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信息传递方式的故事有那些????

如题所述

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对象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能。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它事,一边收听广播。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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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9-04-24
去查古代10种传递信息的方特定借代物

(1)结绳。结绳记事是一种常见的原始信息传递方法,我国古代社会结绳记事的做法在史书中多有描述,《周易》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庄子》载:“昔者容成氏……祝融氏、伏羲氏、神农氏,当是时也,民结绳而用之。”《北史》也提到:“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结绳法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应用广泛且年代久远。台湾高山族人记录约会日期,就按天数打若干绳结,每过一夜即解开一结。西藏珞巴人则是每过一天用刀割一结,直割到最后一结就表示到期,绳结解完表示赴约之日。云南独龙人单独出远门,往往要在腰间系一麻绳,走一天打一结以记录走出天数。瑶族在二人发生纠纷时常在头人面前获得裁决,其方法是,争执者各执一绳,谁诉说一理由即打一绳结,直至说完为止,绳结多者胜诉。在阶级社会里,结绳的传统也被商人继承下来,并在形制和用途上加以变化。在店铺、酒店肆、茶楼及行商的摊位上,各种各样的幌子或招牌,往往饰以各种饰片,用绳串缀,下缀幌绸、五彩条状织物、各种料珠或排穗,也有许多造型独特的幌子,由粗麻绳打结编织而成。在这里,绳节成为传递广告信息的新型媒介。

(2)刻木。刻木为另一种符号语言。史书上也曾记载我国各地刻木记事的历史事实,如《后汉书》载,“大人有所召呼,则刻木以为信”,虽无文字,亦不敢违。《岭外代答》也载:“瑶人无文字,其要约以木契合二板而刻之,人执其一,守之甚信。”《云南腾越州志》也提到:“夷有风俗,一切借贷赊用、通财期约诸事,不知文字,唯以木刻为符,各执其半,如约酬偿,毫发无爽。”

刻木为记的习俗在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则演变为官工的铭刻或名人商品的标记,即在所售商品上打上官工的名字或名人的名字。如果往前追溯,刻木甚至可以视为商品商标和标记广告的源头。

(3)狼烟。我国春秋时期,就有用火光烽烟传递军事警报的记载。秦始皇以后,在万里长城上每隔十里即筑一烽火台,用干燥的狼粪做燃料,点燃之后,火光烟雾腾空,可把紧急警报传到很远的地方。古诗“平沙落日大漠西,陇上明星高复低;孤山几处看烽火,壮士连营候鼓鼙”之句,正是这种原始信息传递法应用的真实写照。这种传播媒介在古代社会商人们的经商活动中也被使用,如在不同时期,都有夜行的商队、马帮“举火为号”的记载。

(4)鼓。原始的信息传递法既有作用于视觉的,也有作用于听觉的。作用于听觉的信息传递主要借助于音响传播工具来进行,其中以信号鼓最为常见。我国基诺族的牛皮木鼓,也是把一段粗树木的两端凿空,再缚以带毛的黄牛皮,悬在树上用木槌敲击,每逢年节,一听鼓声即男女老幼云集,唱歌跳舞。

(5)竹号。我国怒族在丧礼时用竹号传播信息,通过吹奏不同数量的竹号来向全村报丧。竹号的数目按死者的身份而增减:未婚死者吹一个竹号,已婚者吹两个,老人和首领吹五六个。部落成员闻讯随即赶到死者家里,送来鸡蛋吊唁。进入阶级社会,随着行商坐贾的分化,行商走街穿巷,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吹、拉、弹唱等信息传播工具,如汉代商人就有吹箫卖贻糖的记载。

(6)音响器具。我国新石器时代庙底沟遗址出土的陶钟、陶埙,姜寨遗址的三孔陶埙都具有音乐发声作用。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声响广告的形态日益丰富多彩,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器物都有可能成为声响广告的传播媒介,如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碗、盏、盆等,与娱乐相关的箫、琴、瑟、鼓、锣等,也成为了广告信息传递的工具。出于广告宣传的需要,许多商人还专门制作了表现行业特征的响器器物,比较典型的就有货郎的拨浪鼓,剃头理发者所用的镊叉,磨刀匠所使用的铜制拍板等。

特定借代物的广泛使用,说明广告传播的方法、途径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传播活动的频繁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人们借用一切可以借用的工具或对象更有效、更富有针对性地传递广告信息。媒介形态的丰富,使人类的广告传播在更宽泛的地域内进行,并传递着更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及商业信息。

2.生活借代物

(1)草标。也称之为草芥。本是自然生长之物,但当其插在所售或待售物品上时,便有了标识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小到日常生活用品,大到贫困人家因饥寒出卖儿女,均使用草芥。《水浒传》里曾多次提到草标,最为有名的是关于杨志卖刀的记载:“杨志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上市去卖。”这里的草标便具备了广告媒介的功能。

(2)谷穗、笊篱、柳条。多出现在乡村郊野的食店门前,随意挂在门前或栏栅上,不仅能起到标识作用,还能显示出店家的朴素、好客,小小的笊篱和柳条能马上拉近店家和顾客、商家和路人的距离,也是一种制作成本低廉但传播效果极佳的广告媒介。

(3)瓶瓢、草帚。草帚也称为“草刷儿”和“草杆儿”、“帚杆”。宋代以后,打破市坊限制后,店铺不仅可以开设在居民区内,而且集市、乡野均可以开设店铺进行经营。草帚作为广告标识多出现于酒肆茶楼,宋代文献资料对这些事物的记载较多,宋人洪迈在《容斋续笔》中曾提及:“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为丈之。微者,随其高插大小,村店或挂瓶瓢、标帚杆。”

草帚作为广告标识,除了作为酿酒辅助工具的特殊性外,还有更深典故。主要取意为“扫愁帚”。宋人苏轼曾吟到:“要当立名字,未可问升斗。应呼钓诗钩,亦号扫愁帚。”

这里的“扫愁帚”显然成为酒的别称。意为“借酒消愁”、“一醉解千愁”。所以用草帚作为酒店的标识幌,既形象又生动,还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浓郁的民俗色彩。

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标记为数众多,多依附于店铺和行商的活动存在,使用范围基本上没有超出商人活动区域和狭隘的“市场”范围,由于经常使用和消费者约定俗成,反映着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和审美情趣,同时,也反映出媒介使用者或商家的群体智能。但这一类广告媒介的普遍使用,也反映出生产力水平较低阶段人们对广告媒介开发和利用的局限性。

三手工广告媒介——广告信息传递的行业标识

在古代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不断增强。以我为主体创造性地传播精神文化信息,创造社会物质文化财富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对广告媒体的开发和运用反映了这一事实。古代劳动人民创造了种类繁多、风格各异的广告媒介,广告传播的影响力更大,进而成为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店铺广告媒介

店铺广告媒介是中国古代社会广告媒介的主要形态。包括饭店、酒肆茶楼、当铺、旅店门面及周边环境的广告形态,具体来说又分为数种最常见的情形。

(1)幌子。幌子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中最成熟的媒介形态之一。幌子往往以生动、直观的形制,鲜艳的色彩和独具魅力的民俗性给人以视觉上强烈的冲击力。幌子从构成看,比较讲究的有幌杆、幌架、幌挑、幌盖、幌体、幌座和幌坠等部分组成;从形体上看,有圆形、方形、三角形、菱形及不规则形;从传播的内容看,凡是与商业经营或商品服务相关的信息均有可能以幌子的形式出现;从制作材料看,则有布、绸、缎、棉、铜、铁、木等各种材质,不少幌子则由多种材料复合制成;从表现形式看,则又分为实物幌、模型幌、象征幌与特定标记幌等。

(2)招牌。招牌传播媒介的出现,也是和店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招牌的位置多出现在门面或门前,多以悬挂、镶嵌、砌筑的方式来设置。招牌作为广告媒介所传递的信息,内容十分丰富,具体来说,一是书写店铺的名号、字号,如点心铺书写“老宝泰”、“晋阳豫”等;二是传达商家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特色,如招牌上书写“公平交易”、“童叟无欺”等;三是反映行业牲和服务范围的词句,如“知味停车,闻香下马”等。招牌作为古代广告信息传播媒介,从其悬挂的位置来看,又分为不同的横额、竖招牌、挂板及店外冲天招牌等。

(3)垆。垆作为一种广告信息传播的媒体有其特殊性。垆原本是酒店门前温酒的土台子,为了照看所温之酒,垆旁边往往坐一个面容姣好的女子,一方面为了照应客人,另一方面也为了招徕顾客,妇人当垆在汉代已渐成风俗。《史记》曾载:“相如置一酒舍沽酒,而令文君当垆。”(《司马相如烈传》)因汉代初期官府允许民间卖酒和售酒,所以酒店门前多有酒垆。垆成为酒店的标识。

(4)彩楼、欢门。宋代开放市禁,民间宽阔门面的大店铺出现,就为彩楼、欢门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彩楼是指店铺的门面装璜,如《清明上河图》中孙羊正店的门首装饰,就属彩楼的一种。彩楼多根据店家的喜好专门设计,相对固定,独具风格。欢门广告则指店铺经营者和商家在节日或重要活动时临时搭建的门面装饰,常用彩色纸、帛装饰,因目的性较强,标识作用明显,也被视为古代的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宋代在门首搭建彩楼、欢门渐成时尚,《东京梦华录》曾载:“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酒楼》)

(5)灯笼。灯笼作为广告传播媒介,始于五代。耐德翁在《都城纪胜》里曾载:“酒家事物,门设红权子绯缘帘贴金红纱栀子灯之类,旧传因五代郭高祖游幸汴京潘楼,至今成俗。”(《酒楼》)

灯笼一般悬挂在酒肆茶楼门首显著位置,上书“酒”、“茶”、“客栈”等字,十分醒目,在寒冷的夜晚也显得十分温馨。灯笼的形状因行业特点不同也有较大差别。如酒楼灯笼如酒瓮,还有圆形、椭圆形、宫灯型等形状。药铺则与葫芦相似。

店铺广告媒介使用,是行商坐贾分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不同类型店铺广告媒介的使用,方便了商家与普通民众的信息交流,也使商业经营的行业特色更加突出;同时,广告媒介由于制作精良、外观漂亮,在美化人们生活方面也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2.行商使用的广告媒介

行商坐贾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分化。坐贾守摊经营,行商则走街穿巷。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也是中国古代广告媒介的主要表现形态之一。

(1)拨浪鼓。也称“货郎鼓”、“不郎鼓儿”。一般认为宋代开放市禁以后,货郎走街穿巷开始使用拨浪鼓。宋代李蒿在《货郎图》中就绘有拨浪鼓的形状。宋元明清时期,拨浪鼓是商人招徕顾客的主要广告传播媒介之一。和拨浪鼓属同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还有锣、鼓、钹、铃、梆、板、盆、镊叉、木鱼、钉拐等,为不同行业的商人所使用。如元代卖糕饼的就敲木鱼,修鞋的则在货架上悬挂钉拐互相碰击发出声响来招徕顾客。(2)箫。东汉时期,箫就成为广告传播的媒介。唐宋时期,这种风俗便流传下来,到宋元时期则较普遍,主要是卖饴糖的小商小贩使用箫来传播商品信息。宋代诗人曾吟到:“草色引开盘马地,箫声催暖卖饧天。”(《寒食假中作》)形象地描述了商人用箫作广告宣传的情形。在中国古代社会,此类性质的广告传播媒介为数众多,较为典型的还有笛、唢呐、喇叭、口琴、哨等。

中国古代社会行商所使用的广告媒介主要分为吹、打、弹、拉四大类。各行各业的行商均有自己独特的声响工具,在中国古代广告信息传播中发挥巨大作用,并成为民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略)

这些独具特色的广告媒介的使用,使中国古代广告传播活动从商业中心城市向周边农村地区扩展,从沿海商业中心向内地广大区域扩展,广告传播也打破区域传播的局限,在更宽泛的领域内开始发挥作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商业进程和社会进步。

3.印刷广告媒介

伴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雕板印刷技术的发展,印刷媒介在广告信息传递方面开始发挥巨大作用。作为唐宋以后出现的新型广告媒介,其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在商家的经营活动中也日益丰富多彩起来。

(1)铜板印刷媒介。雕板印刷术的成熟,使得一种新型的广告媒介——广告铜板在北宋时期开始出现。最为典型的实物就是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济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这是一种商标和广告信息相结合的雕板印刷物。铜板宽12.5厘米,高13厘米,正面雕刻有“济南刘家针铺”的标识字样,画面中央雕刻“玉兔抱杵捣药”的图案。图案两旁有八字“认门前白兔儿为记”分列两旁。图案下方还有特别的广告宣传文字。刘家针铺的广告铜板,被视为是印刷广告中的典型代表。

(2)广告招贴画。广告画出现在南宋时期,采用纸质印刷。据史料记载,南宋时出现《眼药酸》杂剧印刷广告。画面内容是两个穿戏装之人位于画面中央,一人用手指眼,示意有眼病,另一人则手拿眼药水请他使用,广告表现类似今天的广告招贴,十分生动形象。

(3)书籍广告媒介。明清以后,雕板印刷术有了进一步发展,书坊刻书和印书渐成风气。为了宣传所印或所刻图书质量,书商开始在图书的前言或后记,甚至封面上做广告宣传,书籍本身除成为文化信息载体外,也成为新型的广告媒介。如明弘治年间的《奇妙全相西厢记》书尾就刊印了广告,广告词为:“本坊谨依经书重新绘图,参订编大字本,唱与图合,使寓于客邸,行于舟中,闲游坐客,得此一览,歌唱了然,爽人心意。”此类广告形态随着图书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日益普及。

(4)木板年画。清代木板年画十分盛行,年画铺遍及全国各地,广告年画成为新型广告媒体。如苏州桃花坞出土的“四时名点”广告年画中,绘有《失街亭》的戏文和插图,而这种年画又充当“四时名点”的包装装璜,具有鲜明的广告宣传功效。

作为手工制作物的广告媒介,多是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通过观察、积累,结合行业特点所创造、加工,并不断改进的新型信息传递形式。因为这些媒介多是伴随着商人的经商活动而产生,并成为商人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明显的行为标识作用。传播媒介的发展既是人类社会文化事业和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过程,又是人类思维不断符号化的进程。从媒介发展史考察,出现过口头、手抄、印刷、电子、网络等形态的媒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媒介反映出不同时期的社会特点,这就是媒介本身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当然,新的媒介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以前的媒介就必然被淘汰。正如高科技时代,民间传说、民歌等依然保留口头传播的方式,显示出不同地域、部落、民族的文化魅力,其间有个“文化滞留”的现象,即“经济现状、政府法规和政策、公共兴趣、文化习惯的影响等等,文化的技术或物质方面超越了整个社会控制和运用这种技术的能力。”[2]本文把以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和以数字化时代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第四媒体作为考察对象,分析其对文学观念、文本形式等方面的影响。事实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历时和共时的关系,在分析过程中将有所侧重。



1�近代报刊的崛起,催生并哺育了新文学,报刊是新文学得以广泛传播的载体,并决定其之后的发展演变。回顾历史可以说正是近代报刊媒介在中国社会历史性登场,成为了古典文学的终结者,中国文学才开始转型进入新的阶段——现代文学时代。以前,读者只是士大夫、读书人,到晚清,由于社会变革,更多的落魄文人、新式学生、职员、商贩等大众化的受众群体出现,不同阶层的受众需求开始得到满足。

2.以广播、电视、电影为代表的电子媒介的出现使得文学的传播又发生了一场革命。电子媒介时代以视听感觉综合与延伸为特点,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已由视听消遣方式代替了文本的阅读。它既不费力又不费时,便可以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曲折多变的故事情节中得到满足。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广播,把静态无声的文字变成动态有声的语言来传播,给人以全新的刺激和震撼。广播的传播方式给受众很大的自由度,繁忙的现代人可在伴随状态下,也就是一边做其它事,一边收听广播。电影、电视把小说的文字变成已想象好的画面,直接奉献在受众的眼前,尤其是电视,与人时时相伴,有画面,有声音,有字幕与解说。不仅如此,还有电视散文、电视诗画等节目,既保留了文学作品文字上的优美,又带有情景上的想象。

现代电子媒介对传统阅读的文学观念构成了挑战。首先,它们是以一种复制形式生产文学的,它复活了被复制的对象。以电子媒介为载体的文学式样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下供人们一次性、不间断地欣赏。文本的本真性不存在,是复活者按照自己对文本的理解进行复制活动。文学作品与读者保持神秘的、韵味无穷的个体性接触,也被复制技术改变了,人们阅读时的独处、沉静,享受着淳厚的美感愉悦,被声色震撼、感官冲击所取代。

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崭新一代的媒介正扑面而来,这就是继报刊、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它可同时传递文字、声音、图像、数据等信息,囊括了传统媒介的一切表现形式,其特点为数字化、全球性、多媒体、实时性、交互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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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12-04-26
古人传递信息主要用以下方法:飞鸽,烽火,快马,暗号,手语,书信,旗帜等。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有组织的传递信息系统的国家之一。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信息传递就已见诸记载。乘马传递曰驿,驿传是早期有组织的通信方式。位于嘉峪关火车站广场的“驿使”雕塑,它取材于嘉峪关魏晋壁画墓,驿使手举简牍文书,驿马四足腾空,速度飞快。此砖壁画图于一九八二年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作为小型章邮票主题图案使用,由此看出嘉峪关是中国信息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古代信息传递的出现离不开“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的长城。“长城”一词始见于战国时代的文献记载。在古代不通朝代有着不同的修筑形式,所以对这种防御工程的称谓也有所不同,如:列城、方城、塞、暂洛、界壕、边墙等,实际上均指“长城”,其实广义的长城是对中国古代所有的巨型军事工程体系而言。
在历代长城修筑过程中都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因地制宜、据险致塞”。一是根据地型来构筑工程。二是充分利用地理天险防御敌人。长城以垣墙为主体,包括了城障、关隘、兵营、卫所、墩台、烽堠和观察、通讯等综合功能,形成了古代最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设于长城内侧的烽火台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西周时期,为了防备敌人入侵,采用“烽隧”作为边防告急的联络信号。在古史书《周礼》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各国从边疆到腹地的通道上,每隔一段距离,筑起一座烽火台,接连不断,台上有桔槔,桔槔头上有装着柴草的笼子,敌人入侵时,烽火台一个接一个地燃放烟火传递警报。每逢夜间预警,守台人点燃笼中柴草并把它举高,靠火光给领台传递信息,称为“烽”,白天预警则点燃台上积存的薪草,以烟示急,称为“燧”。古人为了使烟直而不弯,以便远远就能望见,还常以狼粪代替薪草,所以又别称狼烟。周朝规定:天子举烽燧各地诸侯必须马上带兵前去救援,共同抵抗敌人。由此可见,烽燧制度的实施,意味着早在周时就已出现了庞大而又完善的军事信息联系网络。我国考古工作者于1972年至1976年在居延通过发掘获得了汉代木简三万余枚,并发掘了烽燧遗址,对我们了解汉代烽燧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据木简可知两汉时代,从河西四郡(今甘肃省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一直到盐泽都有烽燧设置,而且规模很大,管理极严,号称“烽燧万里相望”,据说是“五里一燧、十里一墩、三十里一堡、百里一城塞”举放烽火,昼夜不同,白天放烟,夜晚举火。此外,还采用各种不同的暗号表示进犯敌人的多少,敌人在五百人以下的放一道烽火,在五百里以上的放两道烽火等等。在出土的《塞上烽火品》中记载了当时朝廷制定的临敌报警和举放烽火的条例,即“联防公约”。该条文规定了在匈奴侵扰的不同部位、人数、时间、意图、变动以及天气异常等情况下,各塞举放烽火的类别、数量、传递方法以及发生失误如何纠正等细则,就连燧长有病请假都要经上级批准。这种信息传递方法,对防守边疆、抵御敌人曾起过一定的作用。
烽火传递信息是非常快速的,在公元前119年大将卫青和霍去病率领几十万大军分路出击,以举放烽火作为进军的信号,仅仅一天的时间,这一信号就从河西传到几千里外的辽东。由于烽燧报警的迅速及时,直到明、清时代仍然沿用不衰。山东省的烟台市就是因为明朝在那里设置狼烟台,以防倭寇入侵而得名的。
烽火传递军情固然迅速,但它不能完整地表达深刻复杂的军事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的需要,依靠畜力传递信息的通信方式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形成了传递官府文书的更为严密的驿传制度和烽燧报警配合使用。
西周时期,为了适应周王同诸侯之间联系需要,在大道上每隔30里设一个驿站,备良马周车,专门负责传递官府文书,接待来往官吏和运送货物等。孔子曾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意思是说,他所提倡的道德学说,比邮驿传送命令传播得更快。可见当时的邮驿通信不仅已相当完备,而且速度也已相当快了。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整套驿传制度。特别是汉代,将所传递文书分出等级,不同等级的文书要由专人、专马按规定次序、时间传递。收发这些文书都要登记,注明时间,以明责任。
隋唐时期,驿传事业得到空前发展。唐代的官邮交通线以京城长安为中心,向四方辐射,直达边境地区,大致30里设一驿站。据《大唐六典》记载,最盛时全国有1639个驿站,专门从事驿务的人员共二万多人,其中驿兵一万七千人。邮驿分为陆驿、水驿、水路兼并三种,各驿站设有驿舍,配有驿马、驿驴、驿船和驿田。
唐代对邮驿的行程也有明文规定,陆驿快马一天走6驿即180里,再快要日行300里,最快要求日驰500里;步行人员日行50里;逆水行船时,河行40里,江行50里,其它60里;顺水时一律规定100到150里。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字文判官》一诗中写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幕及陇山头”。在这里他把驿骑比做流星。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九日,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当时唐玄宗正在华清宫,两地相隔三千里,6日之内唐玄宗就知道了这一消息,传递速度达到每天500里。由此可见,唐朝邮驿通信的组织和速度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宋代将所有的公文和书信的机构总称为“递”,并出现了“急递铺”。急递的驿骑马领上系有铜铃,在道上奔驰时,白天鸣铃,夜间举火,撞死人不负责。铺铺换马,数铺换人,风雨无阻,昼夜兼程。南宋初年抗金将领岳飞被宋高宗以十二道金牌从前线强迫召回临安,这类金牌就是急递铺传递的金字牌,含有十万火急之意。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许传递官府文书。除宋朝准许高官显宦附寄家信之外,都不准附寄私人信件,私人书信只能托人捎带。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省一处秦代墓室中发掘出两件木牍家信,第一封信是“黑夫”和“惊”联名写给一个叫“中”的人;第二封信是“惊”写给“中”的,这是我国现知最早的家书实物。据估计这两封信是由同在军中服役期满后返乡的同乡捎往家中的。古代人民通信之困难,由此可见。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件的通信机构——民信局。在明永乐年间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移民,由于思念故乡,相约每年推选同乡代表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特产和信件。久而久之建立了固定的组织称“麻乡约”。后来就形成了专业的民信局。
邮驿通信在边防和经济、文化的交流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成为我国古代信息传递的主要形式。岁月流转,那些古老的信息传递方式已被今日方便、快捷的现代化通讯方式所取代。
第3个回答  2009-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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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个回答  2009-0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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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传递的方式: 1.有线通讯传输,如电话,传真,电报,电视等 2.无线通讯传输,如对讲机,BP机(以淘汰),移动电话,收音机 3.数字通讯传输,最熟悉的,连网的电脑,数字电视 4.纸张通讯传输,如书信,报纸等 王命传龙节 战国时楚国的信节。青铜制,长条形,首端刻铸龙形纹饰。正背两面分镌“王命、命传、赁一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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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鸽和信猴 为了传递信息,古时候的人们还想出了许多奇异的方法,比如漂流瓶、信号树、信鸽和信猴等等。在尼日利亚贝喀萨地区,人们用猴子送信。人们将母猴和子猴分别关在两地,并时常将母猴带去寻找子猴,使母猴认得路线。当人们需要通信时,将信装在竹筒里绑在母猴身上,放它出去寻找子猴,母猴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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