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鸿章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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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世的刻印本《李文忠公全集》，共有奏稿八十卷、电稿四十卷、朋僚译署海军蚕池口教堂函稿等四十五卷，计六百余万字。吴汝纶编这部《全集》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把李鸿章在当政期间所作的业绩也即所谓“事功”，展示给世人。为此他把幕府历年保存下来的文稿逐一考订，分为详、简两套本子。但一是李氏后人拿出的经费有限；二是有些文稿涉及清政府最高机密，在当时出版还有禁忌；三是吴本人因病早逝。所以后来由他的侄女婿廉泉（吴芝瑛的丈夫）完成编印出版的这部全集只是简本。尽管字数已经不算少，但它只占详本的三分之一强，另有近三分之二的文稿未刊。这部详本的底稿为李氏后人保存，解放初期几经辗转，得到已故著名版本学家顾廷龙先生悉心收集保护，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前，一直尘封在上海图书馆的书库里。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和学术繁荣，在顾廷龙老先生的一再倡导下，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依据这部底稿重新编辑出版《李鸿章全集》，先编《电稿》，但由于经费和编纂体例等诸种原因，这套《全集》从1985年到1987年只出了三册《电稿》便告停止。此外，在李鸿章去世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氏文稿还有：（1）光绪三十一年，李鸿章孙子李国杰编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2）民国五年，由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三十二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3）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二十八通和便笺三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墨宝》；因是手迹石印，且系李氏早年信稿，很具价值；（4）商务印书馆1957年12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1958年6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吴编刻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一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弥补了剿捻期间李鸿章文稿的缺乏；（5）1960年3月，中华书局出版《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这是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对于李潘交往涉及到“平吴”、“剿捻”以及中法战争的诸方面，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6）1984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至吴赞诚信稿十二封；1986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信稿一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先生、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发表于《安徽史学》；（7）1989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府出刊《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8）1997年6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大约在七、八百万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