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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认为，北京的四合院就是在北京地区的、有四座房屋围合、中轴对称的住宅建筑。再详细一点说，只有那些被四座建筑围合成的住宅院落，才是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其它由两座建筑、三座建筑围合而成的住宅，都不能算是四合院，至少不算是规则的北京四合院。也有些人对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做出了更加“完整”的解释，其标准是：大门开在整个院落的东南角（王公贵族的府、宅开在中轴线上）；进大门是照壁，向左转是第一进院；中轴线向右转过垂花门，可到达宽敞的正院；正院的北面有正房，正房两端有耳房，正院东西两边有比正房低矮的厢房；垂花门以南应当有倒座房。如果规格再高一些的四合院，甚至还要有“抄手回廊”。还有些人认为，北京传统的四合院应当是由一个家族共同居住、设有公共厨卫设施、可供多代人一起生活，且对外界相对封闭的居住空间。典型的四合院内应有海棠树、石榴树、金鱼缸等特定的植物、摆设，室内外的家什、装修应具有北京传统文化特色。上述观点自然各有其道理，但在笔者看来，这些定义有些太宽泛、太模式化了。如果按第一种说法，那么四合院就不只是北京有了。由四座房屋围合的四合院我国的许多地区都有，甚至国外也有。如山西的某些大院就是一些围合得十分严密的四合院；南方的客家土楼也有方型的。显然，这样定义北京的四合院是不合适的。如果按第二种和第三种说法所阐述的标准，那么北京的四合院恐怕就为数不多了。且不说从历史资料考证北京的四合院从来就不止一种类型，仅从北京近30年来进行的住宅调查资料分析，就可以看出符合这种标准的四合院实在不多。1983年北京市规划部门编制《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时，曾对城区旧平房的建筑质量进行过一些分析，其结论是：按建筑面积计算，质量较好的四合院只占当时所有平房的15.4%。据1988年规划部门利用遥感手段调查统计的资料，城区当时共有较好的四合院805个，其用地约为115公顷，占旧城总用地的1.8%。如果除去旧城总用地中文物保护单位的用地，好四合院的用地只占旧城总用地的2.1%。[3]1996年，规划部门按照用地面积对南锣鼓巷、西四北、东四北这三个四合院保护区进行了一次统计。其中，应保护的四合院面积（包括规则的、不规则的及需要抢修复建的四合院）约占三个保护区总面积的30%；而好四合院（规则四合院）的面积只占三个保护区总面积12.6%。如果四合院保护区的情况尚且如此，其它地区的好四合院就更少了。笔者认为，北京的四合院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居住建筑，既不能仅仅从某种固定的形态上去定义它，也不能仅仅从某种固定的形式和氛围上去衡量它。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在论述中国古典建筑的特点时，曾经总结出了一个非常精辟的结论：“千篇一律与千变万化”。我想，梁先生这句话对于北京的传统四合院也是十分适用的。四合院的形成是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据有关专家分析、推论，最早的四合院可能是在单栋建筑的基础上，逐步增建栅栏、围墙形成院落，尔后又在院落的东西两侧增建仓房、马厩、厕所等，继而又将这些附属建筑迁至外院，正院两侧渐渐形成厢房[4]。这大概就是“规则四合院”的形成历史。当然，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从事的行业不同，他们所需要的住宅形式也会不尽相同。因此，四合院的发展演变中也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形式。既有王公大臣们住的王府官邸，也有贫苦百姓住的破烂杂院；既有富商巨贾们的大宅门，也有小商贩、手艺人的小铺面、小门脸。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文化修养、生活方式与兴趣爱好，他们所住、所用的房间、院落、家什、摆设也必然不相同。因此，任何时代都会有豪华的、典型的四合院与破烂的、寒酸的三合院、双合院、排房院共存，而不同阶层的人则分别在这些规则的、不规则的四合院中演绎着不同色彩的人生。在笔者看来，逐步形成、演变的北京四合院，实际上是各个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及其政治制度的产物，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阶层人群的文化与生活。在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以王公大臣和富商巨贾们为主体的富人阶层始终是少数人群，而贫苦百姓和那些仅仅解决了温饱的小康之家，才是北京人口中的大多数。基于这样的事实，我们可以推论，在历史上那种前后几进院落，有着海棠、鱼缸、石榴树、天棚、肥狗、胖丫头的规则四合院也一定不会是太多；而那些相对简单甚至简陋的、属于不规则四合院的民居，至少在数量上应是北京四合院的主体。事实上，有关专家据清乾隆图等史料分析推断，无论哪个朝代、哪个时期，各种规模的规则四合院，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北京四合院总量的50%。综上所述，要想给北京传统四合院归纳一个精辟的概念的确很难，但我们是否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及其政治制度的产物，规则的和各种不规则的四合院，都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都是北京传统四合院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