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秦国强盛奠定“巨石”的商鞅，当初是为何从魏国来到秦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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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献公时期,新兴地主阶级取得了政权。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如废除人殉制度,编制户籍,“初行为市”允许国都商业资本活动和发展,将国都由雍迁至栎阳,“东通三晋,亦多大贾”，逼近魏国的战略要地等,国势趋强。这期间秦对魏转取军事攻势,三次用兵都取得胜利,尤其是前364年的石门之役斩魏兵6万,中原震动。

但是秦献公来不及对秦国最根本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便去世了。这个历史任务便落在他儿子秦孝公渠梁身上。秦孝公不堪“诸侯卑秦”,要继承乃父“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发出求贤令日“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这就吸引了许多主张变革而又在中原各国被旧势力排斥的有识之土纷纷入秦,谋求发展;商鞅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商鞅出身于卫国没落贵族,原名卫鞅。后来因功受封于商於,号为商君,遂以商鞅为名。卫是春秋时期个重要的国家,为中原贸易中心之一,文化艺术也比较发达。商鞅的前辈,早期法家、军事家的代表之一吴起就是卫人。商鞅“少好刑名之学”,对吴起和另一个早期法家的杰出人物李悝极为崇拜,思想上受了深刻的影响。商鞅在秦掌权时,师事鲁人尸佼，凡“谋事、计划、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汪继培《尸子序》)。尸佼是“兼儒墨、含名法”(《汉书・艺文志》)的杂家。可见商鞅这位法家对当时各派的理论主张无不通晓。由于卫国不是用武之地,商鞅于25岁左右(前365年)便到魏国。

他的主要着眼点大致有二:其一是,战国初期,魏为头号强国,此时仍然励精图治,是他施展

其抱负的理想政治舞台。其二是,李悝、吴起、西门豹这些敢作敢为的法家和兵家前辈都曾在魏国进行过实验,成效卓著,为诸侯瞩目。

李悝立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吴起的主张“用之魏则魏强,用之楚而楚伯”。(李贽:《书・李悝》)这两个虽都已作古,但法家和兵家融为一体的“余教”尚存(《魏策》),大可学习、研究与总结,以武装自己。当时魏相公叔痤对这位才华过人的青年十分赏识,唯恐流失,临终时曾建议魏惠王(前369一前319)加以重用,不然则加害致死,以免落人异国为他人所用。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公叔痤是魏国唯一能够继承法家政见的权贵,而继任魏相的是主张礼治的翟翦。这使商鞅感到法家在魏国的最后依托消失了,他意识到必须放弃在魏发扬光大法家路线的期望。他于是抓紧时间考察法家在魏的丰富实践,潜心钻研李悝的《法经》和吴起的《兵书》,系统总结了他们的经验。秦孝公求贤令一到，商鞅没有任何犹豫离开魏国，直奔秦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