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与广西两省虽然民风强悍,但由于文化氛围的差异,造就了两省不同的人文文 化观。比如,湖南文化造就的经略济事之才决定了其统帅风格的大手笔――往往注重全局而不拘泥于一些细节;广西文化比较适合造就善于打拼的悍将――善于把握住每一次具体的战术战役。
在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初期,太平军善于战役战术的优点尽显无遗,湘军因为是文人掌军,难免书生意气一些。所以在战争初期文弱书生带兵多吃败仗。但是到了后来,文人们实战经验丰富后,其扎实的理论功底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使得湘军在战役战术层面与太平军不相上下。而湘军在战略层面的优势却是太平军自始至终都难以企及的。目光短浅始终是太平天国运动无法深入开展的瓶颈。
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攻克南京后,太平军不重视乘胜追击,主力不直接北伐,却只派遣偏师两万去打皇城北京。这反映出洪秀全、杨秀清集团贪图安逸享受的心理,一个贫穷了半辈子的人突然拥有了荣华富贵之后难免腐化――这恐怕是千古铁律。 \"天京事变\"以后,石达开负气出走,使得天国精锐尽失,这说明在太平军中比较有头脑的石达开也缺乏以大局为重的战略眼光。太平天国的失利只是时间问题,特别是他们的对手湘系精英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战略劲敌。
曾国藩这个人某些方面很象诸葛亮,擅长规划全局,制定\"隆中对\"那样的计划。象陈寿评价孔明那样:\"将略非其所长。\"孔明六出祁山而收效甚微,曾每自临敌,对阵杨秀清,败;再败石达开于湖口,险些自尽;敌陈玉成、李秀成亦多败绩。可是,若是由别人带兵临敌而曾统筹全局则无不胜。曾国藩与左宗棠正好在这方面形成了互补,曾左虽然都是经世之才,但曾还要略胜一筹;但左在将略上是曾所无法匹敌的。因此从统帅层面来说,曾左较之洪秀全集团是有不小的优势的。优势终须转化为胜势。而又尤以安庆保卫战可以突出地反映出双方战略观的差异,它是整个战局的枢纽。
第三次武汉争夺战突出地反映了湘军与太平军斗争的激烈和战略观的高下:本来洪秀全制定由陈玉成带兵十数万由北路向西进击武汉;李秀成带兵由南路攻打武汉这一绝妙的\"围魏救赵\"的妙计:以此解安庆之围。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失手,全局逆转。曾也正是看中这一点才精锐尽出,围打安庆。由于武汉是湘军的大后方,若失去则安庆攻取意义不大,因此说洪等人的眼光还是颇为睿智。
可是,再好的计划没有人贯彻到底也是白搭。陈玉成的兵马于1861年春天攻占霍山,翻越大别山进入湖北。接着,陈玉成于3月18日攻取湖北黄州(离武昌160华里),此时武昌城防空虚咫日可下,湖北巡抚胡林翼的老婆看见\"满城无人\",连忙带着幼子夺船而逃。胡林翼在太湖闻讯,口吐鲜血,大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此时,陈玉成却坐失时机,偏要等待李秀成部一起攻打武汉。然而,李秀成却在此时去攻打兵力空虚而又富饶的浙江而置整个武汉会战计划于不顾。等到李秀成扩大了地盘和队伍,整个作战计划也耽误了。在洪秀全的再三催促下,李秀成军才于1861年6月慢吞吞地来到武汉。而陈玉成已于4月下旬在久久不见李秀成军来会师后便撤到安徽去了。最终,整个武汉决战的计划草草收场未执行,只起到了惊扰敌人的作用。
可是,曾国藩的湘军主力确是全力攻打安庆,1861年9月安庆终于失陷,太平天国斗争事业急转直下。 综观整个武汉、安庆争夺战,湘军与太平军在这一时期是势均力敌的,此后方才此消彼长。太平军整个统帅层在战略攻略上比起湘军终究还是逊色不少。陈玉成的犹豫不决,李秀成只顾眼前利益不顾全局,洪秀全对全局的失控。这些都突出地反映出了整个天国在战略全局协调方面的失控。相比较湘军,却自始至终地贯彻执行了攻取安庆的计划,并有始有终。湘军安庆战役的胜利和太平军武汉会战的流产,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双方指挥员战略眼光的差别。此后,尽管太平军尚有杰出的表现与作为,但战役和战术的灵光闪现无法掩盖其战略上的失误。
仅仅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与曾国藩、左宗棠在战略文化上的差异吗?现实是:湖湘文化那深厚的战略文化底蕴造就了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这样的巨匠。相比较而言,八桂文化在底蕴上终究略逊一层,尽管杨秀清、李宗仁曾经一度非常非常地接近了成功的顶点,但始终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窃以为,广西出的将才、士兵战力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于终究远离王化之地,使得此地战略经世之才不足。过去,这里一直被中原人士认为缺少教化,认为数\"化外之地\",人民多\"野蛮而斗狠\"。这想来是广西为什么会多出兵将之才,声震天下的缘故吧。不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此地出不了曾国藩、左宗棠、毛泽东之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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