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党八股”？

Answer 1

　　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一个人写党八股，如果只给自己看，那倒还不要紧。如果送给第二个人看，人数多了一倍，已属害人不浅。如果还要贴在墙上，或付油印，或登上报纸，或印成一本书，那问题可就大了，它就可以影响许多的人。而写党八股的人们，却总是想写给许多人看的。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

　　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我们为什么又叫它做党八股呢？这是因为它除了洋气之外，还有一点土气。也算一个创作吧！谁说我们的人一点创作也没有呢？这就是一个！

　　党八股在我们党内已经有了一个长久的历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有时竟闹得很严重。

　　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了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作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东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而是剥削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要做对于这些东西的肃清工作和打扫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来必须恰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说理的首先一个方法，就是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使患者为之一惊，出一身汗，然后好好地叫他们治疗。

　　现在来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在什么地方。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一个“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八大罪状吧。

　　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喜欢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负幼稚的人，在他们中间散布坏影响，造成坏习惯。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苏联进行那么大的反侵略战争，斯大林在七月三日发表了一篇演说，还只有我们《解放日报》一篇社论那样长。要是我们的老爷写起来，那就不得了，起码得有几万字。现在是战争的时期，我们应当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延安虽然还没有战争，但军队天天在前方打仗，后方也唤工作忙，文章太长了，有谁来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喜欢写长报告。他们辛辛苦苦地写了，送来了，其目的是要我们看的。可是怎么敢看呢？长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吗？也不好。我们应当禁绝一切空话。但是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务，是把那些又长又臭的懒婆娘的裹脚，赶快扔到垃圾桶里去。或者有人要说：《资本论》不是很长的吗？那又怎么办？这是好办的，看下去就是了。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又说：“看菜吃饭，量体裁衣。”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看情形办理，文章和演说也是这样。我们反对的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八股调，不是说任何东西都以短为好。战争时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有内容的文章。最不应该、最要反对的是言之无物的文章。演说也是一样，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演说，是必须停止的。

　　党八股的第二条罪状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有些党八股，不只是空话连篇，而且装样子故意吓人，这里面包含着很坏的毒素。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还可以说是幼稚；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则不但是幼稚，简直是无赖了。鲁迅曾经批评过这种人，他说：“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东西，表现在党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却生怕人家驳，非常胆怯，于是就靠装样子吓人；以为这一吓，人家就会闭口，自己就可以“得胜回朝”了。这种装腔作势的东西，不能反映真理，而是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从前许多同志的文章和演说里面，常常有两个名词：一个叫做“残酷斗争”，一个叫做“无情打击”。这种手段，用了对付敌人或敌对思想是完全必要的，用了对付自己的同志则是错误的。党内也常常有敌人和敌对思想混进来，如《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四条所说的那样。对于这种人，毫无疑义地是应该采用残酷斗争或无情打击的手段的，因为那些坏人正在利用这种手段对付党，我们如果还对他们宽容，那就会正中坏人的奸计。但是不能用同一手段对付偶然犯错误的同志；对于这类同志，就须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这就是《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结束语第五条所说的方法。从前我们那些同志之所以向这些同志也大讲其“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一方面是没有分析对象，一方面就是为着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论对什么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方法，都是要不得的。因为这种吓人战术，对敌人是毫无用处，对同志只有损害。这种吓人战术，是剥削阶级以及流氓无产者所惯用的手段，无产阶级不需要这类手段。无产阶级的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个，那就是严肃的战斗的科学态度。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至于以装腔作势来达到名誉和地位的目的，那更是卑劣的念头，不待说的了。总之，任何机关做决定，发指示，任何同志写文章，做演说，一概要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要靠有用。只有靠了这个才能争取革命胜利，其他都是无益的。

　　党八股的第三条罪状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早几年，在延安城墙上，曾经看见过这样一个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争取抗日胜利。”这个标语的意思并不坏，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 ”字，人字呢？在右边一笔加了三撇，写成了“ ”字。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学士的学生是无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写在抗日时期延安这地方的墙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了。大概他的意思也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否则就很难得到解释。共产党员如果真想作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对牛弹琴”这句话，含有讥笑对象的意思。如果我们除去这个意思，放进尊重对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讥笑弹琴者这个意思了。为什么不看对象乱弹一顿呢？何况这是党八股，简直是老鸦声调，却偏要向人民群众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写文章做演说倒可以不看读者不看听众吗？我们无论和什么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里想些什么东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吗？做宣传工作的人，对于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

　　党八股的第四条罪状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上海人叫小瘪三的那批角色，也很像我们的党八股，干瘪得很，样子十分难看。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吗？一个人七岁入小学，十几岁入中学，二十多岁在大学毕业，没有和人民群众接触过，语言不丰富，单纯得很，那是难怪的。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许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什么是宣传家？不但教员是宣传家，新闻记者是宣传家，文艺作者是宣传家，我们的一切工作干部也都是宣传家。比如军事指挥员，他们并不对外发宣言，但是他们要和士兵讲话，要和人民接洽，这不是宣传是什么？一个人只要他对别人讲话，他就是在做宣传工作。只要他不是哑巴，他就总有几句话要讲的。所以我们的同志都非学习语言不可。

　　党八股的第五条罪状是：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倒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许多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来分类，不是按照事物的内部联系来分类的。单单按照事物的外部标志，使用一大堆互相没有内部联系的概念，排列成一篇文章、一篇演说或一个报告，这种办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游戏，也会引导人家都做这类游戏，使人不用动脑筋想问题，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质，而满足于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既有问题，你总得赞成一方面，反对另一方面，你就得把问题提出来。提出问题，首先就要对于问题即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加以大略的调查和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质是什么，这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大略的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须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提出问题也要用分析，不然，对着模糊杂乱的一大堆事物的现象，你就不能知道问题即矛盾的所在。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常常问题是提出了，但还不能解决，就是因为还没有暴露事物的内部联系，就是因为还没有经过这种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因而问题的全貌还不明晰，还不能做综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地解决问题。一篇文章或一篇演说，如果是重要的带指导性质的，总得要提出一个什么问题，接着加以分析，然后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因为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的方法，在我们党内很流行，所以必须揭破它，才能使大家学会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所办的事才能办好，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胜利。

　　党八股的第六条罪状是：不负责任，到处害人。上面所说的那些，一方面是由于幼稚而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责任心不足而来的。拿洗脸作比方，我们每天都要洗脸，许多人并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后还要拿镜子照一照，要调查研究一番，生怕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你们看，这是何等地有责任心呀！我们写文章，做演说，只要像洗脸这样负责，就差不多了。拿不出来的东西就不要拿出来。须知这是要去影响别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啊！一个人偶然一天两天不洗脸，固然也不好，洗后脸上还留着一个两个黑点，固然也不雅观，但到并没有什么大危险。写文章做演说就不同了，这是专为影响人的，我们的同志反而随随便便，这就叫做轻重倒置。许多人写文章，做演说，可以不要预先研究，不要预先准备；文章写好之后，也不多看几遍，像洗脸之后再照照镜子一样，就马马虎虎地发表出去。其结果，往往是“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仿佛像个才子，实则到处害人。这种责任心薄弱的坏习惯，必须改正才好。

　　第七条罪状是：流毒全党，妨害革命。第八条罪状是：传播出去，祸国殃民。这两条意义自明，无须多说。这就是说，党八股如不改革，如果听其发展下去，其结果之严重，可以闹到很坏的地步。党八股里面藏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

　　上面这八条，就是我们声讨党八股的檄文。

　　党八股这个形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获得发展，必须抛弃党八股，采取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风。这种文风，早已存在，但尚未充实，尚未得到普遍的发展。我们破坏了洋八股和党八股之后，新的文风就可以获得充实，获得普遍的发展，党的革命事业，也就可以向前推进了。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照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在会场上做起“报告”来，则常常就是“一国际，二国内，三边区，四本部”，会是常常从早上开到晚上，没有话讲的人也要讲一顿，不讲好象对人不起。总之，不看实际情形，死守着呆板的旧形式、旧习惯，这种现象，不是也应该加以改革吗？

参考资料：http://voice.cug.edu.cn/film1/mzdhtml/mzd00095.htm

Answer 2

八股文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形式死板的文体，每篇文章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这种文章，立论、发挥全以儒家“四书”为根据，内容空泛，形式死板，束缚人的思想。“党八股”自然没有这一大套规定，只是一个借用的讽刺语，指的是那些对于事物不加分析，只是胡乱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空话连篇，不切实际的文章。毛泽东提出“分析一下党八股的坏处”，然后逐条列出党八股的罪状，并分析了它对革命工作的危害。于是毛泽东说：“党入股里面藏着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毒物，这个毒物传播出去，是要害党害国的。”“党八股这个形
式，不但不便于表现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由此可见，搞党 八股决不只是写文章的形式问题，而是个大是大非问题，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同时反对党八股。

参考资料：http://www.ynift.edu.cn/jiguan/xcb/asp/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4&ArticlePage=1

Answer 3

八股文

中国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的一种专门文体。又称时文、制义或制艺。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元代科举考试，基本沿袭宋代。明代洪武元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成化年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此后一直沿用下来，由明中期而泛滥整个清代，直到戊戌变法后，才随着科举考试的停止而废除。
八股文每篇文章均按一定的格式、字数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起股、中股、后股、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题目主要摘自四书、五经，所论内容主要据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不得自由发挥、越雷池一步。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时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八股文注意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很死板，无自由发挥的余地。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

反对党八股

是毛泽东1942年2月8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原载于1942年6月18日延安《解放日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及《毛泽东著作选读》新编本。文章专门揭露了和批判了作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一种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的党八股这种文风。首先，文章说明了反对党八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认为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分析了党八股的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列举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这就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无的放矢，不看对象；语言无味，象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不负责任，到处害人；流毒全党，妨害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指出这种没有真切的内容，不反映客观实际的恶劣文风，是主观主义地观察问题的方法，是"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为了克服党八股，讲演还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文风。要求写文章，作报告或讲演，都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正确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总之，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我们的文风应当是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同时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特别是主观主义，它是产生党八股的思想认识根源，因而要彻底克服党八股，就必须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主观主义；同样，要彻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也必须批判和克服党八股。

谈谈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
、当前党史研究中“新八股”的几种典型表现形式

60多年前，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报告中，列举了当时文风中存在的“党八股”的“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等八条罪状。近年来，党史研究在文风方面又重新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这里不妨称之为“新八股”。总结说来，这种“新八股”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一是担心“踩雷”。我们党已建立了八十多年，新中国成立也已经五十多年了，应该说，从革命到建设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又有着沉痛而深刻的教训。但是，一个时期以来，党史研究中的选题往往使人颇费脑筋。这就是要考虑选题能否被刊物通过。其实刊物也有自己的难处，编辑要考虑到主编的意图；主编得考虑到有关的规定，为保险起见，多数是宁“紧”勿“松”。因此，若干年来，一般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以来这两段的研究文章较多，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这三十年的研究文章就少得多。显然，并不是这三十年没有值得研究的问题，而是人们的顾虑多多。龚育之先生在《党史札记二集》中曾提到这样一个问题，他说：

对党的决策实施的得失成败，根据在实践的结果，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对现有决策的坚持和发展，根据变化了的形势，进行讨论性的探索。这样的研究，不但“非官方”可以进行，就是“官方”也是应该进行的。不然，谈什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谈什么决策的调整和创新呢？

龚育之在另一篇文章中，列举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发生的志愿军归俘人员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扬帆事件、潘汉年事件、胡风事件以后，对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以史为鉴的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而历史的经验教训，只有在深入了解和总结历史事件、历史过程中才能为人们所把握。如果对这类历史事件人们都没有具体了解，都淡忘了，淡化了，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那么，历史的悲惨有什么把握能够避免重演呢？

我觉得他的这两段话说得非常好，对我们解除在党史研究中的选题上的担忧很有教益。如果有关党史和国史的刊物，能按照这种精神去审稿、发稿，那么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就可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二是盲目跟风。在党史和国史研究中，注意紧跟现实，这当然是好的。宣传工作一个时期有一个中心，也无疑是对的。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上面有一个什么决定，或者一个什么说法，马上就出现一个层层表态的现象。学术刊物也立即发表此类文章，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语言，只是一味重复中央领导或文件中的话，如什么“开拓进取”，“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等等，把一些本来是有很好内涵的话，变成一种套话，不分场合，翻来覆去地唱，使人乏味。显然，学术刊物发表这种空洞的政治表态性的文章，是毫无学术价值的。

三是故弄玄虚。有些宣传性文章，或者说是理论性的文章，不实事求是，为表现自己对问题理解深刻，或出于其他某种原因，就把问题无限拔高，把本来老百姓很容易懂的问题，说得云里雾里，玄而又玄，高深莫测。这种文章，使人产生一种厌恶感，也不禁使人觉得那种“吹喇叭”、“抬轿子”的风气又开始抬头了。在进行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龚育之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好的榜样。他有一篇文章：《十三年与新时期党史的分期》，涉及怎样恰当估计“十三年”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地位问题。他明确表示，不赞成把“十三年”划成新时期一个独立阶段的看法。他认为新时期党史的分期有三个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时期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进入一个新阶段；再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开始的新阶段。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是值得提倡的。

二、一个真实的教训

在党史研究中，对苏联和东欧各国共产党的失败，在领导宣传舆论工作方面有什么教训，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课题。苏联共产党执政了七十多年，东欧共产党也执政了四十多年，当时整个宣传舆论都是主流的声音。但是，为什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百姓就信了“邪”呢？《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2期登有一篇《苏共失败原因研究综述》的文章，很值得一读。这篇文章在讲到老百姓为什么不再相信共产党而转向了“民主派”这个问题时说：最初出现对苏联共产党的挑战，是源自人们内心讲真话的愿望。苏联的专制体制导致了“在公开场合活在谎言中、而私下场合才回归真正的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一些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把他们私下场合讨论的事实转变为公开场合的诚实表达。被苏联共产党政权封锁、掩盖的许多真相，逐渐被披露出来，越来越多的民众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从怀疑变成根本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进一步开放新闻自由，报刊杂志陆续转向比较客观公正的报道，媒体上刊登出越来越多的、过去几十年来老百姓一直想知道而无从得知的真相。苏共只能靠隐瞒真相来维持一时的社会服从，一旦历史被还原成真实后，老百姓怀着强烈的被欺骗了数代的愤慨，自然会转向支持、同情新诞生的“民主派”。我个人以为，这才是历史提供的真实教训。同时，这也是一个前车之鉴，很值得我们思考。

三、讲文风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上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在那篇经典性文献《反对党八股》中尖锐地提出了反对党八股文风的问题。当时提出这个问题是跟整风批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相关的。新中国成立后，文风由建国初期的生动活泼，逐步变成“假、大、空”，是由1957年“反右”以后，尤其是到“文化大革命”后发展起来的。后来，我们党又对这种文风进行了整顿。上世纪八十年代，陈云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谈到1958年搞“大跃进”时说：“当时有些人是帮毛主席倒忙的。”（《陈云年谱》下卷，第408页）这里的所谓帮“倒忙”，我理解就是“吹喇叭”、“抬轿子”、“跟风”。

纵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我党历史上的这两次端正文风，都是通过重新端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逐步克服的，从而使生动活泼，人们喜闻乐见的文风重占上风。因此，当前要讲文风、反对党史研究中的“新八股”，从根本上说还是要讲“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链接

1.在反对党八股方面，陈云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谈到1958年搞“大跃进”的问题时说：“当时有些人是帮毛主席倒忙的”。这个“倒忙”就是跟风、不实事求是。陈云同志的这句话对我们研究党史也有深刻的启示。

2.在研究党史中，老一辈革命家黄克诚一向反对党八股，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他在林彪评价、正确对待党史上的历史事件等方面提出了真知灼见，为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党史作出了榜样。图为伏案工作的黄克诚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