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和伯拉图的思想主张有何异同

Answer 1

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了我们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而且还有很多思想十分超前，比如“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思想。 柏拉图认为任何一种哲学要能具有普遍性，必须包括一个关于自然和宇宙的学说在内。柏拉图试图掌握有关个人和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真理，因此发展一种适合并从属于他的政治见解和神学见解的自然哲学。 　　柏拉图认为，自然界中有形的东西是流动的，但是构成这些有形物质的“形式”或“理念”却是永恒不变的。柏拉图指出，当我们说到“马”时，我们没有指任何一匹马，而是称任何一种马。而“马”的含义本身独立于各种马（“有形的”），它不存在于空间和时间中，因此是永恒的。但是某一匹特定的、有形的、存在于感官世界的马，却是“流动”的，会死亡，会腐烂。这可以作为柏拉图的“理念论”的一个初步的解说。 　　柏拉图认为，我们对那些变换的、流动的事物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对它们只有意见或看法，我们唯一能够真正了解的，只有那些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的理智来了解的“形式”或者“理念”。因此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固定的和肯定的，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但是意见是有可能错误的。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一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来解释理念论：有一群囚犯在一个洞穴中，他们手脚都被捆绑，身体也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东西。最后，一个人挣脱了枷锁，并且摸索出了洞口。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他返回洞穴并试图向其他人解释，那些影子其实只是虚幻的事物，并向他们指明光明的道路。但是对于那些囚犯来说，那个人似乎比他逃出去之前更加愚蠢，并向他宣称，除了墙上的影子之外，世界上没有其他东西了。 　　柏拉图利用这个故事来告诉我们，“形式”其实就是那阳光照耀下的实物，而我们的感官世界所能感受到的不过是那白墙上的影子而已。我们的大自然比起鲜明的理型世界来说，是黑暗而单调的。不懂哲学的人能看到的只是那些影子，而哲学家则在真理的阳光下看到外部事物。 　　柏拉图的《理想国》还向我们描绘出了一幅理想的乌托邦的画面，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公民划分为卫国者、士兵和普通人民三个阶级。卫国者是少部分管理国家的精英。他们可以被继承，但是其他阶级的优秀儿童也可以被培养成卫国者，而卫国者中的后代也有可能被降到普通人民的阶级。卫国者的任务是监督法典的制定和执行情况。为达到该目的柏拉图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他的理想国要求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有其特殊功能，以满足社会的整体需要。但是在这个国家中，女人和男人有着同样的权利，存在着完全的性平等。政府可以在为了公众利益时撒谎。每一个人应该去做自己份内的事而不应该打扰到别人。在今天看来，柏拉图描绘的理想国是一个可怕的极权主义国家。但是“理想国其实是用正确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科学家的观点”，柏拉图本人并没有试图实现理想国中的国家机器。 　　柏拉图在《律法》(The Laws)则指出，“宪法国家”是仅次于理想国的最好的国家。他在该书中同样指出，妇女和男人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和训练。 　　柏拉图企图使天文学成为数学的一个部门。他认为：“天文学和几何学一样，可以靠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来研究，而不去管天上的星界。”柏拉图认为宇宙开头是没有区别的一片混沌。这片混沌的开辟是一个超自然的神的活动的结果。依照柏拉图的说法，宇宙由混沌变得秩序井然，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造物主为世界制定了一个理性方案；关于这个方案付诸实施的机械过程，则是一种想当然的自然事件。 　　柏拉图的宇宙观基本上是一种数学的宇宙观。他设想宇宙开头有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的一半，另一种是等边三角形的一半。从这些三角形就合理地产生出四种正多面体，这就组成四种元素的微粒。火微粒是正四面体，气微粒是正八面体，水微粒是正二十面体，土微粒是立方体。第五种正多面体是由正五边形形成的十二面体，这是组成天上物质的第五种元素，叫做以太。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球，因为圆球是对称和完善的，球面上的任何一点都是一样。宇宙也是活的，运动的，有一个灵魂充溢全部空间。宇宙的运动是一种环行运动，因为圆周运动是最完善的，不需要手或脚来推动。四大元素中每一种元素在宇宙内的数量是这样的：火对气的比例等于气对水的比例和水对土的比例。万物都可以用一个数目来定名，这个数目就是表现它们所含元素的比例。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设计了一幅正义之邦的图景：国家规模适中，以站在城中高处能将全国尽收眼底，国人彼此面识为度。柏拉图认为国家起源于劳动分工，因而他将理想国中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武士、劳动者3个等级，分别代表智慧、勇敢和欲望3种品性。治国者依靠自己的哲学智慧和道德力量统治国家;武士们辅助治国，用忠诚和勇敢保卫国家的安全；劳动者则为全国提供物质生活资料。3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在这样的国家中，治国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了正义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国家。治国者和武士没有私产和家庭，因为私产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劳动者也绝不允许拥有奢华的物品。理想国还很重视教育，因为国民素质与品德的优劣决定国家的好坏。柏拉图甚至设想在建国之初就把所有10岁以上的人遣送出国，因为他们已受到旧文化的熏染，难以改变。全体公民从儿童时代开始就要接受音乐、体育、数学到哲学的终身教育。教育内容要经严格选择，荷马、赫西俄德的史诗以及悲剧诗人们的作品，一律不准传入国境，因为它们会毒害青年的心灵。 柏拉图自称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国，其他的政体都是这一理想政体的蜕变。理想政体由于婚配的不善引起3个等级的混杂，导致争斗，军人政体（Timocracy）随之兴起。军人政体中， 少数握有权势者聚敛财富， 形成寡头政体（Oligarchy）。贫富矛盾的尖锐化导致民众的革命，产生民主政体（Democracy）。民主政体发展到极端时又会被僭主政体（Tyranny）所取代。 　　《政治家篇》约作于柏拉图后两次去叙拉古之间（公元前367～前361），这是他在叙拉古的政治实践受到挫折，思想发生变化的时期。《政治家篇》主旨是讨论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义。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确论述了法律的作用并以法律作为划分政体的标准。他认为，真政治家（哲学王）无需用法律统治，但现实中真政治家极为罕见，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还有一定的作用。因为政治不仅是一种艺术，亦是一门科学。法律对于政治家，犹如教练和医生的训练方案和处方一样，法律虽然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中却是必要的。 　　柏拉图在其最后的作品《法律篇》中进一步发挥了关于法律的作用的思想。从理想出发，他推崇哲学王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从现实出发，他强调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如同最野蛮的兽类。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设计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环境、疆域大小、人口规模与来源、国家经济生活、阶级结构、政治制度、法律等细则。由于指导思想的变化，第二等好的城邦与《理想国》中的正义之邦相比，在具体措施上有很大区别。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学王执政的贤人政体转为混合政体，以防止个人专权。《理想国》主张统治者实行公产、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则恢复了私有财产和家庭。《理想国》中划分公民等级是依照其先天禀赋的优劣，而《法律篇》则是按照后天财产的多寡。柏拉图还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完整的学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体系的人。柏拉图中年开始从事教育研究活动。他从理念先于物质而存在的哲学思想出发，在其教育体系中强调理性的锻炼。他要求3～6岁的儿童都要受到保姆的监护，会集在村庄的神庙里，进行游戏、听故事和童话。柏拉图认为这些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7岁以后，儿童就要开始学习军人所需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包括读、写、算、骑马、投枪、射箭等等。从20～30岁，那些对抽象思维表现特殊兴趣的学生就要继续深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与和声学等学科，以锻炼他的思考能力，使他开始探索宇宙的奥妙。柏拉图指出了每门学科对于发展抽象思维的意义。他主张未来的统治者在30岁以后，要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以洞察理念世界。经过5年后，他就可以成为统治国家的哲学王了。 　　在他的奴隶主教育学体系中，体育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拉图对妇女体育也很重视。他认为：“做女孩的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因为一旦当所有的军队出动去打敌人的时候，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柏拉图论教育》）。在柏拉图的论述中，几乎涉及到当时体育的各个方面。他认为，体育应包括教育手段和健康术。他对当时雅典出现的竞技主义和竞技职业化倾向曾给予猛烈的抨击，同时也批评市民轻视体育的思想和态度。他主张心身和谐发展，强调“用体育锻炼身体，用音乐陶冶心灵”。柏拉图丰富的体育思想对后世体育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而在他们两个人中间，柏拉图对于后代所起的影响尤其来得大。柏拉图著书以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之口表述说，当心灵摒绝肉体而向往着真理的时候，这时的思想才是最好的。而当灵魂被肉体的罪恶所感染时，人们追求真理的愿望就不会得到满足。 　　在欧洲，很早就有被我们中国人称之为“精神恋爱”的柏拉图式的爱，这种爱认为肉体的结合是不纯洁的是肮脏的，认为爱情和情欲是互相对立的两种状态，因此，当一个人确实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所爱的对象结合。 　　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柏拉图的爱情观让人不可思议。而有一位美国学者却对今人所理解的这种柏拉图的爱情观，提出了新的见解。美国东西部社会学会主席、《美国家庭体制》一书的作者伊拉·瑞斯（Ira·reiss）经研究后认为，柏拉图推崇的精神恋爱，实际上指的是同性之间的一种爱，也就是“同性恋”。古希腊人认为，同性恋的过程更多地是灵交、神交，而非形交。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腊社会，男人很难从女人中找到精神对手。这就是柏拉图偏重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原因。柏拉图坚信"真正"的爱情是一种持之以恒的情感，而惟有时间才是爱情的试金石，惟有超凡脱俗的爱，才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而美国的社会学者对“柏拉图式的爱情”是只有神交的“纯爱情”，还是虽有形交却偏重神交的高雅爱情，也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图认为爱情能够让人得到升华。他说，对活得高尚的男人来说，指导他行为的不是血缘，不是荣誉，不是财富，而是爱情。世上再也没有一种情感像爱情那样深植人心。一个处在热恋中的人假如作出了不光彩的行为，被他的父亲、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看见，都不会像被自己的恋人看见那样，使他顿时苍白失色，失去一切的一切，无力面对自己爱的人和爱自己的人。

Answer 2

古希腊哲学三贤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之间是师承关系。
苏格拉底和中国的孔子有点象，喜欢教导年青人，但并无著述流传，我们今天都是通过他们学生的记述来了解他们的思想。
苏格拉底认为“心”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心”能把握真正的形式和理想化。而感官对象只是有接近这种形式的倾向。
比如我们可以考虑真实的三角形和抽象的三角形，真实的三角形指我们在经验中接近于抽象的三角形的那些具体个体。抽象三角形是理想化的对象，是“心”思考的对象。

苏格拉底是所谓唯心主义哲学的代表，当他被雅典权贵陷害入狱前曾得到消息并有机会逃亡，但他并未选择逃亡，而自愿留下受审。在狱中，苏格拉底曾以此为例驳斥了当时的机械唯物论：
由于雅典人觉得给我定罪比较好，所以我也觉得坐在这里比较好，留下来接受他们所定的惩罚比较好，因为我可以发誓，要是当初我不认为接受这个城市给我的任何判决比起溜之大吉来是一个更正当、更体面的办法的话，我的筋骨早就按照有人所说的最上策办法，到了米加腊（Megara）或波奥提亚（Boeotia）了。
苏格拉底认为一切都是神创造与安排的，体现了神的智能与目的。提出最有知识的是神，知识最终从神而来，真正的知是服从神。后来的基督教护教者常以苏格拉底为例来说明希腊哲学是基督教神学的盟友。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柏拉图对于自然的看法是从人类需要和意向中先验地推导出来的，比如：神是好的，球是最完美的形式，因此，宇宙必然是球体的。
所谓先验即经验之前，指无需经验即可得出的知识，如：神是好的，人性本质上是善的等。
柏拉图轻视实验和技术，但重视数学这样的演绎科学，并在他的学园(Academy)中开设大量数学课程。
柏拉图认为感官对象处在不断变化中，只有心的对象“类”(共相)是不变的。因此理念是唯一的实在，个体是影子。“心”在发现“类”以前，它们是没有实在的。柏拉图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唯实论。

亚里士多德是古代世界知识的综合者，在很多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他有句名言：“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
在哲学上，他提出了所谓唯名论，即：承认感官对象的实在性，也同时承认“心灵”对象的实在性。但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体是唯一的实在，而“类”是名称或心理概念。
亚里士多德重视对个体的研究和实验，而他的老师柏拉图则重视对抽象的理念的研究，从这个角度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更有利于产生近代实验科学。

苏格拉底被称为西方的孔子，这个话最初可能是不太了解孔子的西方人讲的，但能说明这两位先贤具有可比性，例如：
　　一、苏格拉底通常采用的方式是，先承认自己一无所知，通过不断提问的方法，来让对方认识到自己的无知，然后抛弃成见，重新展开思考。
　　孔子也讲：“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孔子当年讲的话，现在都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个意思是肯定的，就是孔子认为自己一无所知，遇到求问，只是叩其两端，以揭开本来就有的答案。
　　二、孔子重视正名，是第一个提出“正名”的思想家。以往哲学史都过于重视正名的政治意义，忽略其逻辑意义。正名应是确定名词概念的涵义，分别不同的名词的不同的涵义。同时，孔子也是第一个发明类比方法的人，像“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触类而长之”、“闻一知十”等等，后来墨子提出“大取”、“小取”，荀子提出“推类度类”，都是与孔子的发明分不开的。
　　苏格拉底在这方面的成绩更是突出，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有两个贡献应归功于苏格拉底，即定义和归纳法。看柏拉图的对话，苏格拉底与他人辩论之前，总是首先挖掘概念的含义和本质，让人们从认识事物的具体层面上升到一般层面。
　　三、孔子相信有人格意志的天，而且相信自己承受天命而有一种使命感。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没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末畏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当孔子在匡地被囚时，不知将来遭遇如何。但是他说周文王死后，一切周朝的文化不是由我来继承和发扬吗？如果天意要毁掉这个文化，我这个后死的人就不会和这个文化有什么关系，但是如果天意不是要毁掉这个文化，匡地的人能把我怎样呢？他的使命感极具魅力，无论是曾子的“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还是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与孔子的影响密切相关。
　　苏格拉底也同样有强烈的使命感，把自己比喻成“牛虻”，说：“神专门将我分派到雅典，这个城邦类似于一匹高大的良种马，由于身躯过于肥硕，日趋懒惰，所以需要牛虻的刺激。神将我分派到雅典，就是让我来履行牛虻的职责。”他把自己和政府作对，看成是舍我其谁的责任，当法庭要求他放弃自己的工作，他宁死不屈：“不管你们是不是释放我，我都决不会改变我的行径，虽万死而犹不改！”
　　两者的相似点肯定还有，像他们都是诲人不倦、述而不作，但主要的应该就这些了。下面说说不同之处吧，因为无论在人生方面，还是思想方面，与相同点相比，不同点更多。兹拈数例：
　　一、孔子首先没有苏格拉底那样幸运，虽然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但所有弟子加起来也没有一个像柏拉图那样牛鼻的，他最喜爱的颜回又营养不良，死得比他还早，最后就只有薄薄一本《论语》来记录他的少量言行，而且还不全是他一个人的。
　　反观苏格拉底，他留下来的人生形象和思想内容就丰富多了，后人有目共睹：苏格拉底能够流芳百世，跟柏拉图是分不开的，甚至是关键因素。如果没有柏拉图记录的苏格拉底，我们对他就不会有任何兴趣，苏格拉底之死也就成了抽象的符号，只有了解他的言行，才知道其伟大之处。如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他的伟大之处，并不在于他的死。但了解他为什么而死，才真正了解他的哲学。（可以参考《后人对苏格拉底之死的误解》）
　　二、孔子非常渴望从政，并且做过鲁国中都宰，后来又东游列国，最后仕途无望才退而编书教学。
　　苏格拉底截然相反，在《申辩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说他自幼就能听到一种召唤（call），它只会阻止苏格拉底去做某一件事，而不命令他去做什么。它曾阻止苏格拉底从政。苏格拉底反思说：“我想这是很对的，因为我可以断定：如果我从政的话，那我早就没命了，不会为你们或我自己做出什么好事了。（他的学生柏拉图却一生都在寻求从政的机会，曾经三下西西里岛，企望在叙拉古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孔子在公元前517年离开鲁国，投奔齐国去发展，“仕”齐国3年后，当得知齐国大夫晏婴等人要治自己罪时，他迅速逃跑回了鲁国。（其实孔子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认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看到有人根据苏格拉底来裁割孔子，认为孔子藐视法律，殊不知当时根本没有所谓的法律，又何来藐视？这种完全忽视两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单纯的个人PK，是很可笑的。）
　　在《克里托篇》中，能看到苏格拉底在万事俱备的情况下，拒绝越狱逃跑。后人对此极为称颂，所谓求大义舍小节等等。虽然我就此写了《苏格拉底的性格缺陷》，但并不是说他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只是说，他在一些方面也有薄弱的之处，这是每个人都避免不了的。
　　四、虽然两者的教学方式有点相似，但内容却截然不同。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教人，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为教材，以礼乐文明的继承者自居；其礼乐文明的核心是仁与恕。
　　苏格拉底通过诘难、辩驳，其目的是让人认识自己的无知，其辩证法指向人的灵魂如何臻于至善。也就是说，灵魂臻于至善是苏格拉底辩证法的最高目标。
　　除此之外，还有邓晓芒教授指出：苏格拉底的对话把言说标准确立于言说本身,具有向对话双方自由开放的性质,孔子则把言说标准放在言说之外的个人情感体验之中,是一种任意独断的权力话语,由此而形成了中西两千多年传统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的根本区别。
　　我认为这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后人看重什么样的哲学家。中国古代也有注视语言的哲学家，如惠施、公孙龙，但这种哲学最终还是与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不符。而孔子、庄子这样的哲学家能引起广泛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