写出封锁中诸色人物的表现，为主人公的故事提供一个生动的背景，进而与主人公的故事成“点”与“面”的关系，以丰富深化作品的思想。而正面述写这对男女的故事则是从第8自然段开始的，如果按照彼此接触的过程，又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现身（第8—18段）先写吕宗桢的出现，后写吴翠远；

第二阶段相识（第19—31段）写吕为回避亲戚而坐的吴身边，并“调情”；

第三阶段恋爱（第32—37段）写一阵乱使他们脸庞距离极短，“触电”了；

第四阶段分手（第38—41段）写“开放”的谣言，让彼此开始“清醒”过来。这个过程就是作者创设的一个非常态的情境，而一个“好”男人和一个“真”女人的形象就在这个情境中呈现在我们眼前，承载着小说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常态的生活封锁着人的心性，让生活失“真”；而非常态的情境中，心性得以开放，激情萌生的意念，蕴含着反常态封锁的张力，又使人越变“坏”。

那么，吕宗贞究竟是怎样一个“好”男人？吴翠远又是怎样一个“真”女人？这只有从常态与非常态中的男女主人公不同表现的比较中才能获得答案。

之所以说，吕宗贞是一个“好”男人，首先就是在常态生活中，他是一个能够委曲求全而又十分“听话”的丈夫。明明自己讨厌抠门的老婆，可还能不顾有失身份地按照老婆的“指示”到“弯弯扭扭最难找的小胡同里”去买价廉物美的菠菜包子。明明恨透了那个董培芝，但因为他是自己太太姨表妹的儿子，也就不敢得罪，只好尽量回避。

说吕宗贞是“好”男人，更主要他能及时地克制自己越轨的念头，不忘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虽然在封锁的非常态中，他与女人“调情”，但这却是故意用来抵制那个讨厌的亲戚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多也过为了“气气他的太太”，以发泄内心的不满而已。后来弄假成真，确实跟那个自已开始并不喜欢的女人“恋爱”起来，那也只是一时的“糊涂”，很快他就主动从情场上撤兵了。尽管藕断丝连，内心有难言的苦楚，但常态生活的道德原则封锁了令他痛苦的思想，“他捻灭电灯”的时候，那无法“捻灭”的爱情之火烧得他浑身沁汗，最终“他又开了灯”，理智战胜了感情，让自己回到常态的光明中来了。连吴翠远都认为“他是一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有多了一个！”

吴翠远的这个评判中分明有嘲讽，她是一个讨厌“好人”的“真”女人。

“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松的，没有轮廓。连她母女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而这就因为是“真”的。“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可是这却使她不快乐，这个好人比真人多的.世界，人的“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这让吴翠远感到与真实的生命有了隔膜，她讨厌这个“好”。

在封锁的非常态中，吕宗桢闯进了她的生活，“他搁在报纸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男人的这只无心有意“调情”的手，却拨动了女人的真心。当男人有了一段抱怨太太的真心表白之后，她就有了做男人需要的“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的想法，于是他们真情自然开放，开始恋爱了。

恋爱中她似乎比那男人还要勇敢，这其中有其叛逆的成分。“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她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这叛逆的心理似乎和那男子“气气他太太也好”的想法一样，可是只有她才是真心的，表现出她决意做一个真女人的勇气。然而那男人只是“做戏”，尽管后来在她的鼓励下，弄假成真了，彼此确实有了一次闪电般的恋爱激情，可是随着电车封锁的开放，平庸又封锁了人的激情。一切再也不会像封锁中那样自然真实了。

吴翠远看着那个回到“好”里面去的男人，暗自伤心：“这人，这么笨，这么笨！”“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那么愚蠢的浪费！”她哭了，“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的脸上”，在心里骂：“他是一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这样的伤心落泪，这样的嘲讽责骂，足以证明吴翠远确实是一个“真”女人。“真”在这里，与“好”似乎成了一对反义词。女作家张爱玲的《封锁》是不是要来诠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真理性呢？我以为，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好”（或曰“不坏”）与“真”。以我浅见，“好”是一个道德问题，“真”是个审美问题；而道德与审美确实有着严重的矛盾性。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有趋同性；审美是喜新厌旧的，有求异性。而男女结合，必须有婚姻家庭这种功利性的载体，同时又要有爱情理想这种超越性的追求；换句话说，男女共同生活，既有物质性的，还要有精神性的。理论上说婚姻与爱情应该完美结合，所谓美满婚姻，就是充满爱情的婚姻，可是在现实中，婚姻又常常与爱情互相排斥。这是因为道德的趋同性往往会要“封锁”人的心性，而审美的求异性又总要“突围”“越轨”。

正因为如此，就有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说法，尤其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本身有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从《封锁》的具体描写中，这个“好”本质就是当时社会的所谓道德规矩，包括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它其实就是一种人的真情实感的“封锁”。所以作品对“好”男人吕宗桢是有嘲讽否定的。当然这也仅仅是对其不敢真心生活态度的否定。同样如此，对于“真”女人吴翠远的赞赏，也只是赞赏反叛平庸虚假生活的真情。而无意鼓励男人抛弃男人的责任，怂恿女人可以为所欲为。即便从审美的角度讲，也应该明白：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的，但真的未必就美，更未必就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