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你对文学与人类精神生活之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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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述你对文学与人类精神生活之关系的思考
人类的想象力妙不可言，幻想所走的路线越是偏离现实，也就越能超越现实，这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观点。按照这个理论，现实主义并非一定要直接描摹现实生活。文学终究是精神的产物，它的基本目的是以超越现实的方式帮助读者认识现实，尽管只有少数作家能达到这一高度，文学正是因此而崇高。

从《人面桃花》三部曲开始，格非的创作在近年达到了第二次高潮，从年龄来看，目前是他的最佳创作阶段，隐喻与哲思使他的作品在传承文化传统与接受现代西方文化方面达到高度和谐，用他的话讲，重回小说的神秘性，目的是为了“重建日常生活”。格非新作《月落荒寺》，其书名来自德彪西的作品，勾勒出一群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这部作品与此前获得鲁迅文学奖的中篇《隐身衣》有许多关联之处，可以相互对照阅读，格非善于在虚实与真幻之间构建起自己的文学王国，因此将《隐身衣》的情节作为一条暗线悄悄埋入《月落荒寺》，既是一种技术处理，也不失一份文学用心。格非是西方艺术电影与古典音乐发烧友，这部作品在情节处理和色调运用上突显了他“洞察秋毫”的艺术功力，与知识分子难以述说的内心隐秘形成互文。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被称为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百年孤独”。这位201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她的作品中为读者创造了一个神奇之所“太古”，这里位于宇宙的中心，四个边界由四位天使守护。太古之外的世界并不存在，自以为走出太古的人，其实站在边界上做梦，梦见自己走到了外面的世界。这个由万物的时间拼接出的虚幻村落，仿佛诗歌的叠句一般，生生续接了历史的活塞和齿轮，承受了文明交流的融合与瓦解。《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貌似在用时间导引出的想象力空间，以村落中三代人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神话传说来重述民族性，实际是以三代人的人生故事，折射了波兰20世纪动荡起伏的历史命运。

王安忆与梁晓声两位经历了半个世纪文学创作生涯的作家，开始以漫游的方式回顾自己独特年代的人生和创作，想象更加自由，文字也更加练达。王安忆在《成长初始革命年》中，用隽永的文字流露情感，铺陈逻辑，毫不避讳地诉说自己的生命理路，同时从思想和生活的不同领域出发，在时空的不同焦点上触碰历史，从而深入思考。梁晓声的《那些岁月》则更多从理性出发解读他的人生况味，作品以生活的最细微处为入口，涉及婚恋、工作、饮食、住房等一系列民生问题。从农村到城市，从各行各业到各家各户，将普通老百姓身上最实际的问题细细铺陈。一个真实的社会来自于人们对它的不断认识，而一个人的人生，也是在不断回望中才能完成他的使命。优秀的文学作品，或将在某些方面帮助热爱它的读者认识世界、看清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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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的栖居——浅谈文学与人生的关系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不倦地在寻找，在探求，在孕育，终于，人类这棵奇妙的生命之树，绽放出了一枝奇妙的精神花朵。这一精神花朵就是对生命、对人生的审美。这就正如诗人讴歌的那样：“它叫给强者一支叛逆的神杖，为弱者开辟出一片宁静的港湾；它使美的灵魂显得各个内美，使卑鄙的灵魂面对无法闪避的明镜。一旦聪慧而狡黠的人类开垦出了这片神奇的精神乐园，人们便在告别了洪荒岁月后有了自己的第一首诗、第一支歌，并因此而常使自己的生命在一瞬间现出奇迹，光华四射……”①这就是人生的审美化，这就是审美人生。

生活中的每个人都是审美地活着的。并非每个人都可成为诗人，但我们可以诗化生活，像海德格尔说的“诗意地栖居”。离开审美，我们的人生便会变得黯淡无光，了无生趣，更不会文坛中伟大的作品。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生活的。作家对生活的高度的审美把握，将生活原型内化为自己的创作源泉，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作家把审美获得的顿悟与愉悦物化为文学作品。从文学文本中，读者通过填空、对话、兴味、还原与异变等文学接受的过程，可以领悟出作品折射的时代内涵、作家的人格魅力、人物形象的内蕴等等。文学与人生之所以能够融为一体，是因为有作家的主体性存在。作家对人生把握的高度，直接决定了作品的深刻度，决定了作品的艺术价值。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学，是关于人生、社会、人的心灵与精神的艺术探索，因此，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一段人生。我们阅读作品，就要进入他人的世界，他人的心灵世界，并与之对话，以便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内涵。从文学作品中，读者可以审美地直观现实的人生世界。可以说，作家进行文学创作，是审美地反映人生的，而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审美地反思与领悟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