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里面的苏轼和王安石的关系？王安石推行变法。为什么苏轼会反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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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和苏轼的故事
乌台诗案

大约是苏东坡在朝廷当礼部尚书之时，在他被贬谪之前，有一日，他去王安石的书房乌斋去找王安石，王不在，见乌斋台桌上摆着一首只写得两句尚未写完的诗——“明月枝头叫，黄狗卧花心。”苏东坡瞧了又瞧，好生质疑，觉得明月怎能在枝头叫呢？黄狗又怎么会在花心上卧呢？以为不妥。于是提笔一改，将诗句改为“明月当空照，黄狗卧花荫。”王安石回来后，对苏轼改他的诗极为不满，就将他贬到合浦。苏东坡到合浦后，一天，他出室外散步，见一群小孩子围在一堆花丛前猛喊：“黄狗罗罗，黑狗罗罗，快出来呀？罗罗罗,罗罗罗。 ”苏东坡出于好奇心，走过去问小孩喊什么，小孩说，我们叫虫子快点出来，好捉它。苏东坡凑近花前一看，见有几条黄色、黑色象芝麻大的小虫在花蕊里蠕动。又问小孩说这是什么虫？小孩说：黄狗虫，黑狗虫。苏东坡离开花丛， 来到一棵榕树下，正碰到树上一阵清脆的鸟叫声，问旁人，这是什么鸟叫？旁人答道：这叫明月鸟。此刻苏东坡才恍然大悟，知自己错改了王安石的诗。但后人评价说，王安石身为宰相，气量心胸也太狭小，他虽懂得地方上的风俗人情，也不应该因苏轼错改了他的两句诗，而立“乌台诗案”，置苏下狱，进而又随便发配人家。这样做，与搞“文字狱”何别。其实，从史实上看，王安石罚苏东坡，错改两句诗不过是表面上的次要的原因，实质上主要原因，则是政治上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因此之故，苏轼先后几次被贬.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本是官样文章，但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当时朝中政敌章敦、蔡确等人借此指责苏轼以“谢表”为名行讥讽朝廷之实，妄自尊大，发泄对“新法”的不满，请求对他加以严办。御史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举出苏轼的《杭州纪事诗》作为证据，说他“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更从他的其他诗文中找出个别句子，断章取义的给予定罪，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本来苏轼是说自己没有把书读通，所以无法帮助皇帝成为像尧、舜那样的圣人，他们却指他是讽刺皇帝没能力教导、监督官吏；又如“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说他是指责兴修水利的这项措施不对。其实苏轼自己在杭州也兴修水利工程，怎会认为那是错的呢?又如“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说他是讽刺禁止人民卖盐。总之，是认定他胆敢讥讽皇上和宰相，罪大恶极，应该处死刑。于是朝廷便将苏轼免职逮捕下狱，押送京城交御史台审讯。此时，沈括还出来告密，说苏轼诗作有讥讽朝政之意，章敦等人便以苏轼的诗作为证据（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指控他“大逆不道”，想置他于死地。一场牵连苏轼三十九位亲友，一百多首诗的大案便因沈括的告密震惊朝野。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苏轼下狱后未卜生死，一日数惊。在等待最后判决的时候，其子苏迈每天去监狱给他送饭。由于父子不能见面，所以早在暗中约好：平时只送蔬菜和肉食，如果有死刑判决的坏消息，就改送鱼，以便心里早做准备。一日，苏迈因银钱用尽，需出京去借，便将为苏轼送饭一事委托朋友代劳，却忘记告诉朋友暗中约定之事。偏巧那个朋友那天送饭时，给苏轼送去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以为自己凶多吉少，便以极度悲伤之心，为弟苏辙写下诀别诗两首，其一：“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今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其二：“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额中犀角真君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应在浙江西。” 诗作完成后，狱吏按照规矩，将诗篇呈交神宗皇帝。宋神宗被就欣赏苏轼的才华，并没有将其处死的意思，只是想借此挫挫苏轼的锐气。读到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感动之余，也不禁为如此才华所折服。加上当朝多人为苏轼求情，王安石也劝神宗说：圣朝不宜诛名士，神宗遂下令对苏轼从轻发落，贬其为黄州团练副使。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就此销结，而苏轼的这两首“绝命诗”也广为流传开来再来看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原因之一、苏洵携苏轼苏辙上京赴考，三苏即刻名满天下。而就在三苏志得意满之时，王安石凭着自己的观察对皇帝说了批评苏洵的话。而苏洵后来又恰恰写了一篇历来被认为是针对王安石新法的《辩奸论》（言语尖酸，近乎人身攻击，有点幼稚）。虽然有人说苏洵心里事实上是支持变法的，那也没办法啦。百善孝为先，苏轼苏辙乃至孝之人嘛，所以就算心里有那么一点点支持新法，表面上也绝不可认同。所以苏轼年轻时对新法一概否定。这便属于偶然因素。原因之二、新法是宋朝全国上下渴望迅速富强收复江山而诞生的一剂猛药，恰好迎合了当时大多数的心态。而苏轼凭其在古书中萦浸多年的知识积累与自身的才华意识到猛药不如温和调理。其实从人体的角度而言，猛药虽一时有效，也容易激起疾病被打压一阵后的大规模反抗，不如温和调理，慢慢歼灭。可见苏轼并非完全反对变法，而是不满变法那迅速猛烈的进程。其实这一点上苏轼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确实如此。但新法则不然，所谓夜长梦多，新法也便是在后来人的拖沓中告败，被司马光毫不留情一扫而空。

另外，新党被从朝野清除后，苏轼在旧党那里还是没讨到任何好处。他率性天真，对于人与政治的看法都太过简单，因批评旧党的所作所为，又兼名满天下，被旧党深深畏惧，早早就把他又给贬走了，而且比新党还狠，贬到岭南不说，又贬到海南。

可见，政治上并非对与错那么简单的。而且苏轼在生活中和王安石一点瓜葛都没有，而且还非常仰慕王安石的思想为人，王安石也很欣赏苏轼的诗才，曾约他一同隐居，奈何彼时苏轼虽心动，而皇命在身，亟需赴京呢。

若实在要分个对错，我想可以说，王安石新法本身无错，但其中不乏用人不当等错，以致不能成功实施。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的影响不大（几乎没有，只是提供了许多话题而已，因苏轼虽然文采一流，才名满天下，但政治上从来没有什么大的发言权……可惜了），但他遵从了自己的主张与本心，不畏强权，亦是无错。

回顾历史，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商鞅王安石张居正雍正等变法，他们的主张没有错，但当时反对的人此起彼伏，因不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和敢于变法有能力变法的人相匹敌。所以，不能因一个名人的反对而评价另一个名人之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而且，相应的，古时这些变法者除了王安石比较安逸急流勇退了，在山野间虽然郁郁但还是暗渡了晚年，其他几个，不是被皇帝杀就是过劳死。。唉。。变法诚然为国为民，但毕竟会有损原先的一批达官贵族的利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