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说 一个好的作家,一旦创造出来笔下的人物就会被人物牵着走,故事的结局也不是自己能左右的

问题如上。这是哪个作家的文艺创作理论?最好能有原话!谢谢!

仵埂博客上的一篇文章吧,我也是无意中找到的,叫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以下是原话: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

以下是整篇文章的原文:
作家与笔下人物的关系
仵 埂
写小说离不开人物。即使那些表面上描狗写狼,说狐道鬼的故事,也无不与人物有关,寄寓着人自身情感心理和命运遭遇的感喟,暗含着人的生存活动和意向。那么,小说依什么作为其存在的前提?无疑,小说叙述着人物的命运,是人物命运运行的历史。这一回答并不能使我们满足。我们需要进一步知道,人物的命运,从哪儿开始了对常规轨道的偏离而走向其终点?我们关注这个点,也即是关注人物自身命运。它的原始动力是什么?这为什么能够使人物不顾一切,冲破原有的宁静秩序和既定规范,在一种动荡状态中走完自己的命运之历程?是人物自我性格逻辑的必然推演,还是作家在写作中派定给人物的命运归宿?
归结为一点:作家和他笔下人物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这使我们首先想到恩格斯对巴尔扎克的盛赞,说他“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在恩格斯看来,出现在巴尔扎克笔下那些贵族阶层——在资产阶级步步紧逼下而失败的落魄者,他们自我命运的逻辑必然性决定了他们的落魄命运,尽管作者同情他们,但也无法改变他们的悲惨命运,而只好唱“一曲无尽的挽歌。”恩格斯把这归结为老巴尔扎克的特点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托翁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开始构想的安娜是一个堕落放荡的女人,而在写作过程中,人物自身的性格具有了自为的意向,并按照自身的逻辑走下去,安娜也就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让人深切同情的形象。那么,人物命运的轨迹到底是由人物自身的逻辑发展,还是由作者对人物的干预安排而成?
假如人物的行为轨迹仅仅是作者主观臆断随心所欲勾勒描绘出来,这个人物将会丧失活力缺乏生机,成为僵硬的木偶式人物,人物的命运便无法打动人。为什么主观臆造的小说会失去读者?创作者要遵循自然规律,尊重描摹对象,同时,又要具有生活的生命的能力。但是,实在没有哪怕是一个例外——人物的命运完全是由自身的逻辑决定,而没有一丁点儿作家操纵制约的痕迹,在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福楼拜那里,也实在不能够做到不渗入他个人的主观的感情因素,但这种渗入却是上帝式的非介入。他说:“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以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作品里面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他还说:“艺术家在他的作品中,应当像上帝在造物中一样,销声匿迹,而又万能,到处感觉得到,就是看不见他。” <见《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为了公正地写出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使这些人物都有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作家应深深地隐藏自己,也即是藏起自己简单的好恶倾向,而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倾注感情。这样,作者笔下的人物才有自己的意志,才获得一种以自己意志存在的权利和理由。这是作家对人的大同情大悲悯,它并不含有偏狭主观倾向。托尔斯泰发起议论虽然精辟,但却总是有损于人物形象。这是作者的非法介入。作者忍不住站出来评判人物,代替了人物按自身逻辑运行的严整性。
作家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使他能够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欧里庇得斯并不同情美狄亚,曹雪芹并不同情王熙凤,莎士比亚也不同情麦克白夫人,然而他们使我们能理解这些人物,他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与动机。
“他们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卡西尔《人论)239页)作家是他笔下人物的上帝,他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人物命运的发展。作家愈要超拔于这个世界之上去审视人生世界,同时也便愈要扎进每一个灵魂的深处体察他们。作家和他的人物构成一种关系,一种深度的理解,他能够洞析人物内心的一切要求和愿望。作家本人就是一个世界,是他笔下世界的最高权威,是上帝。但上帝并非道德的化身,他无视善恶,大道无善恶。他知道他的人物会怎么做,他知道他的人物的命运结局,但他又不能随意改变。王安忆这样说:“我想讲一个不是我讲的故事。就是说,这个故事不是我的眼睛里看到的,它不是任何人眼睛里看到的,它仅仅发生了。发生在那里,也许谁都看见了,也许谁都没看见。”(见《光明日报》85.8.15)假如仅是我的眼睛看到的,那么,将渗透着我主观评判的色彩,艺术家只写发生,发生就是一切。他力图使故事以一种自在的状貌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无可奈何地将人物的命运叙述给读者。作家对人物命运的无可奈何源自于他对自我的无可奈何,其实这正是他对自我命运的深度体察感悟所致,深度地洞析了自己,同时便也洞析了所有的人,洞析了这一个世界。圣·奥古斯汀说,世界是由无数部分组成,我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任何部分的痛苦也使我痛苦,任何部分的快乐我也能分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赏柏拉图的一段话:“神对于诗人们像对占卜家和预言家一样,夺去他们的平常理智,用他们作代言人,正因为要使听众知道,诗人并非借自己的力量在无知无觉中说出那些珍贵的辞句,而是由神凭附着来向人说话。”(《西方文论选》上册9页)这儿,我们把柏拉图的“神”理解为人类的集体无意识地暗喻和印记的话,那么,作家正是为这种神“作代言人”。
作家诞生他的人物,诞生之后,却又失去控制,他实在无法左右他的人物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是一个宿命式诞生。人物的诞生,烙着作家自身的印痕,流着他的血液,携带着他的基因密码,但却又是一个真正的独立全新的个体,具有着自己的生命意志,沿着自我命运轨迹走向终点。作家对人物的影响,是在他诞生人物的时候,什么样的作家必然诞生出什么样的人物。福楼拜于爱玛,托尔斯泰于安娜,她们同属于因爱的狂热激动铤而走险,偏离常见轨道,但爱玛与安娜,又是多么不同。司汤达于于连,巴尔扎克于拉斯蒂涅,两位同是以不道德的手段反抗社会,发誓要踏进上流社会的青年,其相距又有多远。我们可以这样说,人物的命运轨迹是人物自身逻辑发展的结果,但给予他以这样或那样内在推动的是作家。作家诞生出他的人物,有时也想干予人物的命运进程,但其内在的命运已定,他有时也就只好哀叹同情他的人物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或者把他憎恶的敌人不得不描写成英雄。所以说,作家影响于人物的,仅仅是在确定人物形成自身之前。人物自身形成,任何迫使人物改变命运的作法,无不是在扭曲损害人物,使人物变得虚假,失掉其鲜活的生命。我们把人物自为意志的产生之时,看作人物命运的触点,在人物触点之前,人物的生命处于被抑制的沉静状态中,运行在常规轨道上,触点唤醒了人物内在的热情和奔突的生命感,被抑制状态结束了,人类社会的束缚失落了,从此便开始了自己不平常的命运的历程。
我们仔细研究那些作家们,就会发现,他们笔下的人物各不相同,异彩纷呈,但在某种程度上总有那么相象的一点,不管是鞭挞的人物还是赞颂的人物。同时,愈是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家,我们愈能领略到其丰富复杂又繁多的人物形象。从他的人物画廊里,我们可以知悉这位作家,知悉他的博大精深的心灵,他对世界超凡的领悟能力和对自身的内省能力。作家愈能洞析各种各样的人,他便愈接近事物的本体,愈能深入到人类生命的深处。耶酥在被钉上十字架时说:“主呀,原谅他们吧!”他让主原谅的“他们”是谁呢?是正对他行刑的刽子手。他接着说:“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耶稣知道了人的局限,他为人自身的局限而悲哀。这便是人的至高至极的大悲悯。大作家对他笔下的人物就构成这种关系,因为他悟彻了人类自身一切行为发生的动因,他通过自身了解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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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22-09-28
列夫.托尔斯泰写《安娜.卡列尼娜》的时候很痛苦,他说不想让安娜死,但安娜必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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