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楼梦》诗词与人物形象塑造的关系
一、红楼梦诗词界定及分类简引
《红楼梦》是“文备众体”的百科全书，汇聚了众多体裁的诗文佳作。人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诗词”已是“红楼梦诗词曲赋”的略称，其中还包括“诗词曲赋”以外的各种韵文体裁，广义上有诗、词、歌、谣、赋、谚、赞、诔以及联额等；狭义上则单纯指的是诗和词。本文论题为讨论方便，锁定为狭义上的诗词。据粗略分类统计，共有诗81首，其中五绝4首，七绝26首，五律9首，七律37首，排律2首，歌行2首，乐府1首；词18首；曲18首；赋1篇。若还包括歌、谣、谚等体裁，共计207篇诗文。
这些诗词并非独立存在，蔡义江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梦》的诗词不单单是情节发展的点缀之笔，而是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本身就是表现对象。”[1]周汝昌更在《曹雪芹》一书中提到：“过去小说里的诗词，多属‘附加物’的性质，出自旁人或者说书者的口吻，到了《红楼梦》里，诗才正式成为小说的内容有机组成部分，用诗来帮助刻画人物性格自然是目的之一。”[2]可见诗词是解读《红楼梦》的一重要通道。据周雷先生统计，约有4篇诗词注明撰书来由，陈述立意本旨；约有25篇诗词深化主题思想，表达人物观点；约有130篇诗词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约有29篇诗词描绘典型环境，烘托故事氛围，约有14篇诗词展开故事情节，贯穿艺术结构；约有7篇诗词交待历史背景，反映社会风尚。[3]周雷先生的分类可谓精致，这就充分证明红楼梦诗词具有丰富的建构性功能。为什么诗词在此具有如此特殊而深远的作用，这类“诗家语”本身有着饱满的审美指向，按周振甫语：“诗要求就精练，可以省去的话就不必说，叙述可以有跳动。”“诗家语”的好处在于“含蓄有味”和“突出形象”，先天的优势加上曹雪芹的天才调遣，使红楼梦诗词具备了全方位作用。然而，《红楼梦》诗词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当推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的130首诗词了。其中有十几套广为传诵的组诗，每组诗词分别歌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诸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14首），《红楼梦曲》（14首），《春灯谜》（10首），《咏白海棠》（6首），《菊花诗》（12首），《螃蟹咏》（3首），《牙牌令》（7首），《咏红梅花》（4首），《灯谜诗》（3首），《怀古绝句》（10首），《酒令》（3首），《花名签酒令》（8首），《柳絮词》（5首）等等。本文讨论红楼梦诗词自然围绕这些诗来谈。这些诗词从作者角度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是人物自作诗词；其二是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词。如《图册判词》和《红楼梦曲》都是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分别永别咏叹金陵十二钗和宝玉的。
两种诗词或对人物形象诗意化的塑造起着其他艺术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精确地切合不同人物的思想志趣、文化素养、性格特征、社会地位，也巧妙映现了人物的经历、结局。同时部分诗词用瀸语笔法，具有隐喻性，寓言性，宿命性，隐寓人物的悲剧命运，使人物形象具有神秘化的特点。
二、映现：诗词与人物的形象塑造
综观《红楼梦》，诗词可以说是小说的魂魄，抽掉播撒其中的众多诗词，文章便失去了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指的正是《红楼梦》把诗词的韵文文学与小说的叙事文学融合一致，使诗意与写实充分同一起来。大观园就是一个诗的王国，以宝玉为中心的一群女儿就是一群诗的女儿。宝玉虽为男性，却是女性化的。她们咏诗、作诗、题诗、赛诗……诗成为她们生命的象征。这里的“诗意”从文化上理解是相对于专制伦理之外的一种自由的象征。说宝玉、黛玉的诗意人生就是指他们与专制污浊抵抗，追求个性自由的一生。最后大观园这个诗的王国的衰落，也是自由的衰落，众多儿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悲剧也即“诗意”悲剧。诗词的巧妙运用是人物形象诗意化的一个枢纽。
1、客观评论诗映现了人物形象的诗意化
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在《红楼梦》中，是很多的，有的侧重于完善故事结构，有的侧重于建构人物性格。就后者来说，如小说第三回评价宝玉的那两首《西江月》是作者亲自站出来为宝玉立论评价，宝玉黛玉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借宝玉之眼观黛玉的赞词都属于这种情况。
（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执夸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段词本身意境并不美，但活脱脱一个“痴痴傻傻”的贵族公子形象跳脱出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他身居于珠围翠绕、艳婢姣童不离左右的安乐环境中，过的是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照常理说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愁恨”的，但贾宝玉偏偏“寻愁觅恨”，由于他蔑视一切功名利禄，“不通世务”，厌恶贾雨村等钻营官场之流，不屑与之为伍，他大骂八股文“不过饵名钓誉之阶”，而谈“仕途经济、应酬庶务”都是“混账话”，这样不入流、不随俗的少年公子，无法承担起封建家庭的重望。这些行为都被那个社会所不容，他感受不到自己理想得以呼吸的空间。他也正是如此般行为得到了其父贾政为代表的阶级的贬斥“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2、人物自作的诗词映现了人物的独特个性
如果说作者或他人之眼来评论人物会带有品评主体人物的主观意象，而人物自作的诗词，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最能体现人物不同个性。诗是大观园充满生气的灵丹妙药，他们成立“海棠诗社”，诸芳饮酒作诗，宝黛之间以诗传情，以诗交心，香菱学诗，黛玉教诗……，全文都是围绕诗的制作。要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们赋诗填词，已非易事，再要把个人之作拟写得诗如其人，体现出各人物不同的性格、修养、爱好、志向，那必然是加倍的困难。但在作者笔下，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个性，互不相犯。诗词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如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物所写的诗词时，心目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潇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以下以宝钗、黛玉为例试作分析。
三、结束语：诗词之于小说的作用
根据1982年的统计，《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男495人，女480人，共计975人。[4]其中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至少有四五十个，曹雪芹辅以诗词塑造这些人物，可谓起到了其他叙述语言无法完成的功用。首先，从作者和故事人物来讲，身份都是名门官宦家族子弟，不同于一般市井百姓，文学造诣上颇有高雅的品味，诗词作为贵族文学，也注定了为他所信手拈来作为心声的传达。其次，曹雪芹的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思想在清朝的文化专制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放胆的直接表达，而诗词这种婉约、隐喻正好为曹雪芹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提供了一个隐蔽的表达方式。再次，《红楼梦》的“由来同一梦”这种人生幻灭感，与诗词所能营造出来的空灵缥缈的气氛是相配的。诗词在《红楼梦》中不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小说的精髓，是小说的气韵。没有诗词的元素，大观园女儿们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和各自悲剧的命运便不可能得到诗意表现。曹雪芹运用诗的隐喻性与叙事的纪实性一虚一实的结合，使《红楼梦》成为一部似梦非梦的诗意写实古典佳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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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义江著.《蔡义江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2] 周汝昌著.《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3] 刘耕路著.《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4] 朱一玄著.《红楼梦人物谱》说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一、红楼梦诗词界定及分类简引
《红楼梦》是“文备众体”的百科全书，汇聚了众多体裁的诗文佳作。人们通常所说的“红楼梦诗词”已是“红楼梦诗词曲赋”的略称，其中还包括“诗词曲赋”以外的各种韵文体裁，广义上有诗、词、歌、谣、赋、谚、赞、诔以及联额等；狭义上则单纯指的是诗和词。本文论题为讨论方便，锁定为狭义上的诗词。据粗略分类统计，共有诗81首，其中五绝4首，七绝26首，五律9首，七律37首，排律2首，歌行2首，乐府1首；词18首；曲18首；赋1篇。若还包括歌、谣、谚等体裁，共计207篇诗文。
这些诗词并非独立存在，蔡义江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是小说故事情节和人物描写的有机组成部分。《红楼梦》的诗词不单单是情节发展的点缀之笔，而是与人物的性格，故事的发展紧紧结合在一起的，本身就是表现对象。”[1]周汝昌更在《曹雪芹》一书中提到：“过去小说里的诗词，多属‘附加物’的性质，出自旁人或者说书者的口吻，到了《红楼梦》里，诗才正式成为小说的内容有机组成部分，用诗来帮助刻画人物性格自然是目的之一。”[2]可见诗词是解读《红楼梦》的一重要通道。据周雷先生统计，约有4篇诗词注明撰书来由，陈述立意本旨；约有25篇诗词深化主题思想，表达人物观点；约有130篇诗词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约有29篇诗词描绘典型环境，烘托故事氛围，约有14篇诗词展开故事情节，贯穿艺术结构；约有7篇诗词交待历史背景，反映社会风尚。[3]周雷先生的分类可谓精致，这就充分证明红楼梦诗词具有丰富的建构性功能。为什么诗词在此具有如此特殊而深远的作用，这类“诗家语”本身有着饱满的审美指向，按周振甫语：“诗要求就精练，可以省去的话就不必说，叙述可以有跳动。”“诗家语”的好处在于“含蓄有味”和“突出形象”，先天的优势加上曹雪芹的天才调遣，使红楼梦诗词具备了全方位作用。然而，《红楼梦》诗词中数量最多、质量最高，当推塑造典型形象、隐寓人物命运的130首诗词了。其中有十几套广为传诵的组诗，每组诗词分别歌咏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诸如：《金陵十二钗图册判词》（14首），《红楼梦曲》（14首），《春灯谜》（10首），《咏白海棠》（6首），《菊花诗》（12首），《螃蟹咏》（3首），《牙牌令》（7首），《咏红梅花》（4首），《灯谜诗》（3首），《怀古绝句》（10首），《酒令》（3首），《花名签酒令》（8首），《柳絮词》（5首）等等。本文讨论红楼梦诗词自然围绕这些诗来谈。这些诗词从作者角度来看，可分为两类，其一是是人物自作诗词；其二是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词。如《图册判词》和《红楼梦曲》都是作者以第三人称的语气，分别永别咏叹金陵十二钗和宝玉的。
两种诗词或对人物形象诗意化的塑造起着其他艺术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或精确地切合不同人物的思想志趣、文化素养、性格特征、社会地位，也巧妙映现了人物的经历、结局。同时部分诗词用瀸语笔法，具有隐喻性，寓言性，宿命性，隐寓人物的悲剧命运，使人物形象具有神秘化的特点。
二、映现：诗词与人物的形象塑造
综观《红楼梦》，诗词可以说是小说的魂魄，抽掉播撒其中的众多诗词，文章便失去了灵魂。鲁迅先生曾说“自《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指的正是《红楼梦》把诗词的韵文文学与小说的叙事文学融合一致，使诗意与写实充分同一起来。大观园就是一个诗的王国，以宝玉为中心的一群女儿就是一群诗的女儿。宝玉虽为男性，却是女性化的。她们咏诗、作诗、题诗、赛诗……诗成为她们生命的象征。这里的“诗意”从文化上理解是相对于专制伦理之外的一种自由的象征。说宝玉、黛玉的诗意人生就是指他们与专制污浊抵抗，追求个性自由的一生。最后大观园这个诗的王国的衰落，也是自由的衰落，众多儿女“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命运悲剧也即“诗意”悲剧。诗词的巧妙运用是人物形象诗意化的一个枢纽。
1、客观评论诗映现了人物形象的诗意化
作者站在客观立场或透过人物“第三只眼”来看的评论诗在《红楼梦》中，是很多的，有的侧重于完善故事结构，有的侧重于建构人物性格。就后者来说，如小说第三回评价宝玉的那两首《西江月》是作者亲自站出来为宝玉立论评价，宝玉黛玉初次见面一见如故，借宝玉之眼观黛玉的赞词都属于这种情况。
（西江月）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执夸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这段词本身意境并不美，但活脱脱一个“痴痴傻傻”的贵族公子形象跳脱出来。作为小说的主人公贾宝玉，他身居于珠围翠绕、艳婢姣童不离左右的安乐环境中，过的是锦衣玉食的豪华生活，照常理说来应该是没有什么“愁恨”的，但贾宝玉偏偏“寻愁觅恨”，由于他蔑视一切功名利禄，“不通世务”，厌恶贾雨村等钻营官场之流，不屑与之为伍，他大骂八股文“不过饵名钓誉之阶”，而谈“仕途经济、应酬庶务”都是“混账话”，这样不入流、不随俗的少年公子，无法承担起封建家庭的重望。这些行为都被那个社会所不容，他感受不到自己理想得以呼吸的空间。他也正是如此般行为得到了其父贾政为代表的阶级的贬斥“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2、人物自作的诗词映现了人物的独特个性
如果说作者或他人之眼来评论人物会带有品评主体人物的主观意象，而人物自作的诗词，可以说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是最能体现人物不同个性。诗是大观园充满生气的灵丹妙药，他们成立“海棠诗社”，诸芳饮酒作诗，宝黛之间以诗传情，以诗交心，香菱学诗，黛玉教诗……，全文都是围绕诗的制作。要描写一群很聪明而富有才情的儿女们赋诗填词，已非易事，再要把个人之作拟写得诗如其人，体现出各人物不同的性格、修养、爱好、志向，那必然是加倍的困难。但在作者笔下，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的含蓄浑厚，湘云的清新洒脱……，都各有个性，互不相犯。诗词在赋予人物某些特点时，考虑到他的为人行事以及与身世经历之间的联系。如黛玉作《桃花行》，宝玉一看便知出于谁手。宝琴诳他说是自己写的，宝玉就不信，说“这声调口气迥乎不像蘅芜之体，”还说“姐姐断不许妹妹有此伤悼语句。妹妹虽有此才，比不得林妹妹曾经离丧，作此哀音”。这些话表明作者在模拟小说中各人物所写的诗词时，心目中先已存有每人的“声调口气”，“潇湘子稿”绝不同于“蘅芜之体”。以下以宝钗、黛玉为例试作分析。
三、结束语：诗词之于小说的作用
根据1982年的统计，《红楼梦》中的人物，有男495人，女480人，共计975人。[4]其中写得有血有肉、活灵活现的至少有四五十个，曹雪芹辅以诗词塑造这些人物，可谓起到了其他叙述语言无法完成的功用。首先，从作者和故事人物来讲，身份都是名门官宦家族子弟，不同于一般市井百姓，文学造诣上颇有高雅的品味，诗词作为贵族文学，也注定了为他所信手拈来作为心声的传达。其次，曹雪芹的悲天悯人、愤世嫉俗的思想在清朝的文化专制时代背景下，不可能放胆的直接表达，而诗词这种婉约、隐喻正好为曹雪芹表达对社会的不满提供了一个隐蔽的表达方式。再次，《红楼梦》的“由来同一梦”这种人生幻灭感，与诗词所能营造出来的空灵缥缈的气氛是相配的。诗词在《红楼梦》中不只是作为可有可无的因素，而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小说的精髓，是小说的气韵。没有诗词的元素，大观园女儿们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和各自悲剧的命运便不可能得到诗意表现。曹雪芹运用诗的隐喻性与叙事的纪实性一虚一实的结合，使《红楼梦》成为一部似梦非梦的诗意写实古典佳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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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义江著.《蔡义江点评红楼梦》，团结出版社，2004年版
[2] 周汝昌著.《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
[3] 刘耕路著.《红楼梦诗词解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4] 朱一玄著.《红楼梦人物谱》说明，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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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8-07-31
那你看看【世界文学研究】这类的书吧
第2个回答 2009-06-02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p.26.）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p.267, New York:Routledge,1988.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文章类型：现当代文学
文化批评：理论与方法
[内容提要]文化批评作为重新回到文学外部研究的批评，它的可能性如何证明？当年形式主义批评对于外部批评的指责是这样脱离了文学本身，那么文化批评有多少为自己加以辩护的理由呢？本文从文化批评的理论、方法以及它的言说的有效空间这样三个方面，对于文化批评的基本状况作了一些分析和说明。并且认为，文化批评作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方式，不是追求一劳永逸、包治百病的对待文学现象，而是更这重于对于文学研究提供思想的解剖刀和反思。
[关键词]文化批评 理论 方法 话语权力
“文化批评”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普遍共识，即文学研究除了应该深入到对于文学自身的剖析，尤其是语言分析之外，还应该有着一种文化层面的眼光。那么这里的文化可以是文化人类学意义的范畴，探讨植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民俗中的基本样态，也可以是着眼于当代生活中或隐或显地起着引导、支配或者影响人们生活的事体。如果我们把眼光聚焦到后者，就有可能面对各种生活事实，这些事实是刚才发生或者正在发生的，缺乏成系统的言说渠道，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理论范式和话语规则，因此有必要对于其中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讨。
一、 批评的根基：为何理论与如何理论
事实上，人们看待事物都是内含理论或依靠理论的。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人们有“早晨”的观念，而“早晨”除了是一个特定时段，同时还是一种循环的、多次重复的时辰。古代人们更多地从周而复始的意义理解它，今天人们主要从矢量发展的角度看待它，这里分别就有不同理论作为内在依据。除了日常生活有着理论的背后的依托，就是在学科研讨中，也同样有着理论的先行。在实验室里，科学家用显微镜观察微小的对象，这是非常客观的了，可是这种客观中也有发现的预期，而预期就有某种假设，它是依据理论的。诸如现代高能物理在探测新粒子时，要预先建立大型设备，投资巨大，探测的结果实际上是有着理论预期成分的。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
科学不能仅仅在经验的基础上成长起来，在建立科学时，我们免不了要自由地创造概念，而这些概念的适用性可以后验地用经验方法来检验。这种状况被前几代人疏忽了，他们认为，理论应该用纯粹归纳的方法来建立，而避免自由地创造性地创造概念。科学的状况愈原始，研究者要保留这种幻想愈容易，因为他似乎是个经验论者。直到19世纪，许多人还相信牛顿的原则——“我不作假说”——应当是任何健全的自然科学的基础。[1]
通过这种回顾可以见出，仅仅依靠经验的基础面对事物，这既是不可能的，也不是科学所推崇的态度。
为何理论是回答理论支撑的必要性，在此之后就有采用什么理论即如何理论的问题。这里当然应该包含经典的文艺学教材和专著的理论，也应该包含从文化学角度看待文艺的有关理论，此外还应该吸纳从日常生活经验中引发的理论思考。
马克·波斯特在结合电脑写作问题时，联系德里达关于说与写即语言与文字对立的观点展开了讨论。他指出，纸笔的书写方式使显现的文字有物质性质，难以抹去；这些纸面的文字脱离了作者，它的意思是在相应语境确定而不是听命于作者，因此也可以说这些文字成为作者的敌人，对抗作者。可是电脑写作中，屏幕显示的亮点能够轻易消除，它还没有成为物质存在，这样书写与说话就有了同一性。[2]它颠覆了笛卡尔以来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之间二元对立的关系；电脑是一种物质存在，可是它是模拟人脑的，在电脑的工作中，我们面对的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而是一种镜映效果（mirror effect），在这里我们又一次遭遇拉康那种儿童照镜期的心理骚动。同样地电脑阅读也有相应的尴尬。马克·波斯特讨论的现象不是专指文学，可是对于文学也适用，那么这里的理论属于交织了德里达、拉康、笛卡尔的思想以及关于网络社会学的理论。
如何理论实际上不是采用一种现成的理论按图索骥，而是针对一个问题，从不同侧面对于问题进行梳理。这里可以明确的一点在于：20世纪初文学研究有一种“内化”倾向，即研究文学着重于文学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学作为语言艺术，重点关注文学的语言，二是文学作为艺术，它的根本存在方式是文本，不能把精力抛掷到文本之外的社会因素方面。这种文学研究的“内化”成为20世纪文学研究的一道重要的风景线。但是对于文学的文化批评成为文学研究重新“外化”趋向的发起者和生力军。作为美国耶鲁学派批评家的希利斯·米勒指出：“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3]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不过它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由于它涉及的方面广泛，因此在采用的理论上? 梢愿�菪枰�依�负跛�械娜宋难Э贫�皇亲ㄗ⒂谀骋恢痔厥獾睦砺邸?BR> 二、 批评的方式：寻求方法与创造方法
文化批评作为文学的一种研究途径，它需要一定的方法，那么这种方法从何而来？
一方面，由于文化批评涉及相关的多种理论，那么理论与相应方法总是联系的，因此它所包含的方法也就有多样性；另一方面，它又有着一种挑剔的眼光，既然文化批评要从社会的整体看待文学，那么，象形式主义批评那样以一种专门化的方法对待文学，或者如精神分析批评那样只是关注作者或作品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方法，以及我们熟悉的政治批评侧重于政治立场的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或许有时也会用一些，但是至少不会象它们那样执著于一种视角。更关键的在于，这种批评不是专家立场的研究，而是着眼于我们生活的现实场景，从现实状况的分析出发，发现可能有价值但是又容易被忽略的东西。
利奥塔指出，“文化存在于一个民族与世界和与它自身的所有关系之中，存在于它的所有知性和它的所有工作之中，文化就是作为有意义的东西被接受的存在。”[4]这就是说，文化同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而关于文化的思想则是对于文化的阐释和引导。譬如，自从报刊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在近代问世后，它就渗入到人们生活中，尤其每天固定时间出版的报刊影响更甚。对于这种Daily news（每日新闻）的定期阅读，我们可以从人们需求对于社会近况的了解来说明，但是大多数人并没有非得了解它的规定性。这时参照黑格尔的阐说就可以见出颇有意味，他认为当时的欧洲人已有了每日早餐后阅读报纸的习惯，这是现代人的“晨祷”，即人们已把读报培养成了固定程序，如果哪一天无报可读或没有时间去读，则这一天就相当于没有祷告那样，生活就沦为空虚和没有意义。黑格尔关于读报的阐说，就给报刊阅读赋予了一种文化意味，而我们看来也是揭示了读报的文化意义。由这样一种对于报刊阅读的文化意义的解释，也完全可以推及到人们对于其它媒体的认识。
诸如当今的电视走入了家庭，观看电视的行为给家庭生活带来了冲击性效果，原先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交流信息、沟通感情的就餐场合，可能被观看电视的行为所取代了，于是电视中剧情成为牵连他们的线索。一些家庭电视剧如《闲人马大姐》，之所以选择在晚上6时左右播放，就是因为剧情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当餐桌上日常生活内容的交流缺席时，“马大姐”可以成为一种替代性的符码。如果《闲人马大姐》在收视率取得成功，那么艺术上高低也可以忽略不计。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大众文艺的市场反响，其实大多就是这样的市场因素所致，批评活动着眼点不是针对艺术因素，而是背后的文化因素。艺术因素只有通过文化因素才能发生作用。
回到批评方法问题，文化批评不是一种严密组织的批评派别，它也没有一种专一的批评方法，因此，它主要地不是创造自己的方法，而是寻求自己合适的方法。法国批评家罗兰·巴尔特对于1955年出版的一期《巴黎竞赛》（Paris Match）杂志封面的图象进行了符号学角度的分析。该图象是一个黑人法军士兵正在向法国国旗致敬，那么，法国的主体民族是属于欧洲血统的法兰西人，这里却是黑人，而作为法军成员，他必须具有法国国籍。因此，这一图象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伟大帝国，它所有的子民，无论肤色，都受到它的关照，同时，他们也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个帝国恪尽职守。在罗兰·巴尔特这一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图片具有的殖民主义色彩。这样一种思想意蕴当然要从对于图片本身的表达中看出，不过罗兰·巴尔特在后来整理以英语出版的《图象—音乐—内涵》（伦敦，Fontana Press，1977，p.26.）一书中又认为，图片的涵义还需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包括展示的语境的因素。斯道雷解释说：“如果这幅黑人士兵向国旗敬礼的照片出现在《社会主义评论》的封面的话，其隐含意义就可能大不一样了。读者们可能会对其大加嘲讽。它不但不会被作为法国帝国主义的一种? �嫘蜗螅�喾椿够岜坏弊魇堑酃�饕灏�骱筒僮莸谋曛尽！盵5]这里涉及到符号学（国旗的象征意义）、社会学（帝国主义形象）、民族学（白人—黑人）、文艺学（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分析的思路和方法。
这种结合到生活情境进行批评的方法，甚至不排除批评家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也置于批评场景。美籍印度裔批评家斯皮瓦克生于印度，在印度读完中学，然后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并且工作，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女性批评家，她感到三重压力：即作为少数民族的东方人压力，作为女性面对男权话语的压力，作为第三世界移民在第一世界话语面前失语的压力。印度作为西方的殖民地，印度历史是在西方世界的审视中被叙述的，如印度宗教林立，可是西方学者将之统称为“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除外），并且西方人以他们基督教《圣经》教义的重要性诠释印度教，其实印度教核心的内容不是教义，而是宗教仪式和习俗，这些内容是“不落言筌”，只能意会的。斯皮瓦克在《他者的世界里》一书中希望自己能够为被“臣属”的印度文化重新命名。[6]但是当她这样努力时，她感到一种尴尬，即她是以身处第一世界学术殿堂学者的身份进行这样的工作，她的工作目标是重新命名对象的性质。可是，这种重新命应该遵从“名从主人”的原则，那么印度文化的立足点她已经不熟悉了，甚至经过殖民化之后，印度本土的学者也都如此。她只能以西方的学术话语表达这种意向，结果仍然是落入西方叙事的视点，而且她也只能在这种话框架中才能获得发言机会。? 纱耍�蛊ね呖讼萑肷矸萑贤�奈；��饫镏魈宄晌�恢秩笔А?BR> 可以说，文化批评在进行这种批评的操作时，采用的已经不是“文艺的”方法，而是其他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的方法，这不能由批评家自行创建，而是需要广泛寻求。
三、 批评的状况：文化批评的可能空间
文化批评立足于一个广阔的空间进行批评活动，这种广阔包括采用的理论的多学科性、批评方法的多方面性，由此也就有批评空间的多种可能性。
这种可能空间最主要的或者关键的方面在于：它通过对于文艺文本及文艺现象的阅读，发掘出这一文本或现象的内在的因素，从而使得文艺批评活动不只是对于文本意义层面的讲述，而且进入到文本作用于人们无意识领域的探究，于是批评活动在意义层面之外又获得了超越意义，同时又是具有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当然，这种“另一种意义的东西”并不是批评家凭空杜撰的，而是由于文本表达的语境、接受者心态、以及作者的话语权力影响关系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指认了创作活动的权力影响。他说，“文化生产者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拥有表现事物并使人相信这些表现的相应的象征性权力，这种象征性权力还表现在文化生产者，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7]这种话语权力不是强迫人们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而是在于他通过讲述赋予世界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即使是有根据的，但是也还有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看待的问题，而讲述的话语权力就是把作者认可的那种秩序作为正宗的表述，而别人可能具有的其他秩序则居于次要的或者从属的地位。我们进行思想和行动大多要有一? 隼碛桑�庖焕碛傻母�揪驮谟谖颐嵌杂谑挛镏刃虻乃伎迹�闭庵止赜谥刃虻慕彩鍪怯杀鹑烁嫠呶颐牵��颐亲约好挥兴伎蓟�岬氖焙颍�敲次颐且簿统晌�吮槐鹑怂枷胝鞣�耐纺苑矫娴闹趁竦亍?BR> 真正值得文化批评努力的方向不是对于文艺鉴赏或者文艺创作提供可以参照借鉴的资源，而是从事一种对于文艺状况加以文化批判和社会反思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好似与文艺本身远了一些，但是通过这样的工作，才可以使得文艺作品真正融入到社会。而文艺作品既可以作为象牙塔的珍玩看待，也应该可以作为社会话语的一种方式来认识，或许，文化批评就是着眼于后面的路子。
好莱坞拍摄的“越战影片”就给批评家提供了文化分析的素材。20世纪60年代，美国卷入到越南战争。这场战争美国阵亡将士达到5万余人，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将士人数，并且美国没有达到阻止“越共”向南部渗透的目的，最后还把老挝、柬埔寨也搭进了“共产化”圈子。以致于当老布什在指挥攻击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取得预期成果时，首先表达的就是，这一行动洗刷了美国民众多年来挥之不去的阴影。
美国这越南战场上经历了事实层面的失败，可是在讲述行为中却获得话语层面的成功。同样都有对于这一战争的电影的表达，越南方面有《琛姑娘的森林》等译介到中国的影片，不过艺术上和制作技术上都非常拙劣，恐怕没有多少人留下印象。反之，美国则有《猎鹿人》、《第一滴血》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片。在这种讲述的行为中，它告诉我们，越南本来是一个不为人们熟悉的国家，然后美国人去了，发生了一些事情，再然后美国人走了，留下一些沉重的记忆。这里，越南只是作为一个被讲述的对象。当美国人未去之时，它没有影响；当美国人已走之后，它也同样无足轻重。越南不过是只有当美国人“发现”它之后才可能具有意义。于是，在战场上失败的美国，通过这种讲述获得了主导地位。那么美国的这种讲述的成功依靠的什么呢？依靠的是美国具有的广大市场、依靠的美国的先进科技、美国的雄厚资本，以及依靠它从欧洲继承的那种中心视角，即以美国视角看到的世界就代表了世界的基本形貌，而其他视角看到的世界不过属于一些侧面甚至假象。
约翰·斯道雷从所谓东方主义或者后殖民主义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好莱坞在处理东方问题方面的主要形式是：‘说明它、认可对它的看法、描述它、讲述它’。好莱坞影片将越南‘虚构’为美国的一个‘对照形象’和‘替代物及……潜在本体’。好莱坞影片——与其他离散实践、歌曲、小说、电视连续剧等一起——以这种方式成功地创作出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有关越战的话语：通过一系列‘真理的程式’告诉美国和全世界，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而之所以发生这些事是因为越南本来就是那样的。”[8]斯道雷认为，这种讲述有着美国对于这场战争的反省，不过在这背后，是美国的一种替代性补偿，即美国已经不具有对于越南的事实层面的“管辖权”，于是经由这种话语讲述的方式获得二者关系上的定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文艺表达的娱乐方式是如何进入到国家意识形态利益要求之中的。这里，文化批评包含了社会批评、政治批评、心理批评等多方面的内容，但是又不同于这些批评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关键在于，它是多学科化乃至泛学科化的，它贴近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生活常识，而不是要着力于改变人们的常识。
文化批评不是包打天下的文学研究的类型，但是，在今天全球化渗透到世界各地，当代科技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构织时代神话的现实下，文化批评毕竟可以给予我们思想的解剖刀。
注：
[1]《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09页。
[2]马克·波斯特《信息方式——后结构主义与社会语境》，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50~151页。
[3]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见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122页。
[4]《后现代性与公正游戏——利奥塔访谈、书信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4页。
[5][8]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4~115页，第133页。
[6]Spivak, Gayatri C.:In Other World,p.267, New York:Routledge,1988.
[7]《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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