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民国才女萧红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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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的前半生，可能算不得前半生，呼兰河、哈尔滨、青岛、上海、日本、武汉、延安、香港，不停地奔波中，生命的灵气被早早耗光，最终在31岁的年纪沉睡于浅水湾。呼兰河，一个小城，萧红的童年在这里生长，最后，这里成了她精神上的避难所。 

书的开头，“严寒把大地冻裂了”，来自北方的肃杀似乎奠定了全书的基调，冬日里读起来竟会觉得手脚发冷。十字街、东二道街、西二道街，简单地勾勒出了小城的格局。街上有几家碾磨房，几家豆腐店，一两家机房、染缸房、学校，还有一个从没有人想要去填平的大泥坑。

撇开麻木不仁，迷信跳神的众生相不谈，祖父的后园，成了全书的童趣所在。（加粗内容节选自原文）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 祖父就快七十了。

祖父一天都在后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后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把那下了种的土窝，用脚一个一个地溜平，哪里会溜得准，东一脚的、西一脚地瞎闹。有的把菜种不单没被土盖上，反而把菜子踢飞了。

  小白菜长得非常之快，没有几天就冒了芽了，一转眼就可以拔下来吃了。

  祖父铲地，我也铲地；因为我太小，拿不动那锄头杆，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头”来铲。其实哪里是铲，也不过爬在地上，用锄头乱勾一阵就是了。也认不得哪个是苗，哪个是草。往往把韭菜当做野草一起地割掉，把狗尾草当做谷穗留着。

  等祖父发现我铲的那块满留着狗尾草的一片，他就问我：“这是什么？”

我说：“谷子。”

  祖父大笑起来，笑得够了，把草摘下来问我：“你每天吃的就是这个吗？”

我说：“是的。”

  我看着祖父还在笑，我就说：

“你不信，我到屋里拿来你看。”

我跑到屋里拿了鸟笼上的一头谷穗，远远地就抛给祖父了。说：

“这不是一样的吗？”

祖父慢慢地把我叫过去，讲给我听，说谷子是有芒针的。

狗尾草则没有，只是毛嘟嘟的真像狗尾巴。

祖父虽然教我，我看了也并不细看，也不过马马虎虎承认下来就是了。一抬头看见了一个黄瓜长大了，跑过去摘下来，我又去吃黄瓜去了。

  黄瓜也许没有吃完，又看见了一个大蜻蜓从旁飞过，于是丢了黄瓜又去追蜻蜓去了。蜻蜓飞得多么快，哪里会追得上。好在一开初也没有存心一定追上，所以站起来，跟了蜻蜓跑了几步就又去做别的去了。

采一个倭瓜花心，捉一个大绿豆青蚂蚱，把蚂蚱腿用线绑上，绑了一会，也许把蚂蚱腿就绑掉，线头上只拴了一只腿，而不见蚂蚱了。

  玩腻了，又跑到祖父那里去乱闹一阵，祖父浇菜，我也抢过来浇，奇怪的就是并不往菜上浇，而是拿着水瓢，拼尽了力气，把水往天空里一扬，大喊着：

“下雨了，下雨了。”

后园中有一棵玫瑰。一到五月就开花的。一直开到六月。

  花朵和酱油碟那么大。开得很茂盛，满树都是，因为花香，招来了很多的蜂子，嗡嗡地在玫瑰树那儿闹着。

  别的一切都玩厌了的时候，我就想起来去摘玫瑰花，摘了一大堆把草帽脱下来用帽兜子盛着。在摘那花的时候，有两种恐惧，一种是怕蜂子的勾刺人，另一种是怕玫瑰的刺刺手。好不容易摘了一大堆，摘完了可又不知道做什么了。忽然异想天开，这花若给祖父戴起来该多好看。

   祖父蹲在地上拔草，我就给他戴花。祖父只知道我是在捉弄他的帽子，而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干什么。我把他的草帽给他插了一圈的花，红通通的二三十朵。我一边插着一边笑，当我听到祖父说：

   “今年春天雨水大，咱们这棵玫瑰开得这么香。二里路也怕闻得到的。”

    就把我笑得哆嗦起来。我几乎没有支持的能力再插上去。

     等我插完了，祖父还是安然地不晓得。他还照样地拔着垅上的草。我跑得很远地站着，我不敢往祖父那边看，一看就想笑。所以我借机进屋去找一点吃的来，还没有等我回到园中，祖父也进屋来了。

     那满头红通通的花朵，一进来祖母就看见了。她看见什么也没说，就大笑了起来。父亲母亲也笑了起来，而以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祖父把帽子摘下来一看，原来那玫瑰的香并不是因为今年春天雨水大的缘故，而是那花就顶在他的头上。

     他把帽子放下，他笑了十多分钟还停不住，过一会一想起来，又笑了。

     祖父刚有点忘记了，我就在旁边提着说：

     “爷爷……今年春天雨水大呀……”

     一提起，祖父的笑就来了。于是我也在炕上打起滚来。

     就这样一天一天地，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

  后园里边下了点雨，我想要进屋去拿草帽去，走到酱缸旁边（我家的酱缸是放在后园里的），一看，有雨点啪啪地落到缸帽子上。我想这缸帽子该多大，遮起雨来，比草帽一定更好。 于是我就从缸上把它翻下来了，到了地上它还乱滚一阵。这时候，雨就大了，我好不容易才设法钻进这缸帽子去。因为这缸帽子太大了，差不多和我一般高。我顶着它，走了几步，觉得天昏地暗。而且重也是很重的，非常吃力。而且自己已经走到哪里了，自己也不晓得，只晓得头顶上啪啪啦啦地打着雨点，往脚下看着，脚下只是些狗尾草和韭菜。找了一个韭菜很厚的地方，我就坐下了，一坐下这缸帽子就和个小房似的扣着我。这比站着好得多，头顶不必顶着，帽子就扣在韭菜地上。但是里边可是黑极了，什么也看不见。同时听什么声音，也觉得都远了。大树在风雨里边被吹得呜呜的，好像大树已经被搬到别人家的院子去似的。韭菜是种在北墙根上，我是坐在韭菜上。北墙根离家里的房子很远的，家里边那闹嚷嚷的声音，也像是来在远方。我细听了一会，听不出什么来，还是在我自己的小屋里边坐着。这小屋这么好，不怕风，不怕雨，站起来走的时候，顶着屋盖就走了，有多么轻快。其实是很重的了，顶起来非常吃力。我顶着缸帽子，一路摸索着，来到了后门口，我是要顶给爷爷看看的。

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写道：“后花园虽大，已经装不下我了”。林海音：“爸爸的花儿落了，我已不再是小孩子。”两句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人生的种种不易似乎早有征兆，正应了祖父教给她的那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