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李鸿章是汗奸

Answer 1

这件事存在误解。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这不能赖李鸿章。
李鸿章是晚清伟大的人物，他继承老师曾国藩的事业，开启中国看世界的眼光，他是一个真正看世界的中国文人与官吏。他的看世界当然比林则徐来得伟大。林则徐也是看世界的文人与官吏，但他属于旧时代的文人与官吏，所以他所开启战争的目的是企图将外人全部驱逐出中国，最后以失败告终。

李鸿章所要进行的事业是想让中国工业化，军事化，教育化，但他只成功了一半。中国确实在他的倡导下进步了，而且进步非常大。在实业方面并不比日本小。到一八九O年时，中国海军在东亚是领先于日本。工业也领先于日本。这在西人当时的文章中可以看到对他的热情评价。日本领先于中国在于立宪，在于常备军制，在于国民的热情，和国内政局的二十多年的稳定。

具地讲，中国落后于日本在于政治制度方面，在于国民万众一心的勇气和探索精神。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曾在汉、唐时一个也不少啊。其他微观因素还有:第一是连年的灾害，这不得不令翁同和将海军的军费压缩，而去救灾(根本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与李鸿章闹个人意见!!翁与李个人关系很好。翁有许多次求助于李，李全部答应。)。第二，中国的国家和政局不稳，每十年有一次战争，或对外或对内，而且每次要选在太后万岁之时，这也是令太后不愉快的事情。中国的国力已经被消耗得差不多了，每年要向外人借款来填补军费等开支。第三，国民素质太低，受近代文明教育的比例还是太低。教育的内容还是二千年来的科举制的内容，虽有一些经世致用的内容，但与当时的泰西诸国的科学比较，显然落后几百年。第三，国民没有爱国热情，在满人当政汉人受压迫的年代，汉人是不会真正替满人出力的，一切唯满人的意志而决定，汉人逆来顺受，虽然在洪杨之后，有曾，李，左等大臣拥兵地方，但号召全国显然力所不能。所以李鸿章所倡导的事业也只能在北洋和南洋有开拓性的进展，在其他地方是没有动静或很少动静的。第五，士大夫和官吏阶层没有紧迫感，李鸿章再急，也无济于事。还没有一个奋勇争先的官僚阶层为中国的奋起而努力。这点日本较中国强几十倍。第六，即使像李鸿章这样真正看世界的人，也并不完全知晓世界大事。所看的世界以实用性为主，如军事，如实业，如教育等，没有看到法律，科学，政治制度，种族关系这些在背面起作用的因素。所以也不可能去改革政治体制与文化体制、种族体制、社会的法律的体制。所以孙中山对李鸿章虽属尊敬，但也指出了他的这一缺陷。第六，中国传统文人与官吏所具备的美德束缚了李鸿章等人的手脚。他们唯知忠君报国，不论上面的决定是好是坏，总是唯命是从，一切不敢抗命，与孙文一代比，这也是他们那一代的重大缺陷。

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甲午战争失败了，李鸿章也失败了。李鸿章失败后，并没有灰心丧气，而是周游世界。他是中国人中走得最远，走得国家最多的中国文人与官吏。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这些欢呼中保持了冷静和尊严。他更加广泛地了解了泰西诸国的政治，经济，工业，人文，治世之道。与俄国建立了联盟，也以实业做诱饵，博得了英，比，德，法等国的好感，来华投资者渐多。

李鸿章自身失败了，但他的的事业并未全败，又被他传给了袁世凯。袁世凯比李鸿章强的一点是非常有头脑，有决心，有毅力，有勇气，有规划，所以能最后成功。但这成功的起点当是起自曾国藩，继自李鸿章。这三人相辅相成，谁也不能少掉谁。所以我们现在说中国的近代史，可以说起自林则徐，也可以说是起自洪秀全，也可以说是起自曾国藩和李鸿章。

李鸿章当然不是完人，世间本无完人，如果有，也是自欺之谈。李鸿章像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不在于他自身的成功与失败，而是找到了使中国强盛的事业，并选择了继承者，将这一事业传接下去。这也是李鸿章留给中国的最有意义的遗产。

我们评价李鸿章，不需要无聊地替他的失败去辨解，去掩饰，去粉刷添彩，也无需大动肝火地去无端指责他的失败，更无需很无聊地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没事情就去逗弄八哥的人，没事就去取悦太后和皇上的人，没事就与小女人嘻嘻哈哈的人，没事就与翁同和在大殿上嚼舌头的人。

李鸿章是中国的文人与官吏。有中国文人与官吏的主要特征与缺陷，也有中国人的骨气，智慧，胆略，见识。我们应该把他做为中国人的一部份，去理解他，去批评他，去赞扬他，也要去爱护他，纪念他。

李鸿章是历史人物。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成为历史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人，必然有在历史上可值得一书的事与绩。对待历史人物，不能以现在的眼光去强求他要达到某个高度，如果达不到的话，就将之贬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同时，对历史人物评价，也不能为现时的政治，政党，时事等服务。搞顺我者荣，逆我者亡。历史人物是背景，但不是陪衬。是事实，不是面团。对李鸿章也是如此，一定要以真的事实为基础，而不但以个人的好恶和感情去妄待他。

Answer 2

只是因为他签订了不平等条约，不是他签，别人也会签的。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参考资料：http://tieba.baidu.com/f?kz=28855411

Answer 3

1894-1895甲午战争爆发之前，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两笔巨额投资近二千万两银子。可见李鸿章动产银两深不见底，此时正为卖国铺路。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自始至终一直强调武器不如人不可战，必须主和，妥协或投降。为了达到武器不如人效果，北洋水师弹头全部被悄悄的更换成泥沙弹头，北洋陆军淮军更把装备了，当时亚洲最先进的西方火炮，一炮未发，全部丢给日军，让日军接手这一批先进的西方火炮。这分明就是故意资助日军攻打北洋水师。李鸿章的言论一方面忽悠中国，另一方面怂恿日本侵略中国。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中国之声首档全媒体专栏真实甲午：无法爆炸的炮弹。
黄海海战之后，日本海军在官方编写的海战史中，用图示的方法标示出了北洋军舰每一枚击中日舰的大口径炮弹的射入位置，几乎所有命中的部位都是军舰的要害，比如机舱、水线等等，但是多数都没有爆炸，因此日舰并没有被击沉。因为北洋海军使用的多为实心弹，这种炮弹只能击穿穿，无法爆炸。如果当时中国军舰是火药弹头，那么沉睡在中国黄海海底将会是日本军舰。
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的张士珩就是李鸿章的外甥，其供给海军的弹药不合格，许多弹头并未填装炸药、“实有泥沙”，导致日本吉野号中弹竟然安然无损。
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药少弹。
张仲炘说，1894年8月4日，天津日本间谍被破获后，还查出地雷炸药八箱，但李鸿章却在审理后，不仅隐匿不报，而且私放间谍，并给银两资助跑路。
8月13日，余联沅奏称：“天津拿有倭人奸细，供出拟用炸药轰火药局。目的使中国北洋水师弹药缺少。
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任天津军械局总办，负责军需供应，他“偷盗抵换”，供给海军的炮弹量少质差，致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药少弹。天津军械局的行为与日本攻打中国北洋水师而能致胜的思路高度吻合。
李鸿章权势滔天，自李鸿章之名出现于世界以来，五洲万国人士，几于见有李鸿章，不见有中国。一言蔽之，李鸿章权势已到一手遮天之地步了。
庚子国难。各国公使于1900年4月6日再次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在两个月以内，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为此清政府剿杀义和团的命令已经发布，外国士兵也已经开始自行保护使馆和教堂，清政府完全在按照列强的要求行事，但是局势并没有因此而缓和下来。在北京，14日这天，使馆卫队继续主动外出挑衅，杀死数十名团民。慈禧连发八道上谕，要求加紧镇压义和团。但无法满足列强蛮横行为，6月21日，慈禧终于接到了裕禄派人送来的奏折，奏折证实了大沽和天津已经开战的传闻，这表明八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列强开始攻入剿杀义和团和平民，烧杀抢掠。这个时候慈禧动员全国军民一心抗外，是军民配合一战最佳时期，慈禧误打误撞这时候发布《宣战诏书》，慈禧三次催李鸿章北上勤王救驾，李鸿章回复“此乱命也，粤不奉诏”。然后命令邮政大臣盛宣怀下令各地的电报局将慈禧颁布的宣战诏书扣押。因此无人知道需要北上勤王救驾。电报内容只有李鸿章一人知道，各地方总督全部在李鸿章掌控摆布之下。东南互保也是在李鸿章主导之下。铺垫了国变之路，准备推举李鸿章为总统。因无人勤王救驾导致庚子国难，赔偿9.8亿银两，分39年付清。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不到9千万两，9.8亿两是整个中国11年财政收入的总和，并且中国数千年文物被洗劫一空。价值数千万亿两文物全部被抢被毁。
当时慈禧催李鸿章北上勤王救驾在情在理。李鸿章，一手遮天，横行无忌，乱臣贼子不奉诏，并以太上皇的恣态直驳“此乱命也“。因为我们不知道北上勤王救驾有什么结果，但是不勤王救驾的铁定结果就是导致庚子国难，赔偿9.8亿银两，以及中国数千年文物被洗劫一空。两人打架我也能伤到你，你敢要求天文数字赔偿？清朝是李鸿章的傀儡，为李鸿章背下了卖国贼，天大之罪。庚子国难之《辛丑条约》签订后，国人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令中国遭遇空前之浩劫。《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在政治近殖民地化，没有了任何发言权。导致中国经济，被列强奴役上百年不复。

Answer 4

这个结论是不真实的！大家都以为他和日本签条约是讨好日本,其实这都是日本的圈套，当时中国只有李鸿章有那么大的凝聚力，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这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日本很狡诈，指明了非李鸿章不签，李鸿章最后就以此受排挤，默默无闻了。

Answer 5

因为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了好多不平等的条约，所以就被人称为了汉奸。其实他也是迫不得已，他本人非常的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