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八十九岁了，和武汉市的那些上了年纪的爹爹、婆婆们一样，早晨都要到街上转一转。过完了早，习惯地拿上拐杖沿着每天既定的路线慢慢地走到江汉路步行街，熟悉的老人们见了面总要调侃一番，“啊哟，余太婆，您家怎么还没去见你老伴啊。”“哦，您家也没去扁担山报到啊。”扁担山是武汉市有名的公墓，母亲也戏谑地回报一句。“呵呵呵……”“哈哈哈……”周围的老人们一阵欢笑，生死对于他们来说已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了。
母亲是退休的小学教师，她在这教了二十多年书，这有她好多的学生，付食品店的女售货员、街头拐角处那个修表的……当然还有好多后来上了大学的。母亲上街的时候总有人给她打招呼，除了她的学生叫她余老师外，其他的人都叫她余太婆，叫老师也好，叫太婆也好都表示了对母亲的一种尊敬。我在新疆工作，回家的机会不多，每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陪母亲上街时，遇到有人不停地向她问好，她都满面春风地回应人家，母亲生活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是很愉快的，在我的面前甚至还有几分的自豪。
母亲是江苏常州人，出生在大户人家，母亲的父亲余少舫早年曾当过宋子文的秘书，曾任常州知府、杭州府烟酒局局长等职。母亲的伯父余大鸿曾是清军协统，1912年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其子余纪忠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要职，后成为台湾报业巨子。母亲的兄弟姐妹很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英专系，此间认识了同学褚璆后结为伉俪，后因时局动荡，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携小妹随丈夫辗转于当时的大后方川、滇、黔一带，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上海，这时母亲已有三个孩子了，寄居在我们父亲的哥哥家中。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大伯是一个忠厚纯朴的工人，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后来是这个厂的劳资科长。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能过上安生的日子，谁知时局还是那样动荡，为了生计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跟随父亲，四处漂泊，先后到过杭州、南京、株州，长沙、醴陵、衡阳好多地方，一九五二年到武昌后，才算安定下来。受孩子的拖累母亲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工作，那时，我和哥哥都在武昌铁路第一职工子弟学校上学，四弟和五弟也大了一点，母亲总想找机会出去工作，正好铁路局办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缺老师，虽然不是正式的，待遇也很微薄，母亲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来往于武昌和汉口之间。来学习的都是成年人，他们的文化底子都很薄，程度又参差不齐，母亲的脾气特别好，为人又忠厚善良，对每一个学员都认真负责，时间一长，学员们都很喜欢她，有些跑车的列车员出差回来时还想着老师，总给母亲带点外地的土特产。
母亲终日操劳家务，学业几乎荒废。记得到武昌后不久，武汉市教育局面对社会招聘教师，考试中母亲还闹了个笑话，有一道题是翻译《吕氏春秋·察今》中“刻舟求剑”一段文言文，母亲竟然译成找到了楚人掉到水里的那把剑。考试回来，母亲问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剑，连我这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母亲懊悔不已，开始了新的学习过程。母亲的小妹妹是读师范的，和母亲一起参加考试，成了武汉市球场路小学的正式教师。
生活上的许多事母亲也在不断地学习，那时候都烧煤球，生炉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弄不好烟子薰得你直流眼泪，炉子还是生不着，慢慢地母亲找到了窍门，柴禾要架空，堆上煤球后要慢慢地捂着，快了柴禾烧完了，煤还着不了，心急是没有用的。用体温表测体温，母亲不知道怎么看，先放在刚从热水瓶倒出来的开水上试一试，热气一薰体温表涨破了，水银流到地下到处乱滚。母亲是南方人，很少吃面食，更不要说做馒头了，酵头也放了，可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酸，母亲竟然不知道发好的面里要加碱或是小苏打，看着那冷了以后还发红的馒头，母亲自嘲说这是“洋”馒头。装卸供应社工会主席的爱人姓崔是河南人，会做面食，母亲请她到家里来手把手地教，直到蒸出又白又松软的大馒头来，母亲高兴得笑了。母亲不太会做针线活，看到有的妇女把新袜子剪开上袜底，这样的袜子结实耐穿，想剪又不敢下手，最后还是没学会，我们穿袜子又特费，只好破一个洞补一个疤又厚又难看。更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学会了做棉布鞋，一针一针的纳鞋底，做出的鞋虽然不是多好看，但穿在脚上却很暖和。“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受冤被关押，停发了工资，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我和哥哥也失学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给隔壁的油条铺捏煤球，好心的店主故意多给我们一点钱；母亲煮了好多的五香茶鸡蛋，让哥哥和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卖；母亲事带着我们到郊区的菜农那，拣包包菜的叶子腌成咸菜；母亲还挎着竹篮装上香烟火柴、人参米、针头线脑等小东西到余家头去卖……母亲从一个大家闺秀的小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也记不清楚了，什么时候民间办学又再度兴起，母亲成了民办学校的教师，民办学校条件差，教师待遇又低，母亲毫不计较，母亲觉得能走上课堂就是庆幸的事了，认认真真地备课，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一心一意地为着学生。母亲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写得很好，母亲会弹风琴，能自弹自唱，歌也唱得不错，主动兼教音乐课，那时即使在公办学校能用风琴教音乐课的人也不太多，母亲的音乐课为她所在的民办小学增色不少。这时我们家也从武昌搬到了汉口。也记不得是那一年了，总之是过了好多年头，母亲所在的民办小学终于转成了公办学校，母亲和她的妹妹一样成了公办教师。母亲从内心深处感谢新社会，感谢党，工作学习的热情更高了。
母亲以她的善良，她的厚道来对待她的学生，她的同事，她的邻居，她周围所有的人。一次母亲在一个班上音乐课，刚下课，一个调皮的男学生在课桌间奔跑，一不小心摔倒了，额头撞在桌子角上流出血来，母亲立即把学生送到了学校旁的诊所，自己出钱，治疗包扎后把学生送回了家，一开始家长还以为母亲有一定的责任，脸拉得老长，母亲觉察到家长的不快，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母亲又去看望这个学生，家长已从孩子的叙述中得知事情的原委，很不好意思地连连向母亲道歉，感谢母亲对孩子的关怀。母亲当了教导主任，对老师都一视同仁，听课后都充分肯定老师的长处，发现问题时也能与老师真诚地交流，母亲的真诚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也是感人的。有一个老师在文革中贴过母亲一张大字报，说余主任是县太爷的女儿，这也是文革中贴母亲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母亲一直都不知道这张大字报是谁贴的，时间长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谁知，贴这张大字报的人自己却耿耿于怀内疚得很，因为平时母亲很关心她，教学上母亲给予她很大的帮助，在评先进时充分肯定她的成绩，她的孩子生病时，母亲主动替她上课，她实在是憋不住了，找到母亲说自己对不起人，母亲很平静，告诉她事情都过去了，不要放在心上，后来母亲一直对她很好，母亲退休后，这个老师还经常来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上街的时候，被一辆偏三轮摩托车挂倒，开车的是两个解放军，他们俩一看摔倒的一个拄手杖的老人，吓得不得了，连忙把母亲扶到路边的一个小店里坐下，母亲感觉头有点晕心有点慌，看到站在面前的两个手足无措的年青人，母亲只是请他们赶快找点水来，喝点水定定神，两人急急忙忙找来一瓶矿泉水，喝完水母亲好了些反过来安慰两个解放军说：“你们别着急，再过一会我就好了。”其中一个发现母亲的脸上有点擦伤，要送母亲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母亲觉得没什么大碍不想去医院，两个解放军又说送母亲回家，母亲不想为这点小事惊动左邻右舍，也婉言谢绝了。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两个解放军很不好意思地走了。身为医生的大哥知道这事以后，立即给母亲作了检查，还好只是脸上和小腿有轻微的挫伤，大哥嗔怪母亲没有记下摩托车的车号，没有让两个解放军留下单位地址或电话，说应该通知他们所在的部队，如果发生意外好找他们。母亲觉得既然自己没什么大问题就不应该兴师动众的，人家在外当兵，也不容易，部队上知道了，这俩人还能不挨批评，弄不好还要受处分，人家的父母知道了在家也不得安生，母亲替他人想的比自己要多得多。母亲的小腿上有一块发紫的地方，痛了好几天才好，她也不敢作声，生怕大哥说她。
母亲上大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可是早已荒废了，退休后时间也多了，就想再学英语，我的二女儿送给她一本《英语九百句》，她每天读啊写啊，学的很起劲也还蛮有效果，四弟精通英语，曾多次出国访问，每次从北京回家母亲都要和四弟用英语聊天，让四弟纠正她的发音。有一次母亲到中国银行去取钱，满脑子的还是英语，“ Miss, please give me a withdrawal sheet.”(小姐，请给我一张取款单。)出口就是一句英语。柜台里的年青女孩一下了愣住了，连忙说：“对不起，您是要存款吗？”母亲笑了，改用中文说：“要说对不起的是我，你看我这老太婆怎么说起英语来了，我取款。”周围的人都露出诧异的眼光，这其貌不扬的老人竟然会说英语，母亲取完钱转过身自言自语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才能不得痴呆症。”大家都笑了。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越来越宽松，一九八五年，在各地统战部门的帮助下，母亲由父亲陪同，和母亲的四哥、五哥、三妹、小妹等一行十多人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姐、大姐夫等亲人会面。离散四十年后的团聚，令人激动不已，台湾的大姐抚摸着母亲略显粗糙的手，禁不住泪水扑簌扑簌直流，“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受过的苦告诉分别多年的亲姐姐，只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过得很好，有退休工资，有医疗保险，什么都不愁。” 自此以后，台湾的大姐在经济上常常帮助母亲，母亲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后来母亲大姐的丈夫病逝，大姐移居美国，至今与母亲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九九三年我们的父亲不幸因病去逝，虽有四个儿子，母亲却喜欢一人独居在武汉市汇通路的老屋里，母亲的大姐曾想接母亲去美国，母亲还是那句话“我过得很好。”谢绝了大姐的好意，母亲喜欢平静的生活。（待续）
是不是要这个？
母亲是退休的小学教师，她在这教了二十多年书，这有她好多的学生，付食品店的女售货员、街头拐角处那个修表的……当然还有好多后来上了大学的。母亲上街的时候总有人给她打招呼，除了她的学生叫她余老师外，其他的人都叫她余太婆，叫老师也好，叫太婆也好都表示了对母亲的一种尊敬。我在新疆工作，回家的机会不多，每四年才有一次探亲假，陪母亲上街时，遇到有人不停地向她问好，她都满面春风地回应人家，母亲生活在和谐的社会氛围中，是很愉快的，在我的面前甚至还有几分的自豪。
母亲是江苏常州人，出生在大户人家，母亲的父亲余少舫早年曾当过宋子文的秘书，曾任常州知府、杭州府烟酒局局长等职。母亲的伯父余大鸿曾是清军协统，1912年北京政府授予陆军少将衔。其子余纪忠先后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要职，后成为台湾报业巨子。母亲的兄弟姐妹很多，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母亲曾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英专系，此间认识了同学褚璆后结为伉俪，后因时局动荡，父亲去世，家道中落，携小妹随丈夫辗转于当时的大后方川、滇、黔一带，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回到上海，这时母亲已有三个孩子了，寄居在我们父亲的哥哥家中。父亲的哥哥也就是我们的大伯是一个忠厚纯朴的工人，很小的时候就在上海沪东造船厂当学徒，解放前夕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后来是这个厂的劳资科长。
原以为抗战胜利了，能过上安生的日子，谁知时局还是那样动荡，为了生计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跟随父亲，四处漂泊，先后到过杭州、南京、株州，长沙、醴陵、衡阳好多地方，一九五二年到武昌后，才算安定下来。受孩子的拖累母亲没有办法到社会上去工作，那时，我和哥哥都在武昌铁路第一职工子弟学校上学，四弟和五弟也大了一点，母亲总想找机会出去工作，正好铁路局办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缺老师，虽然不是正式的，待遇也很微薄，母亲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工作，来往于武昌和汉口之间。来学习的都是成年人，他们的文化底子都很薄，程度又参差不齐，母亲的脾气特别好，为人又忠厚善良，对每一个学员都认真负责，时间一长，学员们都很喜欢她，有些跑车的列车员出差回来时还想着老师，总给母亲带点外地的土特产。
母亲终日操劳家务，学业几乎荒废。记得到武昌后不久，武汉市教育局面对社会招聘教师，考试中母亲还闹了个笑话，有一道题是翻译《吕氏春秋·察今》中“刻舟求剑”一段文言文，母亲竟然译成找到了楚人掉到水里的那把剑。考试回来，母亲问我，到底能不能找到剑，连我这个上四年级的小学生都知道这个故事，母亲懊悔不已，开始了新的学习过程。母亲的小妹妹是读师范的，和母亲一起参加考试，成了武汉市球场路小学的正式教师。
生活上的许多事母亲也在不断地学习，那时候都烧煤球，生炉子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弄不好烟子薰得你直流眼泪，炉子还是生不着，慢慢地母亲找到了窍门，柴禾要架空，堆上煤球后要慢慢地捂着，快了柴禾烧完了，煤还着不了，心急是没有用的。用体温表测体温，母亲不知道怎么看，先放在刚从热水瓶倒出来的开水上试一试，热气一薰体温表涨破了，水银流到地下到处乱滚。母亲是南方人，很少吃面食，更不要说做馒头了，酵头也放了，可蒸出来的馒头又硬又酸，母亲竟然不知道发好的面里要加碱或是小苏打，看着那冷了以后还发红的馒头，母亲自嘲说这是“洋”馒头。装卸供应社工会主席的爱人姓崔是河南人，会做面食，母亲请她到家里来手把手地教，直到蒸出又白又松软的大馒头来，母亲高兴得笑了。母亲不太会做针线活，看到有的妇女把新袜子剪开上袜底，这样的袜子结实耐穿，想剪又不敢下手，最后还是没学会，我们穿袜子又特费，只好破一个洞补一个疤又厚又难看。更难能可贵的是母亲学会了做棉布鞋，一针一针的纳鞋底，做出的鞋虽然不是多好看，但穿在脚上却很暖和。“三反、五反”的时候，父亲受冤被关押，停发了工资，我们失去了生活来源，我和哥哥也失学在家，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给隔壁的油条铺捏煤球，好心的店主故意多给我们一点钱；母亲煮了好多的五香茶鸡蛋，让哥哥和我到火车站的候车室去卖；母亲事带着我们到郊区的菜农那，拣包包菜的叶子腌成咸菜；母亲还挎着竹篮装上香烟火柴、人参米、针头线脑等小东西到余家头去卖……母亲从一个大家闺秀的小姐变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我也记不清楚了，什么时候民间办学又再度兴起，母亲成了民办学校的教师，民办学校条件差，教师待遇又低，母亲毫不计较，母亲觉得能走上课堂就是庆幸的事了，认认真真地备课，一丝不苟地批改作业，一心一意地为着学生。母亲的毛笔字、钢笔字、粉笔字都写得很好，母亲会弹风琴，能自弹自唱，歌也唱得不错，主动兼教音乐课，那时即使在公办学校能用风琴教音乐课的人也不太多，母亲的音乐课为她所在的民办小学增色不少。这时我们家也从武昌搬到了汉口。也记不得是那一年了，总之是过了好多年头，母亲所在的民办小学终于转成了公办学校，母亲和她的妹妹一样成了公办教师。母亲从内心深处感谢新社会，感谢党，工作学习的热情更高了。
母亲以她的善良，她的厚道来对待她的学生，她的同事，她的邻居，她周围所有的人。一次母亲在一个班上音乐课，刚下课，一个调皮的男学生在课桌间奔跑，一不小心摔倒了，额头撞在桌子角上流出血来，母亲立即把学生送到了学校旁的诊所，自己出钱，治疗包扎后把学生送回了家，一开始家长还以为母亲有一定的责任，脸拉得老长，母亲觉察到家长的不快，没说什么就走了，第二天母亲又去看望这个学生，家长已从孩子的叙述中得知事情的原委，很不好意思地连连向母亲道歉，感谢母亲对孩子的关怀。母亲当了教导主任，对老师都一视同仁，听课后都充分肯定老师的长处，发现问题时也能与老师真诚地交流，母亲的真诚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也是感人的。有一个老师在文革中贴过母亲一张大字报，说余主任是县太爷的女儿，这也是文革中贴母亲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母亲一直都不知道这张大字报是谁贴的，时间长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谁知，贴这张大字报的人自己却耿耿于怀内疚得很，因为平时母亲很关心她，教学上母亲给予她很大的帮助，在评先进时充分肯定她的成绩，她的孩子生病时，母亲主动替她上课，她实在是憋不住了，找到母亲说自己对不起人，母亲很平静，告诉她事情都过去了，不要放在心上，后来母亲一直对她很好，母亲退休后，这个老师还经常来看望母亲。有一次母亲上街的时候，被一辆偏三轮摩托车挂倒，开车的是两个解放军，他们俩一看摔倒的一个拄手杖的老人，吓得不得了，连忙把母亲扶到路边的一个小店里坐下，母亲感觉头有点晕心有点慌，看到站在面前的两个手足无措的年青人，母亲只是请他们赶快找点水来，喝点水定定神，两人急急忙忙找来一瓶矿泉水，喝完水母亲好了些反过来安慰两个解放军说：“你们别着急，再过一会我就好了。”其中一个发现母亲的脸上有点擦伤，要送母亲到医院去检查一下，母亲觉得没什么大碍不想去医院，两个解放军又说送母亲回家，母亲不想为这点小事惊动左邻右舍，也婉言谢绝了。在母亲的一再坚持下，两个解放军很不好意思地走了。身为医生的大哥知道这事以后，立即给母亲作了检查，还好只是脸上和小腿有轻微的挫伤，大哥嗔怪母亲没有记下摩托车的车号，没有让两个解放军留下单位地址或电话，说应该通知他们所在的部队，如果发生意外好找他们。母亲觉得既然自己没什么大问题就不应该兴师动众的，人家在外当兵，也不容易，部队上知道了，这俩人还能不挨批评，弄不好还要受处分，人家的父母知道了在家也不得安生，母亲替他人想的比自己要多得多。母亲的小腿上有一块发紫的地方，痛了好几天才好，她也不敢作声，生怕大哥说她。
母亲上大学时，学的是英语专业，可是早已荒废了，退休后时间也多了，就想再学英语，我的二女儿送给她一本《英语九百句》，她每天读啊写啊，学的很起劲也还蛮有效果，四弟精通英语，曾多次出国访问，每次从北京回家母亲都要和四弟用英语聊天，让四弟纠正她的发音。有一次母亲到中国银行去取钱，满脑子的还是英语，“ Miss, please give me a withdrawal sheet.”(小姐，请给我一张取款单。)出口就是一句英语。柜台里的年青女孩一下了愣住了，连忙说：“对不起，您是要存款吗？”母亲笑了，改用中文说：“要说对不起的是我，你看我这老太婆怎么说起英语来了，我取款。”周围的人都露出诧异的眼光，这其貌不扬的老人竟然会说英语，母亲取完钱转过身自言自语地说：“活到老，学到老嘛。才能不得痴呆症。”大家都笑了。
改革开放以后，政策越来越宽松，一九八五年，在各地统战部门的帮助下，母亲由父亲陪同，和母亲的四哥、五哥、三妹、小妹等一行十多人在香港和台湾的大姐、大姐夫等亲人会面。离散四十年后的团聚，令人激动不已，台湾的大姐抚摸着母亲略显粗糙的手，禁不住泪水扑簌扑簌直流，“这么多年，你们是怎么过来的？”母亲不愿意把自己受过的苦告诉分别多年的亲姐姐，只是平静地回答说：“我们过得很好，有退休工资，有医疗保险，什么都不愁。” 自此以后，台湾的大姐在经济上常常帮助母亲，母亲的生活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后来母亲大姐的丈夫病逝，大姐移居美国，至今与母亲保持密切的联系。一九九三年我们的父亲不幸因病去逝，虽有四个儿子，母亲却喜欢一人独居在武汉市汇通路的老屋里，母亲的大姐曾想接母亲去美国，母亲还是那句话“我过得很好。”谢绝了大姐的好意，母亲喜欢平静的生活。（待续）
是不是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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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当了教导主任,对老师都一视同仁,听课后都充分肯定老师的长处,发现问题时也能与老师真诚地交流,母亲的真诚是出自内心深处的,也是感人的。有一个老师在文革中贴过母亲一张大字报,说余主任是县太爷的女儿,这也是文革中贴母亲的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母亲一直都不知道这张大字报是谁贴的,时间长了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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