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中青报“三色报道”的新闻稿

是中青报在八七年发表的关于大兴安岭火灾的三篇很有名的通讯。
名字分别为:<<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
E-mail:bz_bf@tom.com

超过10000字了只能发两篇

(黑色的咏叹)

山东活塞厂,地处黄河下游小城滨州市。1992年,它赢得全国行评“七连冠”,产品畅销美日欧。如今,活塞厂上空冒起浓烟,活塞变成了“火塞”……
这是九三年里山东省第一场特大火灾。
这是滨州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火灾。
山东活塞厂的职工们再也难忘这悲惨的一幕:锃光瓦亮的铝合金活塞面目全非,有的竟已熔化;包敷电机的铁罩严重扭曲变形;娇贵的数控精密机床陷于瘫痪……他们愤恨肇事者,也诅咒罪恶的火魔。这些年来,活塞厂这艘巨船曾给他们带来多少骄傲、慰藉和渔人丰收般的喜悦!可是,就在他们雄心勃勃地组建中国渤海活塞集团的关键时刻,就在元旦刚过、春节将至的节骨眼上,灾难降临了。
是天道无情,还是造化弄人?
山东活塞人困惑了。
焦烟缕缕飘逝,扯动着人们或迷茫,或愤怒,或同情,或窃喜的复杂心绪……

疲惫困乏的消防队,再次收到SOS……
1993年1月5日5时40分。
滨州地区消防支队直属中队的官兵拖着困乏已极的身躯,回到了驻地。刚刚扑灭的滨州黄河修防处棉纤厂火灾,说来损失不到1万元,报到哪一级都绝对不会引起丝毫特别的注意。但他们救得很苦,整整花费了6个小时。现在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许多战士没有洗漱就酣然进入梦乡……
仅仅15分钟之后,119,这根我们社会最紧张最敏感的神经被猛烈拨动——
“山东活塞厂着大火了!”
40秒钟过去,官兵们再次踏上征途。
山东活塞厂,位于消防中队东北方向,距离1.1公里。眨眼功夫,两部消防车到达火场。据厂保卫科介绍,着火的是活塞厂五分厂一车间,该车间设备皆从国外引进,微机操作,机械化程度极高,整个车间价值在1千万元以上。现在,它已整个地笼罩于滚滚浓烟之中了。
中队指挥员孙志刚迅速侦察后,决定一部车停于车间西门,其一支水枪从西门进攻,另一支水枪迂回到南门实施灭火,第二部车停在车间南面50米的地上消防栓处进行供水。这时的西门已被有毒烟雾堵住,水枪射出的水流如泥牛入海不见效果。孙志刚对身后的两名队员说声:“蹲下来进去!”正在旁边的保卫科的人忙阻止他们:“不能进去!东西方向的主通风管道全烧了,危险!”消防官兵却充耳不闻,他们在离地不到半米的空间里,一边艰难地前进,一边用水枪向顶棚扫射以防塌落。进至大约30米时,终于在车间东北发现燃烧部位,高压水龙瞬时间倾泻过去。与此同时,从南门进攻的力量在推倒一堵砖墙之后,也已攻入车间。教导队新提警官张立新带战士韦亮把从南面冒出的火焰打灭后,竟从几米高的活塞堆垛之间匍匐前进!他们的处境极其危险,万一将堆垛碰倒或射倒,其势将如多米诺骨牌,无人能够幸免。在生死一线之间,他们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
6时30分,滨州地区消防支队的黄河水罐车前来增援。已到火场进行指挥的李副支队长和邵副参谋长对力量进行了新的部署,黄河车配属的水枪由东门进攻。强压水流射向南北两面4米多高的天窗,玻璃哗哗碎落,烟雾大量地排出。至此,对火灾形成三面合击之势。7时许,火灾被完全控制,几十名活塞厂工人手持8Kg干粉灭火机进入车间扑灭油盘残火。
7时30分,山东活塞厂特大火灾被完全扑灭了。
消防官兵们紧绷着的神经骤然松弛下来。几位老工人痛爱地说:“这些孩子是一夜没有睡觉啦!”对于理解和体贴,战士们想作出表示感激的笑容,但他们似乎连这也做不到了。默默地收起冰冷的水枪,带着刚从煤矿里钻出般的黑色倦容,拖着完全湿透的沉重的战斗服,他们踏上了归途。
这天的日历有如此提示:今日小寒,二九第七天。

生产是辛苦和汗水的加法,劫难是扫荡一切的除法。饕餮似的火魔又在冷笑了。人们呵,请你悬起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山东活塞厂特大火灾,烧毁4条活塞生产线,有2条通风管道化为灰烬,大量机床、单板机报废,直接经济损失达97万余元。火灾原因很快查清:当日,承担五分厂一车间吊顶和通风管道安装的桓台县房屋修缮公司一队电工孙成生(无证),在进行吊筋焊接作业时,电焊熔珠掉落到下面的通风管道上,引燃聚苯乙烯保温材料,——火灾就此发生。
惨重的损失,深刻的教训。该厂领导引咎自责,厂长自罚5000元,副厂长自罚3000元,令人心生感慨。但我们透过这些缭乱眩目的虚光,将看到问题的深层,也看到深层的问题:
(一)该厂未经消防部门批准,擅自用可燃材料对厂房进行装修。《山东省消防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工程项目,应按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送交当地消防监督机构进行建筑设计防火审核。”但时至火灾发生,滨州地区消防支队亦未收到该厂申请进行装修改造的任何材料。
(二)该厂缺乏严格的防火安全制度,对外来施工队伍没有进行任何防火知识教育。电焊作业是在既无动火证,又无保卫科监护情况下严重违章进行的。火灾初起,曾有民工陈某从消防箱内取下干粉灭火器,终因无人会使而作罢。民工们意识到闯了大祸,却只是徒劳地从通风管道上往下揭保温板,在车间突然停电后才蜂拥逃出。从5点10分着火,到5点55分消防队接到报警,整整浪费了45分钟。
(三)省某设计部门在进行设计时,选用了可燃保温材料聚苯乙烯。该材料为一级易燃固体,燃烧能放出大量巨毒气体。这次火灾的发生,就是电焊熔珠落在聚苯乙烯引起的,而扑救之所以困难,原因也在这里。
现代管理科学中,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木桶理论:木桶的容水量,取决于组成木桶的那块最短的木板。
在市场经济的大海里弄潮击浪的企业家们,你的那块“最短木板”是不是消防安全?请记住这句话:忽视了安全,没有人能够不付出代价。

《红 色 的 警 告》

一把火,一把令5万同胞流离失所、193人葬身火海的火;一把烧过100万公顷土地,焚毁85万立方米存材的火;一把令5万余军民围剿25个昼夜的火,究竟是从哪里、为什么、又怎样燃烧起来的?

“这是天火”。——灾区一位老大娘说。

“这与‘厄尔尼诺 ’现象有关,北纬53°线左右有一道燃烧线”。-—一位干部说。
“风再大也刮不出火来”。――大兴安岭林管局长说。

“五个火源都是林业职工违反制度和操作规程造成的。”——迄今一系列的报道这样告诉人们。

是的,现实给我们的答复往往不只一个。今天,大火熄灭了,然而,灾难留给人类的教训却是永恒的。

还是从几个小故事说起吧。

关于火种的故事

A、加格达奇的故事

大兴安岭地区共有人口31万,是一个以木材和营林生产为主体的森工企业。首府加格达奇-—美人松的意思,一个由少数民族语言赋予的美称。

虽说这里人口不稠,工厂不多,但街道整齐,交通方便,大都市里有的这里几乎一切都有。

许多奔扑火而来的记者都想不到有这么一个风姿绰约的森林城市坐落在深山老林里。

然而,他们茫然了。这里不叫镇,也不叫市,而被称作“加区”。“为什么不能称市?”一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大兴安岭是林业部的直属森工企业,地方行政归属黑龙江省,而版图又属内蒙古自治区。

一个媳妇仨婆婆。它不敢称“市”,一旦称“市”,行政归属问题就会扯皮,内蒙古自治区想收回它,黑龙江省又不肯轻易放掉这“碗边的肥肉”,更何况把它视为掌上明珠的林业部呢?于是,加格达奇只好委屈了。

大兴安岭成了真正的“一仆三主”。每年的企业赢利除上缴黑龙江地方财政几千万元外,还要上缴内蒙古自治区几百万元“土地使用费”,上缴林业部几百万元管理费。

1985年国务院规定,大兴安岭可从企业赢利留成中提留近5000万元育林基金。田纪云副总理曾指示,育林基金要“取之于林、用之于林”。就是这笔经费也要七扣八扣,林业部拿去相当大一部分移作他用。余下的除去上缴能源交通费,扣除维持营林机构经费等,用于森林保护的只剩下9%。而这部分又要分成林政管理、森林防火、
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建设等若干项目。其中真正用到森林防火中的已经所剩无几了。

道路,是林区的神经和血脉。有了道路,既能作为防火隔离带,又能为快速扑灭山火提供交通条件。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森林道路的建设,这些国家每公顷林地拥有道路已达5-7.5公里,我国的伊春林每公顷拥有道路2.2公里,而大兴安岭每公顷仅有道路1.1公里。修建道路的报告连年呈到林业部,林业部推到国家计委,计委又推回林业部;林业部的计划司推到森保司,森保司又推到计划司,人人都当“二传手”,谁也不肯掏包。

解决 子城问题,既是节约木材、减少浪费的一个渠道,又是解决防火隐患的重要措施。以煤代木是一个高明的办法。煤,当地有,位于西林吉的古莲煤矿可提供大量生活用煤。但也苦于没有道路。“要修建道路,连通古莲。”大兴安岭林业局的领导早就下了这个决心,不可能向黑龙江和内蒙古伸手要钱,还要找林业部。可林业部迟迟不下达计划指标,你不给钱,我们自己解决,大兴安岭准备从已被拨去的护林防火基金中挤出钱来修路,林业部又以“无此文件”规定为名不许他们动用这笔钱。他们只好边斩边奏,修通了古莲至图强的一条沙石路。正是这条路竟成了一个屏障,在这次扑火中起了重要作用。可至今,这笔修路费用还在地方政的赤字栏上。

同样,森林 望塔是林区的眼睛。由于经费不足,大兴安岭的森林了望塔仅是伊春的1/3。缺少了望塔,无法判断火灾的方位。

“5·7”大火中,由于方位判断的失误,一度影响了正确的指挥。400名摩拳擦掌的森警指战员受命驰援,辗转奔波了4天,竟然没有找到可扑的火头。

真是“三个和尚没水喝” !这种弊端百出的体制结构、管理模式,不改革怎么得了!

B、钱袋的故事

8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成绩斐然,但旧体制的框架明显束缚着经济的更快腾飞。

由于大兴安岭的体制缺陷所决定,防火工作先天不足。防火指挥部归属地方政府,森警属于武装森林警察部队,空降灭火队则属东北航空护林局。

又是一个三足鼎立!

三家各有各的经济利益,很难形成一个协调的战斗的整体。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1985年起,大兴安岭建立了护林防火中心,这里也组织了多人去国外培训。主管防火的大兴安岭地区行署副专员张凤鸣说:“我们设想建立一个统一组织、统一调动、统一指挥、装备现代化、战斗力强的扑火队伍和资源管理中心,可林业部迟迟不表态,直到今年的5月5日,发生森林大火前夕,还在为奖金扯皮。”

漠河县是我国最北部的一个县份,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地方上仓廪充实,县上花钱手脚也大,办公大楼、各项公益设施建造得都很漂亮。可是在防火投资上,他们却抠得令人瞠目。

按理,作为西林吉林业局所在地的漠河县应该建一座气象站,哪怕建一个气象哨也好,可他们舍不得花这个钱,也没人操这份心。

记者向县里一位副书记提出这个问题,他吞吞吐吐地说:“‘北极村’里有”。

距县城80公里的北极村,确有一座气象站,归属国家气象总局,负责全球气象资料的交换工作。站长周汝锵告诉记者,他们没有为漠河县提供气象预报的责任与任务,再说距离80公里,小气候也会有差异。话虽这么说,但这个站每年防火防汛期都主动向县里提供天气情况。谁能想到,漠河县这个“受益单位” 却死活不肯掏这几百元的长途电话费。周站长苦笑着:“前些天还与县里一位负责同志为这事扯皮呢。”

扑火过程中,天上是飞机,地上是装甲车,实施人工降雨,开辟生土隔离带……有人计算,这次规模、大兵团、立体化的扑火救灾,光是军需保障、后勤供给每天就要花掉近百万元。

这笔帐应该由谁来算呢?

条块分割的部门所有制,造成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平时不肯对森林防护多投资,而到发生火灾,却丢了大本钱。群众说:“防火时扎紧钱袋,扑火时却钱袋朝下,这钱花得冤啊!”

C、两个“马大哈”与四个“酒鬼”的故事

请谅解我们使用了“马大哈”这样不雅的词。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许多机会恰恰丧失在这批“马大哈”手中!

因使用割灌机在林区造成了多次火灾。今春,大兴安岭林管局发出通知,防火戒严期禁止使用割灌机作业。部署是部署了,可没有督促,也没有检查。4月28日,通知到了地区防火指挥部指挥科一位副科长手里,8个林业局他只通知了5个,恰恰是那生灵涂炭、惨遭损失的北三局没有被通知到。

5月5日,漠河县防火办的电话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地区气象台的大风预报和高温警报:5月7日大风可达“火险级”,气温将升高到23℃。此刻,距漠河境内出现的两处火情早一天;距大火吞没漠河县城早两天!

如此重大的气象变化,居然没触动县防火办主任那麻木不仁的神经。他没有向主管负责同志汇报,而把这预警截留在办公室中了。

玩忽职守,麻木不仁不仅表现在火灾前,就是扑火救灾中也不乏这样的例证。大兴安岭地区某局参加扑火救灾的小车司机向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在西线我们的车经常拉指挥部头头。一天,一位副总指挥去检查火场情况。

“我们穿过火海,来到一个防区,满山那大火呀,烧得呜呜叫,眼看就要烧过防线了,可防线上一个人没有。人呢?正坐那儿喝酒呢。别说了头儿了,我都气得慌。

“副总指挥问:‘为什么不打火?谁是领导?’你猜那哥四个咋说:‘咋的呀,这疙瘩我们管,你是干啥的?’

“一听说是副总指挥,还是省政府领导,这哥四个才紧张了,说马上组织扑打。后来,他们中的一个给我们带路去另一个火场。还是当地林场的呢,硬是把道儿领错了。没法子,调回头重走,又回到了他们喝酒的地方。瞧那哥仨,把我们支走了,没挪窝,还坐那儿喝呢!”

听来两个“马大哈”和四个“酒鬼”的故事近乎荒诞,又都是个别现象,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代表。但在国家机器的链条上,有这么几个齿轮有毛病,那机器还怎么正常运转!

D、烽火戏诸候的故事

让我们把视线缩微到漠河县,把视点聚集到防火工作上,或许能从这悲剧发生前的情节里发现些什么。

过去,漠河县驻扎着一支由70多名干练的小伙子组成的武装森林警察,主要负责富克山的森林防护工作,当然也协助西林吉林业局扑灭过不少次山火。

然而,这支被群众称作“森林卫士”的森警队伍竟被“请”出境了。

事情是这样的。富克山里有黄金矿藏,县里为增加经济收入招收了一些社会闲散劳动力开矿淘金。采矿中不免发生一些影响自然生态环境的问题,要根据有关法规收取费用。因为县里有人多次弄虚作假,被森警队罚款12000多元,于是留下积怨。

去年11月的一天,值勤森警拦住县黄金公司副经理的小车,检查进山证,并因此发生纠葛。接着县里公安局立案侦查,审计局检查罚款是否有经济问题,物价局也派人检查森警队办理“入山证”是否多收了钱……

这种事本不奇怪,可结果是漠河县领导拍着胸脯保证:“撤了森警,护林防火工作由我们统一管理,保证管好。”经地区有关领导拍板定案,森警队就这样撤离了漠河。

“官司”打完了。至于护林防火工作,县里虽然成立了一支30人组成的快速火队,可是第一没有一台风力灭火机,第二没进行一天的训练。大火烧来后,人们又怀念起森警来:“要是森警队在这儿,拿起风力灭火机,突突突,早灭了!”然而,晚了。

让我们再看看这个县的消防工作。去年春天,县糕点厂着了一把火,消防车着警笛来了,水枪手端起水枪摆出架式,谁想,消防车的水箱里没有一滴水。

平时,消防车多用来接站送站,有时接送站竞也拉响警笛。今春以来,不管风势大不小,总是拉着警笛兜着圈子呜呜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消防车再叫,也没人当回事了。

一位老干部意味深长地说:“这就叫烽火戏诸候啊!”

从上述的几则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体制的不协调,由于某些干部的玩忽职守,由于对特大火灾放松了戒备,大兴安岭――我们祖国的绿色宝库中,早已埋下了灾变的火种。

烧不散的会议

5月6日下午,漠河县委那栋高高的灰楼里,县常委会正开在兴头上。

“怎么远处腾起团团的雾?是不是山上着火了?”大家一时议论纷纷。县委一位领导操起电话向县防火办询问,回答是,河湾林场着了一把火。“好了,集中精力继续开会!”会场恢复了平静。“山里着火,就像城里的交通事故一样,年年防,年年有。”正如一位领导说的那样,这把火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

在大火骤燃的时刻,在春季防火的危险时期,在已有高温和大风警报的情况下,一个以林为本的县里,常委会开得如此安然。

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发现古莲林场方向也腾起烟雾。“怎么搞的,又着了一把火?”

终于――会议原议程不变,只是移到防火办开。边听火情边开会,两不误。

会议照样进行……

8月凌晨2时至4时许,从古莲火场烧来的火焰仍在民宅中肆虐之时,县里又分层次召开县常委扩大会、副科级以上干部会,一开就是2个多小时。此刻,回头的火焰又从容地吞噬了一批民宅。

类似的会议在另一个火区――塔河县盘古林业公司以同样的节奏召开着。这天夜晚,大火从三面包围了拥有全国最大贮木场的盘古林业公司,形势异常严峻。21点30分,被誉为“红孩儿的敢死队”的大兴安岭森警空运一大队及时赶到,乡亲们欣喜:这下,盘古有救了。谁知,一下车,教导员张国华就被叫去参加会议。23点45分,几位县里的领导仍围绕“从哪里打、怎么打、打不灭怎么办”在争论。屋外,狂风大作,火光已经烧红了夜空,手持风力灭火机的上百名森警队员望着即将进镇的大火急得直跺脚。屋内张教导员被这种没完没了的会议激怒了:“你们研究,我们打火去了!”他率兵冲向迎面烧来的大火,此刻,大火离弹药库只有几十米远了……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地“会而议之”。问题是,在特殊的情况下,要有特殊的动员方式和工作方法,这就是一个机构的办事效率和应变能力。

大火对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是不留情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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