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为什么具有民主革命的思想色彩？体现在哪里？什是民主革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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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为变法血染菜市口，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沧海浮生、岁月如潮，谭嗣同在时间里轮回，不仅留下了他那首《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还留给后人很多变法的、民权的、哲学的思想。至于他最后的横刀一笑的选择，也是有其深刻思想渊源的。
一、谭嗣同的变法思想
可以说，谭嗣同思想与康、梁同中有异。梁启超在谭嗣同就义后仅3个月,即在《清议报》上陆续刊登《仁学》，并作《仁学序》说:“其于学也,同服膺南海,无所不言,无所不契。”又说：“《仁学》何为而作也？将以光大南海之宗旨，会通世界圣哲之心法,以救全世界之众生也。”其概括《仁学》主旨不误，但称谭嗣同所言与康梁“无所不契”、《仁学》为“光大南海宗旨”而作,则是言有未洽。历来的研究于谭嗣同与康、梁思想相同之处已有共识，兹不重复，而侧重分析其相异。最明显处是谭嗣同实际上不同意以“保(孔)教”相号召。《仁学·自叙》即明言:“二三豪俊，亦时切亡教之忧，吾则窃谓不然。何者？教无可亡也。教而亡,必其教之本不足存，亡亦何恨。教之至者，极其量不过亡其名耳,其实固莫能亡矣。”这一是因为谭嗣同更注重制度和立法，以为“谨权量，审法度，一道德,同风俗,法立而教自存焉矣”。二是由于谭嗣同实际上更强调兼收并蓄，所以他对康有为的独依《公羊》和独尊孔教,“亦有不敢苟同者”。他曾说:“孔子作《春秋》，其微言大义,《公羊》固得其真传,顾托词隐晦,虽何休为之解诂,亦难尽晓。至于左氏之书，则不尽合经，疑后人有所附益，然其叙事详，且皆可稽。苟说经而弃是书，则何由知其本事?”他自然明白康有为“意不在稽古,盖取传中之片言只字而引申其说，欲假以行其道”，故只从政治需要的角度支持康有为。他还强调,诸子百家“亦有道同而异术者，要在善取之而已”，故认为老子、墨子、庄子、荀子乃至韩非“虽各不免偏蔽”，但仍近乎“先圣之遗言遗法”。独尊孔教就会自限畛域,妨碍“博取”和会通。
其次,当时维新人士多为变法加上“复古”的包装,谭嗣同虽不例外，表示“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而变法又适所以复古”。但他明言变法就是“变西法”，显然比康、梁的“参以西法”更加旗帜鲜明。他提出的“广兴学校”、“大开议院”、“练海军”、“尽开中国所有之矿”、“多修铁路”、“多造浅水轮船”、“立商部集商会”、“改官制”、“改订刑律”等等具体变法内容，无疑是中国古之所无，而且带上了鲜明的西方印记。他批判复古论调说:“大抵经传所有，皆封建世之治，与今日事势往往相反,明者决知其必不可行。而迂陋之僻儒,辄喜引经据典，侈谈古制，妄欲见诸施行，而不悟其不合，良足悼焉。”如果说康、梁的“复古”只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谭嗣同已进而认为这种乞灵于古的策略的可悲了。他强调判定是非和决定取舍的标准是“公理”而非“圣人之言”，表示“合乎公理者，虽闻野人之言，不殊见圣；不合乎公理，虽圣人亲诲我，我其吐之,目笑之哉”。其思想解放的程度非康、梁可比。
康、梁、谭对变法的程序主张基本一致，即“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但在兴办何种学校、培养怎样的人才上,梁启超与谭嗣同的主张仍有区别。梁启超显然更注重中国固有文化，他既主张多译多读西书，同时又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乃中学将亡之为患”，批评“论西学者”“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
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他提出应先读中国书，多读中国书，“以数年之力,使学者于中国经史大义，悉已通彻，根柢既植，然后以其余力肆力于西籍。”对于翻译西书和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均主张“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否则不仅是“不务其大，不揣其本”，还可能会使人“离乎中国，而未合于夷狄”。谭嗣同却更重视西方的算学和格致，认为新式学堂应“严立课程，循名责实，每人只占一门,，而皆从算学入手……兼读中国书时，得文之以礼乐”。又说“欲破对待，必先明格致……格致明而对待破,学者之极诣也”，即认为要靠科学的道理和思维方法育人,这样才能真正消除因无知偏蔽而产生的各种思想束缚和畛域之见。又称“无论何事，要必自格致始”，考核人才时也以为“从格致入者,万不差也”。而且谭嗣同恰恰又是主张中国“悉改文字之象形为谐声,则全球之学可合为一”的。可见谭嗣同比康、梁带有更鲜明的科学主义倾向；梁启超亦因此说谭嗣同“佞西学太甚”。
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应该指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还受到后期墨家的某些影响。谭嗣同在《仁学·自叙》里说:“墨家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一曰格致,吾所谓学也。”(《谭嗣同全集》第3页)谭嗣同所推崇的墨家的“格致”一派，就是由于后期墨家重视自然科学,

追答

谭嗣同的死难证实了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传统“自我毁灭”之特性，维新变法亦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义和团运动之后清廷手忙脚乱的“新政”反倒大大加速了自身的灭亡。如徐复观所论：“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补救到要突破此一专制机器之时，便立刻被此一机器轧死。一切人民，只能围绕着这副机器，作互相纠缠的活动；纠缠到与此一机器直接冲突时，便立刻被这架机器轧死。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核心，以广大的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方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构造起来的。一切文化、经济，只能活动于此一机器之内，而不能溢出此一机器之外，否则只有被毁灭。这时中国社会停止不前的总根源。研究中国历史，不把握到这一大关键，我觉得很难对中国历史作出正确的理解。” 由是观之，谭嗣同乃是抱着与此一机器同归于尽之心赴死，他虽然英年早逝，但此一机器也终至崩溃，如钱穆所云：“复生身后，所谓冲决网罗之思潮，则演进无已。辛亥革命，君臣一伦终于毁灭，平等、自由之声浪日呼日高。凡《仁学》与《大同书》之所蕲向，方一一演出。”
谭嗣同是近代中国解放思想的一个典型。他的思想不太成熟。词意之间充满悲怆凄厉的气氛；又有一股湖南辣子味冲鼻而来。他的壮烈事迹托起他不太成熟的思想摄入注意。自谭嗣同以来，烈士们是拿热血论证的。谭嗣同最富于激动力的思想是他的‘冲决网罗’主义。” 这种“冲决网罗”的精神，乃是思想先驱所必备之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