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潮流都难免不起一些泡沫。在中国的新文艺里，有时候就能看到一二篇无聊的
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
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
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
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
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
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
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
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
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
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
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
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
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
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
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
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
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
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
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
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
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
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
“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
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
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
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觉悟了，二十年来的新
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
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
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
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
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
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
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
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
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
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
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的，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
团体，象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是惊人，
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
舞台与灯光；甚至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
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
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
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
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
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
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
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
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
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
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
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
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
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
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
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
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
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
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
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
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
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
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
象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
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
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小品文，或俗艳伤感的短诗。然而，这些小玩艺儿只是泡沫，在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的时
候，就自行破灭了。反之，在那文艺的主潮上，无论它是多么粗浊狂厉，无论它是急流或渐
进，狂呼或冷笑，它的声音总是喊叫着革命与斗争。中国的新文艺始终自居、自信、自证，
是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这严肃的态度，与苦斗的热诚，已被保持了二十多年。在这也不算
十分短的时间中，没有产生过一篇供小姐少爷们消遣的侦探小说；市场上仅有的那儿本什么
大侦探与什么血案，倒是由英美的文艺商品翻译过来的。
这时候在激跳的文心，遇到了神圣的抗战便极自然的要证明它自己可以变作枪炮与炸
弹。所谓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就是这激跃的文心要在抗战中去多尽斗争的责任的自信与自
励。自信，因为中国底文艺写家们已经战斗过二十多年；他们不怕由革命而招来的杀害，也
就不怕侵略者的刀枪；他们自己这样相信，也就要把这信心推展出去，使四万万五千万的同
胞也都相信；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在一个抗敌必胜的信仰上去斗争，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
量。自励，自励出于自省：一个衰老的国家遇到极猛烈残暴的侵略，当然要自省；那自居为
民族的天良的文艺工作者，无疑的会首先下一番自我检讨的工夫。
看看吧，二十多年来，文艺到底走到了何处呢？不错，它在扫荡封建的思想上，在培植
革命的精神上，的确是树立了不少功绩。但是，这是作了什么的问题，而没有回答出作到了
什么地步。假若它的扫荡与建设只在个很小的圈子里旋绕，那么即使它的态度是严肃的，心
情是热烈的，它也不能不承认它这朵相当美丽的花朵呀，虽美而脆弱。它没有很多的种子，
随风散播到远处，而仅是足以自慰的一朵相当美的花罢了。这使人不安的检讨，却遇上了铁
一般的证据。看，还有那么多的百姓连字也不识！看，在一个四五百户的村庄里可以找不到
一本新文艺的作品！是呀，怪不得大家的版税收入是那么的微薄的可怜呀！这事实使人愤
怒，特别是那热情而简单的文艺青年们；他们喊了：有这样的事吗？可以一个村子里连鲁迅
这个光耀的名子都不知道吗？可是，发怒是没有用的，事实是事实。大家因战争而从军，而
流亡，不复在上海与北平闭户著书了。他们遇到了老百姓与军认——噢，这不知道新文艺的
可怜的群众哟！这时候，就是以为不知鲁迅，理当斩首的热心者，也要沉默一下而想怎么
“设法”使群众知道鲁迅了；否则真要斩首的话，得有多少人头落地呢？
愧悔是良心的活动。新文艺的弱点，在敌人的屠杀里，大家承认了——它的构思，它的
用语，它的形式，一向是摹仿着西欧，于是只作到了文艺的革命，而没有完成革命文艺的任
务。革命的文艺须是活跃在民间的文艺，那不能被民众接受的新颖的东西是担不起革命任务
的啊！这是个极可宝贵的发现，或者也可以说是伟大的愧悔。于是，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
协会开成立大会的时候，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便被提出来。
这两个口号，在抗战文艺中至少是作了：（一）消极的使写家们觉悟了，二十年来的新
文艺还差着深入与远播的力量，因为二十年来大家的心血似乎是花在了学习上，而还没有由
民族的本色中创造出民族自己的文艺来。（二）积极的，全面的抗战必须动员全体民众。精
神的食粮必须普遍的送到战壕内与乡村中。在无可如何的情形之下，我们宁可以缺少一些枪
炮，而不能缺乏战斗的精神；抗战文学便是战斗精神的发动机。前者，有意的或无意的使抗
战以来的文字都有了新的倾向——要简单、清楚、明快，抗战的文艺不是要弄风格与字眼，
而是要迅速有力，如机关炮的放射。这样的文学自然要向民间与军队中取得故事与字汇，以
民众的语言道出民众抗敌与建设的牺牲与壮举——这，打破了“上海”的摹仿文艺，而渐次
吐露出民族文艺的光焰来。后者，因需要的迫切而产生了街头剧，壁报诗，和利用民间固有
的文艺形式而加以改造的小说、鼓词等等。学生们参加了这运动，他们在村里，村里就有壁
报；他们到前线，前线便有了歌曲唱，与油印的小报看。政府也注意到这运动，在教育部，
编辑这种明浅的读物的，设有专员；中宣部与政治部也时时大量的印刷宣传的小册子。民众
团体，象中苏文化协会，全国文艺协会，也为士兵们印有战线专刊。戏剧的发展更是惊人，
原来只有上海与北平的人才有看到话剧的眼福，如今却在绥远、宁夏等荒远的地方也能看到
舞台与灯光；甚至秦岭与中条山上也有青年们在为士兵与百姓们演剧了。这些新的，半新半
旧的，或完全旧的，形式，未必都好，可是都出发自抗战的热情，而在不同的程度上收了激
励人民的效果。是的，这些作品与办法，未必都好，可是这的确是个大的潮涌。按照中国的
俗话说：黄河清了天下就太平了。我说，这个抗战文艺之潮，因为它是潮，所以夹杂着许多
浑浊的东西；不过，等这些东西沉在地面上，吃入土里去，那该当有多么肥美的一片文艺园
地呀！目前的问题，不是要急盼着浊浪澄清——一时盼不到，也作不到——而是应当使这潮
流更盛旺一些，因为印刷、纸张、运输种种的困难，都在这儿阻抑着这潮水的畅行，而中国
又是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呀！要有几十万青年参加这运动，再有几千万的经费来支持这运动，
也不算多，真的！
在这个运动里，写家们的眼睛确实的看到民间。写家的界限也开始往外推展。青年们敢
写了；写的即使不好，可是总有机会发表，至少可以写在壁报上。当写家的脚步接近了战地
的时候，士兵与军官们不单要东西看，而且动问了：怎么写呢？真的，在这伟大的抗战里，
凡是尽了力气的，谁不想写出几句来呢！我的一个武装朋友，虽然在上海作战丢了一只腿，
现在却能用他的手写出他的血战经验来了；文艺协会已通过他作会员了。这样放下枪便学习
拿笔的人，我相信，还有很多。同时，在前线上跑来跑去的也有不少的写家。我敢肯定的
说，当文艺的园地拓展了的时候，写家的界限便越来越宽了；谁知道，明日的伟大的写家不
是今天伏在战壕中的人物呢！
对于这个运动，自然有许多辩论，辩论永远是琢磨真理的砂石。大概的说，有的人虽然
承认了文艺——为了抗战的宣传，为了深入民间——应当俗浅明朗，但是不必一定要通过民
间旧有的形式，因为旧形式的限制足以限制住一切新的内容与教训的自由运用。有的人以为
民间还有许多许多不识字的，他们须用耳朵代替眼睛去接受文艺，所以文艺应当采用民间听
惯了的歌调与语言，使他们也能从听器官得到新的消息与启发。前者注意在文艺的发展，后
者注意在文艺立竿见影的效果。据我看，这问题的不好解决，倒是因为搀夹了教育问题的原
因：假若中国的教育已经普及，没有文盲，那么新文艺的前进自然便利了许多。也许根本用
不着讨论利用旧形式或这一问题。至于把利用旧形式看成民族文艺唯一的路径，未免又有些
象看见一个鸦片烟鬼而使十个人都吃戒烟丸了！在抗战的今日，我以为，文艺必须以民族革
命出发而完成民族的文艺。在这伟大艰苦的过程中，有人专为文盲去作一些可以听得懂的东
西也是要紧的，抗战文艺是个大潮，我们不怕它浑浊如黄河，只怕它不猛烈不旺盛!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09-03-29
我是邯郸六年级的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问世，作品取材于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经历。小说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在艺术上表现出幽默的艺术风格。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老舍（1899年2月3日~1966年8月24日），享年67岁，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姓氏一拆为二），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一个满族城市贫民家庭。现代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被誉为“人民艺术家”。满族正红旗人，北京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其它笔名还有舍予、絜青、絜予、非我、鸿来等。
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担任过小学校长、郊外北区劝学员等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祖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1925年， 老舍第一个长篇《老张的哲学》问世，作品取材于老舍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经历。小说揭露了北洋政府统治下，教育界的黑暗和混乱，在艺术上表现出幽默的艺术风格。
1934年夏到青岛山东大学任中国文学系教授。1936年夏辞去教职，专事文学创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工作，任常务理事、总务组长，并组织出版会刊《抗战文艺》。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留美写作。1949年底返回北京。曾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及书记处书记、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剧协和中国曲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等职。1966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老舍一生勤奋笔耕，创作甚丰。20世纪30年代就成为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著有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骆驼祥子》等，短篇小说集《赶集》等。其《骆驼祥子》问世后蜚声文坛，标志着老舍现实主义风格的形成，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曾先后被译成十几种外文。40年代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短篇小说集《贫血集》、《月牙集》，以及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正红旗下》，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散文杂文集《福星集》，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老舍文学创作历时40年，作品多以城市人民生活为题材，爱憎分明，有强烈的正义感。人物性格鲜明，细节刻画真实。能纯熟地驾驭语言，善于准确地运用北京话表现人物、描写事件，使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强烈的生活气息。老舍以讽刺幽默和诙谐轻松的风格，赢得了人民的喜爱，1951年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我是文艺界中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苦；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做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上刻：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第2个回答 2012-11-10
老师教我写左右关于老舍的作文，可我不知从何处下手请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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