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及进化论在今天的意义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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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Answer 2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参考资料：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9826117.html?si=5

Answer 3

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经创立140余年了，在其诞生之初，是作为一种假说被提出来的。除达尔文本人从对一些植物，动物形态的观察得出的推论外，并没有什么化石证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书中论及化石时，标题为“不完美的地质记录”。他承认在当时的化石研究中并未有证据显示有物种间过渡类型的存在，并指出这可能是最易于检验而又具有杀伤力的反进化论的理由。他看到了进化论的先天缺陷，并希望后人能予以验证。但是时至今日，进化论已成为一个公理；一个信仰；甚至一个宗教。不能讨论，更不能批判，只能无条件接受，否则就将招致无情的围剿，甚至被贴上“伪科学”，“反科学”的标签而断送自己的研究前程。在当今任何一本生物学杂志上，已经找不到任何质疑进化论的论文了。SCOTT和COLE在八十年代初，检索了当时的4000多种学术刊物，未发现任何一篇反进化论的论文，在68种与生物起源有关的学术期刊中，也未发现任何一篇是质疑进化论的。GEORGE W. GILCHRIST在1997年调查了世界上最大的五种期刊数据索引，也未发现反进化论或非进化论的论文。进化论者自豪地宣称，进化论对神创论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似乎进化论的合理性及不言自明性又得到了一次证明。
事实真的如此吗？进化论已是绝对的真理了吗？其实不然，SCOTT和COLE的工作还发现，在1985年提交的135000篇论文中，确有18篇论文是反进化论的和非进化论的。而这18篇论文无一例外地遭到拒绝发表。进化论并非无懈可击，而是它的维护者不允许任何针对它的挑战。这更加给人一种印象：进化论并非确立于自身学说的科学性和完美程度，而是确立于众多崇拜者的信仰。进化论并非KARL POPPER意义上的“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而是一个假说，信仰和并不完美的证据的杂合体。
事实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所发现的东西，已经足以让人们重新考虑进化论的正确性了。但这些事实要么被回避，要么被抹杀，人们在思维定式的驱使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盛行理论的卫道士，而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是不符合理性的科学精神的。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正视旧理论的缺陷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勇于摆脱束缚。只有这样，科学才能向前发展，人类才能向前推动。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这样说明进化论的先驱、法国杰出的博物学家拉马克〔拉马克（1744—1829）〕法国生物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奠基人之一。主要著作有《法国植物志》《动物哲学》。对进化论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伟大的，他第一个使人认识到这样一个假定的可能性：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一切变异是根据自然界的规律而不是由于神的干涉而发生的”。我们又看到，列宁在总结达尔文进化论的意义时说：“达尔文的著作最后把上帝从自然界赶走了，生物科学便站立起来了。”这些论述首先表明了进化论在打击神学中的作用。

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开始，自然科学受到哥白尼“日心说”的鼓舞，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8世纪，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力学已经从神学统治中解放出来，但是生物学仍然禁锢在神学之中。神学世界观在生物学中具体表现为物种特创论和物种不变论。这两种观点主张：上帝是创造主，一切生物均为上帝所创造，地球上的各种生物从造物主那里获得永恒不变的构造与功能，包括生活习性。显然，所谓物种特创论与物种不变论实质上就是搬到自然科学中的基督圣经。当时的生物科学只能是对圣经的注释，是“神学的婢女”。在这样一种不容置疑的社会思潮当中，进化思想是怎样占据了拉马克和达尔文等一批科学家头脑的呢？我们知道，从18世纪末开始，不仅有拉马克和达尔文，而且有一批自然科学家树立了进化论的思想。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有：法国科学家布封，法国动物学家圣提雷尔〔圣提雷尔（1772—1844）〕法国动物解剖学家、胚胎学家，现代进化论的先驱者之一。曾任巴黎历史博物馆脊椎动物学教授。主要著作有《解剖学的哲学》。，英国博物学家兼诗人伊拉兹马斯·达尔文（达尔文的祖父），英国自然科学家华莱士，德国植物学家卡尔·尼古拉·弗腊斯（18101875），俄国动物学家路里耶（18141858）等。推动这么多自然科学家挣断神学束缚的力量来自何处？

看一下进化思想在他们头脑中萌发的经过，我们便可以清楚了。例如，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曾这样谈道：“动物的变形，如由蝌蚪到蛙的变化，……人工造成的变化，如人工培育的马、狗、羊的新品种，……气候与季节条件造成的改变，……一切温血动物结构的基本一致，……使我们不能不断定它们都是从一种同样的生命纤维产生出来的”。这表明，物种在人工培育条件下和在不同外界环境作用下所发生的改变这些自然界的事实启发他产生了物种变化的思想。再拿德国的卡尔·弗腊斯来说，马克思誉他为“达尔文以前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于1847年发表了《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二者的历史》一书。书中他利用古希腊作家对植物的形态、生态的描述，与他30年代在波斯、埃及等地的实地考察情况对比，得出结论说：“对植物物种不变的信念，也已为我们所动摇，我们甚至指出，这是自然造成的”。不难理解，正是与自然事实的直接接触导致他摒弃物种不变和物种特创的神学观点。

我们知道，在进化论的先驱者中，拉马克和达尔文曾直接受过神学教育，并可能以神职为终身职业。拉马克的双亲希望他成为一个牧师，因此让他在中学时代入教会学校受了几年神学熏陶。达尔文在剑桥大学神学院毕业，并获得了学位和当牧师的资格。然而，又恰恰是他们两人给物种神创论与不变论以沉重的打击。神学观念的灌输并没有挡住进化论思想在他们头脑中的萌芽，其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观察大自然得来的事实。拉马克曾用一句话概括了这一问题，他说：“观察的材料已经明显地证明了种的不变理论的荒谬。”至于达尔文，大自然对他的启示作用就更加明显了，我们不妨多说几句。1935年，厄瓜多尔政府在距其海岸1000公里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上设立了达尔文纪念碑，纪念达尔文考察这一群岛一百周年，碑文写着：“查理士·达尔文于1835年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登陆。他在研究当地动植物分布时，初次考虑到生物进化问题，从此开始了这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思想革命。”达尔文在他当时的考察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该群岛“四周都是新的鸟类、新的爬行类、新的软体动物、新的昆虫、新的植物……。为什么这些岛屿上的土著生物，无论在种类上或者在数目上都和大陆上的生物有不同的比例的联系，并且互相以不同的方式起作用呢？为什么它们也按照美洲的生物组织形式被创造出来呢？”“在地质史的近代时期里面，这里还是一片空虚无物的茫茫大洋。因此，无论从空间上或者从时间上看来，我们好像都会得出一个略为接近于那个巨大的事实的见解来，这就是一切秘密当中的秘密：地球上的新的生物第一次出现的问题”。达尔文认为，他的全部思想起源于加拉帕戈斯群岛。对整个贝格尔号舰上的考察生活，他是这样回忆的，“贝格尔旅行是我平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它决定了我今后的整个事业”。这里有一段插曲很能说明自然事实对达尔文的启迪。在贝格尔号旅行前，达尔文十分钦佩的剑桥大学植物学教授汉斯罗建议达尔文把地质学家赖尔〔赖尔（1797—1875）〕又译为“莱伊尔”，英国地质学家，地质学的奠基人。主张地质渐变论，其主要著作《地质学原理》标志着经典地质学的成熟。的《地质学原理》一书带在身边，说：“你这次旅行必须将赖尔的新著作带在身边，随时翻阅它，因为它十分有趣，但是你除了它所记载的事实以外，千万不可注意它，因为它的理论都是荒唐到极点的。”原来，赖尔在书中阐述了地球地层是缓慢变化的，而地表环境的变化使生物也逐渐发生变化。赖尔的理论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灾变说”的批判，而汉斯罗是相信“灾变说”的。达尔文在途中仔细阅读了这部著作。在旅途开始时，他相信“生物是根据上帝的计划而创造出来的”——在旅途中，他曾这样回答军官们向他提出的这类问题。但是，当他刚刚考察了第一个地点——佛得角群岛的圣特雅哥岛，发现地层越深，生物化石的结构越简单；地层越浅，生物化石越复杂，生物的演变不是记录在地层的发展史中吗？在事实面前，达尔文不能不为赖尔的理论所征服。因此，他写道：“这次调查使我相信赖尔的观点远远胜过了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著作中提倡的观点。”

综上可见，观察、搜集、分析大自然的事实，这是进化论思想萌芽的一个首要的因素。同时，我们知道，也正是这些客观事实，给一代又一代的自然科学家以坚定的信念，使他们不顾宗教势力的迫害和社会愚昧势力的歧视、打击，承先启后、不断地提出生物进化的观点。同样，正是依靠了大量的事实，进化论才赢得了成功。正如大家今天都清楚看到的，不管人们对进化原因如何解释，不管进化论可能怎样改变自身的形式，自然界中生物进化的事实总是抹杀不了的。

理论的升华

人类的理智从来不满足于“知其然”，总要弄明白“其所以然”，所以任何科学理论不可能停留在对经验事实的描述，必须对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给予合理的解释。实际上，早于达尔文很多年，人们发现生物演变的事实，就提出了生物进化的思想，恩格斯指出：“卡弗·沃尔弗〔卡弗·沃尔弗（1733—1794）〕德国胚胎学家。他详细观察鸡的胚胎发育，证明鸡的血管是逐渐形成的，为生物体各种器官的“渐成论”提供了有利的证据。主要著作是1759年发表的《发生论》。在1759年对物种不变进行了第一次攻击，并且宣布了种源说。但在他那里不过是天才的预见的东西，到了奥肯〔奥肯（1779—1851）〕德国自然哲学家。认为人是整个宇宙的缩影，是自然界发展的顶峰，精神规律与自然规律有相同之处。、拉马克、贝尔〔贝尔（1792—1876）〕又译为冯·贝尔，德裔俄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地理学家，比较胚胎学的创始人。最大贡献是1827年发现了哺乳动物的卵。主要著作《动物发生史——观察与思考》，指出所有脊椎动物的胚胎都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关系越近，相似程度越大。在发育过程中，门的特征最先出现，然后是纲、目、科、属、种的特征。这一点后来在胚胎学上被称为“贝尔法则”。那里才具有了确定的形式，而在整整一百年之后，即1859年，才被达尔文胜利地完成了。”那么，为什么进化论到达尔文手里才初告大成？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从理论上正确地阐明了生物进化的机理。

物种是演变的，这是事实，可演变的原因是什么？物种为什么会变异？为什么物种竟然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进化呢？在达尔文之前，已有一些进化论者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答或偏离事实，或过于牵强附会。达尔文总结、扬弃了前人的学说，并注意从其他学科的学术思想中吸取养料，经过多年辛勤的探索和紧张的思考，提出了自然选择学说，以此来解释生物进化的事实。自然选择说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和谐统一的内容：

（1）生存斗争的理论。生殖过剩与生存条件的有限这一矛盾是地球上的物种被淘汰的外在原因之一。

（2）遗传性发生变异的理论。虽然变异的机制并不清楚，但普遍发生变异的事实不容否认，达尔文以此说明物种演变的内在原因。

（3）适者生存的理论。生存条件一直在变化，如果物种的变异适合于变化的环境，那么就在生存斗争中取得胜利而发展；如果物种的变异不适宜于它当时生存的条件，那么就趋于衰减或灭亡。

这样，达尔文基于自然界本身的事实和矛盾，为我们大致描绘了生物进化的机制，各种关键的问题在他这里都有了比较合理的、有事实佐证的回答。新的物种怎么出现的呢？因为旧的物种会变异。很多物种为什么灭绝了？因为它们承受不住生存斗争的压力。为什么现存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是那么和谐呢？因为无数变异之中的某些变异恰好符合环境的选择。至于为什么低等类型的生物到处存在，达尔文写道：“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自然选择即最适者生存，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自然选择只利用有利于处在复杂生活关系中的生物的那些变异。”

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达尔文在论证观点时，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没有像拉马克那样，把自己的学说大量建立在猜测之上。这样说是否意味着达尔文用事实解答了一切问题？不是。他巧妙运用事实的能力在于：一方面，当他并不能提供事实何以如此发生的机制时，他便声明，目前的科学尚不能解开事实之谜；同时，他动用各方面的大量材料来证明这是事实。这样，虽没有解释“所以然”，但使大家还是容易相信他所说的是符合事实的。例如，关于变异的机制和遗传的机理，达尔文都无法给予合理的解释，他承认：“我们对于变异规律深深地无知。我们能提出这部分或那部分为什么发生变异的任何原因的，在一百个例子中还不到一个。”关于遗传，他说：“遗传的法则是不可思议的，这是未来科学的事情。”自己无法回答的，就不轻易猜测和下结论，以避免让无把握的猜测降低理论的可靠性。但变异和遗传的事实是客观存在、抹杀不了的，于是达尔文就将丰富的材料摆在读者面前，这就使人读来不能不信，而把对原因的探讨寄希望于未来的科学。另一方面，当他解释事实发生的原因，说明自己的理论时，尽量搜集各方面、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做无疑增加了新理论的可信性。看一下他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其材料的丰富和翔实充满字里行间，不难想见达尔文驾驭事实的功力深厚和用心良苦。

达尔文的科学气质

达尔文回顾一生的道路时，曾谈到两种气质对他的帮助。

首先是“保持思想自由”。1881年，他告诉人们，自己遵循这样一条治学原则：“我曾坚定地努力保持我的思想的自由，以便一旦事实证明这些假说不符合事实时，就丢掉我无论多么爱好的假设（而我不能反对每一问题成立一种假设），除此之外，我并没有别的办法。”考虑到当时宗教的社会习惯势力和神学的影响，考虑到研究进化论这一问题本身的难度，我们可以体会“保持思想自由”对达尔文是特别有意义的。

“保持思想自由”在达尔文身上具体表现为富有怀疑精神和不自满、不保守。

无须说，他的进化论是对当时宗教神学观的叛逆，是大胆怀疑的产物。

他一生最感谢和尊重两位导师，一个是汉斯罗，一个是赖尔。他恳切地接受导师的指导，但这并不妨碍他保持自己的风格，具有自己的思考。例如，汉斯罗认为缠绕植物的运动是由于它们本身具有一种盘旋生长的自然倾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对花房中栽培的攀缘植物的观察，提出：“卷须植物或攀缘植物的运动是一种对生活环境的适应，以获取较大的阳光面和较多的空气，利于生存和生长，不这样的话，它们很难生活下去。”又例如，赖尔关于珊瑚礁的形成，曾提出一个火山口理论。人们相信赖尔，谁也不去怀疑。可是达尔文根据自己的观察提出了疑问：“新的事实似乎不像赖尔所说的那样。”他认为珊瑚礁的形成与火山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珊瑚虫长年累月筑成的。

后来他自己成了权威，但这并没有使他变得保守和谨小慎微起来，而是仍然富有怀疑和进取心。有一次，他读着刚出版不久的《血族婚姻》一书，作者引用比利时一位学者发表在权威杂志《比利时皇家学会会报》上的一段实验资料：用近亲的兔子交配许多代，丝毫没有发生有害的后果。人们对权威报刊上的文章，习惯于不去怀疑。但达尔文认为，这一实验报告是站不住脚的，于是写信给那家杂志，提出自己的见解，询问实验是否真实。果然，不久他得到回复，那个实验报告是伪造的。

达尔文从来不以伟人自居，他知道虚怀若谷对科学的价值。因此，他不能接受任何吹捧自己、贬低旁人的做法，面对别人的这种行为，他会直言相告：“反对您加在我们那些伟人身上的巨大重要性；我惯常认为：第二、三、四流人物都极为重要，至少在科学家方面是这样的。”

对自己的理论，他决不抱守一隅，而是不厌深思，反复琢磨。关于遗传的机制，他曾提出“泛生论”的假说，认为从身体各部输出一种名为“pangen”的粒子聚向生殖细胞，以此解释身体的变化即获得性状向子代的遗传。这一假说发表后，有些学者提出异议，达尔文很注意这些批评。例如对意大利植物学家菲得利克·德尔宾诺（18331905）的批评，他表示：“他反对这个假说，但批评得公正；我发现他的批评很有用处。”此后，他们经常通信，讨论植物学问题。也正是在认真考虑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第六版中，删去了有关泛生论假说的论述。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略见他虚心、严谨的治学之风。当然，从他1842年整理出“物种起源草稿”，直到1859年才发表《物种起源》一书的事实，我们更能体会到他的“不厌深思”之“深”。

达尔文的第二个重要素质是他的观察能力。这似乎是他惟一那么自信的。他说：“我既没有突出的理解能力，也没有过人的机智，只是在觉察那稍纵即逝的事物并对其进行精细观察的能力上，我可能在众人之上。”这是没有疑问的。从他发表的许多著作中对动植物生态习性的描写，从他对物种与变种在形态与结构上微细差异的比较，我们不禁为他的观察能力叹服。当然，这一素质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也是不难理解的。对每一个博物学家和当时的进化论者来说，精细观察是进入研究的一个首要的、也是起码的条件。在达尔文，这真是个人能力与工作需要的巧妙适应。

达尔文还谈到，一个科学家应有的另一重要素质，那就是兴趣，一种探究自然奥秘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达尔文热衷于与哥哥去采集标本、旅行、打猎和研究化学。他对功课不感兴趣，因而成绩不好。他在自传里说：“学校对于我的教育来说，是一个空洞的场所。”正是这种兴趣，致使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时心不在焉，以后转入剑桥神学系，一边学神学，一边却跟着汉斯罗等生物学教授、地质学教授学习了许多地质学、植物学、动物学知识，并参加植物与地质考察队进行学术探险。正是这种兴趣，使他虽然在神学系毕业，但不愿当神甫，而情愿去参加艰苦的环球考察。也正是这种兴趣，使他后半生虽疾病缠身，还是不懈地研究。兴趣，给了科学巨匠源源不断的动力，激发出忘我工作的热情。

在自传中，达尔文这样总结自己为创立进化论奋斗的一生，“最重要的是，爱好科学——不厌深思——勤勉观察和收集资料——相当的发明能力和常识”。达尔文的经验之谈，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伦敦林耐学会上分别宣读了他们的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科学的进化论由此诞生。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成为进化论的创立者。进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了“神创论”“物种不变论”的传统观念，在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本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达尔文进化论萌芽、产生、发展、确立的思想历程，并从达尔文自身的科学气质上揭示了他成功的奥秘，高度评价了达尔文及其《物种起源》一书在人类历史上的杰出贡献。阅读时，可以将本文与《〈物种起源〉导言》相参照，加深对进化论思想的认识，对导言内容的理解。

Answer 4

这理论的第一个缺陷是以人的臆测为前提

　　首先为生命的起源定下一条公式，这就无机物→简单化合物→复杂化合物→高分子的有机化合物→高分子的蛋白质→生命，接着为这一公式的演变过程寻找理化条件，需要什么条件就出现什么条件。只是在有机物向蛋白质过渡时，确实难以找到合适的条件了，于是便以一系列矛盾斗争，一分为二概括之。更困难的事情是高分子的蛋白质怎么能产生新陈代谢呢？没有别的具体办法，便以化学演变，内外分化一言了之。

　　我们知道，蛋白质若要形成一个生命的细胞，要有二千多种不同的酶参加，而且相互之间的联接不能有丝毫的差错，其概率之小相当于把一个标有1-6点的骰子连掷50亿次，每次都必须是六点。也好比一场巨风刮过一个垃圾堆，自然出现一架波音747飞机一样。这有可能吗？

　　现今是处于高科技的时代，一个实验室完全可以模拟进化论所需的各种条件，但至今生命出现的过程还是无法重复，无法用实验证实的。

　　1953年，斯坦利·米勒在相同的大气条件下，由氢、甲烷、氨和水蒸气进行放电实验，形成了4种氨基酸，可生命的最简单结构要20种，三十年来又继续试验，仍无法达到。最难解决的是：假设说当时大气中有氧的存在，第一个氨基酸就无法生成，如果没有氧，若是生成氨基酸，也会被宇宙射线所破坏。这个矛盾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还有一个更大的难题：氨基酸有一百多种，而构成生命的生物蛋白质的20余种氨基酸全部是左旋的。这从偶然率来看也是不可能的。物理学家贝尔纳说：“也许我们永远无法解释。”这一偶然率如同在100粒豆中有50粒黄豆，有50粒红豆，拿勺子一舀，必须舀出20粒都是红的，偶然率是10-113。科学上把10-50看为绝望。

　　其实，达尔文当时还不明白，细胞决不是他所想象的那么简单，细胞外面还有膜包着，这膜是非常复杂的东西。由蛋白质、糖和脂肪分子构成。这些分子在生物进化的最初阶段并不存在。另外，分子合成和维持活动必须有酶参加，否则会死去。而且不是几种酶，要有2000种蛋白质作为酶才可以维持细胞里的活动。这种可能性是10-40000，这种可能性已到了荒谬的程度。

这理论的第二个缺陷是直接与唯物论的矛盾转化论自相矛盾

　　矛盾转化论认为，世上一切事物充满矛盾，矛盾又互相转化。但是矛盾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必须由外因（环境和客观条件）通过内因（内部条件）而起作用。

比如，合宜的温度、适当的时间能叫受精的鸡蛋孵出小鸡。这里温度时间是外因，受精卵是内因。无论多长的时间（如亿亿亿万年）无论多么适宜的温度，无论什么想得出来的条件，总不能使石头变成小鸡，就是一个未受精的鸡蛋也无法孵同小鸡。因为内因还没有满足转化的条件。正因如此，如何能指望无生物，这一不具备内因的元素转化成有生命之物？

　　进化论也反对生命自然发生论。认为一切生命都不是从非生命之物突变过来的。腐草不能化为萤火虫，朽木不能化为蝉，太阳的温度也不能使泥土里生成鱼类等东西。十九世纪中叶，人们用实验证明，腐肉不能自然地生出蛆来。蛆的生成必须由落进腐肉的生物孢子（胚种）产生。有人作了这样一个实验：把肉汁倒在一个颈子细长弯曲的玻璃瓶里，用火将肉汁煮沸，杀死其中一切微生物和孢子，经过这样处理的肉汁放在瓶内不论多久也不会腐败。如果将瓶颈截断，使肉汁与外界空气接触，微生物的孢子就可以飞落进来，不多久肉汁就发臭了，微生物也繁殖起来了。这个实验证明，生命只能够来源于生命，无生命的物质不能产生出生命来。进化论者在事实面前必须承认生命不是突变而来的，却又求助于亿万年这么一个漫长的时期。这样无形之中把事情推到不可知论，因为谁也不可能追溯那漫长时间里底发生过什么？随之而来也产生一个问题：这么一来，时间是万能的吗？

这理论的第三个缺陷是以表象取代实质，以想象代替事实

　　他们认为，一切生物都起源于一个原始细胞。他们之间都有一定的亲缘关系，都有同一个祖先。这样，人们就得相信，大象和跳蚤是由同一个祖宗变过来的，那在高空盘旋的鹰和田间蹦跳的青蛙同起源于一个小小的细胞。“承认生物之间有亲缘关系，就是承认有共同的起源。”（《生物的进化》21页1973科学出版社）

　　据说：“在大约四万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是鱼……大约在三万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离开水到陆地上来生活，这是两栖类。它们的四肢不够有力，不能仅用四肢支持身体在陆地上奔走，所以行走时总是拖着身体。它们的皮肤是裸露的，既没有鳞的保护，又没有羽毛或毛的遮盖，……以后才出现了四肢比较强健的爬行类。大约二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成为爬树能手，这就是猿猴之类——灵长类。大约在一千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丢掉尾巴，这是猩猩，即所谓古猿。大约几百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才下树来过生活，直立行走，后来通过劳动逐渐发展成为有文化的人。”（同上38页）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离奇的想象呢？这是因为他们认为猴与人在外形上最相似，所以人必定是从它变的。而猿猴只能从爬行动物变来。生命既然开始在水中，那么，就在水中找一个能变爬行动物的东西，找来找去，只有有鳍的鱼，据说它的鳍大概可以变成脚。但生活在水中的鱼到地上来是无法生存的，他们就设想，说总鳍鱼类是有内鼻孔的，这内鼻孔可以在陆地上进化成呼吸器官，如肺之类。谁料，这些苦心的构思，近来被科学的新发现所推翻。1982年8月31日人民日报以“我国中年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发现总鳍鱼类没有内鼻孔，动摇了陆地上四足动物起源的传统理论，这一发现引起国际上古生物学者的极大兴趣”为题发表文章。文章说：“生物进化论认为，陆地上的四足动物是由水中的脊椎动物——鱼——逐渐进化而来的，究竟哪一种鱼是陆地四足动物的祖先？它们是怎么走上陆地的？近百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对古生物学研究有影响的瑞典古生物学家们认为，大约三亿五千万年前，陆地上最高等的动物是总鳍鱼类。这类鱼具有内鼻孔，可以不用鳃而直接呼吸空气。它们的四个鳍内具有一般鱼类所没有的硬骨，有条件发展为‘四条腿’，爬上陆地。很可能就是这种鱼类进化成两栖类，继而进化成爬行类，哺乳类，一直到人类。”

　　我国科学工作者张弥曼“在对总鳍类鱼的鼻囊的分析中，她发现这种鱼没有内鼻孔，而没有内鼻孔就不能离开水呼吸，也就不存在到岸上来生活的物质基础。这就动摇了总鳍鱼是陆地上四足动物祖先的命题。”

　　1946年在西印度洋捕捉到的活总鳍鱼与化石标本完全相同，证明它一直没有变形，既不能脱离海水生活，也不会登陆用四鳍爬动。

与此类似的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始祖鸟说成是鸟类的祖先，许多教科书（包括中小学课本和高校教材、辞书等）都在传播这一观念。今抄录1980年版《辞海》“始祖鸟”项下的注释：“古鸟类。是至今发现的最古的鸟类。形体大小如鸦，被有羽毛，前肢虽已成翼，但还有分开的三个指骨，指端具爪，尾甚长（尾椎达二十个），颌上具有牙齿，与爬行动物近似，故被认为是爬行动物进化到鸟类的过渡类型。化石发现于德国侏罗纪晚期地层中。”《辞海》1101页。

　　“相传，世界上第一件始祖鸟化石标本是德国医学博士卡尔·哈白林（Karl.Habtriein）于1861年，在巴伐利亚素伦霍芬附近的印板石石灰岩中采集到的。相隔16年，在同一地点附近又采集到第二件始祖鸟化石标本，如今分别展出于伦敦和东柏林自然博物馆。迄今为止，这两件标本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是最重要的化石之一，因为它们揭示了爬行类动物与鸟类之间的过渡形态。

　　令人吃惊的是，最近英国古物理学家F·霍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第一件始祖鸟化石标本是伪造的，它只不过是在标准的爬行类骨骼上，人为地配上美丽的装饰性羽毛而已。

　　同时揭露始祖鸟化石不是真品而是赝品的，还有英国加的夫考古专科学院的古物理学家C·维克拉玛辛，以色列物理学家L·史培纳。他们断言，卡尔·哈白林博士采集的两件始祖鸟化石都是伪造的。他们已拍摄了标本的照片，刊登于最近的英国《摄影月刊》上。

　　古生物学家对这一爆炸性新闻，并没有表示异议。伦敦自然博物馆的A·查利基也愤怒地表示，标本伪造的关键在于羽毛的人为添置，他简直不理解过去的古生物学家何以会把鸟类的进化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也许伪造者正是利用这种急于揭示鸟类进化的迫切心情来孤注一掷，以达到一鸣惊人乃至流芳百世的目的！

　　为了进一步识破标本的虚伪性，让我们来看一下史培纳的侦破吧！去年12月份，他在伦敦自然博物馆的支持下，拍摄了化石标本的照片。照片清楚地表明，这两件标本都是类似爬行类动物小恐龙的化石，伪造者用涂胶粘上鸡毛或类似的羽毛，再用水泥制成模型，然后伪翻而成。这是因为在羽毛下面已发现了涂胶的痕迹。物理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地证实，这两件化石标本是模型翻造出来的。由于哈白林不是出色的翻模制作者与操作者，终于露出了蛛丝马迹。因为羽毛出现了上下模型的叠影。

　　证实羽毛是人为配置的另一重要依据是化石标本尾部的羽毛。它共用12根羽毛，如果将其拔去，则留下了类似蜥蜴的尾部，现代鸟类根本没有这种尾部，这就露出了破绽。

从整个化石的骨骼来分析，这种动物根本不会飞翔，因为它没有鸟类必须具备的龙骨或胸骨，它本身违背了‘始祖鸟’的概念。”（《博物》杂志85年第四期24页）

　　现今，这一蒙骗了一百多年的假案才得澄清，所谓的爬行动物向鸟类过渡的中间环节又断了。科学界才认识到“现在看来，这可能是一种过时了的，错误的观念。”（《科学画报》87年11期“始祖鸟并非鸟类的祖先”摘录）

　　当今科学的六大悬案之一就是进化论有缺环，无法证实。英国赫胥黎证明人类不能直接从猿进化而来，中间应有一环。日本人类学家认为在猿与人之间应有一种“类猿人”的过渡，但却从来没有发现。

　　进化现象如果是真的，应该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不可能是爆发于瞬间，后来便销声匿迹。所以应该在现在的生物界到处可见中间的环节。有似人非人，似猿非猿，有似马非马，似牛非牛等等的生物，待一百年二百年后，这些似人非人的人变成了人，这似马非马的生物进化成马，似牛非牛的生物进化成了牛。很可惜从来没有发现介于两类之间的进化“半成品”。

　　进化论的出现到现在已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未曾见到那一种生物基因突变或其他原因变成另一种生物，虽然可以将许多推测放到千千万万年之前，但在现今的科学中却无法找到证据。这是最大的弱点。

　　进化论以人身上的痕迹器官——盲肠的存在证明人是从食草动物变过来的。他们认为“一个合理的解释是：我们的老祖宗是吃植物的，那个时期盲肠和蚓突对我们的动物祖先很有用，后来在进化中，由于生活习性改变了，逐渐不是以植物为主食了，于是盲肠和蚓突逐渐退化成为无用的东西，但由于遗传的力量，这些痕迹器官并没有消失，只是大大地缩小体积罢了。”（《生物的进化》25页）

　　这段话并不能证明进化论的正确，却说明了圣经历史的正确，我们的祖先确实是吃植物的，并且吃了二千年的植物。上帝造我们，给我们安排了牙齿就是吃植物的，而不是为了肉食。直到洪水淹没世界后，上帝才允许人吃动物（创9:3），至今已历时四千余年，盲肠变小并不希奇，既然遗传的力量如此稳定，怎么能使一个物种变成另一个物种呢？

　　进化论的胚胎学，以偶尔出现婴儿有尾畸形为证据，说这是“返祖现象”，说明人是从有尾巴的猿猴进化来的。这又是看表面看现象的一种表现，不合逻辑推理，如果用这种办法，若发现浑身长白毛的人岂非证明是山羊进化，有兔唇裂者岂非兔子进化。这是病态，而不是“返祖现象”。

进化论的五个基本论点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生物种类之间进化的难题。

　　（1）他们承认生物有遗传，如青蛙生青蛙，老鼠生老鼠，不会生其他生物。但也有变异，如个体有大小，颜色有不同——这叫个体差异。

　　（2）他们承认细胞核里的染色体是保持物种稳定的遗传密码。但也力图证明染色体内的遗传机能单位——基因有时会发现突变。如果用X射线中子流或其他方法引起植物种子的突变，可提高种子质量，抗病能力提高，达到高产的目的。一种叫果蝇的生物，本来是长翅的，但因基因的变化，生下来的后代可能是短翅的，残翅的或者颜色有差异——这叫基因突变。

　　（3）他们承认生物对环境的依存关系。环境的不利改变，能导致生物的死亡。但也强调生物的生存斗争，如某些植物的个体对付环境的能力较强，能耐受干旱，在沙漠扎根，生物在生存斗争中能发展自己个体的能力。——这叫生存斗争。

　　（4）自然界对于那些向有利方向变异的生物给予保存，向有害变异的给予毁灭。如一群兽中有黑白颜色之分。在森林条件下，白色易被发现，对生存不利，往往导致毁灭。在冰天雪地里，白色对生存有利，容易生存——这叫自然选择。

　　（5）地理的隔离往往形成亚种，如老虎中的东北虎和华南虎，两地的老虎因适应北方和南方不同的气候和自然环境而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生成不同的品种——这叫亚种形成。

　　不论那一种变化，都是在同类生物中绕圈子，如青蛙等虽有个体差异，但仍是青蛙，基因突变产生短翅或残翅果蝇，但仍然果蝇。不论白色的淘汰或黑色的淘汰，但物种还是一样。不论东北虎、华南虎，老虎还是老虎。把一卵双生的两头黄牛放在不同的条件下饲养，发育上有很大差异。高茎的豌豆和低茎的豌豆杂交产生的豌豆有高有矮。日本用放射线育种，引起基因突变，形成的新品种水稻大约早熟两个月，种子中含更丰富的蛋白质——这是变异，遗传变异的基因突变。但黄牛仍旧是黄牛，豌豆仍然是豌豆，水稻仍旧是水稻。西欧的一种尺蛾，有灰色和黑色，工业区内树干被煤烟薰黑了，黑色尺蛾在树干上不易被鸟发现，得到发展。灰色很容易被鸟吃掉。在非工业区，灰色易得灰色树干的保护，黑色多遭鸟食——这是自然淘汰，适者生存，但不论灰色发展或黑色发展，尺蛾仍旧是尺蛾。

所以一个物种如何变成另一个物种？一个细胞如何能进化成大象？一条毛虫怎么能成为天空上的喜鹊，这条桥梁在进化论中从未架通，如果人类是从猿进化的，这血型又如何不同？难题太多了！他们只是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生物有进步性发展的现象……生物的器官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与此相关联的是：生物体由小变大，……植物也好，动物也好，进化总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一种细胞到细胞的多种性，同时生活能力在提高。”《生物进化》95页

　　为什么长颈鹿的头颈那么长？有的科学家用“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来解释。认为长颈鹿的祖先世世代代生活在周围没有青草的环境里，为了生存下去，长颈鹿要时刻伸长脖子吃树上的嫩叶。经过许多世代后，脖子慢慢地变长，最后形成今天这个样子。

　　有的科学家用“自然选择”理论来说明。长颈鹿的祖先间，都有微小差异，这些差异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结果：头颈长的遇天灾，可吃树叶救命，短一些的被淘汰，所以长颈的后代得保全。

　　其实进化论谈论进化时往往顾此失彼，只看外因不看内因，长颈鹿的头颈因吃树叶而变长，但他们却没有留意，为了能把血液压到这么高的高度，其心脏要有多大的功率。它的颈静脉有特殊的瓣膜，使血液不致太快回流。这一切是同步进化呢，还是事后“安装”？如果果真如此，人类都希望背后长眼睛，为何没有按着这一要求进化？游泳健将的儿子为何生下来不会游泳？

进化论的第四个缺陷是以猜测中的偶然性代替必然性，结果使自己陷入背乎必然规律的困境

　　由于进化论缺乏科学性和证据，所以遇到重重困难。为了掩饰，在短短的近二百年中，不断修改论点。每当发现此路不通，便换一种说法。目前属于进化论项下的有“直生论”、“生源论”、“自然发生说”、“拉马克主义”、“新拉马克主义”等。单达尔文主义就有“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及“现代达尔文主义”等。

　　达尔文发表进化论时，当然不知道生物体内有基因这一遗传密码，它是遗传中一个稳定的因素，使每一物种保持稳定不变。在生物细胞里，有一种叫脱氧核糖核酸（又称DNA）的物质和另一种核糖核酸（又称RAN）的物质。DNA是遗传的主要物质，生物的遗传性状由DNA控制，RNA处在被控制地位，一个核酸分子可以通过复制作用，生成一个和原来分子在结构上完全相同的核酸分子，从而遗传特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分子生物学阐述了核酸传递信息的规律：DNA先把遗传信息转录给RNA，RNA带着DNA给它的信息，由细胞核里进入细胞质，并在那里根据DNA指令，指导细胞质内各种蛋白质的合成。这就称为遗传“中心法则”，可以用公式表明DNA(转录)→RNA(翻译)→蛋白质，这就是生物遗传变异现象，也就是为什么子女象父母，上一代的特性会传给下一代的原因。因为在下一代的受精卵里的核酸（RNA）上面记录着一套包含有双亲一切特性的信息（即密码），在受精卵的成长过程中，RNA便会将这些密码所代表的意义翻译出来，指令细胞按着密码的特性组合，于是便发育成具有双亲特性的子女。虽然全世界人类的染色体基因加起来还不到一个针箍大小，但每一个染色体细胞里所贮存的信息可达八亿字，有八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那么多的信息内容。这些基因信息包括并控制着全人类每个人的个性、心理、皮色、毛发、容貌……一切的一切。

　　分子生物学还证明，作为遗传变异基础的核酸，从分子结构到分子复制是有规律的，它遵循着“碱基互补配对原理”进行。因而生物学家认为：“遗传即是恒定”“基因乃是一切有机结构中最稳定的。”“基因型相对地非常稳定，因为基因能自体繁殖。”

　　某一物种的基因，只能在物种内部交流，与不同物种不能交流。一切生物都是严格遵循着内部基因复制使物种保持稳定。牛生下牛、马生下马，因为牛有牛的基因、马有马的基因，并且基因的大小、数目、形态都是稳定的。如豌豆有14个染色体，普通小麦42个，人类是46个。最奇妙的是，染色体在生物的普通细胞里都是成双数存在，而在生殖细胞里却是减半——成单数存在。例如，人体细胞里的染色体是46个，人的精子和卵子的染色体却各是23个。当精子与卵子结合时，二组染色体重新组合成46个，恢复二倍数，于是同一类型的生命便开始了，一代一代，染色体数目都保持稳定，猴子就是猴子，生下也是猴子，人生下来就是人。如果基因不稳定，生物将乱了套。世界上将随时出现怪物。顺便问一声，进化论所说的那最早出现的蛋白质，产生新陈代谢，里面有没有染色体？是属什么生物的染色体？又是如何繁殖后代的？

　　人们通过马驴杂交生下骡来，通过杂交培养植物新品种。可是，杂交所产生的物种都是不育的，无法繁殖后代。其根源就是生殖细胞里的基因出现紊乱，经研究证明，无论公骡、母骡虽然生殖器官发育比较完善，但公骡的生殖器官不能产生动情素。而母螺的生殖器官虽然能产生动性素，却无法产生助孕素，因而产生的的卵细胞很衰弱，不久即死，也不能成熟，当然无法受精，所以骡只有一辈。

　　人们用杂交法培养出来的新品种，一般在三代后就回复父本或母本，品种特点全部消失，一定要重新培育。优良的嫁接品种，如果将它的种子直接播种，生长的当代苗，不但没有嫁接后的优点，甚至连原来母本的优点也消失了，因为遗传基因的密码是很严密很固执的。遗传基因的发现，使进化论的物种变化理论成为不可能。所以随着一切未知奥秘的揭开，科学界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创造论”。

进化论所遇见的鸿沟:

　　进化论有以下几个无法跨越的鸿沟：即从鱼→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哺乳动物→人。
　　（1）鱼→两栖动物的鸿沟：鱼的脊骨上要添上骨盆，心脏从两房变成三房，听觉要从体表接受声音变成有耳鼓，舌头从不会伸缩到会伸缩，眼睛上要加上一层膜，可以眨眼。……本来想把肺鱼作为第一当选者，因它有鳃，还有鳔，暂时离水还可以用鳔呼吸，谁知被自己否定了，因为头骨与最低级的两栖类完全不同。

　　（2）两栖类→爬行类的鸿沟：胶质卵变成壳卵，体外受精变成休内受精，而且要先受精才能有壳，生殖方式，性器官都要变化。

　　（3）爬行动物→鸟类的鸿沟：冷血变成热血，骨头从实心变成中空，心脏从三房变成四房，视力提高如望远镜，足趾反而从五趾变成四趾，便于抓住枝干。散热系统进化到用气囊。进化论者常以始祖鸟为例，但现在他们自己也不相信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伪造的。

　　（4）爬行动物→哺乳类的鸿沟：卵生到胎生，哺乳功能的乳腺从何而来？进化论认为是爬行动物的汗腺进化而来，不过爬行动物连汗腺都没有。

　　（5）最大的鸿沟：从哺乳动物→人。人的脑子、思维、传统、文化、言语、道德观念、智慧……

　　1965年，法国有两位“分子遗传学者”和另一位“微生物遗传学者”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他们否定进化论。

　　1970年，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出版了《偶然性与必然性》一书，完整、系统地以分子生物学的成就来论证生物进化是纯粹的偶然性。不变性才是生物的根本属性。于是，这最新的科学成就，否定了达尔文的进化论。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科学界人士都能接受“创造论”而否定“进化论”，1973年，美国《人类进化杂志》发表一位人类学家的文章，说人类的进化过程是游戏，并没有什么规律。

　　目前为进化论在困境找寻解脱方法的理论是“误差学说”。他们认为，遗传基因本体的脱氧核糖核酸（DNA）在复制时有可能出现误差。比如说，某一精子的DNA在复制时出现了差错，结果使下一代产生变异，于是使生物产生进化。进化论对数千年来，千千万万种生物，各从其类繁延不息的事实无法否定，但又希望在“误差学说”上为进化论寻找理论根据，其实却于事无补。

　　毫无疑问，既然一切正常的基因都严格遵循一定的指令复制，如果万一产生误差，都属于不正常现象，这种突变也是病态的。至终都被淘汰。如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区的青蛙大到几十斤，美洲发现了一种受核辐射影响的蜜蜂有二米多长。突变形成的是畸形怪物，所以不是建设性乃是破坏性的。突变只能产生变异而无法产生新物种。突变可使人有六指，但仍旧是手而不是翅膀。突变可使一个人全身毛发皆白，但仍是毛发，不是羽毛。果蝇在X光的照射之下，突变频率增大一百倍 以上，畸形大量出现。但始终是果蝇。更有趣的是，突变种果蝇繁殖数代后，竟恢复了正常个体。所以遗传学家叹道：“就是有一千次突变集中在一只果蝇身上，也不会生出新物种来。”如果把生物遗传中极为罕见的病态及误差作为主流来看待，用以解释生物进化的原因，本身就不能令人信服。众所周知，DNA的微小差异，只能形成同物种间的微小差别，如那个人与这个人个子、性格不同，那头牛与这头牛大小、毛皮不一样。假如某一个人的生殖遗传出现突变，生下连体婴孩或两个头，十二个手指的人，这不是新物种，还是人，也不是向另一物种进化的中间环节。而且这种突变所带来的大多是有害的。（医生提醒孕妇在怀孕初期不要透视、拍片、吃某些药物，因为易引起胎儿畸形）

　　所以，如果以猜测中的偶然性来说明生命的出现，生命的进化，人类的产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这样作反而忽视了必然性和规律性，本末倒置。

Answer 5

2月12日是英国科学家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今年，还是达尔文阐述进化论的名著《物种起源》正式出版150周年。记得我刚工作不久，从文化处的旧书库里得到过一本《物种起源》，还没看，就被朋友借去。直到现在我还记着那本硬皮书的封面。没有研究过进化论，但记住了几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这个打破了神造世界思想的理论，已经被整个世界所接受。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和几代科学家的不断探索，使进化论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离开生物考古分子学等自然科学领域，进化论的意义也一样非常现实；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大量的事实也一再印证着进化论学说的普遍意义。
从社会生活的角度以及普通人的角度来感觉，进化论无处不在。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如地上的蔬菜，今天长出一批，明天又倒下一批；这儿倒下一批，那儿长出一批。一切随时间地点条件变化，一切随人的能力道德风格变化。一个小菜铺，一个小饭馆，有的能干数十年，越来越红火，有的坚持不了几天就黄了，原因都是一样，适应或是不适应，进化或是停顿。适应，就是保持质量、服务并进化中进步；不适应，就是见利不见人。
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用我们自己的话就是与时俱进，就是老祖宗的“苟日新，日日新”。社会进步发展的脚步，就是进化的脚步。无论是渐进还是突变，无论是曲折还是直线，都在前进发展中显现。我们的思想认识是这样，我们的行动也是这样。一些过去不理解的东西，一些过去嗤之以鼻的东西，为了某种适应，也可能成为现在积极的实践。我不相信有几个人天性就愿意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更不相信有几个人天性就爱说假话欺上瞒下弄虚作假，也不相信有几个人愿意搞形式主义的假大空。然而现在这些都成为社会常态，有些形式主义大家都反对但又都不得不做，有些假话大家都不愿意说但又不得不说的情形，不是正在说明，社会生态在进化中出现了某种变异么？进化论，不仅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还有“倒春寒”什么的。异化与突变，是进化方向上的情形。尽管异化突变有时候会给进化历史带来某种挫折，但它们又是从另一方面推动进化进程的动力。正如阴云变幻改变不了日月星辰，让人们更加感受到它们的珍贵。社会生活里的时代病，某些时刻虽然铺天盖地，最终却改变不了发展大局。由此认识现实中的各种现象，我们会对未来充满信心。
物竞天择，不仅有自然的选择，也有从挫折经验里得来的选择。当代中国为什么要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在中国国情下的选择，也是人民在经历了苦难之后向往光明的选择。非如此，就要落后挨打，就要被淘汰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有了这样的选择，特别是30年前有了改革开放的选择，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强盛于富裕，才有了沉着应付各种危急与挑战的自信，才有了国人今天的扬眉吐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这样；一个单位，一个人也是这样。进化中，我们适应了风云变幻，不为股市沉浮而惊心；进化中，我们看惯了某些领导台上的光鲜表演台下的龌龊行为，看惯了小人得志与奸佞得利……然而我们也能从长久以来的事实中明白，人要活得坦诚睡得安稳才叫美好，人要像周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改造到老”才是明白，人要正直诚恳多做点儿对社会单位他人有宜的好事才有价值。适者生存或与时俱进，如果没有了“人之初性本善”的本来属性，就失去了基本意义。
进化既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学习。适者生存，大浪淘沙，是进化的过程又是进化的结论；在这个过程之中，又是一个向往优秀、学习先进的过程。我们选择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学习民主政治中适应我们的东西；曾几何时，西方人学习我们的四大发明，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相互学习，文化交融，取长补短，和谐共赢，使一个时代的发展在具有特色的前提下，厚重而坚实，广阔而辽远。今天的进化，显然超越了达尔文只有竞争的认识。而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协同解决发展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共同面对世界上存在的所有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的自然选择。个人的成长进步，亦是如此。跟上发展进程，不被时代丢弃，只有开阔眼界，虚怀若谷，学习学习再学习。
由进化理论，我们会理解一代更比一代强，社会生活也会随着时间一定向着更高级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知道，进化中的异化现象大量存在于生活中。工作生活中阻碍正义影响发展的腐败现象假大空之类，虽然是进化中必然存在的东西，但一定只是打开窗户随着新鲜空气飞来的蚊蝇。进化论还将随着时间历史得到不断的补充完善。而人类的进化实践将随着时间历史而愈加丰富全面。纪念达尔文，纪念《物种起源》，让我知道作为一个人，在天地万物间的进化链条上其实太渺小，然而又正是这一个个渺小组成了宏观大世界里的巨大奇迹，形成了这个世界上差异中的大同。世界在变化中前进，人的生命在时光流逝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明天的人类，只要不自毁，无论是更高还是更矮，都将是自然的选择，都将会更聪明、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