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我从部队退伍。5月，我国对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
我5月得到高考的消息，7月就参加高考，时间特别紧，根本来不及复习。第一场数学考完，我只做了第一题，有理数加减，出来一对答案，还做错了。数学得了零分，成绩还不如文革中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后面的科目我干脆不考了。
77年高考结束后，家人仍继续鼓励我考大学，于是托人帮我到处找名师，没想到找名师的经历是一波三折。
我要特别说明的是，那个年代，老师带学生参加高考复习都是不收费的，这是老师们的奉献。但他们带的学生必须是考中概率较高的好苗子。因为对他们而言，自己的学生能考上大学，也是自己的一份荣耀。所以，名师虽多，我能否被名师看上，这才是重点的重点。
第一位名师曾经是我在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听说是他，我心里有些忐忑。初中毕业后，我继续上了两年高中，又当了四年兵，我想他可能早已把我忘 了。谁知刚进门他就一眼认出了我，只听得一声断喝：
“杜-明-卫！我以为是谁要考大学！巢湖一街上人都能考上，你也考不上。”
在他当头棒喝之下，我立马“瘟怂”，吓得抱头鼠窜！初中时我实在太厌了，全校大名鼎鼎，老师们都拿我当反面典型，喝我一声自然是天经地义。但我没有想到，初中的我给老师带去那么大的心理伤害，这语文课是没法上了。
第二位名师则是完全拿我当空气。客气倒是蛮客气的，就是根本不搭理我，只是专心致志的辅导一个漂亮的小女生，让我干坐着旁听。我上了三天课，老师与我交流都没超过5句话。原因很简单，那老师觉得我反正考不上，屌丝一个，不如多花点精力在那个小女生身上。
我终于认命了。然而就在这极度迷惘之时，真正的名师在不经意间，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了。
1978年的5月，新一轮高考又进入了倒计时。
读高中时，我妹妹的成绩不错，所有老师都觉得她应该能上。所以小妹成了家中必保的重点，辅导小妹的是巢湖二中的韩宗文老师，他原是安徽农业大学的老师，解题的水平特别高。每隔几天他就到家中来为小妹拎重点，有耐心又有水平。
韩老师爱笑，说话间总是带着笑意，善良又温和。每次辅导结束后，家里都会留韩老师吃个便饭。那时候我已经不打算高考了，承担的任务已经从跟名师学习转变成了为名师烧菜。他们复习一结束，我立刻把烧好的饭菜端上桌，我还陪着韩老师喝点小酒，聊点山海。不料这一喝一聊，竟然撞出了火花！
席间，韩老师开口道：“你为什么不参加高考？你的文科底子非常好，为什么不考？你如果要考，把握要比你妹妹大。”
忽闻此言，我心中大惊，毕竟之前从未有人觉得我能考上大学，更别说把握比我妹妹大。韩老师的眼光真是大异常人。
我在部队当兵时，是小有名气的笔杆子，曾从连队写到团里，再从师里写到上海警备区。20岁出头，就在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前线文娱发表过多篇文章，团长、团政委、师长、师政委都能叫出我的名字。要不是本人太过“稀拉”，早就应该提干了。我常自嘲自己是“三三两两部队，七零八落分队”的兵。
可是我的数学实在是太差了，77年的“零”分已经成为心中抺之不去的阴影。
韩老师嘴角一扬，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他笑道：“你的数学就包在我身上。”
一句简单的承诺，再次点燃了我的大学梦。
1978年6月起，我开始跟着韩老师学习数学。我们两家住的不太远，走过去最多也只有10来分钟。一遇难题，我就到韩老师家上门请教，而韩老师从来都是诲人不倦，有问必答。因此，这条小路被我看成是通往大学的捷径。走上这条小路，我便有如神助，打通了奇经八脉一般，老师讲到哪里，我就懂到哪里，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从初一有理数加减到高中参数方程所有课程的冲刺。
1979年高考第一天的科目还是数学。我拿到卷子，提笔就把前4个计算题做了。一题9分，轻轻松松就赚下了36分。后面的试题我把自己会做的部分都写了上去。数学考过以后，后面的语文、政治等几门课都是我的长项。
高考最后一天从考场出来，我已心知自己的考分不会低，此时正好遇到那位曾和我一起听课的小女生。
“考的怎么样？”她问我。
“我今年肯定要走了！你呢？”
她脸色阴沉，摇了摇头。
不久，高考分数公布了。当年文科考试的分数线是280分，而我的考分是332分，比分数线高出了52分。其中，我数学是42分，这门课我是从零分起步，所以这42分中的每一分都是韩老师送给我的。那年头，我国的高校比较少，考生的入学比例仅为3%，每高出1分都会淘汰成百上千的人啊，更何况一下多出42分呢！
所以，韩老师是我生命中的贵人，他不仅是我的数学老师，更是照亮我人生的导师。他在与我一次不经意的聊天中独具慧眼，发现了我的潜力，并在之后的八个月中，又发掘出了我的学习潜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