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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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我国社会发展面临的挑战
　　即将进入的“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更高水平、更高层次跨越的关键时期。我国仍将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且机遇大于挑战。只有分析“十二五”时期社会发展领域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才能明确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改革思路和重大政策措施。
　　一、人口问题将是长期制约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相对不足是基本国情。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优化人口结构，促进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可以预测，“十二五”期间，规模巨大且继续增长的人口数量将给我国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特别是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更加突出。
　　一是人口老龄化进一步加剧。自1999年进入老龄社会后，我国现已是世界上老年人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1/5。近20多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老年人口平均每年增加300万。预计到2010年我国超过60岁的老年人将达到1.74亿，约占总人口的12.8％；到“十二五”末期该比例将达到15%左右。人口的老龄化，使劳动力的年龄结构、人口抚养比例、代际关系发生着重大变化，直接影响劳动力供给，加大社会保障的压力，也会催生对老年人社会服务的巨大需求，加快发展老龄事业的任务紧迫艰巨。
　　二是人口流动性进一步加剧，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的数量持续保持高位并不断递增。工业化发展趋势和城乡之间的巨大经济社会差异，是导致农民大量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基本动因。国家人口计生委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5亿人，其中劳动力也即农民工约1.3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流动人口总规模达到2亿人，农民工约1.7亿人。城乡之间巨大的人口流动性，将会引发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城乡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衔接、流动适龄儿童接受教育、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城市公共服务和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顺应工业化、城市化趋势，我国必须加快推进城乡户籍制度改革，创造条件鼓励更多的流动人口成为城市的一分子，而不是“候鸟式”地在城乡之间奔波。
　　三是人口居住进一步集聚，城市化深入发展。我国目前的城市化率约45%，大致每年可提高1个百分点，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城市化率可达到50%左右。城市化加快发展对城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出了新挑战，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不断提高城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同时，着力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缓解农民进城的压力，促进城市化的平稳健康发展。
　　二、利益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社会进入矛盾凸显期
　　我国正处于由经济转型而引发的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社会成员受益不均、社会政策调整、政府管理行为失当等原因，导致利益格局多元化趋势加剧，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凸显，有些呈加剧之势。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特别是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一旦激化，很容易产生群体性事件，进而诱发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所有因素中，以下因素尤其值得关注。
　　一是经济快速发展而利益分配不公。我国经济社会结构目前存在“三个失衡”：城乡失衡、地区失衡、贫富失衡。古语讲“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些失衡如果得不到有效解决或者缓解，必然引发部分社会成员对社会的不满，甚至导致社会冲突。
　　二是城市化进程中部分群体利益受损问题。城市化趋势不可挡，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中的利益纠纷将会长期存在。要妥善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包括土地征用、城镇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劳资纠纷等问题引发的各种矛盾。特别是规范征地、实施拆迁补偿办法，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谈判机制，一般性房地产开发等非公共利益的征地、拆迁补偿要实行市场价格，防止地方政府与开发商合谋侵害群众利益。
　　三是一些公共部门通过执掌的公共资源分配权，将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引发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在教育、医疗卫生、环境污染、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等领域的矛盾和纠纷，将继续较快增加。
　　四是一些劳动者权益受损，劳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改制破产、劳务纠纷、工资福利等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问题，将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五是司法不公成为引发上访、群体性事件新的突出因素。近年来，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执法不严的问题反映强烈，成为信访上访的新热点。司法不公问题有着复杂的成因，短期内很难得到根本解决。
　　六是公共安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面对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威胁，公众对安全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迫切要求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
　　三、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社会保障迫切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加快制度整合
　　可以预测，未来15年之内，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仍将逐年上升，其中到2013年城乡劳动人口达到峰值10亿人左右，到2025年前后才会逐年下降。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大致稳定在2200万—2400万人；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8%左右，大致每年可新增就业岗位800万—1000万个；这样，每年劳动力供大于求缺口在1200万—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尤为严峻。2009年高校毕业生为611万人，2010年为652万人，2011年激增为758万人， 2012—2015年每年持续在700万人以上，整个“十二五”期间，总共将有超过3500万高校毕业生需要就业。同时，每年还有中职毕业生约600万人，未升学初、高中毕业生约200万人，农转非约250万人，复转军人约50万人，下岗失业职工也有相当数量。再有一个十分庞大的就业群体就是农民工，每年大致有1.5亿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可达1.7亿人。这些都说明，城镇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矛盾十分突出，还有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源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也不容忽视。总之，就业形势长期不容乐观，必须把扩大就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社会保障方面目前的最大问题，是制度体系零乱繁杂、覆盖面窄、保障水平不高。虽然我国现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和项目累计超过30种，其中，养老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企业职工、事业单位职工、机关工作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农民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医疗保障方面有分别适用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民、机关工作人员等不同群体的不同制度安排等。但总体上看，国民中享有基本而有效的社会保障的人群不足四成。农民、农民工、被征地农民、城市无业居民和城乡残疾人等群体的社会保障基本缺失。应该看到，社会保障不仅是经济危机条件下消除民众恐惧、安定人心、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举措，而且对于拉动消费、遏制衰退、刺激经济复苏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19世纪70年代德国的经济危机，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分别促成两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最终帮助两国战胜萧条、走出经济泥淖。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长达10多年的经济停滞期间，国民仍能保持很高的生活水准，社会保障体系功不可没。目前我国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十二五”期间要重点深化改革、整合制度、完善体系。
　　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滞后的问题更加突出，迫切要求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
　　到目前为止，在经济、社会和行政管理三大体制改革中，社会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十二五”期间，要着力解决行政管理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突出问题，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初步形成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基本框架。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仍不到位。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依然突出。现在，我国公共服务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公平，城乡之间不均衡，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地区之间不均衡，中西部地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不同公共服务领域之间不均衡，如基本医疗服务覆盖面明显低于义务教育覆盖面；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均衡，流动人口享受的公共服务大大低于户籍人口，城市大医院、城市重点学校等集中了过高比例的公共资源。社会管理体制滞后、水平不高的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十二五”期间，要着力提高公共服务的总量，着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快建立健全公平公正、惠及全民、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合理调整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力度；逐步放宽对非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准入和投资限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相关产业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二是行政成本日益膨胀。主要原因是机构编制膨胀、公务消费缺乏有效约束、政府支出不公开透明、财政体制改革滞后、对预算执行的监督不到位等。要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机关。重点是控制楼堂馆所建设，推进公务接待、公车使用、公款出国三项制度改革。
　　三是社会各领域的行政化倾向日益严重。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全面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切断行政机关与事业单位的直接行政隶属关系和利益连带关系，形成基本服务优先、服务公平公正、供给水平适度、布局结构合理的现代公益服务体系。
　　四是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必须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和自身建设，尤其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法治政府的实质不仅是依法办事，更重要的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要加强和改进立法工作，提高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坚决消除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倾向。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体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切实解决粗暴执法、与民争利等问题。健全政府责任体系，推行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完善行政监督机制，形成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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