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的故事传承及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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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厢记的故事传承及流变

在我国古典戏曲的璀璨宝库中，王实甫《西厢记》应该算是最光彩夺目的一颗巨星。明代贾仲名直截了当地说“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凌波仙》吊词），就连一代文豪、后七子领袖王世贞也推崇《王西厢》说“北曲故当以《西厢》压卷”。不过《西厢记》并非是王实甫凭空独创的新词，在《王西厢》诞生以前，张生和崔莺莺的故事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在《王西厢》问世以后，又有许多翻写改易之作。《西厢记》嬗变翻创现象成为中国古代戏曲史乃至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将有关西厢故事的各种体裁作品择其主要者介绍如下。
一、 唐元稹《莺莺传》，本名《传奇》，因为里面有《会真诗》30首，故又名《会真记》。这是一篇文言小说，属于唐传奇。元稹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当时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小说叙述张生与姨母郑氏的女儿崔莺莺恋爱又始乱终弃的故事。小说一方面对男女恋爱进行了真实的描写和礼赞，另一方面又诬蔑莺莺为惑人的“尤物”，小说最后写莺莺别嫁他人，张生也另娶妻子。作者在小说中借张生之口说像莺莺这样的天生尤物，“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意思是说漂亮的女子往往会引诱男子学坏。作者对张生辜负莺莺并最后抛弃她的行为不仅不加谴责，反而称赞其“为善补过者”。后来有学者认为张生就是元稹本人的自叙状，作品流露出的偏见反映出作者思想意识的局限和落后。
二、 《商调蝶恋花》等宋代咏唱崔、张故事的文艺样式。《莺莺传》产生以后，曾出现过许多歌咏崔、张故事的文艺样式，话本小说曾有《莺莺传》，宋官本杂剧也曾有过《莺莺六幺》，不过可惜的是，这两种作品早已经佚失了。宋代还曾出现过以舞曲和鼓子词形式歌咏莺莺故事的作品，秦观和毛滂就写过《调笑转踏》。《调笑转踏》是一种以八句七言的引诗和一首《调笑令》词来歌咏一个故事的舞曲曲辞，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是由八个分别咏唱古代八个美人的小故事连结成套组成的，每个小故事咏唱一个美人，歌咏崔莺莺就是这中间的一个小故事。秦、毛叙写的故事虽没有超出《莺莺传》的内容，但以舞曲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内容，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此后，赵令畤写成《商调蝶恋花》（全称《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因为他是采用当时民间说唱中的鼓子词形式写的，所以它又被称为是《蝶恋花鼓子词》。赵作是由12首《商调蝶恋花》词和散文说白组成，这其中的12首词是赵令畤的新创，说白则主要是删节元稹《莺莺传》而成。以鼓子词形式说唱莺莺故事，对《董西厢》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三、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解元是金元时期对读书人的敬称，董解元的名字已不可考了。据钟嗣成《录鬼簿》记载，董解元是金章宗（1190~1208）时人，他的《西厢记诸宫调》是我国现存三种诸宫调中首尾最完整、成就最高的一种（另外两种是金代佚名的《刘知远诸宫调》和元代王伯成的《天宝遗事诸宫调》）。诸宫调是一种有说有唱、以唱为主的文艺样式，它用宫调来唱词，用散文来说白，相传为北宋时期民间艺人孔三传所创。诸宫调的唱词是先以自成首尾的某一宫调的若干曲子组成一套，然后联合各个宫调的许多套数而成长篇联套，每套宫调间穿插散文说白。由于它是用若干套即若干宫调唱奏一个故事的，所以就称为是诸宫调，“诸”就是若干的意思。赵令畤的《商调蝶恋花》从头至尾只用一个宫调即商调咏唱，《西厢记诸宫调》则用了仙吕调、般涉调、高平调、商调、双调、中吕调、大石调、正宫调、越调、黄钟调、道宫、黄钟宫等宫调来连成长篇巨制，它总共使用了191套套曲和2支单曲。《董西厢》有5万多字，内容也很丰富，较之此前的崔、张故事作品，它的篇幅已作了很大的扩充，作者自创的成分很多。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董西厢》改变了原来《莺莺传》中张生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结局方式，写张生与莺莺两人为追求恋爱自由而共同斗争，最后两人终于结成美满姻缘。我们把这一改悲为喜的结局安排看作是普通的戏曲大团圆模式的表现，董解元的这一改动反映了他对崔莺莺的同情和肯定，表现出他思想意识的进步。另外《董西厢》还突出了红娘这一人物角色，奠定了《王西厢》中红娘形象的基础。 不过，《董西厢》还只是由一个人弹着弦索歌唱的，所以它又名《弦索西厢》或《西厢(扌刍)弹词》。它虽是长篇说唱文学，但它由一人说唱，还不是由多人以角色的身份进行扮演，所以它还不能算是戏曲样式。 四、 王实甫《西厢记》。金、元时期，《西厢》题材的戏曲既有北曲杂剧，也有南曲戏文，南戏、北剧均渊源自《莺莺传》，两者本身是同时创作互不因袭的。李锦云的南戏《崔莺莺西厢记》，全本今已丢佚，只有残曲保存在一些曲谱中，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辑有其残曲28支。演述崔、张故事的戏曲，首屈一指的就是王实甫的《西厢记》了。关于《西厢记》的作者，曾有王作关续说，即认为第五本是由关汉卿续作的，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五本均是王实甫一人所作。《王西厢》打破元杂剧一本四折、一人主唱的体例，共有五本二十一折（受传奇影响，有些版本标为二十出），张生、莺莺、红娘分别都为主唱，并出现三人接唱的形式。《王西厢》用当时流行的北曲演唱，因此后人也称其为《北西厢》，以与明代出现的《南西厢》区别。
《王西厢》突出了张生、莺莺与老夫人之间的矛盾斗争，尤其是更加突出了红娘的形象，使她成为一个个性鲜明的艺术典型。《王西厢》语言华丽典雅，善于化用古典诗词名句，许多曲词脍炙人口，其语言备受后人称道，明初朱权就称赞说：“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总之，《王西厢》取得了多方面的辉煌成就，成为我国古典戏曲的压卷之作。《王西厢》流播甚广，其不同版本多达一百余种，并有许多种文字的外文译本，它同时受到了不同阶层人士的一致好评。另外，翻写改易《王西厢》在明清也蔚为大观，尤其是随着明清时期北曲衰微、南曲兴盛，出现了许多面目各异的翻改之作，这中间影响最大的当属两部《南西厢》。 五、 李日华和陆采的两部南调《西厢记》。李日华南调《西厢记》又称《南西厢》、《李西厢》，它是明代浙江海盐人崔时佩编、江苏吴门李日华增改修订而成的。李记《南西厢》主题、情节一如《王西厢》，他创作的主要目的是“改北调为南曲”，“增损字句以就腔”（凌濛初《谭曲杂札》）。《李西厢》问世以后，文人们对它责骂颇多，这主要是因为《王西厢》经典在前，文人们从文本上进行对比，认为李不如王。《李西厢》适宜以昆腔演唱，从精神上讲它忠实于《王西厢》，李日华主要是将曲词翻改为南曲牌，实质是改易曲调以敷南演，以适应当时昆腔演出的实际需要。再者《李西厢》完全按照昆腔传奇的演唱机制，各角色都可以唱，还有它适当增加了丑角戏，以活跃剧场气氛。明清两代，《李西厢》始终盛演场上，经久不衰，《缀白裘》等戏曲选本及《纳书楹曲谱》、《集成曲谱》等曲谱均收录此剧散出，表明了它在演出场上受人欢迎的实际情形。 明代陆采对李日华翻改《王西厢》极为不满，认为那是“生吞活剥”（陆采《南西厢记叙》），因此他“亦作《南西厢》，悉以己意自创，不袭北剧一语”（凌濛初《谭曲杂札》）。陆采南调《西厢记》人们又称作《陆西厢》，其情节、主题与《王西厢》、《李西厢》均无大异，但是曲辞却都是自创新词，陆采创作的主要动机就是骋才使气，他要显露自己的才华以压过《李西厢》，并与《王西厢》相媲美。然而，《陆西厢》没获得文人喝彩，因为它的文学性是无法望《王西厢》项背的，另外它也没被优伶接受而奏演场上。虽然陆采用心良苦，但《陆西厢》终究没有产生广泛巨大的戏曲影响。 六、其他变本《西厢》。《李西厢》、《陆西厢》虽是改易《王西厢》之作，但这两部戏没有改变《王西厢》的主题、情节、结局；与此不同，明清时期出现了一批变本《西厢》，它们最大的特点是改变了《王西厢》的结局安排。明清时产生的变本《西厢》有近20种，其中具代表性者有卓珂《新西厢》、查伊璜《续西厢》、周公鲁《锦西厢》、研雪子《翻西厢》、周冰鹤《拯西厢》等。卓珂《新西厢》今已不存，据焦循《剧说》记载，此剧又恢复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仍按元稹《莺莺传》的写法。查伊璜《续西厢》写老夫人“欲以红娘配郑恒，红娘不从而欲自缢”（焦循《剧说》卷二）。周公鲁《锦西厢》写郑恒奉旨与莺莺完婚，莺莺不从，红娘代莺莺嫁给郑恒。此剧还写孙飞虎死后，其妻伏虎将军因悦张生美貌，必欲得之为夫，琴童代张出应，后被推为寨主的不稽之事。研雪子《翻西厢》则是一部为郑恒翻案之作，写张珙为一淫邪小人，因调戏莺莺不成，遂勾结孙飞虎为患，后来阴谋败露，张珙竟投入孙飞虎军中为虎作伥。此剧写郑恒为光明正大之人，他最后与莺莺误会尽释，终成眷属，而张珙则被杜确抓获。周冰鹤《拯西厢》则写孙飞虎起兵作乱被平定后皈依佛门，改恶从善，普度众生，是以佛家因果观念来改易《西厢记》的。
这类变本《西厢》故事，文词拙劣，思想意识也低下，纯为文人孤芳自赏、标新立异的文字游戏，既无文学价值，也无戏曲演出价值，它们流播不广，有的终至失传，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无论如何，如此众多的西厢题材的戏曲接踵出现，这足可见出这一故事尤其是王实甫《西厢记》所产生的深远巨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