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和科学的发展，人类所面对的知识界限和领域急剧扩展，学科分化也越来越快。20世纪初，部门哲学的出现，更加速了学科分化的趋势。对管理哲学的讨论也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始的。20世纪20年代，自谢尔登的《管理哲学》出版以来，从哲学层次上考虑管理实践的尝试从未间断过。谢尔登认为，工业管理应承担人性与社会双重性质。工业不仅是人类的结合体，也是由整个社会要求所产生的。由此决定，工业管理的社会责任包括服务于共同体的需要的责任、对进入工业中的工人的责任、为共同体和共同体成员提供一定生活标准和最低限度的闲暇的责任。同时，谢尔登还提出了劳动力和生产管理的伦理要求，对企业应承担什么社会责任做了初步探索。加拿大的管理哲学家克利斯多弗・霍金森于1983年和1996年分别出版了《领导哲学》和《管理哲学》，对管理哲学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管理哲学没有出现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管理太微观，而哲学有擅长于整体分析和宏大叙事，致使两者不符；另一个是哲学已经给日常管理提供了思考路径和法则，只是我们没察觉到。其实，管理与哲学，因而与本体论、价值论、认识论存在着自觉不自觉的联系。霍金森借鉴管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成果，以价值取向为分析维度从文化精神、亚文化、组织、群体、个体五个层面对组织的文化属性进行了探讨，为以后管理哲学的研究领域做了十分有价值的探索。哥本哈根商学院教授科克比1999年出版《管理哲学――从彻底的规范角度》一书，引起管理学界的高度关注，使管理哲学的探讨转向更深领域。科克比认为：“管理哲学”不只是“管理的哲学”，“任何关于管理现象的反思，任何关于管理主题的元讨论，都必须是彻底规范的”[1](p.7)。他运用现象学的范式依靠彻底规范视角对管理哲学进行了探讨。纵观整个管理思想史，尽管仅有这三位管理思想家的著作以管理哲学命名，然而，有关管理哲学的研究却从有管理活动就已开始。自科学管理开始，泰勒就提倡进行一场心理革命，将增加雇主、雇员以及这个社会的福利为科学管理的目标，他关注的是管理的根本目标。与泰勒同时代的福列特已经看到科学管理的弊端，从辩证的角度给管理活动中的冲突提出药方，形成独特的处理冲突的方法。随后，作为科学管理的反思结果，行为科学理论从人的社会需求角度出发，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构建管理理论，在管理领域从哲学上思考人的价值。二战期间，为了战争需要，多种学科成果应用于管理过程，促进了理论的发展。社会系统学派、战略管理学派，以及随之出现的经验管理学派等，从不同角度对管理活动的本质和意义、管理终极目的等等进行了思考，但都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管理哲学的学科合法性，管理哲学和管理学的关系，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等，这些问题至今还是学界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话题。本文从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关系角度入手，对以上问题进行尝试性的探讨。
一、管理、管理学、管理哲学之间的联系
探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对管理的探讨。由于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涉的对象都是管理实践活动，所以，对管理的深入理解是探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什么是管理呢？一般认为，管理是通过对人、财、物的合理调配，使组织的投入与产出比达到最大化，以有效实现组织目的或目标的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的有机统一，离开任何一个要素都构不成实践活动。管理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它也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的统一，通过协调人、财、物有效配置而达成预定目的的活动。从这方面看，管理活动涉及的对象有三个方面：首先，管理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对技术的运用来改造客观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技术都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管理活动也不例外，管理者通过管理活动将人集聚起来，人又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通过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技术把人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人类将“自然之物”改造成为“人工之物”，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体现的是人类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能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积累，人类运用技术改造自然的程度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管理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即通过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有效结合（知识、能力是技术中人的要素，工具、机器、设备是技术中物的要素），来实现人的目的和利益，以满足人的需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管理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管理活动通过制度安排形成最佳的劳动组合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一般认为，制度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规则和规范[2](pp.225�226)、一种行为模式[3](p.12)。管理就是通过这种规则、规范或者行为模式来协调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活动。人作为单个自由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异性和价值上的多元性。如果要使这种差异和多元成为一个“公平稳定的合作体系”[4](p.331)，就必须通过制度来沟通和整合每个个体的差异。虽然每个个体存在利益差异和价值多元，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成为个体合作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就是人对物的依赖性。管理通过调整人对物依赖关系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他们的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由于个体的利益差异和价值多元，他们之间也存在冲突。为了减少冲突造成损失，通过制度将冲突和矛盾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组织的效益最大化。最后，管理活动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机统一。管理所调节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分开、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管理活动中，管理通过改变或变换人与物、人与人、时间和空间等不同的组合方式，使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沟通，达到一定程度的有序和平衡，进而使得各个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投入到管理系统的共同目标之中，最终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在整个管理发展史过程中，人、财、物等管理要素每次组合方式变革都会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亨利・福特创造的“生产流水线”直接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组合方式，使人类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成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标志。通用汽车的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通过改变通用公司原有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方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组合方式，创造了“事业部”体制，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短短三年内反败为胜，使通用在他掌管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在现代组织活动中，管理者能否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合理配置、组合各管理要素，成为组织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此，管理活动是管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者的有机统一。
人类有一种穷根究底、寻本溯源的本性。自有人类文明历史开始，人类从没放弃过对事物本源的追问和思考。在追问本源的过程中，人的思维在形而上学和经验环境之间总沿着一个双向相反的过程进行，如图1所示[5](p.3)。
图1 科学连续体及其要素
可以看出，人类思维的一个方向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环境开始，通过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寻求外在变化多样的世界存在的根据。也就是从现实的“多”中寻求永恒的“一”、从“多样变化”中寻求“不变的存在”。这一追寻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现实经验到形而上学的思维连续体（图1上部单向箭头）。人类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是：从超验的、形而上的本体思考开始，将思考的结果投射于现实世界，来验证所思考的理论假设。这一投射过程是从抽象到具体、从形而上学到现实经验的思维连续体（图1下部单向箭头）。这两个思维连续体又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连续体（图1中部双向箭头）相一致。从总体上看，在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中，居于不同种类的科学间的差别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位置。靠近右边的学科一般被称为“经验性的”或者“实证性的”，靠近左边的学科则被称为“理论性的”或者“抽象性的”。在图中，越靠近右边，越显示出它的经验性和实证性；越靠近左边，则越显示出它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从具体科学领域看，上述科学连续体的特征也普遍存在于各学科之间和各学科内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关系也遵循这一思维连续体特征和学科连续体特征。
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管理学和管理哲学都直接面对管理实践活动，都关涉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然而，一般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它以管理实践活动涉及的三个方面为对象，寻求、总结管理活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两者相互统一的基本规律和有效方法；而管理哲学则是对知识形态的管理思想或基本规律的反思和批判，以及管理实践活动关于人和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管理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最终指向管理和管理实践活动的终极问题和基础问题，这些终极问题和基础问题有：管理思想与理论的逻辑构成及其正当性、组织存在和管理活动意义、管理理论的人性基础假设、管理价值和管理价值观以及管理思维方式等。从人类思维的连续性特征和科学连续性特征来看，再加上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涉的对象又是同一个――管理实践活动，所以，管理学、管理哲学两者之间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管理实践活动、管理学、管理哲学的关系
从图2中可以看出，管理学和管理哲学都以管理实践为关涉对象，并且它们之间还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但它们的考察角度和考察方法不同，而使它们可以归属于同一学科。我们也可以将它们放入图1中加以理解。在图1中，管理学应该处于横轴右侧；管理哲学则处于横轴左侧。管理学关注的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具有“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现象；管理哲学则关注的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间接、稍微疏远的具有“理论性”和“抽象性”的管理终极问题和管理本源问题。管理学通过对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现象的研究形成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管理者将形成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再运用到管理实践中来加以检验，最终以实现和创造效益为目的。在将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返回管理实践的过程中，管理者对于这些原理和方法产生的时代环境、产生背景、使用的正当性、产生的后果等很少考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管理哲学则不同。虽然管理哲学也面对管理实践，它的思考对象却是更加基础层次的管理主体价值实现、组织文化价值观、管理原理的应然性、管理思维方式等。然而，由于人类思维和科学认识的连续性特征以及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注的对象是同一的，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认识领域必定有某种程度的交叉性。也就是说，由于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从来都是连续的，所以，管理学和管理哲学没有绝对严格的学科分界。它们可能关注和面向同一对象进行探究，不同的只是研究角度和使用的研究方法。
二、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区别
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即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的根本出发点和本质属性；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是将该学科的认识对象上升为理性认识，并加以表述的方式和手段。用理论思维的概念和范畴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学科走向了成熟。管理学和管理哲学虽然都面对管理实践活动，都关涉管理活动中的问题；然而，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研究对象不同
管理学和管理哲学虽然都关涉管理实践活动，但管理学对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考察重点是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它通过对管理活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两者相互统一的结合概括出有关管理的一般原理，抽象出具有理论性的模型和具有指导意义的管理方法。也可以说，管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为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管理知识、原理、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纵观管理发展史，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到法约尔的管理五大职能、十四项原则，再到韦伯的官僚体制，以及后来的现代管理各流派，他们无不试图揭示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用于指导实践以求管理活动的产出或者效益最大化。用中国的话来说，管理学仅是对管理的“术”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只是管理活动的“技巧”。
管理哲学的研究和考察重点则是管理实践活动中的终极问题或者形而上的问题，它是管理基础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管理实践中人和组织的存在意义的思考。一般情况下，管理的终极问题是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学者较少考虑或者说不注重关心的问题。现实情况是，管理学学者为了迎合管理实践者的口味，片面追求管理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高效的管理方法。管理实践者将这些理论、管理方法应用于管理，追求管理活动的效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管理研究者还是管理实践者都没有考虑所使用原理或者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带来的可能后果。他们也没有考虑管理活动中人的价值和尊严如何实现、人性和人的本身如何解放、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等等问题。只有到他们使用的理论或者方法的功用减弱或失效的时候,才开始对人的价值、尊严、组织存在的意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等进行反思。管理实践中，应该从一开始就对“应当如何”进行思考，从管理的根本问题出发，避免在“管理问题――管理技巧――新的管理问题”这样的技术层次上打转，为管理实践提供价值指南。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应以“道”出发思考问题和指导实践，这些处于管理活动最基础的价值判断和关于人、组织的存在意义的问题构成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学科属性不同
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在学科属性方面存在管理学具有科学特质和管理哲学具有人文特质的差异。纵观管理思想史，管理学的科学特质一直表现明显。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开创了管理史上的科学管理时代；法约尔深受他所在科学主义时代的影响，致力于普遍的管理原理的追求。他将管理活动分为五种职能，并提出管理的十四项原则，这些职能和原则成为以后研究管理的基础，其间渗透着明显的科学特性。在此之后，许多管理学者和管理理论都没有逃出科学主义背景的窠臼。到了现代，管理学研究更是融合了数理科学、系统工程、经济学及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的思想、原理及方法。在现代管理研究中，定量化、数理化研究成为管理领域的主流和主导。研究者往往通过量化建模，探究“管理原理”如何发生、管理方式与组织生命周期的关系、组织系统内在的信息反馈与组织运作方式，决策者的产生与更替方式对组织系统的各种反应……等等。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管理学的研究有偏向于自然科学的倾向。另一方面，管理实践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物”，对其研究时将其客观化和对象化，其研究结果成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管理原理和方法。这些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原理、方法的正确、实用与否，要将它们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通过实验来确定它们的有效性。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再回到实践中的过程也使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表现出科学特质的一面。
相比管理学来说，管理哲学的人文特质则更为明显。管理哲学思考和关注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尊严与价值、管理行动的应当性和合理性、管理实践中的思维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属于管理实践中关于组织和人的行动的价值判断范畴，它仅是为管理主体形成一种价值信念和价值理想，为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确立一种价值导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没有最终的、绝对的、正确的答案，即使对它们当前的认识也会被后来的探寻者认为存在缺陷，它们的答案并未被完全找到。这是因为任何有关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等问题都不是现存于一个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人在整个探寻的过程中不断被挖掘、不断生成的。正是通过对于人和组织的存在价值以及存在意义的永无止境追问和探寻,管理哲学才能从新的方面、新的层次展示人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状态，也显示出管理哲学的人文特质。另一方面，对于管理哲学探讨的管理终极问题的结果不能在实践中检验其对错。最简单的例子是管理理论基础的人性假设。不管假设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复杂人”、“自我实现的人”，它们都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果超出它们存在的特定阶段，它们的合理性也就随之消失。这也是管理哲学人文特质表现的一个方面。
（三）研究方法不同
一般来说，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两种：（1）实证性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管理活动是通过对管理实践的科学分析，最终总结、归纳出管理规律，形成管理基本理论。这些规律或者理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起同样作用，最终目的是实现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从科学管理以来，这种方法在管理研究中一直占主要或统治地位。一般说来，实证方法主要通过案例、抽样调查、实验等方法去搜集资料和数据，再运用定量技术去处理分析资料，最终用公式或者数学模型去解释或表达现象，建立理论和假设。在这一过程中，实证方法既使用包括观察、测量、演绎、假说等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研究方式，也使用包括逻辑的、数学的、统计的分析方法。纵观整个管理思想史，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量管理理论学派、计算机学派等无不是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即使在管理思想飞速发展的当代，实证方法的运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战略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质量管理理论等等也都是运用现场观察、案例分析、建立模型等方法确立理论。（2）规范性研究方法。除了实证性研究方法外，管理学还有从理论出发，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规范性研究方法。规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演绎和归纳方法，从管理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出发，试图导致“良好的”管理活动，从逻辑性方面概括或指明管理活动“应该怎样”①。管理的规范性研究方法总是力图找出较佳的管理规则和较优管理方法。在管理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并变得重要。
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逻辑思辨方法。由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活动的终极问题，使得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具有人文特质，这也决定了管理哲学的研究要以逻辑思辨的方法为主。在知识探索活动中，当涉及人的价值、意义、偏好等领域，甚至是新知识的发现以及新学科的创立，都必须仰仗于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得知识的思辨方法。管理哲学旨在为管理者提供一种价值信念、价值理想和价值导向，其研究最终结论是一个价值命题。因此，管理哲学的研究方式是非实证的、主观的、逻辑思辨的哲学方法。管理哲学的研究者通过探讨管理主体的内心世界、认知方法以及管理活动的应然价值来理解人类行为和管理活动的内涵,要求研究者对知识本身进行解释,以确保其含义融入特定的环境。管理哲学的知识就成为个人的主观体验以及个人主观良知研究管理活动的结果。再者，人的行为、活动都受其目的、意识、心理、情绪的支配，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形成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的方法。逻辑思辨研究是提高思辨能力、培养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必经之路，也是具有人文学科属性的管理哲学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可见，尽管管理哲学与管理学都面对管理实践、关涉管理现实，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也决定了管理哲学是不同于管理学的一门新学科。管理哲学与管理学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分，并不代表管理哲学能够自觉成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合法性最终得到确认和学科的确立，还需要对它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阐明。
一、管理、管理学、管理哲学之间的联系
探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关系离不开对管理的探讨。由于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涉的对象都是管理实践活动，所以，对管理的深入理解是探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基础和前提。那么，什么是管理呢？一般认为，管理是通过对人、财、物的合理调配，使组织的投入与产出比达到最大化，以有效实现组织目的或目标的活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的有机统一，离开任何一个要素都构不成实践活动。管理活动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它也是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三者的统一，通过协调人、财、物有效配置而达成预定目的的活动。从这方面看，管理活动涉及的对象有三个方面：首先，管理处理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通过对技术的运用来改造客观世界。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技术都是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手段。管理活动也不例外，管理者通过管理活动将人集聚起来，人又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通过劳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技术把人与外在世界联系起来，与外部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人类将“自然之物”改造成为“人工之物”，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体现的是人类作用于外部客观世界的能动性。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和人类知识的积累，人类运用技术改造自然的程度不断深化，范围不断扩大，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管理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即通过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的有效结合（知识、能力是技术中人的要素，工具、机器、设备是技术中物的要素），来实现人的目的和利益，以满足人的需求，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管理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管理活动通过制度安排形成最佳的劳动组合方式，实现利益最大化。一般认为，制度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规则和规范[2](pp.225�226)、一种行为模式[3](p.12)。管理就是通过这种规则、规范或者行为模式来协调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活动。人作为单个自由独立的个体，相互之间存在着利益上的差异性和价值上的多元性。如果要使这种差异和多元成为一个“公平稳定的合作体系”[4](p.331)，就必须通过制度来沟通和整合每个个体的差异。虽然每个个体存在利益差异和价值多元，但是它们之间又存在着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成为个体合作的基础。这种共通性就是人对物的依赖性。管理通过调整人对物依赖关系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把具有不同利益的个体整合起来，形成他们的合作关系。在合作过程中，由于个体的利益差异和价值多元，他们之间也存在冲突。为了减少冲突造成损失，通过制度将冲突和矛盾局限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组织的效益最大化。最后，管理活动是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的有机统一。管理所调节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分开、相互独立的，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相互联系在一起的。在管理活动中，管理通过改变或变换人与物、人与人、时间和空间等不同的组合方式，使管理系统中的人、财、物各要素相互作用、相互沟通，达到一定程度的有序和平衡，进而使得各个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投入到管理系统的共同目标之中，最终促进管理效率的提高。在整个管理发展史过程中，人、财、物等管理要素每次组合方式变革都会引起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比如，亨利・福特创造的“生产流水线”直接改变了生产过程中人与物的组合方式，使人类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改变，成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的标志。通用汽车的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通过改变通用公司原有组织机构和人事管理方式，改变了人与人的关系组合方式，创造了“事业部”体制，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在短短三年内反败为胜，使通用在他掌管下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公司。在现代组织活动中，管理者能否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合理配置、组合各管理要素，成为组织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因此，管理活动是管理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两者的有机统一。
人类有一种穷根究底、寻本溯源的本性。自有人类文明历史开始，人类从没放弃过对事物本源的追问和思考。在追问本源的过程中，人的思维在形而上学和经验环境之间总沿着一个双向相反的过程进行，如图1所示[5](p.3)。
图1 科学连续体及其要素
可以看出，人类思维的一个方向是：从日常生活的经验环境开始，通过对经验世界的归纳，寻求外在变化多样的世界存在的根据。也就是从现实的“多”中寻求永恒的“一”、从“多样变化”中寻求“不变的存在”。这一追寻过程是一个从具体到抽象、从现实经验到形而上学的思维连续体（图1上部单向箭头）。人类思维的另一个方向是：从超验的、形而上的本体思考开始，将思考的结果投射于现实世界，来验证所思考的理论假设。这一投射过程是从抽象到具体、从形而上学到现实经验的思维连续体（图1下部单向箭头）。这两个思维连续体又和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连续体（图1中部双向箭头）相一致。从总体上看，在人类认识世界的科学活动中，居于不同种类的科学间的差别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科学连续体上的不同位置。靠近右边的学科一般被称为“经验性的”或者“实证性的”，靠近左边的学科则被称为“理论性的”或者“抽象性的”。在图中，越靠近右边，越显示出它的经验性和实证性；越靠近左边，则越显示出它的理论性和抽象性。从具体科学领域看，上述科学连续体的特征也普遍存在于各学科之间和各学科内部。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关系也遵循这一思维连续体特征和学科连续体特征。
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管理学和管理哲学都直接面对管理实践活动，都关涉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然而，一般认为，管理学是研究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的科学。它以管理实践活动涉及的三个方面为对象，寻求、总结管理活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两者相互统一的基本规律和有效方法；而管理哲学则是对知识形态的管理思想或基本规律的反思和批判，以及管理实践活动关于人和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管理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最终指向管理和管理实践活动的终极问题和基础问题，这些终极问题和基础问题有：管理思想与理论的逻辑构成及其正当性、组织存在和管理活动意义、管理理论的人性基础假设、管理价值和管理价值观以及管理思维方式等。从人类思维的连续性特征和科学连续性特征来看，再加上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涉的对象又是同一个――管理实践活动，所以，管理学、管理哲学两者之间不能截然分开。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 管理实践活动、管理学、管理哲学的关系
从图2中可以看出，管理学和管理哲学都以管理实践为关涉对象，并且它们之间还可能有某种程度的交叉。但它们的考察角度和考察方法不同，而使它们可以归属于同一学科。我们也可以将它们放入图1中加以理解。在图1中，管理学应该处于横轴右侧；管理哲学则处于横轴左侧。管理学关注的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具有“经验性”和“实证性”的管理活动和管理现象；管理哲学则关注的是与管理实践活动更为间接、稍微疏远的具有“理论性”和“抽象性”的管理终极问题和管理本源问题。管理学通过对管理实践活动和管理现象的研究形成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管理者将形成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再运用到管理实践中来加以检验，最终以实现和创造效益为目的。在将管理原理和管理方法返回管理实践的过程中，管理者对于这些原理和方法产生的时代环境、产生背景、使用的正当性、产生的后果等很少考虑或者根本没有考虑。管理哲学则不同。虽然管理哲学也面对管理实践，它的思考对象却是更加基础层次的管理主体价值实现、组织文化价值观、管理原理的应然性、管理思维方式等。然而，由于人类思维和科学认识的连续性特征以及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关注的对象是同一的，管理学和管理哲学的认识领域必定有某种程度的交叉性。也就是说，由于人的思维和认识活动从来都是连续的，所以，管理学和管理哲学没有绝对严格的学科分界。它们可能关注和面向同一对象进行探究，不同的只是研究角度和使用的研究方法。
二、管理学和管理哲学之间的区别
一门学科的成熟与否决定于以下几个方面，即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体系。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的根本出发点和本质属性；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是将该学科的认识对象上升为理性认识，并加以表述的方式和手段。用理论思维的概念和范畴形成认识或解释对象的理论体系之后,便标志着这一门学科走向了成熟。管理学和管理哲学虽然都面对管理实践活动，都关涉管理活动中的问题；然而，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方面却存在明显的差别。
（一）研究对象不同
管理学和管理哲学虽然都关涉管理实践活动，但管理学对管理活动的研究和考察重点是管理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和一般方法。它通过对管理活动中人与物、人与人以及两者相互统一的结合概括出有关管理的一般原理，抽象出具有理论性的模型和具有指导意义的管理方法。也可以说，管理学主要关注的是为管理实践活动提供一套具有普遍性、系统性的管理知识、原理、原则和可操作的方法，它的特点在于它的实用性和工具性。纵观管理发展史，从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到法约尔的管理五大职能、十四项原则，再到韦伯的官僚体制，以及后来的现代管理各流派，他们无不试图揭示管理活动的客观规律，再将这些规律用于指导实践以求管理活动的产出或者效益最大化。用中国的话来说，管理学仅是对管理的“术”进行研究，研究的对象只是管理活动的“技巧”。
管理哲学的研究和考察重点则是管理实践活动中的终极问题或者形而上的问题，它是管理基础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管理实践中人和组织的存在意义的思考。一般情况下，管理的终极问题是管理实践者和管理学学者较少考虑或者说不注重关心的问题。现实情况是，管理学学者为了迎合管理实践者的口味，片面追求管理知识的增长，提出概念、形成理论，获得高效的管理方法。管理实践者将这些理论、管理方法应用于管理，追求管理活动的效益最大化。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管理研究者还是管理实践者都没有考虑所使用原理或者方法的可行性、合理性以及带来的可能后果。他们也没有考虑管理活动中人的价值和尊严如何实现、人性和人的本身如何解放、组织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等等问题。只有到他们使用的理论或者方法的功用减弱或失效的时候,才开始对人的价值、尊严、组织存在的意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等进行反思。管理实践中，应该从一开始就对“应当如何”进行思考，从管理的根本问题出发，避免在“管理问题――管理技巧――新的管理问题”这样的技术层次上打转，为管理实践提供价值指南。用中国的话说，就是应以“道”出发思考问题和指导实践，这些处于管理活动最基础的价值判断和关于人、组织的存在意义的问题构成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
（二）学科属性不同
管理学和管理哲学在学科属性方面存在管理学具有科学特质和管理哲学具有人文特质的差异。纵观管理思想史，管理学的科学特质一直表现明显。科学管理之父泰勒使用科学研究的方法，开创了管理史上的科学管理时代；法约尔深受他所在科学主义时代的影响，致力于普遍的管理原理的追求。他将管理活动分为五种职能，并提出管理的十四项原则，这些职能和原则成为以后研究管理的基础，其间渗透着明显的科学特性。在此之后，许多管理学者和管理理论都没有逃出科学主义背景的窠臼。到了现代，管理学研究更是融合了数理科学、系统工程、经济学及信息论等多种学科的思想、原理及方法。在现代管理研究中，定量化、数理化研究成为管理领域的主流和主导。研究者往往通过量化建模，探究“管理原理”如何发生、管理方式与组织生命周期的关系、组织系统内在的信息反馈与组织运作方式，决策者的产生与更替方式对组织系统的各种反应……等等。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管理学的研究有偏向于自然科学的倾向。另一方面，管理实践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存在物”，对其研究时将其客观化和对象化，其研究结果成为一般性、普遍性的管理原理和方法。这些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原理、方法的正确、实用与否，要将它们返回到实践中去检验，通过实验来确定它们的有效性。这种从实践中总结出来，再回到实践中的过程也使管理学的学科属性表现出科学特质的一面。
相比管理学来说，管理哲学的人文特质则更为明显。管理哲学思考和关注管理实践中的人的尊严与价值、管理行动的应当性和合理性、管理实践中的思维方式等等。这些问题属于管理实践中关于组织和人的行动的价值判断范畴，它仅是为管理主体形成一种价值信念和价值理想，为管理者的管理行为确立一种价值导向，所要回答的问题是“应当如何”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研究和思考的结果没有最终的、绝对的、正确的答案，即使对它们当前的认识也会被后来的探寻者认为存在缺陷，它们的答案并未被完全找到。这是因为任何有关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等问题都不是现存于一个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而是人在整个探寻的过程中不断被挖掘、不断生成的。正是通过对于人和组织的存在价值以及存在意义的永无止境追问和探寻,管理哲学才能从新的方面、新的层次展示人不同于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始终未完成状态，也显示出管理哲学的人文特质。另一方面，对于管理哲学探讨的管理终极问题的结果不能在实践中检验其对错。最简单的例子是管理理论基础的人性假设。不管假设人是“经济人”、“社会人”，还是“复杂人”、“自我实现的人”，它们都只适用于特定的范围和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果超出它们存在的特定阶段，它们的合理性也就随之消失。这也是管理哲学人文特质表现的一个方面。
（三）研究方法不同
一般来说，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有两种：（1）实证性研究方法。管理学研究管理活动是通过对管理实践的科学分析，最终总结、归纳出管理规律，形成管理基本理论。这些规律或者理论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对不同的人起同样作用，最终目的是实现管理效益的最大化。从科学管理以来，这种方法在管理研究中一直占主要或统治地位。一般说来，实证方法主要通过案例、抽样调查、实验等方法去搜集资料和数据，再运用定量技术去处理分析资料，最终用公式或者数学模型去解释或表达现象，建立理论和假设。在这一过程中，实证方法既使用包括观察、测量、演绎、假说等自然科学或经验科学的研究方式，也使用包括逻辑的、数学的、统计的分析方法。纵观整个管理思想史，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管理过程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数量管理理论学派、计算机学派等无不是使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即使在管理思想飞速发展的当代，实证方法的运用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战略管理理论、学习型组织理论、质量管理理论等等也都是运用现场观察、案例分析、建立模型等方法确立理论。（2）规范性研究方法。除了实证性研究方法外，管理学还有从理论出发，将理论用于指导实践的规范性研究方法。规范性研究方法，主要是运用演绎和归纳方法，从管理实践中得出的基本原理出发，试图导致“良好的”管理活动，从逻辑性方面概括或指明管理活动“应该怎样”①。管理的规范性研究方法总是力图找出较佳的管理规则和较优管理方法。在管理研究中，规范性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关注并变得重要。
管理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逻辑思辨方法。由于管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管理活动的终极问题，使得管理哲学的学科属性具有人文特质，这也决定了管理哲学的研究要以逻辑思辨的方法为主。在知识探索活动中，当涉及人的价值、意义、偏好等领域，甚至是新知识的发现以及新学科的创立，都必须仰仗于直觉判断和个人洞察力获得知识的思辨方法。管理哲学旨在为管理者提供一种价值信念、价值理想和价值导向，其研究最终结论是一个价值命题。因此，管理哲学的研究方式是非实证的、主观的、逻辑思辨的哲学方法。管理哲学的研究者通过探讨管理主体的内心世界、认知方法以及管理活动的应然价值来理解人类行为和管理活动的内涵,要求研究者对知识本身进行解释,以确保其含义融入特定的环境。管理哲学的知识就成为个人的主观体验以及个人主观良知研究管理活动的结果。再者，人的行为、活动都受其目的、意识、心理、情绪的支配，对于管理哲学的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形成像研究自然科学那样的方法。逻辑思辨研究是提高思辨能力、培养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的必经之路，也是具有人文学科属性的管理哲学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可见，尽管管理哲学与管理学都面对管理实践、关涉管理现实，但管理哲学与管理学存在着显著的区别，这也决定了管理哲学是不同于管理学的一门新学科。管理哲学与管理学在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区分，并不代表管理哲学能够自觉成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合法性最终得到确认和学科的确立，还需要对它的概念体系、理论框架进一步进行研究和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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