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之间表现忠诚与谦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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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字玄成，北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年)生于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一个书香门第。其父博学，作过地方官，但过早地去世了。青少年时代的魏征，生活非常清贫，他勤奋好学，希望将来有所作为。隋朝大乱，魏征便辞别亲人，出家当了道士，游历四方。朋友元宝藏收留他在军中掌管文书，炀帝大业十三年 (617年)，瓦岗农民起义军领袖李密仰慕魏征的才华，请魏征为谋士，这样，这位有意纵横天下的书生，几经周折，卷入了隋末汹涌澎湃的农民起义的怒涛。这一年，他38岁。

魏征先后在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和窦建德领导的河北起义军中呆了两年多。主择臣，臣亦需择主而事之，李密也好，窦建德也好，在许多关键时刻都不能采纳魏征的意见，结果都很快兵败、降唐，魏征也两次成为唐军的俘虏。

年逾不惑之年的魏征饱经忧患，遍尝了成败荣辱。这一段经历，使这位胸怀大志的儒生经受了战火的锻炼和洗礼，并充分体察了下层人民的疾苦，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为他后来辅佐唐太宗准备了多方面的条件。降唐之后，唐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魏征为太子东宫洗马，成为一个主管东宫经籍图书的小官。

“玄武门事变”以后，魏征终于投入明主的怀抱，并逐步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入朝议事之后，魏征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天，唐太宗升朝议事，他端坐在龙座之上，双手轻按龙座扶手，神态庄严、威武，两边侍者大气不敢出。他轻轻咳嗽一声，问大臣：“众爱卿，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能言善辩的宿儒，为什么上朝议事，却总是慌慌张张，甚至颠三倒四呢?”

魏征深知个中缘由，便上前一步，毫不客气地奏道：“皇上，你形象威武，每上朝又总是神态严肃，气势咄咄逼人，加之朝廷气氛森严，所以为臣的才那么慌张。皇上以后临朝，宜稍减龙威，最好放下皇帝的架子，对大臣和颜悦色。这样，大臣们发言讲话就会自然了。”

唐太宗有些暗中得意，又有些难堪；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这种肺腑之言难得，不便发作。于是，他将计就计，想用近来萦绕于胸的问题难一难魏征。

“爱卿之言提醒了我。近来，我一直在思考古人常议论的‘明君’、‘暗君’的问题。你对这明、暗之别，有何高见呢?”

魏征胸有成竹，缓缓上前，应声答道：“陛下，作为万民之主而能兼听各方面的意见，则为明君。偏听一方意见，甚至于偏信小人的意见，则为暗君。像隋炀帝那样的君主，就是暗君。只有明君，办事才能不出差错，赢得万民拥戴。而暗君，必定落得个身死名裂，亡国灭族的下场。请陛下慎之。”

这种谏诤方式虽使皇帝已有点不舒服，但在魏征的谏诤史上，它不过是蜻蜓点水而已。

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阅历告诉魏征：要想治理好国家，必须号令严明，上下同守。唯有如此，才能令行禁止；否则，再多的法令也只是一纸空文，必然导致官场腐败，社会不安。

唐太宗有时容易感情用事，免不了要包庇一下自己的老部下。

贞观初年，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人告发，按大唐法律，受到了追还赃款，削除职务的处分。

这天，唐太宗正休息，忽报秦王府老部下庞相寿冒万死求见。他点点头勉强同意了。

一见到这个庞相寿，唐太宗气不打一处来，劈头盖脸把他臭骂一通。庞相寿摸熟了主人的脾气，待太宗发完脾气，便嘟嘟哝哝地求道：“皇上，罪臣自随陛下以来，出生人死，对陛下忠心耿耿，今天不慎做了糊涂事，恳请陛下看在几十年相随的份上，饶罪臣一回吧……”

“别说了!”唐太宗气愤地打断了庞相寿的话。

晚上，唐太宗回到寝宫，回想起白天的事，不禁有点心软了。当年，英气勃勃的小伙子庞相寿，如今已成了佝偻的老人，岁月无情啊!庞相寿跟我这么多年，不能冷了人家的心。他贪污，也许是由于妻子儿女太多，开支花销太大，穷得没法吧。想到这里，他不禁动了恻隐之心，于是派人给庞相寿传话：你是我的老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现在我送你100匹绢，继续做你的刺史，以后注意不要贪污就是了。

皇帝徇私情，袒护一个老部下，这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事。然而魏征却是从江山社稷的安危上看待这个问题的。他知道此事后，立即上书，表示反对：“陛下，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处罚的时候，不要顾忌亲贵。治天下要公平为规矩，仁义为准绳。这样才能让人心悦诚服；否则，就会纲纪混乱，令不行而禁不止。邪恶一旦恣肆，天下就不稳定了!庞相寿是您的老部下，就为这种关系，您不追究他的贪污罪，反而加以厚赏，留任原职，这样做，实际上是在鼓励贪污。您过去为秦王时，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因此而贪污枉法，皇上您怎么办呢?势必上行下效，不但形成包庇徇情之风，更重要的是纵容贪官污吏。请陛下您自己考虑一下后果吧!”

那个时代，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不可更改的，更何况是这种“口谕”，魏征的谏诤，虽从维护皇权统治出发，却是很让太宗下不了台的。唐太宗到底是一位明智之君，魏征的奏疏使他猛醒，因此立即撤消了自己的处理决定，维持原判。

魏征的直言谏诤，大多是持反对意见。这样，就常常给唐太宗当头泼下冷水，弄得唐太宗很扫兴。

在贞观君臣的共同努力下，到贞观四年，社会上便出现了“升平”景象。这之后，又连年丰收，所以天下太平，盗贼不作。早在贞观元年(623年)，许多大臣就上书请求李世民封禅。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告天地的庆功大典，祭祀地点在泰山顶上。李世民也认为开国有功，事业有成，便接受了大臣们的意见，同意赴泰山封禅，独有魏征又力排众议，认为不可。

唐太宗这次很不高兴，便质问魏征：“这么多大臣都同意封禅，为什么唯独你反对?难道我的功还不够高，德还不够深吗?国家还没有安定，四方还没有臣服吗?”

魏征从容地回答：“皇上功业虽高，但是百姓受到的恩惠却不够多；您的德行虽深厚，但恩泽还没有及于所有的人；当今天下虽已太平，但仍是百废待举，财力还不十分充裕；粮食虽然丰收，库存还比较空虚。这怎么能向天地报告功业呢?再说封禅是大事，四邻各国酋长都得随从庆贺，那样耗费是极大的!而况伊、洛 (河南中原地带)以东地区，至今十分荒凉，这不等于向四方各国展示虚弱，滋生图谋中原之心吗?”

魏征心想：皇上一定是因为刚刚取得了一些成绩，便骄傲自满，注重排场，不爱惜民力了，这是懈怠和堕落的开始，切切不可掉以轻心!他从目前和长远的利益着眼，力陈不可兴师动众封禅的理由。唐太宗被他说得哑口无言，心里很不舒服，但嘴上又无法反驳，只好作罢。这样一来，国家的一大笔开支就被省下来了。

魏征不但时刻提醒唐太宗要法令严明，上下同守，严格执行贞观初年制定的“抚民以静，爱惜民力”的方针，在大唐王朝日益繁荣富实的形势，还不断提醒唐太宗居安思危，节俭用度。

贞观中后期，整个社会的形势越来越好。李世民对创业之初的困境渐渐淡忘，励精图治的锐气也渐渐消磨了，滋长了帝王的奢侈之心。饱经忧患的魏征，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路上住在显仁宫(今河南宜阳县)。大队人马安顿下来，侍女奉茶，太宗一看茶盘、茶杯都是几年前来这儿用过的旧银器，心中很是不快，命人把总管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总管心想：贞观初年，皇上您自己省俭得很，怎么如今嫌这嫌那的呢?心里不明白，嘴上却只好认错，赶忙命御厨将皇上的晚餐多加了几样海鲜。晚上，太宗来到餐桌前，瞥了一眼，又大为不悦：“怎么搞的，海味不见薪奇，山珍又少得可怜，总管哪里去了?快把他贬为百姓!” 说罢拂袖而去。

第二天，魏征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便来到太宗的内宫。这时的魏征已是唐太宗的宠信之臣，进出较为方便，与太宗讲话亦自在得多了。叙过君臣之礼后，魏征转入正题：“陛下，臣闻皇上为总管侍奉不好而发脾气，臣以为这是个不好的苗头。”

唐太宗不解：“我大唐国家殷实，多花几个小钱有什么了不起?再说，我可是一国之君啊!”

魏征深感唐太宗“当局者迷”，便决计为他指点“迷津”：“陛下，正因为您是一国之君，所以您一开头，马上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就要形成一种奢靡的风气，那就糟了。”

“爱卿，请不要把话说得这么严重。国君就我一人，其他人谁敢向我看齐?”

魏征越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想：皇上经常把隋亡的教训挂在嘴上，何不以此来警策皇上呢?

“陛下，当年隋炀帝巡游，每到一地，就因地方上不献食物或贡物不精而被责罚。如此无限制地追求享受，结果使老百姓负担不起，导致人心思变，江山丢失。皇上怎么能效法隋炀帝呢?”

这一着真灵，唐太宗果然大为震惊：“难道我是在效法隋炀帝吗？”

“是的，陛下!像显仁宫这样的供应，如果知足的话，会很感满足的。但如果炀帝来，即使供应再丰盛精美一万倍，也难填他的欲壑。”

唐太宗听了既震惊又感动：“爱卿I，除了你，其他人是讲不出这种话的啊!”

在封建时代，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命为“真龙天子”，传说龙喉下有逆鳞，如有谁抚之，就要被杀，故批评皇帝就叫“犯龙鳞”，很危险。魏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黎民百姓的安居乐业，不畏“犯龙鳞”，刚直敢言，勇于谏诤，检点太宗的过失，这该要有多大的勇气啊!作为一个明君，有时也免不了对魏征不顾“天子”面子，当面“揭短”而大光其火。有一次，魏征又在朝廷上把唐太宗弄得很尴尬。退朝之后，太宗发狠道：“魏征每次上朝都扫我的面子，我早晚要杀了他!”当然，唐太宗最终没有杀魏征，想通之后，反而更加信任魏征了。在魏征为代表的大臣带动下，贞观群臣争相谏诤的空前绝后的局面，它是贞观之治形成的重要因素。

魏征也因此得到了唐太宗的特别器重，官至二品，封为郑国公。

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病重，唐太宗不断派人送去药品和食物，并遣专人到魏征家中看护，随时禀报病情。太宗还两次到魏征家中探望。第二次，太宗还带上太子和衡阳公主。魏征勉强地拜见了太宗。太宗忧伤地安慰魏征，叫他好好养病，并流着泪问他有什么要求。魏征强支病体说：“我不愁别的小事，只担心国家的兴亡。”作为太宗的肱股大臣，魏征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

第二天，魏征便溘然长逝，享年64岁。

唐太宗悲痛万分，罢朝五天致哀，命以一品官礼葬，还把魏征像画于凌烟阁，经常前往吊唁赋诗，以示纪念。

太宗曾在魏征像前说：“我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兴衰；用人作镜子，可以了解得失。今天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唐太宗把魏征看作是了解自己得失的一面镜子，这既是对他们君臣关系的生动概括，也是对魏征的公正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