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与罗马⑦ | 西方对“东方专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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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西方政治学者是近年才承认中国制度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才承认中国于秦汉时期就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国家”，早于欧洲1800年。“现代国家”意味着要拥有一套非血缘、依法理、科层明确、权责清晰的理性化官僚体系。

与秦汉同时是罗马。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规模政治体。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政治体，无不以罗马为精神象征。

秦汉与罗马作为两个都建立在农业 社会 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都需要处理土地兼并和小农破产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权与军阀的关系、本土文化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但两者的结果完全不一样。罗马之后再无罗马，只有多个信仰基督教的蛮族封建王国。而秦汉之后却继续兴起了融合胡汉的隋唐大一统王朝。

相似的基础，相似的挑战，不同的路径，不同的结果。本文希望通过对秦汉和罗马两个古老文明的对比分析，增进人们对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了解，促进文明互鉴，从而有利于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作实践。

吕思勉说，“秦汉之世，实古今转变之大关键也”。对此转变，誉者赞为“从封建到郡县的进步”，毁者谤为“东方专制主义的开始”。

“东方专制主义”这一概念最初由亚里士多德定义，指君主对人民就像主人对奴隶，拥有随意处置的无限权力，不需遵循任何法律。但那时希腊罗马眼里的东方，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纪欧洲眼里的东方，仅限于蒙古沙俄，对“东方之东”的中国，几乎毫无认知。

欧洲两派大师对中国认识的争论

欧洲最初了解中国，是通过明清来华传教士们带回的信息，形成了短暂的“中国热”。凡尔赛宫的舞会上法王穿着中国服装；塞纳河边民众争看皮影戏；淑女养金鱼，命妇乘轿子。由此激起了两派大师的争论。一派是以伏尔泰为首的“崇华派”。他想“托华改制”，给自己取笔名叫“孔庙大主持”；莱布尼茨认为中国的“科举取士”类似柏拉图的“哲学王治国”；魁奈认为“中国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也要审慎遵守。”另一派是孟德斯鸠为首的“贬华派”，把中国塑造成东方专制的典型。同样是君主统治，西方人可以叫“君主制”（monarchy），而中国人只能叫“专制”（despotism）。孟德斯鸠还把中国和鞑靼帝国同归一类“东方专制”进行批判。他说，即便是西方的“君主暴政”，也要远胜于“东方专制”。再后来，黑格尔发明了 历史 从东方开始到西方结束的 历史 观，东方天然是落后、停滞、奴役；西方天然是进步、自由、文明。这些大师们，除了从传教士那儿道听途说，没人去过中国，没人看得懂中文，没人研究过中国 历史 ，甚至没分清有多少种“东方文明”。大师们对中国政制的一知半解，却被不少中国人自己当真了。

除了“东方专制”这条脉络，大师们对中国的误判还有很多。比如马克斯·韦伯。他说中国是“家产官僚制”，说官僚们都是君主家臣，说中国没有建立统一的财政体系，说读书人科考做官是对“官职俸禄”的投资，期待成为“包税人”。这不符合基本史实。从汉代开始，财政就分为国家财政（大司农）和皇家财政（少府），皇帝从不用私钱支付俸禄，官僚也不是皇帝家臣。从秦朝开始，征税都是由县乡两级的基层税吏完成，“包税人”从不曾在大一统王朝时代存在过。韦伯描述的场景倒完全是罗马皇帝与家臣、与军队、与包税人的关系。对这类误判，中国史学家们想讲也没处讲，因为西方很少认真倾听过中国。现代化始终以西方为中心，中国一直处于被改造被教育的边缘。今日西方之所以聚焦中国，只是由于我们工业化的成功使他们回头看看而已。

梁启超的挣扎

我们不能跟在西方中心主义后面认识自身。中国近代以来，许多改革者都在“西方自由”与“东方专制”间挣扎。如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先后写了《拟讨专制体檄》与《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边说“专制政体者，我辈之公敌也”，号召人民“破坏而齑粉之”；一边又承认，中国的科举制和郡县制也有皇帝与平民联手从门阀世家、诸侯藩镇手里夺取治权的积极一面，与欧洲贵族封建 历史 完全不同。之后，他访问美国，当听到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扩充海军演讲中谈到“彼中国者老朽垂死，欧洲列强当共尽势力于东亚大陆，而美国亦可同时扩其版图”时，他彻夜不眠“怵怵焉累日，三复之而不能去”。几年后又写了一篇《开明专制论》，说中国古代的“专制”也有“开明”之处，儒家重民本，类似于沃尔夫与霍布斯；法家重国本，类似于博丹与马基雅维利。梁启超的自我矛盾，反映了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方面想借西方文明改造自身，一方面又对西方丛林法则无法认同的痛苦心路。

两汉与罗马独特价值的差异

秦汉与罗马，两条不同的文明道路，各有高峰低谷。我们不能用别人的高峰来比自己的低谷，也不能用自己的高峰去比别人的低谷。我们应当从高峰中体会到彼此的优点，从低谷中体会到彼此的缺陷，再寻找各自改进之途。中国 历史 远非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在近代遭遇惨败。

罗马之独特价值，在于相信有限的冲突能创造活力。罗马史家林托特说，“这个 社会 允许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广阔空间实现自我、成就伟大。这个 社会 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内，有活力的冲突可能富有创造性”。罗马之失不在于冲突，而在于冲突失去了界限，又没有“一体”来予以调节，最终导致大分裂。“冲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团结需要外敌。西方史学家们认为，罗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敌，达到一种无人能及的优势和统治地位时，一切平衡的因素都开始越过应有的“界限”而开始崩裂。罗马之衰落，从击败迦太基成为霸主后就开始了。

两汉的独特价值，在于一体与多元并存。一体保证凝聚，多元保证活力。难在同时保持一体与多元。当一体完全压倒了多元，就开始僵化。当多元完全压倒了一体，就开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压倒一切”，西汉亡于“儒家压倒一切”，东汉亡于上下层同时分裂。如何同时驾驭“一体”与“多元”，是中国政治的永恒课题。

在真实的世界里，没有一种政治制度，能仅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发挥好坏，取决于运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种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断培育出既能维护根本价值观，又能填补其缺陷的人。今天，在于是否能培育出既能拥抱世界多元，又能坚持自身一体的青年一代。

中国不是唯一的古老文明。其他古老文明也挣扎在“现代化”和“重新审视自己”的痛苦中。然而，他们必将完成现代化，也必将开始讲述被现代化一时遮蔽的古老价值。中国如能与西方完成文明对话，就会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鉴开辟出一条近路。

东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 历史 遗产上，谁都不可能推倒重来。但我们依然可以商量着来。

（ 此文为潘岳同志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的“秦汉王朝与罗马帝国比较”一书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