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晶：史书里有哪些细思恐极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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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的《纵囚论》是古文名篇。唐太宗放死囚回家，来年死囚悉数归队受死，太宗随即将其赦免，此事于新旧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欧阳修对这种政治作秀的批判也成为经典。但还有一个细节引人注意。

贞观六年，唐太宗放走的死囚人数，按旧唐书记载为290人，按新唐书与资治通鉴记载为390人，按贞观时期200多万户的人口计算，虽然不是什么小数，但在死罪罪名甚多的古代也算是手段温和。但是只要把史书向前翻两年，就可以看到：

“...是岁（贞观四年），断死刑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旧唐书·刑法志》

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在此数字上与旧唐书完全一致。贞观四年的29人，是全年判决的死刑数量。而贞观六年的290或390人，是太宗在十二月复核时的在押数量，之前有没有本年已决的犹未可知。也就是说，过了不到两年的时间，唐朝的死囚数量至少变成了之前的十倍。在一个政治清平，经济上升的年代，如果理解成单纯的犯罪增加，是有些可疑的。

那么在这两年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翻开贞观五年的历史，最大的一桩案件莫过于大理丞张蕴古的死刑案，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
“......河内人李好德，风疾瞀乱，有妖妄之言，诏按其事。大理丞张蕴古奏，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贯相州，好德之兄厚德，为其刺史，情在阿纵，奏事不实。太宗曰：‘吾常禁囚于狱内，蕴古与之弈棋，今复阿纵好德，是乱吾法也。’遂斩于东市......”
——《旧唐书·刑法志》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认为一位嫌疑人患有精神疾病，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一位好管闲事的纪委官员于是参了一本，告发法官与犯人家属的不正当关系，结局就是皇帝大怒之下，把这位倒霉的法官给咔嚓了。

做完此事，皇帝陛下产生了深深的悔意。由此对死刑的复核制度进行了改革。
“......既而悔之，因诏：‘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
——《资治通鉴·唐纪九》
由于执行不力，唐太宗还特地细化了要求
“......丁亥，制：‘决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进酒肉，内教坊及太常不举乐。皆令门下覆视。有据法当死而情可矜者，录状以闻。’由是全活甚众。其五覆奏者，以决前一二日，至决日又三覆奏；唯犯恶逆者一覆奏而已。......”
——《资治通鉴·唐纪九》
复核不仅有次数要求，还有了时间要求。饶是史书上记了一笔“全活甚众”，但还是多了九倍的死囚。
因为，这些政策，根本没有什么卵用。
“太宗既诛张蕴古之后，法官以出罪为诫，时有失入者，又不加罪焉，由是刑网颇密。帝尝问大理卿刘德威曰：‘近来刑网稍密，何也？’德威对曰：‘律文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则无辜，失出则便获大罪，所由吏皆深文。’......”
——《旧唐书·刑法志》
曾经有一个胆子大的法官，想要放过一个囚犯，等来的却是身首异处的结局。于是所有法官都学会了宁肯错杀也不错放的手段，这是血淋淋的生存法则。太宗用自己的屠刀抹杀了自己仁政的理想，最后也只能靠一出纵囚的大戏重新挽回人心了。

至于那个靠揭发同僚上位的权万纪，在群臣眼里成了卑鄙小人。最后死于皇子叛乱，乃至被肢解，下场也很是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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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蕴古案，在《贞观政要》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贞观五年，张蕴古为大理丞。相州人李好德，素有风疾，言涉妖妄，诏令鞫其狱。蕴古言：‘好德癫病有征，法不当坐。’太宗许将宽宥。蕴古密报其旨，仍引与博戏。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奏之。太宗大怒，令斩于东市。”
——《贞观政要·刑法第三十一》

太宗一开始答应了张蕴古的请求，于是张蕴古偷偷告诉了李好德，大家一起愉快地下象棋/斗地主/打麻将……

好吧，这其实是一个不作死就不会死的故事……

由此看来，张蕴古与李好德的关系确实有些不清不楚，而李好德是否有疯病也值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然而，张蕴古获死，导致法官不敢再轻易“出罪”，变相使得不应入罪的人入罪，增加了冤案，却是不争的史实。贞观六年的三百死囚，中间有多少是不该死之人，我们无从知晓了。而这样一来，欧阳修在《纵囚论》中提出的，把这一批死囚都砍掉，下一批再放，实在算不上什么好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