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这么多人过度敏感？

Answer 1

感官过于敏锐大多是先天就有的，但后天才有的大多都是压力过大或者是心理作用（说难听点就是中二），不过后天多度敏感的常常要比先天敏感的敏感性更强，至于这个嘛，本人也是深有体会的

Answer 2

利维坦按：初中班主任对我的评语中有一句至今还记得：“……敏感内向，静有余而活不足”。现在想起来，儿时由于敏感而感到的绝望是来自几个很奇怪的黄昏（另外还有走马路沿着一条线走的轻微强迫）。但依照SPD的一般表现（比如对于光线和声音的敏感程度、对来自他人抚摸的感受），显然我还不是高敏感的人，或者说，对于SPD而言敏感的，对我来说或许相对迟钝。不过，在自我认知中，我把自己归类为“兰花型”敏感人群，只不过没有处在极端位置而已。

杰克·克雷文（Jack Craven）早在6岁时，就向其母亲倾诉了想死的念头。他认为上帝创造他就是一个的错误，为什么不直接去死？他的母亲罗莉·克雷文（Lori Craven）则表示，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的孩子在这个年龄会思考这样的问题，反问道：“你能想象你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吗？”

如今，12岁的杰克患有感觉处理障碍（sensory processing disorder，SPD）。这个诊断目前尚有争议。一些医生认为这种病并不存在，而另一些认为SPD确实存在的医生则认为感官问题影响了我们之中5％到16％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会对灯光或声音过度敏感，还有一些人会觉得爱抚像砂纸撕裂他们的皮肤，还有一些婴儿会尖叫着不睡觉，除非他们被笔直地紧紧固定住。这意味着我们所认为的“正常”的生活对于这些患者来说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杰克还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时，就发现任何声响大的地方都让他难以忍受。罗莉回忆说：“只要在一个有噪音的环境下，他就会有尖叫，事实上，主要的噪声就是他的尖叫。在学校里，他会因高度紧张而呆若木鸡。”杰克是个聪明的孩子，但周遭环境让他无所适从。他回家时告诉妈妈，学校里的其他孩子说他蠢，说他是个哑巴。现在，罗莉在家里亲自教他，无论他们做什么，都必须考虑杰克的敏感性。

尽管生活中困难重重，但一些成年SPD患者和一些SPD患儿的父母报告了这些SPD患者还有一种优势。除了对生理感知更敏感外，他们对其他人的情感也更加敏感。对研究人员来说，这个现象很有趣。感觉处理这一现象会有助于我们对“敏感”的人的性格进行解释吗？SPD患者是否可能处在作为进化优势的敏感谱的极端？

“在现在这个房间里感觉如何？好可怕！这房间太糟糕了！我试着不去关注灯光，防止灯光打扰到我。我试着不去听自己喉咙里的回声，但它们无处不在，在空气中，甚至从墙上反射回来。我们坐在这个缺口前面，所以我在空中漂浮着，我的一部分要飞走了，我希望这不会让我在上台的时候被搞砸……我猜门是锁着的？并没有人进来，对吧？”

在芝加哥一个寒冷的午后，瑞秋·S·施耐德（Rachel S Schneider）描述着她在进行公共演讲之前、在等候室内复杂的心理活动。倘若这样就令她感到如此不适，那么从她所搭乘的纽约飞来的航程岂不是如同遭受酷刑？对此，她并不否认。

2010年，当施耐德被诊断为SPD患者时，只有27岁。对于她来说，这意味着她对光和声音极度敏感。没有人喜欢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也没有人喜欢暴露在聚光灯下。但正常的光亮，对于施耐德来说几乎等同于聚光灯。甚至一些小回声也如同指甲划过黑板的声音一样侵扰着她。此外，她还在一种更加鲜为人知的感受中挣扎，即本体感受——即可以感知身体各部位在空间的具体位置。因此，她十分乐于享受身体有压力的感觉（“我大概是一个极端派！”）。

自从她冲进房间后便十分亢奋，激动不已（由于她接下来要出席的研讨会）又焦虑不安（由于她的谈话，旅行，这次面谈以及这个房间）。当我们讨论到最近针对SPD进行的神经学研究时，她几乎把拳头锤在桌子上。她说：“这是重点！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很兴奋，我简直想要举办一个游行！”但短暂的停顿后，她又说：“我不喜欢游行。”

施耐德的这场游行应当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教授艾丽莎·马尔科（Elysa Marco）而举行。马尔科是一名儿科神经学家，现在是公认的SPD专家。虽然六年前，她对这一症状甚至还未曾耳闻。然而从那之后，她开始更多地探究感官问题对许多年轻患者的影响。

在她的诊室里，她发现孩子们遇到一系列大脑相关的障碍。她说：“许多家长都来向我咨询，我也想与他们谈谈孩子的癫痫症状、头疼和自闭症孩子的语言问题。并且家长们也想对此一探究竟。”

“但是他们想谈论的是每一天每一分钟发生的事情，因为和这些孩子一起生活实在太困难了。他们无法让孩子进浴室洗头，因为孩子不让家长们摸他们的头；他们也不能为孩子穿上衣服，因为孩子会因为触碰而尖叫得要人偿命；他们甚至不能在厨房用搅拌机做汤，因为孩子会捂着耳朵跑出去。”

20世纪60年代，简·埃尔斯（Jean Ayres），一位在加州就职的职业治疗师和教育心理学家，首次发现了SPD（她称之为“感觉统合失调”）。通常，SPD患者的感官正常工作时，他们的大脑并不会对那些器官发出的信号作出回应。虽然许多人对一种或两种以上的感官反应过度，但有些SPD患者则“反应迟缓”（他们渴望一种或多种感官的刺激）。他们对一些感觉反应迟缓，但对其他感觉又过分敏感。

露西·简·米勒（Lucy Jane Miller）是埃尔斯的学生之一，已经对SPD进行了长达30多年的研究。她现在是儿科学教授，就职于科罗拉多州的洛基山大学，身为SPD基金会创始人，她开发了该疾病的诊断评估量表，协同其研究治疗，并尽其所能宣传SPD以增进人们对这种疾病的关注和了解。尽管她孜孜不倦地努力希望把这一疾病列入“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指南”（DSM，被誉为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圣经”）中，却一直未能如愿。

2008夏，米勒在隶属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研究所的神经发育障碍学会做了一个关于SPD的报告。艾丽莎·马尔科也是听众之一。马尔科回忆说：“此时我就像被一道耀眼的光芒点亮了，十分激动。我想我应该从这个方面入手，来治疗我的那些孩子们。”

报告结束后，她走到米勒跟前，告诉她自己已计划在UCSF研究自闭症儿童的大脑，也许她也可以利用大脑成像来研究SPD。米勒帮助马尔科争取到了所需资金，随后的研究彻底改变了瑞秋·施耐德的生活。

第一次实验结果发表于2013年，实验中使用磁共振成像（MRI）来观察SPD患儿与另一组无障碍的对照组的大脑。结果显示出两组脑结构中的显著差异，主要在与大脑后部涉及视觉、听觉和触觉数据处理的连接区（2016年时发布了更多后续调查结果以支持他们的发现）。

2014年发表的第二篇文章将SPD患儿与自闭症儿童进行了比较，因为两个患者群体之间存在交叉重叠的部分。据估计，多达90％的自闭症患者也有感觉处理方面的问题，但马尔科想要确认SPD是否是独立于自闭症而单独出现的疾病。

虽然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她也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显著差异：SPD患儿的白质（将大脑中与感觉相关的各区域连在一起的“接线”）较少。并且自闭症儿童处理面部情绪的脑回路中受到了一些损伤，而SPD患儿却没有。正如施耐德所说：“第一个研究让我们确认了SPD的存在。但与自闭症进行了比对之后，你猜我们发现了什么？这两种疾病的患者大脑看起来是不同的！”

这些研究对于施耐德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们证实了SPD是一种神经障碍。她表示自己穷极一生与这些病症抗争，现在的自己是一个温暖友善且外向的人，但在她孩童时期，由于社交聚会对于她来说实在是无法承受，因此总是畏缩在家，很难适应校园生活。她甚至在街上出现了“人体关机”的症状，并被诊断为惊恐发作，直到27岁才知道SPD，那时SPD还未被广泛接受。之后直到脑成像研究的发表，她才首次认识到自己的疾病和一般的疾病是不同的。

然而，对于SPD这种疾病的存在还是有反对的声音。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发表声明说：“目前尚不清楚有感官问题的患儿是否具有与大脑的感觉通路相关的实际障碍，也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否是由于潜在的发育障碍引起的。”例如自闭症，ADHD（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以及焦虑症。即使马尔科发表了如此突破性的论文，许多儿科医生持谨慎态度。

UCSF的儿科教授托马斯·博伊斯（Thomas Boyce）对此持怀疑态度，但并非不屑一顾。他说：“毫无疑问确实有问题出现，也许是感觉处理障碍……我只是觉得我们还不够了解其原理。”

感官过度敏感性在儿童时期并不少见。对美国家长的一项调查发现，有16％的儿童对某种形式的感官刺激“过度响应”，基于家长们的反映，还有另一个发现：至少5％的学龄儿童达到了SPD的判定标准。马尔科解释道：“如果你带你的孩子去放烟花，他们会捂住耳朵。之后回到家，他们就恢复了正常，那下次去就带上耳塞吧。”

“但如果你不能带他们去任何嘈杂的地方，或者每次你在房间使用吸尘器，他们都会连续尖叫几个小时，再或者你把尿布放在他们身上，他们会尖叫着抓挠皮肤，那么你就越过了孩子能承受的感官范围了。”

杰克·克雷文10岁时，妈妈罗莉带着他去旧金山找马尔科看病。他们住在城里的一个崎岖不平的地方。罗莉回忆道：“我们一走出旅馆，杰克就紧紧抓住我们的手，瑟瑟发抖，他吓坏了，说：‘我不喜欢旧金山！这里有好多悲伤的人！’”在家里时，罗莉、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女儿对杰克所说的任何事情都抱以温暖和包容的回应，不管它多么伤人。如果他们不同意杰克的某种言行，“我们就像在手上攥了颗炸弹”。

我们的感官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包括其他人在内的整个世界的信息。我们通过面部表情、声音语调与姿态，持续不断地为自身的情感状态提供视觉和听觉上的线索。大脑会在瞬时亦或是潜意识中接收这些信息。塔尼亚·辛格（Tania Singer，主攻人类认知与脑科学，就职于位于德国莱比锡的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是社会神经科学领域的先驱。在一个实验中，她发现约1/4的志愿者表示即使只是看着其他人紧张，自己的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也会有所上升。这就是所谓的潜意识下的“情绪传染”。

举个例子，倘若视觉和听觉数据提供了关于他人恐惧或愤怒的信息，不难想到像杰克那样感官敏感的人将获得更多信息并对此作出更强烈的反应。这也同样适用于施耐德所说的：“如果有人走进房间，我马上就能了解他们的感受，以及我该如何去感受他们。”

普遍观点认为，情绪传染是基于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感受和分享他人的情感。有研究表明了其中的联系：辛格发现，容易被他人的情绪所感染的人在调查同理心的问卷调查中得分更高。

辛格并未研究过SPD患者。但艾尔莎·马尔科对于过度反应的SPD患者处于环境（包括其他人在内）普遍敏感度的极端的说法是接受的。她还有另一种视角来看待SPD：极端的“兰花（环境敏感性）”。

向非心理学家的人提问：“敏感”的人是怎样的人？他们可能会说这样的人容易被嘲讽伤害的，会为电影中的悲伤或是快乐的时刻哭泣，相比于聚会更享受一个朋友、一本书的陪伴。心理学家则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定义这个词（虽然为电影而哭泣，享受诗歌，逃避聚会这些特征仍然适用）。

在安静的小镇蒂伯龙（Tiburon，位于马林县，旧金山海湾对面）的一家咖啡馆里，心理学家伊莱恩·阿伦（Elaine Aron）解释着“敏感”的人对于她意味着什么。她说：“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处理信息。很多时候，人们注意到的事情只是他们的表面行为，比如说由于噪音太大而引发的烦躁和哭泣，或是不喜欢冲动地作出决定，但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却有着更加深层次的信息处理过程。”

阿伦开创了“高度敏感者（highly sensitive person，HSP）”的科学研究，她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人格——以“感官处理敏感度”为基础，这种特点存在于100多种不同种类的动物里，并非仅在人类之中。它与内向不同（约有30％的调查对象都是外向的人）。但高度敏感的人和动物通常会更加谨慎地处理状况，包括社交互动。他们会停下来反思，而不是鲁莽行事。并且他们会更注意周遭环境，可以充分利用这些信息来帮助他们生存下去，理想地说，是茁壮成长。

她的评估表里有27条陈述，用于判定某人是否属于此类人，要求你勾选出符合自己情况的项目，例如“他人的情绪会影响我”、“我很注意避免观看暴力电影和电视节目”、“我似乎对周围环境很敏锐”、“我会因为噪音而感到不适”、“我很谨慎”、“我会认真安排自己的生活，以免遇到苦恼或无法承受的情况”。

阿伦微笑着说：“我想我大概会把每一条都打上勾。”事实上，在1990年她就被临床医师认为是“敏感的”，最初就是由此而引发了她的好奇。

基于她和其他人的研究工作，她认为大约有20％的人是高度敏感人群，并且这个群体中有特定的敏感性，但其他人并非如此。她表示，我们大多数人根本就不“敏感”，而且这种差异与性别差异一样显著。“这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她说。

不只是阿伦将人们分为敏感型与非敏感型。托马斯·博伊斯也将孩子进行分类，大约80％的孩子为“蒲公英”，即在任何不同的地方行为表现都基本保持一致，只要他们的环境不是极度严苛；另外20％则是对环境高度敏感的“兰花”。博伊斯表示，“兰花”对于环境的要求更高。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们表现得很糟糕。但在支持性的环境中，他们的表现实际上比“蒲公英”要好。

阿伦和马尔科都对这项研究赞叹不已。阿伦认为博伊斯所指的“兰花”就是她所谓的高度敏感者，博伊斯也十分赞成，并且表示：“阿伦在大多数成年患者中观察到的现象与我们在‘兰花’类型孩子中所看到的十分接近。”

阿伦和博伊斯认为，人群中存在着包括HSP的不同心理类型是有利于种群进化的。那些密切关注环境的人会注意得更多，在某些情境下会做得更好。而大胆，爱冒险，寻求兴奋的人格类型则更有可能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对更敏感、更关注环境和更大胆、相对不敏感的从鸟类到鱼类的广泛动物观察中，也证实了这一想法。

但是SPD患者属于哪种类型呢？马尔科认为，一些过度敏感患者是兰花类型的最极端。阿伦则不能确定；她觉得他们是不同的类型。她认为SPD患者更容易被输入的感觉扰乱分心，而非用它来获取有关环境的有用信息。博伊斯也并不能确信这一点。虽然敏锐的感官是兰花类孩子的特征，但他认为兰花类孩子的大脑功能还有其他的差异——这意味着他们更深入地处理环境方面的信息。

尽管如此，与博伊斯研究着同一群体的迈克尔·普洛斯（Michael Pluess，就职于伦敦玛丽皇后大学，现任高级讲师）在描述研究内容时，使用的是“环境敏感”这个术语，而不是“兰花”。他认为HSP上得分高的人，更有患SPD的可能性。

一旦病人被诊断出SPD，下一步就是治疗——考虑到它潜在的好处，所以并不是消除其敏感性，而是尽量减少其带来的创伤。目前，职业治疗通常用于根据症状设计具体方案。施耐德举例说，在原地跳跃和对着墙壁做俯卧撑，有助于她归于平静，就像使用一个“皮肤刷”刷她的四肢和躯干一样（在她坐下来与我交谈之前就曾这样做过）。

SPD的治疗也可以使用抗焦虑药物或针对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药物，但还有其他可行的选择。马尔科正与同事一起开发一款叫Evo的电脑游戏这款游戏旨在训练注意力。他认为，大约40％的SPD患儿同时也符合多动症的诊断标准，如果能使用Evo来改善患者对刺激的注意力，那么也可以提高其精确处理的能力。这款游戏的研究结果尚未公布，所以她不能透露更多细节，但她表示：“我们都呈现了十分不错的效果，还有一些大脑的变化。”杰克·克雷文（Jack Craven）是参与这项研究的孩子之一，据他母亲的报告，他处理视觉信息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马尔科仍然在研究SPD的遗传学以及SPD与自闭症、多动症相比较会有什么差别。虽然这些疾病的诊断不尽相同，但它们的症状时常有重叠。显而易见，患者由于SPD，可能会一直关注粉丝点击量或同桌铅笔的划痕这样鸡毛蒜皮的小事，因此在学校无法集中精力，这样的孩子往往会被认为是注意力缺失；或者如果一个孩子渴望感知身体各部位在空间的位置从而想要无休止地跑步，可能会被认为是过度活跃; 再或者无法正确处理脸部视觉信息的孩子，可能难以理解别人的想法而被诊断为自闭症。

马尔科表示：“所有这些基于大脑的疾病，在遗传学上都有重叠。这些分类只是对行为的描述。”

对于施耐德来说，将SPD认定为一种特殊的障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减少像她一样成长起来却不理解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并因此被解雇或是遭遇更糟境况的人。她现在是SPD社区的主张者。她出了一本书，有了一个博客和Facebook主页，许多病友相继与她联系。

她使我联系上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刚满21岁的肖恩（Sean）。自从他记事起，SPD就一直与他如影随形。在学校里，他不会说那些灯让他感到痛苦，因为这听起来显得十分怪异，所以他只说自己头痛，但他的父母和老师认为这只是他翘课的借口。2016年初，他告诉我他终于鼓起了勇气向母亲描述他每天的经历。然而母亲却觉得他听起来像个疯子，她甚至认为她应该有一个比他更好更棒的儿子。

据施耐德说，肖恩的经历并不是罕见。而许许多多像肖恩这样的人以及他们的亲身经历，说服了运营SPD Parent Zone（向SPD患者的父母提供有用信息的组织）的施耐德和凯利·居立科（Kelly Jurecko），在2016年4月推出名为“感觉是真实的”（Sensory Is Real）的新计划，计划宣言写道：“我们感官社区的人们都确信感官问题的存在，值得你的关注，理解与接受。”

当我见到施耐德时，她正在芝加哥参加一个关于如何改善博物馆、剧院和动物园等场所的感官处理问题的会谈。阳光明媚的大厅里挤满了当地文化机构的代表们。她在前厅里紧张地等待着，担心着大厅的大理石墙面上令人不安的反光。但她知道她的丈夫乔什（Josh）（她只是半开玩笑地称呼她为“处理者”）会帮她揉背，让她平静下来。

她告诉我，很多患有SPD的成年人都伴随着继发性焦虑。许多心理状态与其相关，因为脑海中长时间回荡着：“我不能这样做，我是怎么了，我不能这样做，每个人都讨厌我，我总是这么难堪，人生如此痛苦和艰难，我不能这样做。”所以她试图改变对话：“你必须改变之前的做法，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困难…但是，你可以的！”

之后她走进了大厅，克服了墙上的反光和内心的焦虑，开始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