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评价“儒商”及其“诚信”
一、关于“儒商”含义
弄清“儒商”含义，是正确继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只能尊重历史，从归纳、梳理史料中探寻其本来意义，而不可主观随意地乱下定义。
一提到“儒”字，人们总是习惯于想到孔孟儒家。但从语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义。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学士”、“学者”、“有道术者”、“通习《诗》、《书》者”等多种含义。当然，“儒商”之“儒”究为何义，还要作历史考索。
众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学。《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之语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足见其所重者乃兵、法家之学，而非儒学。其中虽提到儒学“智”、“仁”等语，却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读。儒商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 “强”之术经营；同时，“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 吴伟业《卓海幢墓表》）。可见其教养十分全面，而决非仅限儒学一途。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卷七）。而传统儒学，却根本不关心什么“积著之理”。此之“儒意”，与其说是“儒学之意”，还不如说是“文化、学术之意”。其中虽包含传统儒道之价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权变”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时所说“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⑴。
大量资料证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广博的知识，而非专注儒家心性修养。如儒商黄崇德，就“博览多通”、“讲求周悉”⑵。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们渴求“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鄙弃“不学无术之徒”⑶。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也明确要求会员“通文义、算术、历史、地舆、制造”，“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提倡“工商界与学者联合”⑷。
由上可知，所谓“儒商”，乃实指“学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当然，“儒商”之称，只是后人所命名，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
将“儒”与“商”联在一起，实乃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尽管儒家也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有所轻视，“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却恰恰将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说，原始儒家是以儒术“志于道”，汉儒是“以儒术饰吏事”，那么，“儒商”则是“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在儒商眼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是到“身飨其利”之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铭》）。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重利”恰是“儒商”有别于传统“儒士”的鲜明特色。即此而论，“儒商”的出现，又具有标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义。明清儒商”对“利”的强调，与文艺家对“情”的张扬，同属一个珠联璧合的解放思潮。弃儒从商时风，也折映出士子由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养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钱大昕也谓：“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架斋养心录》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来，“古风渐渺”（《博平县志》）、“贵贱皆越”（《名山藏·货殖记》）的社会风气，以及李贽一类叛逆倾向，实与这种经济独立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庆历新政人士李觏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则义洽”（张德桂《创仙城会馆碑记》），显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艰难历程。
二、关于“儒商”诞生的社会条件
“儒商”产生的直接条件，自然是大量儒士弃儒从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纷纷界入商贸，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7），“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溉堂后集》卷四），就均反映了这一骤变之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惊叹“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士风卑靡”；雍正朱批，也称“山右大约以商贾居首”、“最下者方令读书”为“殊可笑”（《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七册）。晋人刘大魁云“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退想斋日记》），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然而，这一变化，却决非儒士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多样复杂的社会原因。这里兹简略提示如下：
明清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市镇经济的繁荣，为士人从商提供了社会平台。尽管如人们所反复提示，专制皇权压抑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往往与地产结合；但生产力毕竟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自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佃农、工匠人身自由度的相对增强，这两大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如童书业先生就指出，明代“手工业的工资劳动，确实比宋代发展了一步”，“乡间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兴起，最足以说明生产力进步后商品经济的抬头”⑸。陈学文则认为，以万历、乾隆朝为两个高峰，封建社会后期，“粮食的商品化”，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通量”都在增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成为“新趋势”；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大小市场网络”⑹。这都为士人从商提供了广阔舞台。
“罕言利”、“安贫乐道”的儒学传统，长期束缚着士子的经贸经济行为。而日益增强的市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和左派王学、儒学异端的自然主义倾向，却为士人挣脱束缚、弃儒从商提供了道义支撑。它们“都以对当时尊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⑺。针对传统儒道的过于抽象化，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孔学异端李贽声言“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提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不知所以市利者，正起于奢”（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一类命题。这些思想与“丽裙丰膳，日以逑求”（嘉靖《江阴县志》卷四）、“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博平县志》）的消费享乐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构成对士大夫的强力诱惑。
生存艰难的巨大压力，则是弃儒从商的直接动力。古代中国，士人一般只能从“学而优则仕”中获取生存资源。宋代文官体制，为此提供了最佳环境。当时进士取士名额竟高达四五百人。即使一般士大夫，生活也有基本保证，所谓“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王禹偁《时雪》）。但明清科举取士员额却大幅度减少。明代殿试三甲进士不过几十人；清代府、州、县试也不过各取三十名左右。于是，士人生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不好再象宋儒那样高喊“安贫乐道”了。赵园也指出，“士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有普遍性的事实”⑻。加之元、清两朝由外族人掌国，致使许多汉族士人拒绝入仕，就更加剧了生存形势的严峻。所以，沈垚《与许海樵》慨叹：“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宋有祠禄可食，则有此过高之言。元无祠禄可食，则许鲁生有治生为急之训”，“盖宋时不言治生，元时不可不言治生也”。这正是元明清士人发“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集》158）之论的一个背景。而“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马应京《月令广义·岁令·授时·商贾》），“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士人自然是“心计之民”，选择从商当在理中。
由上可知，“儒商”的产生，实乃社会环境推动、逼迫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士人依据各自性分和条件，从政、从教、从商的职业分流和社会分工，毕竟标志了社会的进步。
三、关于对儒商“诚信”的评价
任何经济行为，都不能没有相应的经济伦理作支撑。“儒商”群体，似也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经济伦理，诸如“据义求利”、“诚信待客”、“以德服人”、“知人善任”、“和亲一致”等等。近年人们谈得较多、评价甚高、欺望极大的，无疑还是“儒商”的“诚信”伦理。但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它，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诚信”和儒商“诚信”状况，中外人士有不同的估价。当然都是一种直观经验归纳，缺乏科学理据。从现有资料看，欺诈也确实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杜骗新书》⑼出现。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吴南坡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何峰《徽商与诚信》引）。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信条。梁启超则盛赞晋商“独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⑽。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记录称：“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⑾
“诚信”商业伦理，由于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不能把它看作单纯的道德选择，不可夸大它在儒商成功中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地而非科学地继承它。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经济利益关系是道德的最深厚根源。刘建生对晋商诚信所作的经济学分析，或也有助于理解整个儒商诚信。他指出：在商品短缺、交易需求不足、游商小贩众多的条件下，买卖双方信息不对衬，买方只有“购买”一种选择，而卖方却有“诚信”与“欺诈”两种选择；于是，“无商不奸”和“奸商”便带有一定普遍性。而当商品经济较充分发展之后，买卖双方的选择范围扩大，均要求信息对称，希望寻找相对固定和可以信赖的交易对象；于是，欺诈和奸商不再是博弈的均衡解，讲求信誉便成为商人取得稳定收益的内生要求（《晋商信誉的经济学分析》）。总之，是博弈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博弈策略和结果的变化，由不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由此可见，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康对山集》卷三八）对“日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这里，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精神与物质的纠缠。
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因此，把“诚信”视为儒商成功的关键、核心因素，就未免是脱离实际的夸张。尽管“理性人”经济学假设遭到质疑，却也无法否认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和理智的逐利行为,而并非一种道德冲动。已如上述，即使在“诚信”背后，也隐伏着逐利动机。更何况，任何具体经济活动，都须有相应理性判断和制度设计，工具理性不可或缺。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曾说：“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⑿ 此处的“智慧”，即指一种宏阔的理性视野。儒商所谓“洞悉天下之物情”（《落帆楼文集》卷二四）、“其识量有大过人者”（《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就均是一种宏阔的理性眼光。近代商人张士毅，“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也无非是“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陆文定公集》卷七），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再如商人瞿连璧，也“虑事精审，纤细毕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潜研堂文集》卷四八）。晋商王文显，也是“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能析利于毫末”、“又善审势伸缩”（李梦阳《空心集》卷四四《王文显墓志铭》）。徽商也“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和把握商机的能力”⒀。他们大多具有“善识低昂，时取予”（顺治《歙志》卷一）的本领。著名近代企业家荣德生，也是“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近代商人还建立了许多经营制度，有些已接近现代企业体制。史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无论是晋商和徽商，都建立了财东（董事、股东）、掌柜（经理）分离，以及财务、保密等制度。徽商内部，即有“内缺”、“众缺”（朝奉）、“写票” 、“挂牌”、“学徒”、“勤杂”等细密分工。其中“内缺”和“众缺”是关键部门。“内缺”四种（管理、管包、管首饰、管钱）又最为核心，故多由老板亲自任命。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和运作规则，才保证了儒商经营成功，“诚信”伦理只是重要辅助条件。
历史证明，在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非正式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确如有人所说：“中华帝国的官僚机构尽管精致繁复，但她从未确立过几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她从未制定过全面的商业法规，也未确立过旨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司法制度；她从未发展过一种用以减轻商业风险的保险体系。”⒁ 经济法制的缺乏，使儒商不得不充分利用包括传统礼俗在内的非制度资源，这正是儒商倡导“诚信”的历史条件。这就给它带来了先天局限，即法制化薄弱。传统儒家“诚信”，以“诚”释“信”，基本上是适用亲缘准亲缘关系的纯主观承诺，旨在获得自我道德完善和心理满足。而西方“信用”，则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适用于陌生人社会；从罗马法开始，就将“信用”与法律相联系，视之为对协议的忠实履行。儒商“诚信”，显然偏于前者。他们普遍轻视契约规范，过于依赖“信义经商”， 推崇“不言而信，其言可市”（《太函集》卷三五），甚至鼓吹“虽在市中，不敢争利”（经元善《五誓斋记》，《居易初集》卷二）的高调伦理。他们的“诚信”行为，往往不是立足践约，而是追求名声，避免“取恶名”（（《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六《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正因如此，有时吃亏上当却自以为荣。庾诜与人合伙运粮，因账目不清遭人敲诈，他却“默而不言，恣其取足”，还竟被视为“善”的典型。近代儒商吴时英，被手下人冒名借贷，他不禁不予追究，还竟然代为偿还，认为不如此就是“倍德”（（《太函集》卷三七《吴伯举记》）。凡此，都表现了儒商“诚信”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局限应有高度警觉。
除此之外，儒商还具有许多受制于封建文化的局限性，如过重亲情关系、寻求官府靠山等等。徽商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依傍官吏，故有“官商”之称。绩溪商人胡雪岩，就是有名的“红顶商人”。徽籍官员关系网，为徽商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伞和助推器。扬州盐商也多“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⒂。有人指出：明清晋商也是“与封建官府相互依托，商与官结合”(16)。在宗法等级制环境中，也许为求生存发展而不得不如此（实际上既是助力也是束缚），但毕竟不是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正途。在建立现代企业和市场制度的当今时代，我们不能再提倡这些过时的东西，尽管它极富“中国特色”。
总之，笔者所谓“科学评价”，就是要求对“儒商”及其商业伦理的研究，贯彻力求客观、真实的学术理性。也即：密切联系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避免道德决定论倾向；对儒商历史地位、作用和利弊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力避笼统抽象继承；也不要为追求中国文化特色、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图所左右；不宜过分夸大道德因素的经济动力作用；不能把东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绝对化，拒斥人类文明共同遗产，如此等等。这篇仓促草成的短文，肯定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因而期待对本课题有兴趣的博雅高明诓谬补正。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就象不能把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也决不可将改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传统文化；现代“诚信”的确立，还是要靠培育契约意识，建立和完善法律制约尤其是信用机制；而这，又必与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相伴而成成。舍此，我们就只能离“诚信”社会目标越来越远。
一、关于“儒商”含义
弄清“儒商”含义，是正确继承的前提。但既然“儒商”是一种历史现象，就只能尊重历史，从归纳、梳理史料中探寻其本来意义，而不可主观随意地乱下定义。
一提到“儒”字，人们总是习惯于想到孔孟儒家。但从语源角度看，“儒商”之“儒”，自古即有多义。除“孔子之道”外，尚有“学士”、“学者”、“有道术者”、“通习《诗》、《书》者”等多种含义。当然，“儒商”之“儒”究为何义，还要作历史考索。
众所周知，儒商多宗白圭、陶朱公之学。《史记·货殖列传》引白圭之语云：“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足见其所重者乃兵、法家之学，而非儒学。其中虽提到儒学“智”、“仁”等语，却也作了兵法家的解读。儒商恰是继承了这一传统。浙江瑞安儒商卓禺，就是以白圭“智”、“仁”、“勇”、 “强”之术经营；同时，“公之为学，从本达用，多所通涉”、“诗词书法，无不精诣”（ 吴伟业《卓海幢墓表》）。可见其教养十分全面，而决非仅限儒学一途。陆士毅“舍儒就商，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陆文定公集》卷七）。而传统儒学，却根本不关心什么“积著之理”。此之“儒意”，与其说是“儒学之意”，还不如说是“文化、学术之意”。其中虽包含传统儒道之价值理性，但更突出了“权变”等工具理性，也即如余英时所说“以最理性的方法达到致富的目的”⑴。
大量资料证明，“儒商”的基本要求是具备广博的知识，而非专注儒家心性修养。如儒商黄崇德，就“博览多通”、“讲求周悉”⑵。近代儒商更加突出。他们渴求“舆图之学，生物之学，制造之学，预算决算之学”，鄙弃“不学无术之徒”⑶。苏州商务总会章程，也明确要求会员“通文义、算术、历史、地舆、制造”，“且能知各国之情势”，提倡“工商界与学者联合”⑷。
由上可知，所谓“儒商”，乃实指“学者化的商人”、“有文化教养的商人”。当然，“儒商”之称，只是后人所命名，并无严格的界限，有些并非儒士出身却能以“儒意”经商的人，也不妨以“儒商”称之。
将“儒”与“商”联在一起，实乃对传统的重大突破。尽管儒家也不绝对排斥物质功利，但毕竟有所轻视，“重义轻利”是其主导倾向。而“儒商”，却恰恰将物利置于重要地位。如果说，原始儒家是以儒术“志于道”，汉儒是“以儒术饰吏事”，那么，“儒商”则是“以儒术饰贾事”（《潭渡黄氏族谱》卷九《望云翁传》）。在儒商眼里是：“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只是到“身飨其利”之后，才让子孙“驰贾而张儒”（汪道昆《海阳处士金钟翕配戴氏合葬墓志铭》）。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云：“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重利”恰是“儒商”有别于传统“儒士”的鲜明特色。即此而论，“儒商”的出现，又具有标志思想解放的思想史意义。明清儒商”对“利”的强调，与文艺家对“情”的张扬，同属一个珠联璧合的解放思潮。弃儒从商时风，也折映出士子由经济独立走向人格独立的努力。清初唐甄在《养重》一文中表示：“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潜书》上篇下）钱大昕也谓：“与其不治生产而乞不义之财，毋宁求田问舍而却非礼之馈。”（《十架斋养心录》卷十八）明正德嘉靖以来，“古风渐渺”（《博平县志》）、“贵贱皆越”（《名山藏·货殖记》）的社会风气，以及李贽一类叛逆倾向，实与这种经济独立意识有着内在联系。由孟子的“何必曰利”，到庆历新政人士李觏的“人非利不生”，再到儒商的“利同则义洽”（张德桂《创仙城会馆碑记》），显示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演变的艰难历程。
二、关于“儒商”诞生的社会条件
“儒商”产生的直接条件，自然是大量儒士弃儒从商。自明代中期以后，士大夫一扫往日的清高，纷纷界入商贸，出现了“士而商”、“商而士”的全新社会现象。所谓“虽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于四方”（《震川先生文集》卷十三），士子“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二刻拍案惊奇》卷37），“满路尊商贾，穷愁独缙绅”（《溉堂后集》卷四），就均反映了这一骤变之风。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于义奏折，惊叹“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士风卑靡”；雍正朱批，也称“山右大约以商贾居首”、“最下者方令读书”为“殊可笑”（《雍正朱批谕旨》第四七册）。晋人刘大魁云“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退想斋日记》），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然而，这一变化，却决非儒士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其多样复杂的社会原因。这里兹简略提示如下：
明清农业、手工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市镇经济的繁荣，为士人从商提供了社会平台。尽管如人们所反复提示，专制皇权压抑了商品经济发展，商业资本往往与地产结合；但生产力毕竟是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自有其本身规律。自明代中期以来，随着农业、手工业技术的发展，佃农、工匠人身自由度的相对增强，这两大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提高。如童书业先生就指出，明代“手工业的工资劳动，确实比宋代发展了一步”，“乡间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兴起，最足以说明生产力进步后商品经济的抬头”⑸。陈学文则认为，以万历、乾隆朝为两个高峰，封建社会后期，“粮食的商品化”，手工业生产和“社会商品流通量”都在增强；“商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结合”成为“新趋势”；随着市镇经济的发展，“全国形成了多层次的大小市场网络”⑹。这都为士人从商提供了广阔舞台。
“罕言利”、“安贫乐道”的儒学传统，长期束缚着士子的经贸经济行为。而日益增强的市民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和左派王学、儒学异端的自然主义倾向，却为士人挣脱束缚、弃儒从商提供了道义支撑。它们“都以对当时尊奉的历史传统与社会秩序的抨击和瓦解为目标”，“把俗人与圣人、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彼此打通”，“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⑺。针对传统儒道的过于抽象化，泰州学派王艮提出“百姓日用是道”（《王心斋先生遗集》卷三《年谱》）；孔学异端李贽声言“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书》）。当时人们已认识到消费与生产的密切关系，提出“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不知所以市利者，正起于奢”（陆楫《兼葭堂杂著摘抄》）一类命题。这些思想与“丽裙丰膳，日以逑求”（嘉靖《江阴县志》卷四）、“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博平县志》）的消费享乐主义思潮遥相呼应，构成对士大夫的强力诱惑。
生存艰难的巨大压力，则是弃儒从商的直接动力。古代中国，士人一般只能从“学而优则仕”中获取生存资源。宋代文官体制，为此提供了最佳环境。当时进士取士名额竟高达四五百人。即使一般士大夫，生活也有基本保证，所谓“月俸虽无余，晨炊且相继。薪刍未缺供，酒肴亦能备”（王禹偁《时雪》）。但明清科举取士员额却大幅度减少。明代殿试三甲进士不过几十人；清代府、州、县试也不过各取三十名左右。于是，士人生存形势变得严峻起来，不好再象宋儒那样高喊“安贫乐道”了。赵园也指出，“士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有普遍性的事实”⑻。加之元、清两朝由外族人掌国，致使许多汉族士人拒绝入仕，就更加剧了生存形势的严峻。所以，沈垚《与许海樵》慨叹：“先办一饿死地以立志，宋儒之教也。宋有祠禄可食，则有此过高之言。元无祠禄可食，则许鲁生有治生为急之训”，“盖宋时不言治生，元时不可不言治生也”。这正是元明清士人发“治生尤切于读书”（《陈确集》158）之论的一个背景。而“行商坐贾，治生之道最重也”（马应京《月令广义·岁令·授时·商贾》），“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编第四册）。士人自然是“心计之民”，选择从商当在理中。
由上可知，“儒商”的产生，实乃社会环境推动、逼迫的结果。但不管怎么说，士人依据各自性分和条件，从政、从教、从商的职业分流和社会分工，毕竟标志了社会的进步。
三、关于对儒商“诚信”的评价
任何经济行为，都不能没有相应的经济伦理作支撑。“儒商”群体，似也有一套相对稳定的经济伦理，诸如“据义求利”、“诚信待客”、“以德服人”、“知人善任”、“和亲一致”等等。近年人们谈得较多、评价甚高、欺望极大的，无疑还是“儒商”的“诚信”伦理。但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它，恐怕还是个大问题。
对于中国古代“诚信”和儒商“诚信”状况，中外人士有不同的估价。当然都是一种直观经验归纳，缺乏科学理据。从现有资料看，欺诈也确实存在；否则，就不会有《杜骗新书》⑼出现。但“诚信”确为近世儒商重要伦理。海宁商人沈方宪，“贸易硖石市，皆服其不欺”（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吴南坡表示：“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何峰《徽商与诚信》引）。驰骋商界几百年的晋商和徽商，也都具此特征。徽商大都奉行“待人接物，诚实不欺”（道光《安徽通志》卷一九六）信条。梁启超则盛赞晋商“独守信用”、“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⑽。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记录称：“二十五年来，汇丰与山西商人作了大量的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但没有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⑾
“诚信”商业伦理，由于能降低交易成本，既促成了儒商的事业成功，也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发展，因而对其历史进步性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不能把它看作单纯的道德选择，不可夸大它在儒商成功中的作用，也不应忽视其历史局限性。否则，我们就可能盲目地而非科学地继承它。
马克思主义一向认为，经济利益关系是道德的最深厚根源。刘建生对晋商诚信所作的经济学分析，或也有助于理解整个儒商诚信。他指出：在商品短缺、交易需求不足、游商小贩众多的条件下，买卖双方信息不对衬，买方只有“购买”一种选择，而卖方却有“诚信”与“欺诈”两种选择；于是，“无商不奸”和“奸商”便带有一定普遍性。而当商品经济较充分发展之后，买卖双方的选择范围扩大，均要求信息对称，希望寻找相对固定和可以信赖的交易对象；于是，欺诈和奸商不再是博弈的均衡解，讲求信誉便成为商人取得稳定收益的内生要求（《晋商信誉的经济学分析》）。总之，是博弈条件的变化带来了博弈策略和结果的变化，由不合作博弈走向合作博弈。由此可见，在儒商“诚信”道德选择背后，实在也埋伏着物质利益驱动。康海在《扶风耆宾樊翁墓志铭》中记商人樊现语云：“贸易之际，人以欺为计，予不以欺为计，故吾日益而彼日损。谁谓天道难信哉！”（《康对山集》卷三八）对“日益”的预期，使儒商选择了“不欺”和“诚信”；而“日益”的效果，又进一步强化了“诚信”意识。为了强调“诚信”合理性和神圣性，又进而将之“天道”本体化，上升到根本性伦理的高度。这里，再一次显示出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精神与物质的纠缠。
经济行为的相应文化支撑，道德支持只是其中之一，“诚信”又只为道德之一。因此，把“诚信”视为儒商成功的关键、核心因素，就未免是脱离实际的夸张。尽管“理性人”经济学假设遭到质疑，却也无法否认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一种理性和理智的逐利行为,而并非一种道德冲动。已如上述，即使在“诚信”背后，也隐伏着逐利动机。更何况，任何具体经济活动，都须有相应理性判断和制度设计，工具理性不可或缺。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曾说：“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⑿ 此处的“智慧”，即指一种宏阔的理性视野。儒商所谓“洞悉天下之物情”（《落帆楼文集》卷二四）、“其识量有大过人者”（《西关章氏族谱》卷二六），就均是一种宏阔的理性眼光。近代商人张士毅，“用儒意以通积著之理”，也无非是“不屑纤细，惟择人委任赀计出入”（《陆文定公集》卷七），主要是一种工具理性。再如商人瞿连璧，也“虑事精审，纤细毕周。治家接物，皆中法度”（《潜研堂文集》卷四八）。晋商王文显，也是“善心计，识轻重，能与时低昂”、“能析利于毫末”、“又善审势伸缩”（李梦阳《空心集》卷四四《王文显墓志铭》）。徽商也“具有超凡的洞察力、审时度势和把握商机的能力”⒀。他们大多具有“善识低昂，时取予”（顺治《歙志》卷一）的本领。著名近代企业家荣德生，也是“密察盈虚消长，记之于心，对市面升沉，颇有会通”（荣德生《乐农自订行年纪事》）。近代商人还建立了许多经营制度，有些已接近现代企业体制。史称“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十八）。无论是晋商和徽商，都建立了财东（董事、股东）、掌柜（经理）分离，以及财务、保密等制度。徽商内部，即有“内缺”、“众缺”（朝奉）、“写票” 、“挂牌”、“学徒”、“勤杂”等细密分工。其中“内缺”和“众缺”是关键部门。“内缺”四种（管理、管包、管首饰、管钱）又最为核心，故多由老板亲自任命。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和运作规则，才保证了儒商经营成功，“诚信”伦理只是重要辅助条件。
历史证明，在正式制度缺乏的条件下，非正式制度将发挥重要作用。确如有人所说：“中华帝国的官僚机构尽管精致繁复，但她从未确立过几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政策。她从未制定过全面的商业法规，也未确立过旨在保护私人财产的司法制度；她从未发展过一种用以减轻商业风险的保险体系。”⒁ 经济法制的缺乏，使儒商不得不充分利用包括传统礼俗在内的非制度资源，这正是儒商倡导“诚信”的历史条件。这就给它带来了先天局限，即法制化薄弱。传统儒家“诚信”，以“诚”释“信”，基本上是适用亲缘准亲缘关系的纯主观承诺，旨在获得自我道德完善和心理满足。而西方“信用”，则建立在契约论基础之上，适用于陌生人社会；从罗马法开始，就将“信用”与法律相联系，视之为对协议的忠实履行。儒商“诚信”，显然偏于前者。他们普遍轻视契约规范，过于依赖“信义经商”， 推崇“不言而信，其言可市”（《太函集》卷三五），甚至鼓吹“虽在市中，不敢争利”（经元善《五誓斋记》，《居易初集》卷二）的高调伦理。他们的“诚信”行为，往往不是立足践约，而是追求名声，避免“取恶名”（（《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六《赠中宪大夫武陵赵君墓表》）。正因如此，有时吃亏上当却自以为荣。庾诜与人合伙运粮，因账目不清遭人敲诈，他却“默而不言，恣其取足”，还竟被视为“善”的典型。近代儒商吴时英，被手下人冒名借贷，他不禁不予追究，还竟然代为偿还，认为不如此就是“倍德”（（《太函集》卷三七《吴伯举记》）。凡此，都表现了儒商“诚信”的局限性。我们对此局限应有高度警觉。
除此之外，儒商还具有许多受制于封建文化的局限性，如过重亲情关系、寻求官府靠山等等。徽商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依傍官吏，故有“官商”之称。绩溪商人胡雪岩，就是有名的“红顶商人”。徽籍官员关系网，为徽商提供了有效的保护伞和助推器。扬州盐商也多“援结诸豪贵，藉其庇荫”⒂。有人指出：明清晋商也是“与封建官府相互依托，商与官结合”(16)。在宗法等级制环境中，也许为求生存发展而不得不如此（实际上既是助力也是束缚），但毕竟不是发展商品市场经济的正途。在建立现代企业和市场制度的当今时代，我们不能再提倡这些过时的东西，尽管它极富“中国特色”。
总之，笔者所谓“科学评价”，就是要求对“儒商”及其商业伦理的研究，贯彻力求客观、真实的学术理性。也即：密切联系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避免道德决定论倾向；对儒商历史地位、作用和利弊得失，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力避笼统抽象继承；也不要为追求中国文化特色、对抗西方文化霸权的政治意图所左右；不宜过分夸大道德因素的经济动力作用；不能把东西方异质文化差异绝对化，拒斥人类文明共同遗产，如此等等。这篇仓促草成的短文，肯定远未完成这一任务，因而期待对本课题有兴趣的博雅高明诓谬补正。但有一点可以断言，就象不能把现实问题统统归咎于传统文化一样，也决不可将改进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传统文化；现代“诚信”的确立，还是要靠培育契约意识，建立和完善法律制约尤其是信用机制；而这，又必与市场化和民主化进程相伴而成成。舍此，我们就只能离“诚信”社会目标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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