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豪放派，其特点是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梁山十大庸才
梁山好汉也并非个个英勇神武，也有若干脓包，滥竽充数，且看我挑出的梁山十大庸才如下：
一、铁扇子宋清：
全书中并没有见过宋清有一场厮打，半句计谋，只是整日负责安排酒席，整个一司务长的头衔，可谓酒囊饭袋，能和天罡地煞为伍，无非靠宋江的关系罢了。这厮得宋江照顾，从不上阵杀敌，征方腊时，108将死伤大半，他倒是可以全身归来。
二、金眼彪施恩：
想这施恩乃是富家子弟，父亲是老管营，自小锦衣玉食，吃喝享受惯了，哪里有半分真实本事。让蒋门神一顿拳脚，打得包了头，吊着胳膊，两个月不得起床。本领之低微，自不必多言。征方腊时，方才两军恶战，施恩就率先挂了。人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两军阵中，本领高低自然体现。
三、四、独火星孔亮、毛头星孔明：
这哥俩本事低微之极，孔亮和武松厮打时，书中写道：
“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来，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
这句“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就是西门庆等人也没有被形容的这么惨。而且你看他哥俩拜的师父，却是宋江。宋江还点拔他两个的枪棒，两人的水平可想而知。怪不得打方腊时，孔亮和施恩一块挂了。
五、白日鼠白胜：
这白日鼠白胜是村里的一个闲汉，充其量只是个小混混罢了。书中也没有提过他有什么武艺，只是友情客串了一回黄泥冈上的一出好戏，虽然还算演得成功，想来他本是这类闲汉，出演这卖酒的汉子可以说是本色演员。但以后再没有什么表现了。而且后来吃拿到济州大牢里，经不起严刑拷打，还供出了晁盖等人。按我党标准，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但梁山好汉却并没有这么算，还救了他上山。在梁山上也是个“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
六、小霸王周通：
小霸王周通不仅人品低劣，抢人女儿。武功也极为不济，被鲁智深一顿老拳，打得声唤不止，书中写道：
“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方腊的手下将领）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
周通武功之不济可见，竟然一招就被厉天闰KILL了。而人家卢俊义三十合就杀了厉天闰。如果周通和卢俊义这类人真正交手恐怕还过不了十合。
七、活闪婆王定六：
书中王定六自我介绍道：
“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
这人虽说走跳的快，走哪里走得过神行太保戴宗，跳也不见能比得鼓上蚤时迁。赴水使棒也“不得传受”，看来也没有多少本事。
八、九、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
这两人虽是梁山上的元老，但从王伦口中得知两人的武艺也只平常。这二人的名字十分雄壮，什么金刚、天之类的字眼，其实就像庙里的泥胎，专门唬人，并无半分真实本事。打方腊第一阵，就先折了宋万，却是乱军中马踏身亡。由此可见宋万本领。杜迁后来死在攻打清溪县时，可以说是最后一场恶战了，死法和宋万相同，也是马军中踏杀。可见杜迁宋万的本领相同，为何马军中不踏杀李逵、鲁智深等？还是说本事不济之缘故，大家知道但凡出现在拥挤踩伤人命的事故，死伤者往往以老弱妇孺居多，就是此理。
十、险道神郁保四：
这险道神郁保四在书中只提到是个夺马的强盗，除了长得高大（当时也没有篮球可打），一直也不见有甚么武艺。上梁山后唯一做的一件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梁山十大庸才
梁山好汉也并非个个英勇神武，也有若干脓包，滥竽充数，且看我挑出的梁山十大庸才如下：
一、铁扇子宋清：
全书中并没有见过宋清有一场厮打，半句计谋，只是整日负责安排酒席，整个一司务长的头衔，可谓酒囊饭袋，能和天罡地煞为伍，无非靠宋江的关系罢了。这厮得宋江照顾，从不上阵杀敌，征方腊时，108将死伤大半，他倒是可以全身归来。
二、金眼彪施恩：
想这施恩乃是富家子弟，父亲是老管营，自小锦衣玉食，吃喝享受惯了，哪里有半分真实本事。让蒋门神一顿拳脚，打得包了头，吊着胳膊，两个月不得起床。本领之低微，自不必多言。征方腊时，方才两军恶战，施恩就率先挂了。人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两军阵中，本领高低自然体现。
三、四、独火星孔亮、毛头星孔明：
这哥俩本事低微之极，孔亮和武松厮打时，书中写道：
“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来，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
这句“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就是西门庆等人也没有被形容的这么惨。而且你看他哥俩拜的师父，却是宋江。宋江还点拔他两个的枪棒，两人的水平可想而知。怪不得打方腊时，孔亮和施恩一块挂了。
五、白日鼠白胜：
这白日鼠白胜是村里的一个闲汉，充其量只是个小混混罢了。书中也没有提过他有什么武艺，只是友情客串了一回黄泥冈上的一出好戏，虽然还算演得成功，想来他本是这类闲汉，出演这卖酒的汉子可以说是本色演员。但以后再没有什么表现了。而且后来吃拿到济州大牢里，经不起严刑拷打，还供出了晁盖等人。按我党标准，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但梁山好汉却并没有这么算，还救了他上山。在梁山上也是个“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
六、小霸王周通：
小霸王周通不仅人品低劣，抢人女儿。武功也极为不济，被鲁智深一顿老拳，打得声唤不止，书中写道：
“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方腊的手下将领）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
周通武功之不济可见，竟然一招就被厉天闰KILL了。而人家卢俊义三十合就杀了厉天闰。如果周通和卢俊义这类人真正交手恐怕还过不了十合。
七、活闪婆王定六：
书中王定六自我介绍道：
“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
这人虽说走跳的快，走哪里走得过神行太保戴宗，跳也不见能比得鼓上蚤时迁。赴水使棒也“不得传受”，看来也没有多少本事。
八、九、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
这两人虽是梁山上的元老，但从王伦口中得知两人的武艺也只平常。这二人的名字十分雄壮，什么金刚、天之类的字眼，其实就像庙里的泥胎，专门唬人，并无半分真实本事。打方腊第一阵，就先折了宋万，却是乱军中马踏身亡。由此可见宋万本领。杜迁后来死在攻打清溪县时，可以说是最后一场恶战了，死法和宋万相同，也是马军中踏杀。可见杜迁宋万的本领相同，为何马军中不踏杀李逵、鲁智深等？还是说本事不济之缘故，大家知道但凡出现在拥挤踩伤人命的事故，死伤者往往以老弱妇孺居多，就是此理。
十、险道神郁保四：
这险道神郁保四在书中只提到是个夺马的强盗，除了长得高大（当时也没有篮球可打），一直也不见有甚么武艺。上梁山后唯一做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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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01-15
｛一｝定义：
1、豪放派
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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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婉约派
中国宋词流派。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间集》和李煜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故明人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影响。
3、桐城派
中国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世称桐城派，时在乾隆末期。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方苞谓“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文风上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颇具特色。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代表作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 。对矫正明末清初的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4、公安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5、元曲
在中国韵文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接二连三，高峰迭起，名家名作，琳琅满目。元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泽被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元曲，一方面是指诗歌新体“散曲”，一方面又指戏曲新体“北曲杂剧”。如元曲六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和乔吉，都是兼工散曲和杂剧的作家。
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又一尽。”秦之变，是对上三代的一个反拨，而元之变，则是对汉以来整个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在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士人最大的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前途无可逆料的彷徨感。固有的靠读书求取功名从而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的渠道闭塞了，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尚未建立起来，六神无主和无所适从的悲哀笼罩着他们的心灵，求生存与图发展都成了严峻甚至残酷的现实问题。这的确是汉唐以来的一个大变化。
这里所选的一组元曲充分暴露了元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然而，表面上他们却或调侃或自嘲，崇尚陶潜，非议屈原，嬉笑怒骂，豪纵狂狷，放浪形骸，无所拘系。说是“甚闲愁到我心头”，实则是愁绪万端的心情写照。
总之，元代士人郁郁不平，竭力挣扎，企图以隐逸来对抗异化了的社会，希望于山水林泉之中，找回失落了的自我。或在大自然中洗涤身心，保持独立的人格自尊；或走向极端，在污浊的现实社会中，以狂狷放浪、桀骜不驯来反证自己的存在价值。无论从哪一端去追寻，他们都是那样执著，那样真率，那样天真绝俗！
6、杂剧
"最早见于唐代，那意思和汉代的"百戏"差不多，泛指歌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杂"谓杂多，"百"也是形容多；"戏"和"剧"的意思相仿，指嬉闹，都没有今天"戏剧"的意思。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种新的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它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并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
杂剧的音乐，有些直接取自宋大曲，有些则来源于民间小曲。但宋大曲一般只取唐大曲的一部分，称为"摘遍"；宋大曲的结构也已较唐大曲简单。
7、市井四奇人
市井四奇人源于《儒林外史》。
1 “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
2 会写字的季遐年
3 卖火纸筒的王太
4 裁缝荆元
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8、拥刘反曹
1．“正统”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历来很多。他们认为，所谓“尊刘抑曹”乃是正统思想的具体化，而这正是《三国演义》主题思想的中心。作者不仅从刘汉正统的观点出发，百般暴露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伪，同情汉献帝的傀儡处境，尽情地歌颂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谋杀曹操恢复后汉正统的行动，而且。以蜀汉为正统，热情地颂扬了标榜恢复汉室的英雄们——刘、关、张和诸葛亮的业绩。有的同志还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三国历史本身原有的正统思想。在东汉末年军阀彼此混战，魏、蜀、吴三国尚未出现的时期，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大多数军阀表面上也都承认皇室的合法性，刘备自然要抓住正统思想作武器，打起“兴复汉室”的旗号来反对曹操。到了三国割据已经形成之后，蜀汉仍然以正统自居，也是很自然的事。二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三国演义》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记述三国史实的著作。由于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封建社会里的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拥护正统思想。从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到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以蜀汉为正统，因此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就接受了这种影响。三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和杂剧，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正统思想。它表现了汉族广大人民在异族的入侵和压迫下渴望光复故国，因而把刘备政权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来拥护的感情。这是《三国演义》取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他们也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尊刘抑曹”，或者叫做“拥刘反曹”，但不同意说罗贯中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来写作的。他们认为，罗贯中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代背景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当时思想水平的高度，从浩瀚纷繁的三国历史题材中，提炼出“拥刘反曹”的主题。这个主题，表达了人民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寄托了人民的爱和理想。同时，罗贯中是一位献身于通俗文学的艺术大师，接受了唐、宋、元以来流传于民间的“拥刘反曹”历史故事的影响。他在历代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参考各种正史、野史、传说、佚闻，塑造了人民喜爱的栩栩如生的传奇英雄的典型，刻划了人民憎恶的反面人物形象。所以，《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的形成，既有它的现实基础和时代需要，又是植根于人民群众创作的肥沃土壤之中。
9、柳永在词史上发展的作用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的词多写都市繁华景象及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善于表达羁旅行役之苦，扩大了词的题材。柳永还精通音律，大量制作慢词，对我国词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柳词以铺叙见长，善于用通俗的语言传情状物，雅俗共赏，因而流传很广。
柳永掀开了词史新的一页，对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开拓之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发展了慢词。柳永常纵游於歌楼妓馆，与歌妓乐工的交往，因而认识了慢词的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引起文人的重视，促使慢词创作繁荣，出现了苏轼、辛弃疾等大批优秀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认为委婉含蓄的小令写作手法和风格，不适应慢词的需要，因而改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把所写内容先点示明白，再层层铺展开来描写，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感情的表达用白描手法，直来直去，不曲折隐晦，使柳词具有感情强烈、一泻无余的特点。
三、使词由雅转俗。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飘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柳永使词离开了达官贵人的歌筵闺房而走向社会的中下层，反映的生活面更宽广了。这是柳永对词的传统题材的突破。他又把从生活中汲取来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开了元代散曲的先声，使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俗」的特点。
1.柳永在创制新词调方面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词至柳永，形式体制更为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形式、内容上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前提条件。
2.柳永对词体文学的开拓，还表现在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风格意趣。抒情重心、抒情方式和抒情风格的改变，对宋词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3.柳词的语言发扬了民间词的传统，面向市民大众，通俗、生动，自成一体。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词中的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并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
10、 吴敬梓《儒林外史》对儒林秘密的探讨
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入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但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的。《〈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一书的作者顾鸣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例的程度。它的优势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入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
堪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的原生态，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况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书中第四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由于社会文化的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危机。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攘攘，孜孜不倦，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色各样的利益，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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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形象
1、曹操《三国演义》
关键词：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的政治家风貌，雍容大度积极乐观的英雄情怀，任人唯才随能任使博大胸襟，奖惩分明严正不苟的治法观念和体恤百姓保护农业的民本思想，敢作敢为的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飘逸洒脱的文学家诗人风度和气度。
曹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童谣中：“曹操胡子兵马多，抵不上孔明一只脚”便可见其“知名度”。自有曹操这一形象以来，对其异议也颇多矣。毛宗岗评本中所说的“三绝”，其中第一绝即“奸绝”便是曹操。在黄钧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学史》第七编第二章中用了近二千之文来论曹操，其简言之，即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精明干练的奸雄，是奸贼，是英雄，是“奸诈，伪善，阴谋家”的代名词。与此相反的则是聂绀驽在古典文著普及文库《三国演义》的前言中对曹操的评论了，它用了约全文三分之一的文字来为曹操翻案并用“曲高和寡”形容之，其言语颇激，却又不失于中肯。当然聂老在此有调侃的味道，但仍不失为对操评论的另一面。也就是，在聂老看来，是比较肯定“雄的”一面的。我们该怎样去评判呢？很明显，我们既不能受固有的，（特别是南宋以后）陈腐的“尊刘抑曹”观念的影响，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去衡量当时的历史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论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然对曹操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却未加评判，吾私思之，盖其较为现实，非妖非伪亦非魔矣。他有着现实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如果仅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论如同用手指在地图上指点国界一样把他圈入“非此即彼”的善恶范畴，则他便什么也不是且又“似是而非”了。因为“任何人，即使是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席勒）这一点恩格斯之评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列宁之评托尔斯泰“天才的艺术和发狂的基督教地主”可以形象地说明。
是的，“人世间纯粹的‘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联系之中……”。（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则》）我们要评论某一人物虽然其他方面我们不容忽视，但更首要的是要看其主导方面。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的主导方面仍不失为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一英雄本色，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的政治家风貌。
与刘备一样，曹操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战争中登场并由此起家的，小说对此一笔带过。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卓事件。小说详尽描绘了讨卓的背景：董卓入侵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处境狼狈。然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色变“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时的曹操还仅为骁骑校尉。他知道：哭，于事无益，于时无补。于是他便采取行动：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其行动果敢而又鲁莽。虽然结果失败了，但在谋刺过程，却不由人赞叹他有勇有谋：“操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操惶遽，乃操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于是得以脱身，并“借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见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其机智，恐非凡人所及。其结果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了。尤其可贵的是，之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会盟讨卓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令人不得不赞赏的是，这次联合行动虽由曹操发起，但他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自己却呼前跑后，甘愿充当联络员之类的角色。他一面尽心尽职辅佐袁绍成其大功，一面又与袁绍及袁家兄弟只重名份，不重人才的阶级偏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以促进讨卓运动的进展。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见《蒿里行》）终于坐失乘胜追击董卓入洛的良机。“竖子不足与谋！”这便是他的取得的教训。在其过程中，曹操清楚地认识到：号称“四世三公”“强硬莫敌”的大人物（袁绍之徒），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疥癣之徒，把安邦定国的大计寄托在这伙人身上，无疑是钻冰求名酥。于是他打消了对大军阀们的幻想，这也是曹操芟刈群雄，削平海内，统一北方壮举的起点。
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那出众的才能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这些在小说中都得以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作者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他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裕的七十万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唯妙唯肖。在这一战争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采纳谋士的正确意见，结果他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落及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其相反：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灵，结果化劣势为优势，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其主观能力被表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叹服。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在曹操三十年的戎马关山，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中，他亲冒矢石，出生入死，几陷绝境，但却百折不挠，一旦认定目标，便镌而不舍。在征吕布时，虽中计兵败，几乎生擒但当群下问安时，他却大笑曰：“误中匹夫之计，来日必报之。”在讨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斩于城下”，且“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赤壁之战是曹操一生用兵中输得最惨的一次。这次竞争几乎使曹操全军覆没，但他并不是刘备样的小本经营，一至残败便一蹶不振。他败后，便退回北方，休养生息，未几便又军威大振。虽然以后曹操不再有大规模的讨蜀伐吴，而是采取似乎“被动”的防守，在这方面好象是懦弱的表现，其实善于运筹演谋，熟谙兵法的曹操知道，由于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防守既能给人民给军事以休养，更重要的是以退为进，是更大的进攻，因为这样，他能以逸待劳地强有力地抵制来自蜀或吴的强大侵略，这是战略战术上的胜利，其结果使魏最终能一举来蜀平吴。
其二：雍容大度，积极乐观的英雄情怀。
曹操可以说是《三国演义》所有人物中最乐观的一个。俗云：刘玄德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孙权也只是恪守祖业，当一个世袭管家而已。而曹操则不同，他统一北方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他自己身历百战，出生入死取得的。在打江山和坐江山（他是未加冕的帝王）的几十年生涯中，虽然也曾痛哭失师，惜折良才（如三哭郭嘉等），但更多的一面是积极乐观，雍容大度的。如他不杀陈琳，说陈琳之文可愈头风，青梅黄酒，横槊赋诗无不十分风流潇洒，即使倒霉时也并不心慌意乱，总能在瞬息万变的紧急关头，保持最清醒的头脑，这很适合今天的“以微笑面对人生”这句。因此聂绀弩老先生说：曹操有豁达之风，均非周瑜所能梦见。
说到曹操的豁达，就难免提及其笑。曹操的笑其状有很多种，有微笑，有转嗔为笑，也有大笑，当然也有我们常说的奸笑，皮笑肉不笑。笑的情况也有很多种，有要胜利凯旋时，也有在兵败时。其中笑得最令人难忘的恐怕是曹操在赤壁兵败道走华容中的三次大笑了。其第一次大笑是在刚刚摆脱东吴追兵，喘息稍定于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时。当时曹操见此地树林丛生，山川险峻，就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将不知其故，曹操曰：“我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我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但正当曹操大笑不止时，两旁鼓声大作，伏兵从火光中冲杀而出。其第二次是在葫芦口埋锅造饭时，第三次是在华容天险道中。（见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三次大笑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当形势危机，众将皆以为应当愁眉不展，胆寒心惊时，曹操却反而发出了胜利时也难得一见的大笑。如果说曹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性格中的奸诈，那就带有强烈的谴责意味了。但若透过这种忠奸的道德判断，我们应当感到最重要的恐怕是曹操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智慧，能洞察事物潜藏着的深刻矛盾，并在矛盾刚刚出现时，就早已准备好了应变的策略。因此曹操在面对暂时的失败时，甚至是严重的失败时，也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并且能及时把这种乐观的态度外化为极富感染力的身体语言，表情语言，从而起到稳定军心，振奋士气的作用。其这种性情与毛泽东所说的，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应该说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在《三国演义》中能与曹操智慧匹敌的确是大有人在的，如周瑜，诸葛亮等，其智慧都是超群的，他们都曾洞见过常人不见的幽微。但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周瑜爱笑，但更易怒，即使笑也是儒将风度使他无论如何也脱不开玉树临风的潇洒。故周瑜的笑，即使是最得意，最放胆的笑，也不过是曹操如大海潮音的大笑的一种伴奏；诸葛亮也有笑时，但由于其性格是
1、豪放派
中国宋词风格流派之一。北宋诗文革新派作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都曾用“豪放”一词衡文评诗。第一个用“豪放”评词的是苏轼。据南宋俞文豹《吹剑续录》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这则故事，表明两种不同词风的对比。南宋人已明确地把苏轼、辛弃疾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以后遂相沿用。
豪放派的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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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婉约派
中国宋词流派。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间集》和李煜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故明人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影响。
3、桐城派
中国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世称桐城派，时在乾隆末期。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方苞谓“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文章内容和形式统一，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文风上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颇具特色。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代表作品。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 。对矫正明末清初的文风，促进散文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4、公安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5、元曲
在中国韵文史上，唐诗、宋词、元曲接二连三，高峰迭起，名家名作，琳琅满目。元曲作为元代文学的代表，以其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传诵不衰，泽被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
元曲，一方面是指诗歌新体“散曲”，一方面又指戏曲新体“北曲杂剧”。如元曲六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和乔吉，都是兼工散曲和杂剧的作家。
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中说过：“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又一尽。”秦之变，是对上三代的一个反拨，而元之变，则是对汉以来整个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在剧烈的冲突和碰撞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元代士人最大的苦闷是前所未有的失落感和前途无可逆料的彷徨感。固有的靠读书求取功名从而获得稳定的社会地位的渠道闭塞了，新的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尚未建立起来，六神无主和无所适从的悲哀笼罩着他们的心灵，求生存与图发展都成了严峻甚至残酷的现实问题。这的确是汉唐以来的一个大变化。
这里所选的一组元曲充分暴露了元代知识分子内心的痛苦。然而，表面上他们却或调侃或自嘲，崇尚陶潜，非议屈原，嬉笑怒骂，豪纵狂狷，放浪形骸，无所拘系。说是“甚闲愁到我心头”，实则是愁绪万端的心情写照。
总之，元代士人郁郁不平，竭力挣扎，企图以隐逸来对抗异化了的社会，希望于山水林泉之中，找回失落了的自我。或在大自然中洗涤身心，保持独立的人格自尊；或走向极端，在污浊的现实社会中，以狂狷放浪、桀骜不驯来反证自己的存在价值。无论从哪一端去追寻，他们都是那样执著，那样真率，那样天真绝俗！
6、杂剧
"最早见于唐代，那意思和汉代的"百戏"差不多，泛指歌舞以外诸如杂技等各色节目。"杂"谓杂多，"百"也是形容多；"戏"和"剧"的意思相仿，指嬉闹，都没有今天"戏剧"的意思。到了宋代，"杂剧"逐渐成为-种新的表演形式的专称；这一新形式也确实称得上"杂"，它包括有歌舞、音乐、调笑、杂技，并分为三段：第一段称为"艳段"，表演内容为日常生活中的熟事，作为正式部分的引子；第二段是主要部分，大概是表演故事、说唱或舞蹈；第三段叫散段，也叫杂扮、杂旺、技和，表演滑稽、调笑，或间有杂技。三段各一内容，互不连贯。
杂剧的音乐，有些直接取自宋大曲，有些则来源于民间小曲。但宋大曲一般只取唐大曲的一部分，称为"摘遍"；宋大曲的结构也已较唐大曲简单。
7、市井四奇人
市井四奇人源于《儒林外史》。
1 “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
2 会写字的季遐年
3 卖火纸筒的王太
4 裁缝荆元
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8、拥刘反曹
1．“正统”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历来很多。他们认为，所谓“尊刘抑曹”乃是正统思想的具体化，而这正是《三国演义》主题思想的中心。作者不仅从刘汉正统的观点出发，百般暴露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伪，同情汉献帝的傀儡处境，尽情地歌颂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谋杀曹操恢复后汉正统的行动，而且。以蜀汉为正统，热情地颂扬了标榜恢复汉室的英雄们——刘、关、张和诸葛亮的业绩。有的同志还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三国历史本身原有的正统思想。在东汉末年军阀彼此混战，魏、蜀、吴三国尚未出现的时期，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大多数军阀表面上也都承认皇室的合法性，刘备自然要抓住正统思想作武器，打起“兴复汉室”的旗号来反对曹操。到了三国割据已经形成之后，蜀汉仍然以正统自居，也是很自然的事。二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三国演义》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记述三国史实的著作。由于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封建社会里的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拥护正统思想。从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到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以蜀汉为正统，因此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就接受了这种影响。三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和杂剧，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正统思想。它表现了汉族广大人民在异族的入侵和压迫下渴望光复故国，因而把刘备政权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来拥护的感情。这是《三国演义》取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他们也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尊刘抑曹”，或者叫做“拥刘反曹”，但不同意说罗贯中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来写作的。他们认为，罗贯中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代背景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当时思想水平的高度，从浩瀚纷繁的三国历史题材中，提炼出“拥刘反曹”的主题。这个主题，表达了人民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寄托了人民的爱和理想。同时，罗贯中是一位献身于通俗文学的艺术大师，接受了唐、宋、元以来流传于民间的“拥刘反曹”历史故事的影响。他在历代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参考各种正史、野史、传说、佚闻，塑造了人民喜爱的栩栩如生的传奇英雄的典型，刻划了人民憎恶的反面人物形象。所以，《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的形成，既有它的现实基础和时代需要，又是植根于人民群众创作的肥沃土壤之中。
9、柳永在词史上发展的作用
柳永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他的词多写都市繁华景象及下层市民的生活，尤善于表达羁旅行役之苦，扩大了词的题材。柳永还精通音律，大量制作慢词，对我国词体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柳词以铺叙见长，善于用通俗的语言传情状物，雅俗共赏，因而流传很广。
柳永掀开了词史新的一页，对词的内容和形式都有开拓之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发展了慢词。柳永常纵游於歌楼妓馆，与歌妓乐工的交往，因而认识了慢词的生命力，成为第一个大量创作慢词的作家，引起文人的重视，促使慢词创作繁荣，出现了苏轼、辛弃疾等大批优秀作家。
二、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柳永认为委婉含蓄的小令写作手法和风格，不适应慢词的需要，因而改用铺叙和白描的手法，把所写内容先点示明白，再层层铺展开来描写，既淋漓尽致，又层次分明。感情的表达用白描手法，直来直去，不曲折隐晦，使柳词具有感情强烈、一泻无余的特点。
三、使词由雅转俗。柳永擅长描写青楼妓女和飘泊失意的文人等下层人物的生活和心理，词里的主人公基本上都是市井平民，对他们的遭遇表示了同情。柳永使词离开了达官贵人的歌筵闺房而走向社会的中下层，反映的生活面更宽广了。这是柳永对词的传统题材的突破。他又把从生活中汲取来的通俗化、口语化的俚语俗语运用到词里，表情达意生动真切，开了元代散曲的先声，使柳词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了「俗」的特点。
1.柳永在创制新词调方面为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词至柳永，形式体制更为完备，为宋词的发展和后继者在形式、内容上进一步开拓奠定了前提条件。
2.柳永对词体文学的开拓，还表现在拓展了词的表现范围、改变了词的审美内涵和风格意趣。抒情重心、抒情方式和抒情风格的改变，对宋词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
3.柳词的语言发扬了民间词的传统，面向市民大众，通俗、生动，自成一体。他还创造性地发展了词中的铺叙和白描的手法；并自创出独特的结构方式。
10、 吴敬梓《儒林外史》对儒林秘密的探讨
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入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但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的。《〈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商务印书馆即将出版）一书的作者顾鸣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例的程度。它的优势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入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
堪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的原生态，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况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书中第四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由于社会文化的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危机。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攘攘，孜孜不倦，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色各样的利益，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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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物形象
1、曹操《三国演义》
关键词：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的政治家风貌，雍容大度积极乐观的英雄情怀，任人唯才随能任使博大胸襟，奖惩分明严正不苟的治法观念和体恤百姓保护农业的民本思想，敢作敢为的不畏人言不惮风险的精神，飘逸洒脱的文学家诗人风度和气度。
曹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童谣中：“曹操胡子兵马多，抵不上孔明一只脚”便可见其“知名度”。自有曹操这一形象以来，对其异议也颇多矣。毛宗岗评本中所说的“三绝”，其中第一绝即“奸绝”便是曹操。在黄钧先生所编的《中国古代学史》第七编第二章中用了近二千之文来论曹操，其简言之，即曹操是一个雄才大略，精明干练的奸雄，是奸贼，是英雄，是“奸诈，伪善，阴谋家”的代名词。与此相反的则是聂绀驽在古典文著普及文库《三国演义》的前言中对曹操的评论了，它用了约全文三分之一的文字来为曹操翻案并用“曲高和寡”形容之，其言语颇激，却又不失于中肯。当然聂老在此有调侃的味道，但仍不失为对操评论的另一面。也就是，在聂老看来，是比较肯定“雄的”一面的。我们该怎样去评判呢？很明显，我们既不能受固有的，（特别是南宋以后）陈腐的“尊刘抑曹”观念的影响，也不能用现代的观点去衡量当时的历史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评论云：”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惟于关羽，特多好语……。”然对曹操这一主要人物形象却未加评判，吾私思之，盖其较为现实，非妖非伪亦非魔矣。他有着现实的复杂性，因此我们如果仅简单地用“好人”或“坏人”来评论如同用手指在地图上指点国界一样把他圈入“非此即彼”的善恶范畴，则他便什么也不是且又“似是而非”了。因为“任何人，即使是坏的人，他们身上都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出上帝的影子来。”（席勒）这一点恩格斯之评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列宁之评托尔斯泰“天才的艺术和发狂的基督教地主”可以形象地说明。
是的，“人世间纯粹的‘完美’与纯粹‘缺陷’的性格并不存在。真实的性格，美而有魅力的性格常常是在美丑，善恶矛盾统一的联系之中……”。（刘再复，《论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则》）我们要评论某一人物虽然其他方面我们不容忽视，但更首要的是要看其主导方面。在罗贯中的笔下，曹操的主导方面仍不失为东汉末年叱咤风云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军事家，是有志于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这一英雄本色，大致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有勇有谋、百折不挠、生机勃发的政治家风貌。
与刘备一样，曹操都是在镇压黄巾的不义战争中登场并由此起家的，小说对此一笔带过。他最先引起读者注意的是讨卓事件。小说详尽描绘了讨卓的背景：董卓入侵后，给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灾难，文武百官处境狼狈。然就在满朝公卿相聚一堂，谈虎色变“尽皆掩面而哭”之际，坐中一人抚掌大笑曰：“满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此时的曹操还仅为骁骑校尉。他知道：哭，于事无益，于时无补。于是他便采取行动：毛遂自荐，决意冒杀身灭族之险谋刺董卓。其行动果敢而又鲁莽。虽然结果失败了，但在谋刺过程，却不由人赞叹他有勇有谋：“操急掣宝刀在手，恰待要刺，不想董卓仰面看衣镜中，照见曹操在背后拔刀，急回身问曰：‘孟德何为？’……操惶遽，乃操刀跪下曰：‘操有宝刀一口，献上恩相。’“于是得以脱身，并“借马”出相府，“加鞭望东南而去。”（见第四回《谋董贼孟德献刀》其机智，恐非凡人所及。其结果用曹操自己的话来说便是“谋事在人而成事在天”了。尤其可贵的是，之后，曹操潜归故里，发矫诏，招义兵，会盟十七路诸侯讨伐董卓。会盟讨卓几节，写得有声有色，其阵容、其声势都相当壮观。令人不得不赞赏的是，这次联合行动虽由曹操发起，但他却真心诚意推举当时实力最强的袁绍做盟主，自己却呼前跑后，甘愿充当联络员之类的角色。他一面尽心尽职辅佐袁绍成其大功，一面又与袁绍及袁家兄弟只重名份，不重人才的阶级偏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以促进讨卓运动的进展。可惜袁绍之辈各怀异心，按兵不动，“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见《蒿里行》）终于坐失乘胜追击董卓入洛的良机。“竖子不足与谋！”这便是他的取得的教训。在其过程中，曹操清楚地认识到：号称“四世三公”“强硬莫敌”的大人物（袁绍之徒），原不过是“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的疥癣之徒，把安邦定国的大计寄托在这伙人身上，无疑是钻冰求名酥。于是他打消了对大军阀们的幻想，这也是曹操芟刈群雄，削平海内，统一北方壮举的起点。
在统一北方的战争中，曹操那出众的才能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三国志》说他“运筹演谋”，“明略最优”，这些在小说中都得以形象生动的“注释”。以官渡之战为例，作者在朴素无华的笔墨中，把曹操“以至弱当至强”（他以粮草不足的七万人摧毁了袁绍粮草充裕的七十万人）的才能和气度描绘得唯妙唯肖。在这一战争中，袁绍的实力虽十倍于曹操，可是他刚愎自用，拒不采纳谋士的正确意见，结果他优势为劣势，变主动为被动，落及兵败将亡，众叛亲离；曹操则与其相反：他虚怀若谷，不耻下问，择善而从，灵活机灵，结果化劣势为优势，被动为主动，一举挫败强敌，奇迹般地壮大了自己。其主观能力被表现得恰到好处，令人叹服。此外在平定吕布，张绣，马超的最后决战中也都十分生动别致地再现了曹操卓越的指挥才能。
在罗贯中笔下，曹操不仅是“运筹演谋”的指挥官，而且是“披坚执锐”的斗士。在曹操三十年的戎马关山，南征北战的军旅生涯中，他亲冒矢石，出生入死，几陷绝境，但却百折不挠，一旦认定目标，便镌而不舍。在征吕布时，虽中计兵败，几乎生擒但当群下问安时，他却大笑曰：“误中匹夫之计，来日必报之。”在讨袁术时，攻城不利，他“自至城下看诸军搬土运石，填壕塞堑”；当城上矢石如雨下，有两员末将临危退缩时，他“掣剑斩于城下”，且“自下马，接土填坑”。于是，“大小将士，无不向前，军威大振”，“城上看见，并皆失色”。赤壁之战是曹操一生用兵中输得最惨的一次。这次竞争几乎使曹操全军覆没，但他并不是刘备样的小本经营，一至残败便一蹶不振。他败后，便退回北方，休养生息，未几便又军威大振。虽然以后曹操不再有大规模的讨蜀伐吴，而是采取似乎“被动”的防守，在这方面好象是懦弱的表现，其实善于运筹演谋，熟谙兵法的曹操知道，由于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防守既能给人民给军事以休养，更重要的是以退为进，是更大的进攻，因为这样，他能以逸待劳地强有力地抵制来自蜀或吴的强大侵略，这是战略战术上的胜利，其结果使魏最终能一举来蜀平吴。
其二：雍容大度，积极乐观的英雄情怀。
曹操可以说是《三国演义》所有人物中最乐观的一个。俗云：刘玄德的江山是哭出来的。孙权也只是恪守祖业，当一个世袭管家而已。而曹操则不同，他统一北方所有的一切都是依靠他自己身历百战，出生入死取得的。在打江山和坐江山（他是未加冕的帝王）的几十年生涯中，虽然也曾痛哭失师，惜折良才（如三哭郭嘉等），但更多的一面是积极乐观，雍容大度的。如他不杀陈琳，说陈琳之文可愈头风，青梅黄酒，横槊赋诗无不十分风流潇洒，即使倒霉时也并不心慌意乱，总能在瞬息万变的紧急关头，保持最清醒的头脑，这很适合今天的“以微笑面对人生”这句。因此聂绀弩老先生说：曹操有豁达之风，均非周瑜所能梦见。
说到曹操的豁达，就难免提及其笑。曹操的笑其状有很多种，有微笑，有转嗔为笑，也有大笑，当然也有我们常说的奸笑，皮笑肉不笑。笑的情况也有很多种，有要胜利凯旋时，也有在兵败时。其中笑得最令人难忘的恐怕是曹操在赤壁兵败道走华容中的三次大笑了。其第一次大笑是在刚刚摆脱东吴追兵，喘息稍定于乌林之西，宜都之北时。当时曹操见此地树林丛生，山川险峻，就于马上仰面大笑不止，众将不知其故，曹操曰：“我不笑别人，单笑周瑜无谋，诸葛亮少智，若是我用兵之时，预先在这里伏下一军，如之奈何？”但正当曹操大笑不止时，两旁鼓声大作，伏兵从火光中冲杀而出。其第二次是在葫芦口埋锅造饭时，第三次是在华容天险道中。（见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这三次大笑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共同特点，即当形势危机，众将皆以为应当愁眉不展，胆寒心惊时，曹操却反而发出了胜利时也难得一见的大笑。如果说曹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性格中的奸诈，那就带有强烈的谴责意味了。但若透过这种忠奸的道德判断，我们应当感到最重要的恐怕是曹操具有常人所不具备的独特智慧，能洞察事物潜藏着的深刻矛盾，并在矛盾刚刚出现时，就早已准备好了应变的策略。因此曹操在面对暂时的失败时，甚至是严重的失败时，也能够保持乐观的态度，并且能及时把这种乐观的态度外化为极富感染力的身体语言，表情语言，从而起到稳定军心，振奋士气的作用。其这种性情与毛泽东所说的，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看到希望。应该说是有内在的统一性的。
在《三国演义》中能与曹操智慧匹敌的确是大有人在的，如周瑜，诸葛亮等，其智慧都是超群的，他们都曾洞见过常人不见的幽微。但他们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周瑜爱笑，但更易怒，即使笑也是儒将风度使他无论如何也脱不开玉树临风的潇洒。故周瑜的笑，即使是最得意，最放胆的笑，也不过是曹操如大海潮音的大笑的一种伴奏；诸葛亮也有笑时，但由于其性格是
第2个回答 2006-01-03
所谓豪放派，其特点是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梁山十大庸才
梁山好汉也并非个个英勇神武，也有若干脓包，滥竽充数，且看我挑出的梁山十大庸才如下：
一、铁扇子宋清：
全书中并没有见过宋清有一场厮打，半句计谋，只是整日负责安排酒席，整个一司务长的头衔，可谓酒囊饭袋，能和天罡地煞为伍，无非靠宋江的关系罢了。这厮得宋江照顾，从不上阵杀敌，征方腊时，108将死伤大半，他倒是可以全身归来。
二、金眼彪施恩：
想这施恩乃是富家子弟，父亲是老管营，自小锦衣玉食，吃喝享受惯了，哪里有半分真实本事。让蒋门神一顿拳脚，打得包了头，吊着胳膊，两个月不得起床。本领之低微，自不必多言。征方腊时，方才两军恶战，施恩就率先挂了。人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两军阵中，本领高低自然体现。
三、四、独火星孔亮、毛头星孔明：
这哥俩本事低微之极，孔亮和武松厮打时，书中写道：
“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来，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
这句“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就是西门庆等人也没有被形容的这么惨。而且你看他哥俩拜的师父，却是宋江。宋江还点拔他两个的枪棒，两人的水平可想而知。怪不得打方腊时，孔亮和施恩一块挂了。
五、白日鼠白胜：
这白日鼠白胜是村里的一个闲汉，充其量只是个小混混罢了。书中也没有提过他有什么武艺，只是友情客串了一回黄泥冈上的一出好戏，虽然还算演得成功，想来他本是这类闲汉，出演这卖酒的汉子可以说是本色演员。但以后再没有什么表现了。而且后来吃拿到济州大牢里，经不起严刑拷打，还供出了晁盖等人。按我党标准，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但梁山好汉却并没有这么算，还救了他上山。在梁山上也是个“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
六、小霸王周通：
小霸王周通不仅人品低劣，抢人女儿。武功也极为不济，被鲁智深一顿老拳，打得声唤不止，书中写道：
“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方腊的手下将领）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
周通武功之不济可见，竟然一招就被厉天闰KILL了。而人家卢俊义三十合就杀了厉天闰。如果周通和卢俊义这类人真正交手恐怕还过不了十合。
七、活闪婆王定六：
书中王定六自我介绍道：
“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
这人虽说走跳的快，走哪里走得过神行太保戴宗，跳也不见能比得鼓上蚤时迁。赴水使棒也“不得传受”，看来也没有多少本事。
八、九、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
这两人虽是梁山上的元老，但从王伦口中得知两人的武艺也只平常。这二人的名字十分雄壮，什么金刚、天之类的字眼，其实就像庙里的泥胎，专门唬人，并无半分真实本事。打方腊第一阵，就先折了宋万，却是乱军中马踏身亡。由此可见宋万本领。杜迁后来死在攻打清溪县时，可以说是最后一场恶战了，死法和宋万相同，也是马军中踏杀。可见杜迁宋万的本领相同，为何马军中不踏杀李逵、鲁智深等？还是说本事不济之缘故，大家知道但凡出现在拥挤踩伤人命的事故，死伤者往往以老弱妇孺居多，就是此理。
十、险道神郁保四：
这险道神郁保四在书中只提到是个夺马的强盗，除了长得高大（当时也没有篮球可打），一直也不见有甚么武艺。上梁山后唯一做的一件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梁山十大庸才
梁山好汉也并非个个英勇神武，也有若干脓包，滥竽充数，且看我挑出的梁山十大庸才如下：
一、铁扇子宋清：
全书中并没有见过宋清有一场厮打，半句计谋，只是整日负责安排酒席，整个一司务长的头衔，可谓酒囊饭袋，能和天罡地煞为伍，无非靠宋江的关系罢了。这厮得宋江照顾，从不上阵杀敌，征方腊时，108将死伤大半，他倒是可以全身归来。
二、金眼彪施恩：
想这施恩乃是富家子弟，父亲是老管营，自小锦衣玉食，吃喝享受惯了，哪里有半分真实本事。让蒋门神一顿拳脚，打得包了头，吊着胳膊，两个月不得起床。本领之低微，自不必多言。征方腊时，方才两军恶战，施恩就率先挂了。人说“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两军阵中，本领高低自然体现。
三、四、独火星孔亮、毛头星孔明：
这哥俩本事低微之极，孔亮和武松厮打时，书中写道：
“武行者抢入去，接住那汉手。那大汉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怀来，只一拨，拨将去，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个村汉看了，手颤脚麻，那里敢上前来。武行者踏住那大汉，提起拳头来，只打实落处……”
这句“恰似放翻小孩子的一般”就是西门庆等人也没有被形容的这么惨。而且你看他哥俩拜的师父，却是宋江。宋江还点拔他两个的枪棒，两人的水平可想而知。怪不得打方腊时，孔亮和施恩一块挂了。
五、白日鼠白胜：
这白日鼠白胜是村里的一个闲汉，充其量只是个小混混罢了。书中也没有提过他有什么武艺，只是友情客串了一回黄泥冈上的一出好戏，虽然还算演得成功，想来他本是这类闲汉，出演这卖酒的汉子可以说是本色演员。但以后再没有什么表现了。而且后来吃拿到济州大牢里，经不起严刑拷打，还供出了晁盖等人。按我党标准，这是十足的叛徒行为。但梁山好汉却并没有这么算，还救了他上山。在梁山上也是个“有他不多，没他不少”的人。
六、小霸王周通：
小霸王周通不仅人品低劣，抢人女儿。武功也极为不济，被鲁智深一顿老拳，打得声唤不止，书中写道：
“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方腊的手下将领）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
周通武功之不济可见，竟然一招就被厉天闰KILL了。而人家卢俊义三十合就杀了厉天闰。如果周通和卢俊义这类人真正交手恐怕还过不了十合。
七、活闪婆王定六：
书中王定六自我介绍道：
“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为走跳得快，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师，不得传受，权在江边卖酒度日。”
这人虽说走跳的快，走哪里走得过神行太保戴宗，跳也不见能比得鼓上蚤时迁。赴水使棒也“不得传受”，看来也没有多少本事。
八、九、云里金刚宋万、摸着天杜迁：
这两人虽是梁山上的元老，但从王伦口中得知两人的武艺也只平常。这二人的名字十分雄壮，什么金刚、天之类的字眼，其实就像庙里的泥胎，专门唬人，并无半分真实本事。打方腊第一阵，就先折了宋万，却是乱军中马踏身亡。由此可见宋万本领。杜迁后来死在攻打清溪县时，可以说是最后一场恶战了，死法和宋万相同，也是马军中踏杀。可见杜迁宋万的本领相同，为何马军中不踏杀李逵、鲁智深等？还是说本事不济之缘故，大家知道但凡出现在拥挤踩伤人命的事故，死伤者往往以老弱妇孺居多，就是此理。
十、险道神郁保四：
这险道神郁保四在书中只提到是个夺马的强盗，除了长得高大（当时也没有篮球可打），一直也不见有甚么武艺。上梁山后唯一做的一件
第3个回答 2006-01-02
所谓豪放派，其特点是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所谓“家家许、郑，人人贾、马”，汉学如日中天。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梁启超认为：他们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相轻《清代学术概论》十九。如翁方刚认为汉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考订，应当为义理服务，主张“考订之事，必以义理为主”，认为经典研究在于“欲明义理而已。”
公安派为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元曲：元杂剧和元代散曲的合称。均以当时的北曲配乐，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为“四大元曲作家”，是元代文学的代表，元杂剧尤为突出。
元杂剧：是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融合各种表演艺术而形成的一种完整成熟的戏剧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表演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产生了散韵结合、结构完整的文学剧本。主要剧作家有关汉卿《窦娥冤》、白朴《梧桐雨》、马致远《汉宫秋》、郑先祖《傅女离魂》、王实甫《西厢记》。
市井四奇人出现于儒林外史中.“奇”女子沈琼枝，被盐商宋为富骗娶为妾。她不甘“伏低做小”，携带宋家财物逃奔南京，靠卖诗刺绣，独撑门户，自谋生计，什么礼教清规，妇道戒律，人言围攻，官府迫害，他都夷然不服。会写字的季遐年，卖火纸筒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裁缝荆元合称“市井四奇人”。王太去看下围棋，被大老官鄙夷轻贱，他偏要杀败不可一世的“大国手”，把大老官惊的目瞪口呆。他认为这才是天下最大的“快活”。季遐年不修边幅，傲视富人。施乡绅请他写字，他仰脸大骂道：“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字！”请他写字要看他的高兴，他若不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银子送他，他正眼都不看。奇人的叛道为世所不容，奇人形象里确有与封建主义相抵牾的民主主义因素在闪光，是作者本人叛逆精神的具像化，代表了他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但即使是奇人，也找不到社会更新，儒林解放的历史前途，只能像魏晋名士那样，以纵逸肆志的人生态度，违世抗俗的傲岸性格，在令人窒息的封建暗夜里左冲右突。
在对三国历史的把握上，作者表现出明显的拥刘反曹倾向，以刘备集团作为描写的中心，对刘备集团的主要人物加以歌颂，对曹操则极力揭露鞭挞。今天我们对于作者的这种拥刘反曹的倾向应有辩证的认识。尊刘反曹是民间传说的主要倾向，在罗贯中时代隐含着人民对汉族复兴的希望。
柳永（约971-1053），字耆卿，初名三变，字景庄，排行第七，又称柳七，崇安（今福建崇安县）人。北宋著名词人。出身于儒宦世家，工部侍郎柳宜少子，景佑进士，官至屯田员外郎，故又世称柳屯田。柳永为人放荡不羁，仕途更为坎坷。时人将其举荐于仁宗，却只得四字批语：“且去填词”。仕途无涯，便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流连于歌楼舞榭，沉迷于声色词曲，潦倒终身，竟由群*合金而葬。
政治上的抑郁失志，生活上的特殊经历，以及他的博学多才，妙解音律，使这位“浅斟低唱”、“怪胆狂情”的浪子，成为致力于词作的“才子词人”。由于柳永对社会生活有相当广泛的接触，特别是对都市生活、*女和市民阶层相当熟悉。都市生活的繁华，*女们的悲欢、愿望及男女恋情，自己的愤恨与颓放、离情别绪和羁旅行股的感受，都是其词的重要内容。此外，也有一些反映劳动者悲苦生活、咏物、咏史、游仙等作品。大大开拓了词的题材内容。他接受民间乐曲和民间词的影响，大量制作慢词，使慢词发展成熟、并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地位。在词的表现手法上，他以白描见长；长于铺叙，描写尽致；善于点染，情景交融，抒情色彩强烈；语言浅易自然，不避俚俗，使其词自成一格，广为流传。
柳永在词的内容和表现手法方面都有新的开拓，标志着宋词的重大变化，对宋词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词音律谐婉，平易轻约，更善情景之融。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言称：“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足见其靡盛，而纪昀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倍加推崇：“诗当学杜诗，词当学柳词。”著有《乐章集》，其词中名篇有《雨霖铃》、《凤栖梧》、《八声甘州》、《望海潮》等。柳永生平散见张宗橚《词林纪事》和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等。
《儒林外史》以科举考试制度和功名富贵为中心内容，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儒林人物（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以及与此相关或由此派生出来的地主、豪绅、官僚、名士等人物的活动，广泛地揭露出世风的堕落和丑恶黑暗的社会面貌。作者以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为标准，来评价和褒贬他笔下的人物。他对热衷功名富贵的封建士子的空虚卑怯的灵魂投以讽刺和嘲笑，对依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富贵而欺压百姓的豪绅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批判，而对鄙弃功名富贵的高洁之士则作了热情的歌颂。吴敬梓以他冷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生动地描绘出封建社会末期的腐朽和衰败，犹如用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将封建社会已经开始腐烂的肌体解剖给我们看。
《儒林外史》以揭露和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以儒林人物为主，却又不局限于儒林，旁及官僚、豪绅、恶霸、商人、流氓、恶棍、妓女、风水先生等等社会各阶层人物，广泛而真实地刻画了封建社会末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出整个社会腐朽没落的倾向。作者企图以恢复古礼古乐来改变堕落的世风，把他的理想寄托在一批所谓“真儒”的身上，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得这部长篇小说的结尾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气氛。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宋江 宋江是梁山永远的老大，原著中当他上梁山以后，梁山的老大实际上就已经是他了，晁盖已经成了一个符号化的人物被冷落，被架空。梁山在宋江的领导下走向了辉煌，聚齐了108将。但是也因宋江痴迷招安才葬送了梁山的事业。可以说宋江既是功臣又是罪人。
贼水浒中，死过一次的宋江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宋江了，原来的宋江是个厚黑学高手，对兄弟笼络有水平，但是对付朝廷方面的确不足。而阴间的宋江一出场就先弄了几个计谋，成功的脱险并创建了隐龙山的基业。这还是在军师不在的情况下，自己独自发挥，就凭这些他的军事才能就已经超出了原著。
而对于他的老本行，笼络人心方面的确做的比原著更好了些。例如他对晁盖一番吹捧，就把原来冷眼旁观的晁盖拉进来入伙，体现了他对革命老同志和老领导的关怀，也吸引了林冲等一批原来业务水平很强的人重新入山。
他的另一大创举，就是改变了原来梁山队伍的编制，打破了过去体制的束缚。在原来108将聚齐以后，梁山是没有招收新人的，而且座次都是固定不变的，大家都端起了铁饭碗。但在贼水浒中，历经了生死搏斗的宋江也明白了人才的重要性，不在在乎人数的限制了。看他所吸引上山的，除了老弟兄，有象以前一样的官军将领，有民间的豪强，有自己以前的仇人，也有上一世的对头........，将领的来源比原来多了许多，这也是这里比梁山壮大的原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已经开始不在固定排座次了，例如立了大功的时迁就被提升了好几位，这在原著固定模式下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宋江之所以是宋江，就不能缺少他的阴险和狡诈的本性。对于晁盖，他口口声声说把晁盖位置放在第一位，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想着算计他，就连战斗时马摔坏了，都后悔把宝马给了晁盖。这点很重要，因为宋江一向是个慷慨的人，对朋友及其讲义气，但为什么会对那匹马耿耿于怀呢？这就是因为晁盖给别的人不一样。别的人，别的兄弟，都是宋江拉拢的对象，马给了他们换了个人才对你的忠心很值得，但是给了上司，哪怕是名义上的上司，也会让他心疼，因为晁盖是不能成为他的手下，为他卖命的，这样的投资是收益太小的。同样他对尉迟无双也是这样，在拉拢不成，在用不着她的时候，就可以对她下毒手，反正她也不是梁山兄弟，不用顾及脸面。
对于死党，宋江的死党，孔家兄弟和李逵等人，他利用的很充分，表面上看，他们总给宋江惹祸，宋江不得不一一为他们救火，甚至救李逵成了本书第一长线，但是为什么孔家兄弟在犯了这么多大错误还被留在身边，而且连脾气都不改。其实孔家兄弟很聪明，他们不止是有恃无恐，而且还发现了他们对宋江的作用，宋江每次处理他们，都会让头领们对宋江更亲近一次，正是他们的闯祸，才会有了宋江的公正处决，尽管只是形式上的公正。
元杂剧中水浒戏的基本内容是善良的平民遭受权豪势要、地痞恶霸的欺凌、迫害，梁山好汉扶弱抑强、诛恶锄奸。李逵戏也正是写黑旋风李逵“替天行道救生民”的故事。《李逵负荆》的基本情节与后来百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梁山泊双献头”大致相同，以误会引出戏剧冲突，推动整个剧情发展。当李逵误会宋江，并确信宋江抢了满堂娇以后，便“按不住莽撞心头气”，“抖擞着黑精神，扎煞开黄髭须”，怒气如雷地回山质问宋江，便引出了闹山、对质、负荆等构成富有喜剧特色的戏剧冲突。也正是在矛盾中塑造出李逵卤莽、豪爽、粗犷的性格。高文秀的《黑旋风双献功》作为其众多李逵戏中仅存的一种，生动有趣地演出了李逵智救孙荣的故事，着力塑造了李逵仗义行侠，除暴安良，且莽中有细、智勇兼备的英雄豪杰形象，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可谓异曲同工。
第4个回答 2006-01-08
谓豪放派，其特点是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和字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于粗疏平直，甚或涉于狂怪叫嚣。北宋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都有这类风格的作品。南渡以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辛弃疾更成为创作豪放词的一代巨擘和领袖。豪放词派不但"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沾溉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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