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功，是罪？至今聚讼纷纭。同任何历史事件一样，对新文化运动也应该一再反思，弄清真相，汲取有益的东西。不过，近年流行的三大误解，不利如实了解这个运动的本来面目，似有澄清的必要。
第一，前提错了吗？
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孔子之道，特别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
近年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前提割断了现代与传统，抹煞了传统和儒学所蕴含的现代性。
现代与传统诚然是割不断的。经过多年的论难，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人已一再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是“传统创造性转化”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胡适的“整理国故”披沙拣金，使不少古代思想和思想家重现光芒免遭湮灭，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民间文学推上中国文学主流的应有位置。鲁迅冶古今中外于一炉，铸就《阿Q正传》及其他传世精品。即使被目为最激进的西化论者陈独秀也肯定“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2
；而且重新阐释传统，把勤、俭、廉、洁、诚、信视为“救国之要道”3；不论其主张是否切中要害，却足以证明他绝非“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传统。至于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早在戊戌政变后就走上了清理传统，汲取新知，融合中西，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更是无可争辨的历史事实。
问题的焦点在于当时历史环境下，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是多余之举？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要确立自由、平等，变假共和为真共和，必须扫除根深柢固，与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临时约法》已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僵死的传统像紧箍咒一样捆绑着人们的思想。不批判三纲，就难于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长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从而民主、共和制度失去牢固的思想基础，袁世凯必然复活。这不是割断传统，而是要清理传统中不适合现代生活朽木枯枝。
因此，儒学是不是蕴含着现代性乃至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是应由学者从容论道的另一类问题。即使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几乎无不认为体现在三纲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的妨碍自由、平等的成分是应该剔除的。
窃以为这一剔除必然带来两个效应：一是三纲和相应的宗法专制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二是余下的从属于自由、平等的儒学(或其他中国传统思想)是先秦思想家的本意，还是时贤托古立论，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已无关宏旨。因为这一类学术问题本来不应有统一的结论。与此同时，在自由、平等关系已经确立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对各种思想无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张即多一色彩，纷繁斑斓，赏心悦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预先草拟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独秀说：
“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
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杜亚泉(1873-1933)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11-1920年间任《东方杂志》主编。毕生献身教育、出版事业，卓有贡献。他关注思想文化思潮的发展，多半岁月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先进知识分子。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意见相左，有过一场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陈独秀的意见有偏颇之处，例如夸大了功利主义的作用，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等等。不过，杜亚泉的三个主要的或独特的观点却使他有与历史行程背离之嫌：
1.以中国因有文明为基础的“统整”论。
与中体西用论一脉相承，他认为“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的绳索不外是“圣贤之书”和“名教纲常诸大端”。在他看来这是不能丢弃的“国是”，而“国是之丧失……为国家致亡之由”。这个以“纲常名教”“统整”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奇想，最主要的一条，是显示了他对现代社会以思想言论自由为基础的
多元文化的恐惧。他说：
“今日之主义主张者，盖苦于固有文明之统整，不能肆其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之伎俩，乃假托于西洋思想以扰乱之。此即孙叔敖之所谓群非不利于国是之存在，而陷吾人于迷乱者。吾人若望救济于此等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统整”成功，“魔鬼”消灭，“纲常名教”诸“国是”再度君临天下，如此一元世界，自然美妙无比。
2.以中国固有自然经济的经济目的，取代现代市场经济。
在杜亚泉看来，西方以追逐利润和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吾人之经济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虽坐是而科学不兴，发达经济之手段，数千年无甚进步，诚不能谓其全无流弊，然目的固未尝误也，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生活之程度愈高，维持愈难，竞争愈烈……今日之大战，即为国家民族间经济的冲突而起也。”9他把中国传统经济的目的称为“自给自足”，而称西方的为“给人足人”。就在发表引起与陈独秀激烈争辩的《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同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其《工艺杂志》序，完整地阐释了他的经济主张：
“欲给人足人，则其因工艺以侵略他国干涉他国之事，仍不能免，世界和平，终不能保……故鄙人之意，以为给人足人之工艺，虽当嫉之恶之；而自给自足之工艺，则亟宜提倡……一，当以人类生活所必须者为限(如纺绩制纸之类)。凡发达肉欲助长奢侈之工艺品，当屏绝之。二，凡可以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三，……提倡国货，勿以输入品之廉价而就之……四，吾国讲求工艺者，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当常存公德之心，抱义务之念……”
依据这些主张去发展经济，出现在世界东方的，必然是封闭、停滞，气息奄奄的中国。而这正是其以固有“国是”为基，融合中西，“统整”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从世界范围看，东方文化救世论源远流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也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潮流，杜亚泉亦卷进其中。他说：
“……吾国数千年来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坏……近世西洋学者，对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20世纪行将过去，这个预言没有实现；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美梦成真，更为渺茫。这个思潮所以在中国屡仆屡起，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确非理想世界，世界大战更将其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古老大国昔日辉煌的潜意识更使它伺机喷涌。
杜亚泉生长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曾一再指认他吸收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确认他绝非顽固守旧之流。但不能不正视的是在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他进入了与前期有别的思想迷乱期。请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年来之纷扰，实以权利竞争为之厉阶，皆食此所谓新文明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
明白无误的信息是：告别权利与竞争，回归传统。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转变。
“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共识。13这个让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一再失算的自我更新能力，恰恰来自杜亚泉要坚决摈弃的公民的权利与竞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改革和调整。本世纪初列宁已经肯定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行将告别20世纪之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和融合(无可辩驳的是经济全球化)已是无法逆转的现实和愈来愈强劲的趋势。有识之士大都承认，不管姓社姓资，是东是西，公民权利和竞争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机枢。杜亚泉在这一关键问题的拒绝，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迷误。从这一角度看，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在争论中代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杜氏失足何处？1919年他曾动情地描绘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物。”观其一生，勇于汲取新知，拥护和宣扬民主共和，为传播科技、发展出版和教育事业呕心呖血，言行一致，确是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君子。可是，他生活在海内外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大转折年代，他缺乏大思想家洞察古今中外的思想穿透力，面对海内外战乱、社会不均、道德失范等混乱现象，民族情结和传统文化的幻景遮蔽了他的眼光，中体西用、东方文化救世等念头由是乘虚而入。
第三，是不是导致“封闭性”的“五四意识形态”的建立？
请先看看下面的几段论断：
“任何一个要求进步——尤其是一个要求以革命为进步手段——的运动，必需具有凝聚群众的力量，而由‘奇里斯码’型人物倡导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的系统性、封闭性与道德情操的诉求，自然是凝聚群众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因此受到强度特高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改革或革命，便往往会犯重大的错误，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近代中国各式革命组织而言，这是十分有益的醒世良言。但是不是“任何一个要求进步的运动”，都必然出现“封闭性”的意识形态，这又是有待验证的假设。看看作者怎样继续写下去吧：
“人类学家基尔兹(Clifford
Geertz)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就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个说法亦不失为有一定根据的一家之言，但也有过于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它排除了在危机时期出现多种理论、纲领、方案交锋，在争斗中不断完善和修改自己的主张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失误掩盖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屡屡出现的多元并立的开放性。
随之而来的推论，也是作者自己的结论便更值得注意了：
“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没有政治秩序，也没有社会与文化秩序。人们处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此时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来应付他们的危机。”
“正因为在‘五四’时代传统的秩序已经崩溃，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危机极为严重，所以任何思想在‘系统化’的过程中都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
于是，作者大声疾呼：“我们要超脱‘五四’意识形态的藩(樊)篱”！
这些是上一个十年发表的文字。出版地在香港，咫尺天涯，不久前笔者才有幸拜读。旧话值得重提，是因近十年对“五四”的指摘，持论类似，而又未见有人对此作出回应。
窃以为这些貌似雄辩的言辞的主要弱点，在于说的都是“应然”——以某个学者的论断为前提的推论；缺少的则是“实然”——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分析。作者口口声声说“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或“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但没有具体回答出现了哪些“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五四”时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危机。
政治上，一是民主政体不完善甚至被人肆意践踏；二是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对策是启发和培植公民的权利意识，维护法治，坚决反对南北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要说“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些穷兵黩武的军阀或军阀集团身上不难找到，而与新文化运动则风马牛不相及。后者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统治全国的野心，他们坚持不懈鼓吹的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是按照西方主流文化通常的阐释去宣扬的，没有加上“中国特色”或他们独创的内容。这是最具开放性的主张，何来“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在文化领域，当时确实存在着思想文化不能满足民主共和制度需要的危机。可是，不应忽视当时已经有一个现代教育文化制度的雏形。以学术自由为基础的大学，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报刊和出版系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运作的。多元鼎立，自由论难，以理服人。虽然有过侵犯言论自由的事件，但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敢于公开抗争，没有“全面专政”。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组织的松散的文化思想流派，而在思想上则大同小异，在自由探讨中各自为战。他们坚决反对好同恶异、思想统一、多数或一人专制，而以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为基本出发点。《青年杂志》创刊伊始便大声宣告：“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6这是自由思想运动，其领袖没有人尝试建立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个别领袖后来参与创建政党，已经超出新文化运动范围)
。把这一自由思想运动说成是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实在相差太远。
顺便说说，流行甚广的指摘新文化运动因为以国家富强为目标，妨碍了对自由的追求的说法，也是于史无据的。有各式各样的爱国运动。总结历史经验，新文化运动以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为救国的不二法门。科学的基本诉求是理性；人权、民主的基本内容则是个人自由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宪政。谴责新文化运动不关注个人自由是很不严肃的。
新文化运动确实冲击了传统文化，但这个冲击是中国文化新生的契机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有接受除旧布新的洗礼才能适应这一格局。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又是世界的，不洗刷自身封闭的宗法专制扼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的色彩，任何古老文化都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
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请向为它的回春再造历尽艰辛的新文化运动肃立致敬！
第一，前提错了吗？
新文化运动冲击传统文化的基本前提是孔子之道，特别是以三纲为核心的儒学不适合现代生活。用陈独秀的话来说是：“其实孔子精华，乃在祖述儒家，组织有系统之伦理学说……其伦理学说，虽不可行之今世，而在宗法社会封建时代，诚属名产。吾人所不满意者，以其为不适于现代社会之伦理学说，然犹支配今日之人心，以为文明改进之大阻力耳。”
近年流行的观点认为这个前提割断了现代与传统，抹煞了传统和儒学所蕴含的现代性。
现代与传统诚然是割不断的。经过多年的论难，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学人已一再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不但没有“全盘反传统”，而且是“传统创造性转化”中卓有建树的人物。胡适的“整理国故”披沙拣金，使不少古代思想和思想家重现光芒免遭湮灭，把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等民间文学推上中国文学主流的应有位置。鲁迅冶古今中外于一炉，铸就《阿Q正传》及其他传世精品。即使被目为最激进的西化论者陈独秀也肯定“温、良、恭、俭、让、信、义、廉、耻诸德”2
；而且重新阐释传统，把勤、俭、廉、洁、诚、信视为“救国之要道”3；不论其主张是否切中要害，却足以证明他绝非“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传统。至于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早在戊戌政变后就走上了清理传统，汲取新知，融合中西，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更是无可争辨的历史事实。
问题的焦点在于当时历史环境下，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冲击，是不是多余之举？
在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看来，要确立自由、平等，变假共和为真共和，必须扫除根深柢固，与自由、平等格格不入的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临时约法》已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但在实际生活中，僵死的传统像紧箍咒一样捆绑着人们的思想。不批判三纲，就难于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成长为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公民，从而民主、共和制度失去牢固的思想基础，袁世凯必然复活。这不是割断传统，而是要清理传统中不适合现代生活朽木枯枝。
因此，儒学是不是蕴含着现代性乃至医治现代病的灵丹妙药，是应由学者从容论道的另一类问题。即使对此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也几乎无不认为体现在三纲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的妨碍自由、平等的成分是应该剔除的。
窃以为这一剔除必然带来两个效应：一是三纲和相应的宗法专制思想体系土崩瓦解；二是余下的从属于自由、平等的儒学(或其他中国传统思想)是先秦思想家的本意，还是时贤托古立论，或两者兼而有之，均已无关宏旨。因为这一类学术问题本来不应有统一的结论。与此同时，在自由、平等关系已经确立的现代社会中，公民对各种思想无不各取所需；多一主张即多一色彩，纷繁斑斓，赏心悦目，有何不可？
第二，有没有冤屈对手？
论者认为，新文化运动期间，思想家们咸与维新，破旧立新，锋芒所向，冤屈随之，实不足取。康有为，特别是杜亚泉是时贤为之叫屈的典型。
诚然，康氏即使与张勋联手，将溥仪小友再次抱上龙椅，亦拟行君主立宪之制，“维新”云云，并非全无根据。可是，这次复辟闹剧虽历时甚短，康氏预先草拟的“虚君共和”等数十道诏书只落得“见排不用”4的下场。潘多拉合子打开后果如何，未可逆料。以康氏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的1916年9月20日致总统、总理的公开信来说，宣示世人的是：
“虽三周大地，游遍四州，经三十国，日读外国之书，而所依归，在孔子之学，以《春秋》折狱，以三百五篇作谏书，以《易》通阴阳，以《中庸》传心，以《孝经》却贼，以《大学》治鬼，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信仰自由，思想言论自由，个人有如是信念，自无不可。但其结论是，要动用政府权力，“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法，复祀孔子之拜跪明令”！并要以孔子教主为“全国人之魂”！
一个自由、民主的现代国家，即使是君主立宪也罢，能够容许这样的思想箝制吗？新文化运动所以猛烈抨击康氏，旨在维护思想、言论和信仰自由。陈独秀说：
“孔教可定为国教，加入宪法，倘发生效力，将何以处佛道耶回诸教徒之平等权力？倘不发生效力，国法岂非儿戏？政教混合，将以启国家无穷之纷争。”
“宪法中加入孔道修身之说，较之定孔教为国教，尤为荒谬。因国教虽非良制，而尚有先例可言。至于教育应以何人之说为修身大本，且规定于宪法条文中，可谓万国所无之大笑话。”
批判康有为，是揭露他冀图建立取消思想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半专制国家(如果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的话)的荒唐。显然，这是一场严肃的思想争论，而且是平等的自由争论，无须苛责。
陈独秀等人与杜亚泉等人的争论，情况复杂一些，但也不是无是非可言甚至以势压人的称霸战。
杜亚泉(1873-1933)190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1911-1920年间任《东方杂志》主编。毕生献身教育、出版事业，卓有贡献。他关注思想文化思潮的发展，多半岁月是引领时代潮流前进的先进知识分子。7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在对待中西文化问题上，与陈独秀等人意见相左，有过一场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陈独秀的意见有偏颇之处，例如夸大了功利主义的作用，忽视了学术的独立性和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等等。不过，杜亚泉的三个主要的或独特的观点却使他有与历史行程背离之嫌：
1.以中国因有文明为基础的“统整”论。
与中体西用论一脉相承，他认为“西洋之断片的文明，如满地散钱，以吾固有文明为绳索，一以贯之。”他的绳索不外是“圣贤之书”和“名教纲常诸大端”。在他看来这是不能丢弃的“国是”，而“国是之丧失……为国家致亡之由”。这个以“纲常名教”“统整”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奇想，最主要的一条，是显示了他对现代社会以思想言论自由为基础的
多元文化的恐惧。他说：
“今日之主义主张者，盖苦于固有文明之统整，不能肆其竞争权利寻求奢侈之伎俩，乃假托于西洋思想以扰乱之。此即孙叔敖之所谓群非不利于国是之存在，而陷吾人于迷乱者。吾人若望救济于此等主义主张，是犹望魔鬼之接引以入天堂也。魔鬼乎，魔鬼乎，汝其速灭。”
“统整”成功，“魔鬼”消灭，“纲常名教”诸“国是”再度君临天下，如此一元世界，自然美妙无比。
2.以中国固有自然经济的经济目的，取代现代市场经济。
在杜亚泉看来，西方以追逐利润和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是不可取的：“吾人之经济目的，在生活所需之资料，充足而无缺乏而已……虽坐是而科学不兴，发达经济之手段，数千年无甚进步，诚不能谓其全无流弊，然目的固未尝误也，西洋社会之经济目的，则不在充足其生活所需之资料，而在满足其生活所具之欲望……生活之程度愈高，维持愈难，竞争愈烈……今日之大战，即为国家民族间经济的冲突而起也。”9他把中国传统经济的目的称为“自给自足”，而称西方的为“给人足人”。就在发表引起与陈独秀激烈争辩的《迷乱之现代人心》的同一期的《东方杂志》上，刊出其《工艺杂志》序，完整地阐释了他的经济主张：
“欲给人足人，则其因工艺以侵略他国干涉他国之事，仍不能免，世界和平，终不能保……故鄙人之意，以为给人足人之工艺，虽当嫉之恶之；而自给自足之工艺，则亟宜提倡……一，当以人类生活所必须者为限(如纺绩制纸之类)。凡发达肉欲助长奢侈之工艺品，当屏绝之。二，凡可以手工制作者，勿以机械代之……三，……提倡国货，勿以输入品之廉价而就之……四，吾国讲求工艺者，勿视此为投机致富之捷径，当常存公德之心，抱义务之念……”
依据这些主张去发展经济，出现在世界东方的，必然是封闭、停滞，气息奄奄的中国。而这正是其以固有“国是”为基，融合中西，“统整”文化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3.以中国文化拯救世界。
从世界范围看，东方文化救世论源远流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中国也形成一个引人注目的小潮流，杜亚泉亦卷进其中。他说：
“……吾国数千年来之固有文明，决不能为百余年来新产之西洋文明所破坏……近世西洋学者，对于东洋文明之智识，渐渐深造……吾国五千年以前之旧文明，将流入西洋，发生二十世纪之新文明。”
20世纪行将过去，这个预言没有实现；21世纪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美梦成真，更为渺茫。这个思潮所以在中国屡仆屡起，客观条件是资本主义确非理想世界，世界大战更将其恶的一面暴露无遗；而中国知识阶层的古老大国昔日辉煌的潜意识更使它伺机喷涌。
杜亚泉生长在新旧交替的混乱期。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研究者曾一再指认他吸收了不少来自西方的新思想，确认他绝非顽固守旧之流。但不能不正视的是在第一次大战爆发以后，他进入了与前期有别的思想迷乱期。请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说的：
“今大战终结，实为旧文明死灭，新文明产生之时期。旧文明者，即以权利竞争为基础之现代文明，而新文明者，即以正义公道为基础之方来文明也。但此在欧洲言之则然，若就我国言之，则当易为新文明死灭，旧文明复活之转语。盖我国今日，固以权利竞争为新文明，而以正义人道为旧文明也。我国近二十年来之纷扰，实以权利竞争为之厉阶，皆食此所谓新文明之赐，与欧洲国际间纷扰之祸根，实为同物。”
明白无误的信息是：告别权利与竞争，回归传统。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大转变。
“低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更新、自我调节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这是当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共识。13这个让马克思主义者和东方文化救世论者一再失算的自我更新能力，恰恰来自杜亚泉要坚决摈弃的公民的权利与竞争。
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在改革和调整。本世纪初列宁已经肯定资本主义国家有社会主义因素，在行将告别20世纪之际，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国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和融合(无可辩驳的是经济全球化)已是无法逆转的现实和愈来愈强劲的趋势。有识之士大都承认，不管姓社姓资，是东是西，公民权利和竞争都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机枢。杜亚泉在这一关键问题的拒绝，对一个思想家来说，不能不说是重大迷误。从这一角度看，陈独秀和新文化运动在争论中代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杜氏失足何处？1919年他曾动情地描绘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以俭惜物，以勤治生，严于守己而勿吝于给人，是为中国之古君子，是为世界之新人物。”观其一生，勇于汲取新知，拥护和宣扬民主共和，为传播科技、发展出版和教育事业呕心呖血，言行一致，确是道德高尚、“古风犹存”的君子。可是，他生活在海内外风云变幻莫测的历史大转折年代，他缺乏大思想家洞察古今中外的思想穿透力，面对海内外战乱、社会不均、道德失范等混乱现象，民族情结和传统文化的幻景遮蔽了他的眼光，中体西用、东方文化救世等念头由是乘虚而入。
第三，是不是导致“封闭性”的“五四意识形态”的建立？
请先看看下面的几段论断：
“任何一个要求进步——尤其是一个要求以革命为进步手段——的运动，必需具有凝聚群众的力量，而由‘奇里斯码’型人物倡导的意识形态，由于它的系统性、封闭性与道德情操的诉求，自然是凝聚群众所不可或缺的了。但，因为其自身的封闭性，它往往与现代知识隔绝，甚至与常识隔绝；因此受到强度特高的意识形态的支持的改革或革命，便往往会犯重大的错误，带来重大的灾难。”
对近代中国各式革命组织而言，这是十分有益的醒世良言。但是不是“任何一个要求进步的运动”，都必然出现“封闭性”的意识形态，这又是有待验证的假设。看看作者怎样继续写下去吧：
“人类学家基尔兹(Clifford
Geertz)正确地指出，当一个社会产生了社会与政治危机，加上文化因迷失方向而产了文化危机的时候，那就最需要意识形态的时候。”
这个说法亦不失为有一定根据的一家之言，但也有过于绝对化的毛病。因为它排除了在危机时期出现多种理论、纲领、方案交锋，在争斗中不断完善和修改自己的主张的可能性。这个逻辑失误掩盖了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屡屡出现的多元并立的开放性。
随之而来的推论，也是作者自己的结论便更值得注意了：
“军阀混战的‘五四’时期，没有政治秩序，也没有社会与文化秩序。人们处于政治、社会与文化三重危机之中，此时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来应付他们的危机。”
“正因为在‘五四’时代传统的秩序已经崩溃，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危机极为严重，所以任何思想在‘系统化’的过程中都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
于是，作者大声疾呼：“我们要超脱‘五四’意识形态的藩(樊)篱”！
这些是上一个十年发表的文字。出版地在香港，咫尺天涯，不久前笔者才有幸拜读。旧话值得重提，是因近十年对“五四”的指摘，持论类似，而又未见有人对此作出回应。
窃以为这些貌似雄辩的言辞的主要弱点，在于说的都是“应然”——以某个学者的论断为前提的推论；缺少的则是“实然”——对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分析。作者口口声声说“最需要强度高的意识形态”或“难逃意识形态化”的命运，但没有具体回答出现了哪些“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五四”时期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政治和文化的危机。
政治上，一是民主政体不完善甚至被人肆意践踏；二是军阀混战。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对策是启发和培植公民的权利意识，维护法治，坚决反对南北军阀的武力统一政策。要说“封闭性”的意识形态，在那些穷兵黩武的军阀或军阀集团身上不难找到，而与新文化运动则风马牛不相及。后者不是政治组织，也没有统治全国的野心，他们坚持不懈鼓吹的无非是自由、民主、法治，而且是按照西方主流文化通常的阐释去宣扬的，没有加上“中国特色”或他们独创的内容。这是最具开放性的主张，何来“封闭性”的“意识形态”？
在文化领域，当时确实存在着思想文化不能满足民主共和制度需要的危机。可是，不应忽视当时已经有一个现代教育文化制度的雏形。以学术自由为基础的大学，以言论自由为基础的独立的报刊和出版系统，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个制度框架内运作的。多元鼎立，自由论难，以理服人。虽然有过侵犯言论自由的事件，但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敢于公开抗争，没有“全面专政”。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没有组织的松散的文化思想流派，而在思想上则大同小异，在自由探讨中各自为战。他们坚决反对好同恶异、思想统一、多数或一人专制，而以人格独立和自由思想为基本出发点。《青年杂志》创刊伊始便大声宣告：“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6这是自由思想运动，其领袖没有人尝试建立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个别领袖后来参与创建政党，已经超出新文化运动范围)
。把这一自由思想运动说成是封闭性的意识形态，与历史事实实在相差太远。
顺便说说，流行甚广的指摘新文化运动因为以国家富强为目标，妨碍了对自由的追求的说法，也是于史无据的。有各式各样的爱国运动。总结历史经验，新文化运动以人权与科学、民主与科学为救国的不二法门。科学的基本诉求是理性；人权、民主的基本内容则是个人自由和与之相适应的法治、宪政。谴责新文化运动不关注个人自由是很不严肃的。
新文化运动确实冲击了传统文化，但这个冲击是中国文化新生的契机而不是它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文化是多元的，中国文化只有接受除旧布新的洗礼才能适应这一格局。现代社会的现代文化又是世界的，不洗刷自身封闭的宗法专制扼杀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理性的色彩，任何古老文化都逃脱不了衰亡的命运。
你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吗？请向为它的回春再造历尽艰辛的新文化运动肃立致敬！
温馨提示：内容为网友见解，仅供参考
第1个回答 2019-11-20
不是，新文化运动全面否定儒学，批判孔学，但并没有否定全部的传统文化。
我在挖坟，留个笔记
我在挖坟，留个笔记
第2个回答 2008-07-20
是的。。是全盘否定的。。咱们差一点就用拼音说话了。。
第3个回答 2008-07-20
差不多.新文化运动最大的弊端之一就是过分批判传统文化,又过分肯定西方文化
第4个回答 2008-07-20
批判的过了，传统中有优秀成分需要合理利用，如天人合一思想，以及易经等
在新文化运动中,是不是对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啊?
;而且重新阐释传统,把勤、俭、廉、洁、诚、信视为“救国之要道”3;不论其主张是否切中要害,却足以证明他绝非“全盘反传统”或割断传统。至于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流派的思想领袖梁启超,早在戊戌政变后就走上了清理传统,汲取新知,融合中西,为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更是无可争辨的历史事实。
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吗
不是。新文化运动是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吗
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并没有因为批判孔学就否定中国的全部传统文化。第一，新文化运动指出孔学并不等于全部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第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否定孔学的历史作用。第三，新文化运动也没有把孔学说得一无是处.，他们批判孔学，是为了指明它在根本上已经不适于现...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吗
不是的，新文化运动是对旧文化的一种批判，既有舍弃，又有继承。反对古文，提倡白话文。而白话文也是一种汉语言嘛。全手打，望采纳。这些提倡新文化的领袖，大都是留学归来之人，所以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这两大主题。可以说是一次思想大解放。
如何看待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
回答：新文化运动确实有对传统的全盘否定。“打倒孔家店”这种口号就是对于传统的全盘否定,孔子的儒家思想是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它积极地一面。完全的否定是不应该的。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是全盘否定吗
”――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判不仅是极其勇敢的，也是充满理性的。第一，他们反对儒学被人利用而不反对儒学本身；第二，他们反对儒学定于一尊而主张思想自由。因此，他们所要打倒的并不是儒学，而是对儒学的教条主义和狂热迷信。
新文化运动是不是全盘肯定西方文化,全盘否定旧文化
新文化运动是具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肯定西方文化的倾向。它是既是思想革命，又是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激进派领导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其提出的: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中的旧道德指的便是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传统道德 见仁见智吧，总归我在书本上所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有一条就是对东西...
请评价新文化运动在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上的利弊得失
然而，尽管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视中国传统文化尽为糟粕，没有完全否定传统，也没有全盘反传统，但中华传统文化自那个时期开始被大量摒弃却是不争的事实。国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越来越多的人“放弃本民族的文化而全盘接纳外来文化，并因此造成中华传统文化史的断裂”，致使国学的地位开始急转直下，深陷在...
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对偏激，但是实质上新文化运动反对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没落的封建思想意识，而不是传统文化本身。陈独秀、李大钊等都明确讲过，他们并不是完全否定孔子，而是完全承认孔子的历史地位。他们只是指出，孔子之道“不合现代生活”。新文化运动的对传统文化的真实态度 龚书铎在...
新文化运动中,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有谁?著作有什么?谢谢。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全面否定中华传统文化的学者有胡适。他的著作包括《尔汝篇》、《白话文学史》、《说儒》、《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尝试集》、和《胡适文存》（四集）等。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键人物，他主张充分西化，并在抨击传统文化的阵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认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应当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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