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的姓氏字号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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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中国古人的姓名和现代一样，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用来代表个人的符号。姓，就是某一群人（氏族、家族）共用的名；名，就是个人独用的姓。
中国古史传说中的人物的姓氏，如有熊氏、牛蟜氏、青云氏等，今天看来可能都是氏族的名称。上古时代氏族以自然物为氏族标志，因而这些名称大都和生物和自然现象有关。这些氏族名称以后就可能演化为姓（如熊、牛、云等）。古代称呼人还往往冠以地名（如傅说，“傅”是地名）、职业名（如巫咸，“巫”是从事占卜的人）、祖先的名号（如仲虺，是奚仲的后人）等，这类称呼固定下来也就是“姓”。如鲁、韩、宋等，是以地名为姓；东郭、西门、池、柳等，是以住地的方位、景物为姓；师、祝、史等，是以职业为姓；上官、司马、司徒等是以官职为姓；公孙、王孙最早是指其先人是公或王；穆、庄等姓是用其先人的谥号。从春秋战国时一些人的称呼中我们还能看到姓氏形成的一些痕迹，如展禽因住地有柳又称“柳下惠”，公输班因是鲁人又叫“鲁班”，公孙鞅又因是卫国人称“卫鞅”、因封为商君称“商鞅”等。此外，在中华各民族交通往来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姓氏如呼延、慕容、尉迟等。
姓的形成有不同的历史过程，同样的姓未必就是一个起源。如“贺”，有的是原姓“贺兰”或“贺敦”简化为“贺”，有的是原姓“庆”，因避皇帝讳而改姓“贺”。姓也因政治的、地理的、民族的等等原因而变化。如五代时吴越的“刘”姓因避讳（“刘”与吴越王“钱鏐”的名同音）改姓“金”；明代“靖难”②之后，黄子澄的后人因避祸改姓“田”，而“靖难”有功的太监马三保却被赐姓为“郑”（就是以“三保太监下西洋”著称的郑和）；北魏孝文帝为推行“汉化”而改“拓跋”姓为“元”姓。又如“汉代诸县（今山东省境内）的“葛”姓迁到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了和当地的葛姓区别就称为“诸葛”，而齐地的“田”姓外迁，以外迁的次第改姓“第一”、“第二”……（如东汉名臣“第五伦”）。可见，姓就是一种符号，并不象封建宗法制的维护者所宣传的那样神秘和神圣。
名，是在社会上使用的个人的符号。夏商两代留下来的一些人名如孔甲、盘庚、武丁等和干支相联系，可能和生辰有关。春秋时有些人名如“黑臀”、“黑肱”等应是以生理特征命名的。郑庄公名“寤（牾）生”，则是他母亲难产的纪实。可见那时有些名字还是很朴素的。但那时有些人名所用的字也有特定的含意，这含意并因同时出现的“字”而更为清楚。“字”往往是“名”的解释和补充，是和“名”相表里的，所以又叫“表字”。屈原在《离骚》里自述：“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正则”就是“平”，“灵均”就是“原”。他名“平”字“原”，“名”和“字”有意义上的联系。古人“名”和“字”的关系有意义相同的，如：东汉创制地动仪的张衡字平子、“击鼓骂曹”的文学家祢衡字正平，他们名、字中的“衡”就是“平”；宋代诗人秦观字少游、陆游字务观，他们名、字中的“观”和“游”也是同义。又如唐代书法家褚遂良字登善、宋代文学家曾巩字子固，他们名、字中的“良”与“善”、“巩”与“固”也都是同义。“名”和“字”有意义相辅的，如：东汉“举案齐眉”的文学家梁鸿字伯鸾，“鸿”、“鸾”都是为人称道的两种飞禽；西晋文学家陆机字士衡，“机”、“衡”都是北斗中的两颗星。唐代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因“乐天”故能“居易”；宋代作家晁补之字无咎（“咎”是过错），因能“补”过才能“无咎”。“渔”（打鱼）、“樵”（砍柴）常为侣，宋代史学家、《通志》的编者郑樵字渔仲；“渔翁”又常戴“笠”，清代文学家李渔字笠翁。“名”和“字”有意义相反的，如：宋代理学家朱熹字元晦、元代书画家赵孟頫字子昂、清代作家管同字异之，他们“名”、“字”中的“熹”与“晦”、“頫（俯）”与“昂”、“同”与“异”都是反义。古人的“名”、“字”往往取自古书古典，如：汉末“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有“非不伟其体干也”句；曹操字孟德，《荀子》有“夫是之谓德操”句。三国赵云字子龙，取自《周易》“云从龙，风从虎”；唐代文学家陆羽（著有《茶经》，后世尊为“茶神”）字鸿渐，也是取自《周易》“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元末戏曲家高明（著有《琵琶记》）字则诚，取自《礼记》“诚则明矣”；明代军事家于谦字廷益和清初文人钱谦益字受之，则都是用《尚书》中“谦受益”的典故。
古人的“名”、“字”还常用来表示在家族中的行辈。先秦时，常在名、姓前加伯（孟）、仲、叔、季表兄弟长幼，如伯夷、叔齐，伯是兄，叔是弟；孔丘字仲尼，“仲”就是老二；孟姜女就是姜姓的长女。汉代以后逐渐在“名”或“字”中用同样的字或偏旁表同辈关系，如唐代抵抗安禄山的名将颜果卿和他的弟弟颜曜卿、颜春卿共用“卿”字，和他们同辈的堂兄弟颜真卿（以书法传世）也用“卿”字。宋代文学家苏轼、苏辙兄弟共用偏旁“车”表同辈。明神宗的儿子朱常洛（明光宗）、朱常瀛、朱常洵等，第二字共用“常”，第三字共用“氵”旁；吊死在景山上的明崇祯帝朱由检和他的哥哥朱由校（明熹宗）、堂兄弟朱由榔（南明永历帝）、朱由崧（南明弘光帝）等第二字共用“由”，第三字共用“木”旁。在这种情况下，姓名中的第一字是和父、祖共用的族名，第二字和第三字的一半是和弟兄等共用的辈名，具体到个人身上就只有半个字了。
除了名、字，有些古人还有号。“号”是一种固定的别名，又称别号。封建社会的中上层人物（特别是文人）往往以住地和志趣等为自己取号（包括斋名、室名等）。如唐代李白的青莲居士、杜甫的少陵野老、宋代苏轼的东坡居士、明代唐寅的六如居士、清代郑燮的板桥、朱用纯的柏庐等，都是后人熟知的；有些别号的使用率（如苏东坡、郑板桥、朱柏庐等）甚至超过本名。别号是使用者本人起的，不象姓名要受家族、行辈的限制，因而可以更自由地抒发或标榜使用者的某种情操。别号中常见的“居士”、“山人”之类就是为了表示使用者鄙视利禄的志趣。宋代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就是以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他本人一老翁，共六个“一”取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忧世愤俗，被权贵们讥为不守礼法，他就自号“放翁”，表示对他们的蔑视。明末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取号“八大山人”（“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意），来抒发自己怀念故国的悲愤之情。当然，更多的官僚缙绅和封建文人所取的各种动听的别号只不过是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幌子。
另外还有“绰号”，这大都是他人所取而得到公认的别号，是对人的刻画和形容。春秋百里奚沦落楚国，被秦穆公用五张羖（音古，指黑公羊）皮赎回相秦，人称“五羖大夫”，可算是古代的绰号。唐代奸相李义府外柔内奸，被人称为“笑中刀”（成语“笑里藏刀”的起源），又号为“人猫”；宋代王珪任宰相十多年除“取旨、领旨、传旨”外不干别的事，当时号为“三旨相公”，这几个贬义的绰号形象地勾勒了封建官僚的嘴脸。《水浒》里梁山上一百○八人个个都有绰号，大都准确地描摹了人物性格、特长或生理特点，这些绰号作为姓名的代称，更是人们所熟知的。
除了上述的字、号之外，历史上常常用来代替个人姓名的还有：
一、地名（包括出生地、住地和任职所在地等）。如东汉孔融称为孔北海、唐代韩愈称为韩昌黎、柳宗元称为柳河东或柳柳州、宋代苏辙称为苏栾城等。以地名称人在封建时代是表尊敬，叫做称“地望”。但清末有人做了一幅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上联指任北洋大臣（宰相）的李鸿章（合肥人）、下联指任户部尚书（司农）的翁同龢（常熟人），却利用“地望”的双关语义讽刺了封建大官僚的贪婪豪奢。
二、官爵名（包括职衔、封号等）。如东汉发出“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豪言的马援称马伏波（曾任伏波将军），投笔从戎的班超称班定远（曾封定远侯），蔡邕称蔡中郎（曾任中郎将），三国嵇康称嵇中散（曾任中散大夫），唐代杜甫称杜工部、杜拾遗（曾任工部员外郎、左拾遗）等。
三、弟子或后人所上的尊称。如宋周敦颐称濂川先生，北宋吕本中和南宋吕祖谦先后称东莱先生，明归有光称震川先生，王夫之称船山先生等。还有在死后由门人、后人上的尊号（“私溢”），如隋代王通的文中、晋代陶潜的靖节等。
四、谥号，即死后由皇帝颁赐的荣称。如宋包拯称包孝肃、岳飞称岳武穆、明徐光启称徐文定、清纪昀称纪文达等。
五、在姓氏前加形容词指称特定的同姓者。如大戴、小戴分指汉代学者戴德、戴圣叔侄（他们编纂的《礼记》也分别称为《大戴礼》、《小戴礼》），晋代作家阮籍、阮咸叔侄也分别称为大阮和小阮（“大阮”和“小阮”因而成了“叔”、“侄”的同义词），南朝谢灵运和堂弟谢惠连都是诗人，也被称为大、小谢。唐代诗人中老杜（亦作大杜）专指杜甫，小杜专指杜牧。老苏、大苏、小苏则指宋代苏洵、苏轼、苏辙父子。
六、以几个姓并称特定的几个人。如“伊吕”指商伊尹、周吕尚；“马班”（或“班马”）指司马迁（《史记》作者）、班固（《汉书》作者）；唐诗人中“李杜”是李白、杜甫，“元白”是元稹、白居易；“韩柳”是韩愈、柳宗元。还有前面提到的大谢小谢合称“二谢”，加上南朝另一诗人谢眺又合称“三谢”；“二程”专指宋代学者程颢、程颐兄弟；苏洵、苏轼、苏辙又合称“三苏”。
七、在唐代还常以行第连同姓名官职等称人。王维有诗题《送元二使西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就是其中的名句）、唐诗中屡见《答王十二》、《问刘十九》、《同李十一醉忆元九》、《送裴十八图南》、《寄丘二十二员外》之类的题目，都是以行第称人的。如李白是李十二、韩愈是韩十八、柳宗元是柳八、元稹是元九等。行第还可连同名和官职并称，如裴图南称裴十八图南、杜甫称杜二拾遗、白居易称白二十二舍人等。宋代也还有此风习，如秦观称秦七、欧阳修称欧九、黄庭坚称黄九等。
以上所说的封建社会的姓名字号之类，都是封建宗法制度和伦理道德等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今天直接以姓名作为古人的代号就行了，已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但是，由于它们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被广泛使用过，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回避得了的。如《正气歌》的作者文天详、字履善，又字宋瑞（祥、善、瑞三字同义），历代还常称他“文文山”（自号）、“文丞相”（官职）、“文信国”（封号）等，他的著作也分别题名为《文山集》、《文丞相集》、《文信国公集》、《文信公题杜诗》等。又如《四库全书》中以“王”为首字题名的著作有五十多种，其中绝大多数是以字号或其他代称题名的，如《王子安集》（唐王勃的字）、《王天游集》（明王达的号）、《王阳明集》（明王守仁的尊号）、《王文成公全书》（明王守仁的谥号）、《王荆公诗注》（宋王安石的封号）、《王右丞集》（唐王维的官职）等。还有很多姓王的人的文集，题目上根本无姓名，如《临川集》（宋王安石原籍临川）、《凤洲笔记》、《弇州山人题跋》（明王世贞，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渔阳文录》（清王世祯，号渔洋山人）、《船山全集》（清王夫之，尊称船山先生）等。如果我们对古人姓名字号的知识毫无所知，根本无从识别。所以，为了阅读古籍以及研究古人思想、风格，还是需要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
①世界古代史学者称这种氏族标志（也是氏族崇拜对象）为“图腾”。
②明代燕王朱棣以讨伐黄子澄等为名起兵攻破南京，推翻建文帝，自己当了皇帝（即明成祖），当时号“靖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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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字号摭谈
文/阙维杭
古代人在本名之外，大多另有字，这风气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很普遍了。《礼记·曲礼上》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贵族男子二十岁时(成年)行加冠之仪而取表字，女子出嫁(成年)之时可以盘发插笄(簪子)了，也要取字；故后来亦称女子许嫁为“字”，如：待字，字人，等等。看起来，这取字的规矩最初是囿于上层社会的圈子，但后来渐渐打破了界限，一般平民也多取字，相沿成习。
那么，字与名是什么关系呢?《颜氏家训·风操》说：“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广义的理解，字不妨是名的含义的诠释，也可以是名的内涵的发挥。例如诸葛亮字孔明，关羽字云长，鲍照字明远，陶潜字渊明，白居易字乐天等等，都是词义互见，相辅相成的。苏轼，字子瞻，假如我们知道“轼”字的古义是指车子前面供人凭倚的横木，“子”则系夫子自称，那么凭栏而望称之为“瞻”也就是顺理成词了。他的另一个表字“和仲”很少用，“仲”是二的意思，苏轼排行第二，加“和”字则含有吉祥意，了解这些字的本义再看表字，含义就明确了。金代文学家元好问，字裕之，人“好问”而学识“裕之”，这字取得实在妙；清代戏曲家李渔的字为“笠翁”，则又可谓以俗字见雅趣了。也有的干脆拆名为字，简便好记，如清代诗人舒位字立人，尤侗字同人。又有些人喜欢取许多字，一而再，再而三，不厌其烦，文人中多字的冠军，大概要算清初杭州肖山的毛奇龄(一名甡)，他一字两生，又字大可、齐於、于、初晴、晚晴、老晴、秋晴、春迟、春庄、僧弥、僧开等等，真是随心所欲，莫名其妙了。
至于文人学士在名、字之外再取别号，也是不可少的雅事，而这号又往往比字取得更玄乎乃至无迹可寻，但大多数还是有规律可循的。不少人喜欢以曾经居住或逗留过的地名风物为号，如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云：“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李白五岁随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之青莲乡，后因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县)后，“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苏轼取“东坡”为号还有仰慕白居易的意思，因白居易在忠州(今四川忠县)曾于东坡屋地栽花自娱，诗尝数言及“东坡”，苏慕而效之，遂以为号。苏轼的这个号在文坛与民间最为普及，他其他的别号多达三十余个，有以排行、籍贯称的，如：大苏(以别于其弟苏辙)、峨眉先生、眉山公；有以职官学名行世的，如：苏使君、苏贤良、西湖长；也有因人格、诗风自称或被人称，以及旨在揄扬胸臆的，如：坡仙、谪仙人、狂副使，不一而足。从他的这许多名号也可见出古人取号的广泛与无限制，多号也就习以为常了。不少的文人还因传闻轶事或佳句而得号，如晚唐温庭筠年轻时参加科试，“押官韵作赋，凡八叉手而八韵成”，时号“温八叉”，这很近于是一种绰号或谑称了。宋代词人张先因有三句写“影”的佳句，被誉称为“张三影”；元末袁凯因咏白燕诗出名，人呼“袁白燕”；清初王士禛作《漱玉词》有“郎似桐花，妾似桐花凤”之句，一时称善，遂号为“王桐花”。这些都是以诗名人的例子。以署邸、书斋名为号也是文人的一种惯例，清代诗人袁枚在江宁(今南京市)小仓山筑随园定居，因号“随园老人”；清代藏书家钱曾的藏书楼名叫“也是园”，他的号就称为“也是翁”。
近代文人多号达数十个的有苏曼殊、姚民哀两位，有人作打油诗戏称他俩：“一人数十百名字，从此阎王捉不来。”提倡白话文以后，也有人开玩笑在报上把名号译成语体，如称丹翁为“通红老头子”，君博为“皇帝赌钱”，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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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7-02-08
名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 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頫（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名是每个人的代号。姓氏是公共的，名是个人的。历朝历代的命名习惯，反映了一定时期内的社会意识形态。由于人们所属的民族、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传统及文化修养的不同，其命名习惯也很不相同。
“名”的产生也是在氏族社会时期，同时也是人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的必然结果。《说文》对名这样解释：“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意为，黄昏后，天暗黑不能相认识，各以代号称。这便是名的由来。这多少有些传说意味。人们发现使用“名”的便利性，便逐渐通行起来，使得人皆有名，并对命“名”讲究起来。实际上，名的出现是私有制经济出现后的必然产物。古时天下为公，一个部落一个名号，黄帝、炎帝、共工、蚩尤都是部落名。
据《周礼》“婚生三月而加名”，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由父亲取名，我们现在所看见最早的名是商代人的名。当时的习惯，崇尚以天干为名。也往往以其生日干支来命名，主要以天干命名，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天干）。如太乙，成汤（天乙），太丁，盘庚，帝辛（纣）外丙、仲壬、太甲……武丁（盘庚曾孙）。陈梦家《殷商卜辞综述》认为：太康（即大庚），仲康（中庚），少康（少庚）等。周代以后对命名有所讲究。春秋鲁桓公六年（705）鲁桓公问命名应遵守的礼节时，大夫申 提出“信”“义”“象”“假”“类”五条（“五则”）。到战国时，很多贵族通过占卜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如屈原（皇揽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随着儒学的兴起，对起名的讲究越来越复杂，成书于战国年间的《周礼》中对命名除了前面提的主要注意的五条之外，还规定了“六不”。即（1）不以国（2）不以官（3）不以山川（4）不以隐疾（5）不以畜牲（6）不以器币。
秦汉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加强，在命名方面除了对“五类”、“六不”同样讲究外，还对一些寓含王霸意义的字眼如龙、天、君、王、帝、上、圣、皇等字禁止使用。有些朝代不禁。
魏晋以后，一代代的学风、思潮、单从命名方面即能看出一些。
如魏晋南北朝人自命清高，玄学盛行，起名讲究高雅。如盛行以“之”命名，如王羲之子献之，孙静之、桢之。画家顾恺之，将军刘牢之，科学家祖冲之，史学家裴松之，文学家颜延之，杨衔之等。
南北朝佛教盛行，取佛僧名成了时髦。一时间，僧佑、僧护、僧智、梵童、摩诃之名比比皆是。据正史载，南北朝带僧字的名有122人，昙者39人，佛者24人。
唐宋时，道炽一时，僧也极红。以金、木、水、火、土五行命名成了时尚。如朱熹（火），父名松（木），儿名 （土），孙名钜、钩、鉴、铎（金），曾孙名渊、泠、潜、济、浚、澄（水），刚好是五行一个循环。
周秦两汉单名多于双名。
有些双名也是单名，如晋介之推，虞宫之奇，郑烛之武，佚之狐，之为虚字，不算。还有一个“不”字，韩申不害，楚萧不疑，赵国赵不倦，汉代程不识，不危、不惑等皆如此。
另外，汉人取名：（1）尚英武，雄浑劲健。像胜、武、勇、超、猛、固、彪、举等这很常用。
（2）见贤思齐、追慕圣人。如张禹，赵禹、邓禹、陶汤、张汤、赵汤、周昌、王昌、张尧、黄舜等就体现这一特色。
（3）求长生长寿。如万年、延寿、寿王、千秋、去病、去疾、彭祖、彭生等名常见。
王莽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春秋》“讥二名”，《公羊传》：“二名非礼也”，可能单名多于双名的原因。西汉15帝，二人复名；东汉13帝全单名。
西汉至东晋，54帝，4个复名，单名94%，东汉以后，尤其两晋南北朝，佛道盛行，一时间佛名盛行：金刚、力士、文殊、目连、药王、般若、三宝随处可见，以带佛气。僧、佛、摩、梵、昙，直取佛名也很多。
唐宋后，取复名多起来，皇帝除外，因单名易于避讳。
另外，唐人追求雅，以文、德、儒、元、雅、士等字命名很流行。
五代时，因《尚书·太甲上》有“旁求俊彦”《伪孔传》有“美士曰彦”。故而，据正史载，五代共有87人以“彦”字命名。元代人以取蒙文名为时尚。
元末，张士诚原名九四，“士诚”之名乃一文人所取，是在取笑他，他还不知，典出《孟子》：“士，诚小人也”之句。
宋以后，尤其明清，字辈谱命名法最盛行。至今，从农村族谱中可看出这一现象。其字当然是些寓意吉利的字，如文武，富贵、昭庆、德祥、龙凤、昌盛等。 明清以族谱命名为特征，影响很大。
1744，乾隆为孔子后裔定了三十个字为：
希言公彦承 宏闻贞尚衍
兴毓传继广 昭宪庆繁祥
令德垂维佑 钦绍念显扬
1920年，孔令贴又在这30个字后续了二十个字：建道敦安定，懋修肇益常。裕文焕景瑞，永锡世绪昌。
清满贵族则喜欢用安、福、永、泰、保全、常荣、桂祥等吉利字命名。
而民间命名习惯约有以下数种：
①节令法：以生时节令，花卉为名，春花、梅、桃、李，夏雨、秋实、秋雨、秋艳、冬晓、冬梅、腊梅等。
②地名法：纪念孩子的出生地，如杭生、浙生、沪生、渝生、杭宁。
③盼子盼财法：如来娣、根娣、玲娣、招娣、延娣、来宝、来发。
④动物法：阿牛、阿鼠、小鱼、小狗、小龙、阿龙、小骏（马）、小凤、凤儿。
⑤体重法：九斤老太、九斤姑娘（加护身符的重量）。
⑥性变法：女当男养，亚男、冠男、家骏、家雄；男当女养，新妹、宝姬、秋月等。
⑦排行法：大牛、二牛、三小、小牛，大囡、二囡、三囡；根大、根亮（两）、根山（三）；张益（一）张耳（二）张山散（三）等。
⑧五行法：如前述朱熹一家祖孙五代。
⑨综合的，如润土（节令加五行）。
民国年间尚洋名：玛丽、海伦、彼德、约翰、汤姆很多。
文革间尚红、建、卫、忠、青等字。
现在的趋向：朦胧、洋名、多字名。
古代的女子有姓无名，在家只有小名、乳名，对外则称某某氏。
四、字
“字”只是限于古代有身份的人。
《礼记·曲礼》上说：“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十五笄而字”，就是说不管男女，只有到了成年才取字，取字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尊重他，供他人称呼。一般人尤其是同辈和属下只许称尊长的字而不能直呼其名。
古人命字方法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广平为原。孔子学生宰予，字子我，季路字子由，颜回字子渊，诸葛亮字孔明，陶渊明字元亮、周瑜字公瑾，诸葛瑾字子瑜，文天祥字景瑞，都属此类。
②反义相对。晋大夫赵衰（减少意）字子馀（增多）。曾点（小黑也）字子晳，色白也。唐王绩字无功，朱熹（火亮）字元晦，元赵孟頫（俯）字子昂，晏殊字同叔。
③连义推想。赵云字子龙（云从龙）；晁补之，字无咎；苏轼，字子瞻（《左传僖28年》：“君冯轼而观之”）；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这叫“名字相应”，互为表里，故字又称作“表字”。这三种是主要的，另外还有以干支五行命字，以排行命字，或者字行加排行，字后加父（甫）的情况一般也归入字的范围。
命字方面与命名同样，有着时代气息，一个总的趋向是美词化和尊老化，在尊老化方面更加显。
唐宋以后，由于理学加强，一些繁文褥节越来越多，读书人之间在称呼上也大做文章，称字，是为了表尊敬，但时间长了之后，渐感称字还不够恭敬，于是又有了比字更表恭敬的号。
五、号
号也叫别称、别字、别号。《周礼·春官·大祝》：“号为尊其名更美称焉”。名、字是由尊长代取，而号则不同，号初为自取，称自号；后来，才有别人送上的称号，称尊号、雅号等。
号起源很早，但直至六朝时期还不流行，葛洪、陶潜有号，当时多数人没有。到唐宋间才特别盛行起来，原因有二：1、伦理道德加强，2、文学发达，文人讲究文雅。至明清，由于文人范围扩大，加上帝王提倡，更加盛行起来。纵观古人命号特点，我们也可以概括为几条。
自号一般都有寓意在内。
1、或以居住地环境自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李白自幼生活在四川青莲乡，故自号青莲居士。苏轼，自号东坡居士。陆游，号龟堂。辛弃疾号称稼轩居士。明武宗朱厚照自号锦堂老人，明世宗朱厚璁自号天池钓叟，明神宗朱翊自号禹斋。乾隆晚年自号十全老人、古稀天子。咸丰（奕 ）自号且乐道人。
2、或以旨趣抱负自号：杜甫，自号少陵野老，“一万卷书，一千卷古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一老翁”——“六一居士”是欧阳修晚年的自号。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金心农自号出家庵粥饭僧，都体现了个人的旨趣。
3、有些人还以生辰年龄、文学意境、形貌特征，甚至惊人之语自号。
辛弃疾自号六十一上人，赵孟頫甲寅年生，自号甲寅人；元郑元右，自号尚左生，明代祝允明自号祝枝指生，后在民间演变成祝支山。朱 尊，自号夕阳芳草村落，唐寅自号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普救寺婚姻案主者。徐树丕，自号活埋庵道人。
别人赠号主要有三种情况：
1、以其轶事特征为号。如李白，人称谪仙人。宋代贺铸因写了“一川烟柳、梅子黄时雨”的好词句，人称贺梅子。张先因写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浮萍断处见山影”，“隔墙送过秋千影”三句带“影”字的好诗，人称“张三影”。类似例子再如：
山抹微云秦学士——秦观“满庭芳”词“山抹微云，天连衰草”
露花倒影柳屯田——柳永，《破阵子》词中有“露花倒影”句。
张孤雁——张炎《解连环·孤雁》
红杏尚书——宋祁（工部尚书）《木兰花》“绿杨烟外晓春寒，红杏枝头春意闹”。
现当代作家的笔名、艺名也可算入号的范畴，有的是自号，有的是赠号。
郭沫若（笔名）原名开贞，巴金、夏衍、冰心全是笔名（自号），而非原名。
艺号（赠号）：
张英杰——盖叫天，牛俊国——牛得草，荀慧生——白牡丹，李慧敏——白玉霜，毛稚黄——毛三瘦。
2、以官职、任所或出生地为号。王安石称王临川；杜工部（杜甫），贾长沙（贾谊）；王右军（王羲之）；汤显祖称汤临川；康有为，广东南海人，称康南海；孔融，曾任北海太守，人称孔北海；顾炎武，江苏昆山亭林镇人，人称顾亭林。清代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说的是李鸿章（合肥人），“司农常熟世间芜”说的是翁同和为常熟人，时任户部尚书。
3、以封爵、谥号为号
诸葛亮封武乡侯，人称武侯；司马光，封温国公，岳飞，谥号武穆。
宋以后，文人之间大多以号相称，以至造成众号行世，他们的字名反被冷疏的情况。苏轼一生有14类38个名号，鲁迅先生一生（1881—1936）57岁，共用过140多个名号（主要是笔名）。
鲁迅原名周樟树，字豫才，改名树人。1898年，第一次用笔名，戛剑生、树人。1818年，《狂人日记》发表时，始用鲁迅笔名。三十年代后更多，最多的为1933年26个和1934年41个。这两年也是他的创作高峰，作品最多的时期。
由于号可自取和赠送，因此具有自由性和可变性。以至许多文人，有很多别号，多的可达几十个，上百个，“别号太多，反成搅乱”（郑板桥集题画。靳秋四索画），所以近代以后，尤其建国以来，文人用号之风大减，不少人发表作品不用笔名，就用真名。少数文人存有别号，多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就出名的文人。如鲁迅曾自号书斋，绿林书室，且介亭；王力自号龙虫并雕斋；姚雪垠，无止境斋；叶圣陶未厌居，俞平柏古槐书屋，此可谓遗风。
第2个回答 2007-02-08
20世纪以后出生的人，姓名都比较简单。在秉承先辈姓氏的前提下，取一个字或两个字作为名就算完事。 对于他们来讲，“名字”是一个单纯词，意义不可再分割。但是，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名是名，字是字，各 有独立的意思，不可混为一谈。这里专讲古人的“字”。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名以外，又另取字。《礼记·檀弓》称：“幼名，冠字。”这句话的解释是：“始生 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 时加“字”，当然是说男子；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人一出 生就要起名，是为了分别彼此，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之中。对小孩直呼其名，不会 有什么顾忌，但同样对已经成年者，便显得不够尊重，取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古人的名，主要 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必须对人称字不称名，这要依对话双方 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当者，尊称别人用字不用名，谦称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 、上级对下级，也可以称名而不称字，这样显得更亲切。如果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那么取字就是为了明尊卑 。这是名与字功能的基本区别。
字独立于名之外，但又与名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古文字学，“字”有滋生之义。因此，我们也可以理 解为古人的字，系由名滋生而来。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名与字之间，一般均有特殊的意义关联。清代训诂学 家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归纳、揭示了当时的人名与字之间的五类关联，全面而准确。现补充实例，列举 如下：
同义互训。孔子的学生樊须，字子迟。须与迟，都有等待的意思。闵损，字子骞。损与骞，都有亏折的意 思。颜回，字子渊。据《说文解字》解释：“渊，回水也。回，渊水也。”
反义相对。卫人端木赐，字子贡。上赏给下叫“赐”，下献给上叫“贡”，意义恰好相对。楚将唐昧，字 子明。昧，昏暗的意思，与光明正相反。
连类推论。孔子的弟子南宫括，字子容。“括”，包括；推论到“容”，受容。楚臣仲归，字子家。由归 而家，顺理成章。
据义指实。齐公子固，字子城。由坚固之义，引指高大实在的城墙。鲁人冉耕，字伯牛。由农垦之义，引 指具体的耕牛。
辨物统类。卫人邃瑗，字伯玉；齐人陈灌，字子玉。瑗、灌均为玉类之一种。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 楚公子鲂，字子鱼。鲤、鲂均为鱼类之一种。
上面列举的诸人之“字”，均由两个字组成，但第一字并无实义。如子迟、子贡之“子”，是古代男子的 美称。而伯牛、伯鱼之“伯”，系排行用字伯、仲、叔、季的第一位。所以，此类二字“字”，其实是一字“ 字”。这也是早期命字的特点之一。
秦汉以后，二字“字”逐渐增多，成为主流。而且，字与名并用时的排列顺序也发生变化。先秦时是先称 字，后称名，如楚将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姓，孟明是字，视是名。汉代以后，改为先称名，后称字，如曹丕在 《典论·论文》中论及“建安七子”时称孔融文举、陈琳孔璋、王粲仲宣……这里的孔融、陈琳、王粲是姓名 ，文举、孔璋、仲宣则分别是他们的字。此外，在取字的方式上，既继承了先秦时代同义互训、反义相对、连 类推论、辨物统类以及以排行入字、以美称入字等传统做法，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先说在继承传统方面，例如：
蜀相诸葛亮，字孔明；东晋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司空曙，字文明。（同义互训 ）
唐代诗人罗隐，字昭谏；“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字退之；宋代大儒朱熹，字元晦；清代音韵训诂学家 王念孙，字怀祖；桐城派作家管同，字异之。（反义相对）
北宋文学家晃补之，字无咎；南宋诗人尤袤，字延之；南宋词人刘过，字改之；清代史家章学诚，字实斋 。（连类推论）
东吴将领周瑜，字公瑾；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字子瑜。（辨物统类）
东汉文学家蔡邕，字伯喈；唐代诗人钱起，字仲文；北宋词人晏几道，字叔原；明代文学家王思任，字季 重。（以排行入字）
其次，在新的发展方面，主要有：
增美辞。在先秦时代的子、父一类尊称用字以外，大量涵义丰美之辞，如公、翁、卿、倩、彦、伟、休、 道、孝……成为取字的热门选择。例如：用尊老美辞的，东汉大臣窦融，字周公；东吴将领黄盖，字公覆；西 汉豪强郭解，字翁伯；唐吏孔巢父，字弱翁。用称谓美辞的，西汉使节苏武，字子卿；大将军卫青，字仲卿。 用身份美辞的，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曹丕之孙、魏帝曹髦，字彦士。用形容美辞的，“建安七子”之 一的徐干，字伟长；三国魏文学家应璩，字休琏。用德性美辞的，东汉学者尹珍，字道真。刘备的谋士法正， 字孝直。
采典籍。采摘典籍中精彩的名言警句之义，用做表字，意趣高雅。曹操字孟德，语出《荀子·劝学》：“ 学也者，固学一之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 谓德操。”《尚书·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由此，明末文人钱谦益，字受之；晚清士绅王先谦，字 益吾。
表仰慕。表示对前贤先哲的仰慕之意，是古人命名、取字的重要思路之一。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倾慕春秋 时晋人介之推的节操，故与之同名，又以其姓氏为字。南朝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钦佩西汉博士冯野王，不仅 照搬其名，而且取字曰希冯。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景仰宋代史家、人称“唐鉴公”的范祖禹，仿其名，又字 景范。
寄情怀。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正如言为心声一样，字也是人们抒情怀的 手段。近代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字广厦，意在表达自己为黑暗专制下的国人争得一个开明、自由的生 存“广厦”的宽阔胸怀。现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字任之，他自己解释“任之”的涵义：“其一是对自己该 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该负的责任，坚决勇敢地担负起来，任之；其二是对无所谓的事、无聊的流言等等，不 管它，由它去，任之。这就是我做人处事的信条。”
析名文。名与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是文辞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文字结构上的。南宋 诗人谢翱，字皋羽；大奸臣秦桧，字会之；明“竟陵派”文人刘侗，字同人；清文学家毛奇龄，字大可。
既起名，又取字，是中国姓名文化的独特传统之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依然如此。以名人为例：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李大钊，字守常。
胡适，字适之。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朱自清，字佩弦。
陈毅，字仲弘。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其后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传统的上下尊卑秩序被完全否定 ，因而以明尊卑为主要功能的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交往 越来越频繁，称谓繁复、叠床架屋的名、字并行之制，显然不再有恢复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了解一点这方面的 知识，至少可以避免出现评书《杨家将》中杨六郎竟然在皇帝面前自称“杨景杨延昭”之类的笑话。
从周代开始，人们在名以外，又另取字。《礼记·檀弓》称：“幼名，冠字。”这句话的解释是：“始生 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二十有为父之道” 时加“字”，当然是说男子；对于女子，则是“许嫁笄而字”，到了可以出嫁之时（15岁）加“字”。人一出 生就要起名，是为了分别彼此，否则便无法以独立身份进入既有的社会秩序系统之中。对小孩直呼其名，不会 有什么顾忌，但同样对已经成年者，便显得不够尊重，取字，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古人的名，主要 用于自称；古人的字，主要用于他称。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情况下都必须对人称字不称名，这要依对话双方 的相互地位而定。彼此地位相当者，尊称别人用字不用名，谦称自己用名不用字；而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 、上级对下级，也可以称名而不称字，这样显得更亲切。如果说起名是为了分彼此，那么取字就是为了明尊卑 。这是名与字功能的基本区别。
字独立于名之外，但又与名保持有密切的联系。根据古文字学，“字”有滋生之义。因此，我们也可以理 解为古人的字，系由名滋生而来。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名与字之间，一般均有特殊的意义关联。清代训诂学 家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归纳、揭示了当时的人名与字之间的五类关联，全面而准确。现补充实例，列举 如下：
同义互训。孔子的学生樊须，字子迟。须与迟，都有等待的意思。闵损，字子骞。损与骞，都有亏折的意 思。颜回，字子渊。据《说文解字》解释：“渊，回水也。回，渊水也。”
反义相对。卫人端木赐，字子贡。上赏给下叫“赐”，下献给上叫“贡”，意义恰好相对。楚将唐昧，字 子明。昧，昏暗的意思，与光明正相反。
连类推论。孔子的弟子南宫括，字子容。“括”，包括；推论到“容”，受容。楚臣仲归，字子家。由归 而家，顺理成章。
据义指实。齐公子固，字子城。由坚固之义，引指高大实在的城墙。鲁人冉耕，字伯牛。由农垦之义，引 指具体的耕牛。
辨物统类。卫人邃瑗，字伯玉；齐人陈灌，字子玉。瑗、灌均为玉类之一种。孔子的儿子孔鲤，字伯鱼； 楚公子鲂，字子鱼。鲤、鲂均为鱼类之一种。
上面列举的诸人之“字”，均由两个字组成，但第一字并无实义。如子迟、子贡之“子”，是古代男子的 美称。而伯牛、伯鱼之“伯”，系排行用字伯、仲、叔、季的第一位。所以，此类二字“字”，其实是一字“ 字”。这也是早期命字的特点之一。
秦汉以后，二字“字”逐渐增多，成为主流。而且，字与名并用时的排列顺序也发生变化。先秦时是先称 字，后称名，如楚将百里孟明视，百里是姓，孟明是字，视是名。汉代以后，改为先称名，后称字，如曹丕在 《典论·论文》中论及“建安七子”时称孔融文举、陈琳孔璋、王粲仲宣……这里的孔融、陈琳、王粲是姓名 ，文举、孔璋、仲宣则分别是他们的字。此外，在取字的方式上，既继承了先秦时代同义互训、反义相对、连 类推论、辨物统类以及以排行入字、以美称入字等传统做法，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
先说在继承传统方面，例如：
蜀相诸葛亮，字孔明；东晋诗人陶渊明，字元亮；唐“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司空曙，字文明。（同义互训 ）
唐代诗人罗隐，字昭谏；“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字退之；宋代大儒朱熹，字元晦；清代音韵训诂学家 王念孙，字怀祖；桐城派作家管同，字异之。（反义相对）
北宋文学家晃补之，字无咎；南宋诗人尤袤，字延之；南宋词人刘过，字改之；清代史家章学诚，字实斋 。（连类推论）
东吴将领周瑜，字公瑾；诸葛亮的兄长诸葛瑾，字子瑜。（辨物统类）
东汉文学家蔡邕，字伯喈；唐代诗人钱起，字仲文；北宋词人晏几道，字叔原；明代文学家王思任，字季 重。（以排行入字）
其次，在新的发展方面，主要有：
增美辞。在先秦时代的子、父一类尊称用字以外，大量涵义丰美之辞，如公、翁、卿、倩、彦、伟、休、 道、孝……成为取字的热门选择。例如：用尊老美辞的，东汉大臣窦融，字周公；东吴将领黄盖，字公覆；西 汉豪强郭解，字翁伯；唐吏孔巢父，字弱翁。用称谓美辞的，西汉使节苏武，字子卿；大将军卫青，字仲卿。 用身份美辞的，西汉文学家东方朔，字曼倩；曹丕之孙、魏帝曹髦，字彦士。用形容美辞的，“建安七子”之 一的徐干，字伟长；三国魏文学家应璩，字休琏。用德性美辞的，东汉学者尹珍，字道真。刘备的谋士法正， 字孝直。
采典籍。采摘典籍中精彩的名言警句之义，用做表字，意趣高雅。曹操字孟德，语出《荀子·劝学》：“ 学也者，固学一之也。……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 谓德操。”《尚书·大禹谟》称“满招损，谦受益。”由此，明末文人钱谦益，字受之；晚清士绅王先谦，字 益吾。
表仰慕。表示对前贤先哲的仰慕之意，是古人命名、取字的重要思路之一。北齐文学家颜之推，倾慕春秋 时晋人介之推的节操，故与之同名，又以其姓氏为字。南朝文字训诂学家顾野王，钦佩西汉博士冯野王，不仅 照搬其名，而且取字曰希冯。明末清初学者顾祖禹，景仰宋代史家、人称“唐鉴公”的范祖禹，仿其名，又字 景范。
寄情怀。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说：“字所以表其人之德。”正如言为心声一样，字也是人们抒情怀的 手段。近代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康有为，字广厦，意在表达自己为黑暗专制下的国人争得一个开明、自由的生 存“广厦”的宽阔胸怀。现代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字任之，他自己解释“任之”的涵义：“其一是对自己该 做的事，对国家对社会该负的责任，坚决勇敢地担负起来，任之；其二是对无所谓的事、无聊的流言等等，不 管它，由它去，任之。这就是我做人处事的信条。”
析名文。名与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既可以是文辞意义上的，也可以是文字结构上的。南宋 诗人谢翱，字皋羽；大奸臣秦桧，字会之；明“竟陵派”文人刘侗，字同人；清文学家毛奇龄，字大可。
既起名，又取字，是中国姓名文化的独特传统之一，直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依然如此。以名人为例：
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
李大钊，字守常。
胡适，字适之。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
朱自清，字佩弦。
陈毅，字仲弘。
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其后又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传统的上下尊卑秩序被完全否定 ，因而以明尊卑为主要功能的字，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本依据。随着时代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交往 越来越频繁，称谓繁复、叠床架屋的名、字并行之制，显然不再有恢复的必要与可能。但是了解一点这方面的 知识，至少可以避免出现评书《杨家将》中杨六郎竟然在皇帝面前自称“杨景杨延昭”之类的笑话。
第3个回答 2007-02-08
李白是名，太白是字，字一般由长辈在成年时给与，也有自己起的，小孩是没有字的，青莲居士是自己或者别人给的称号。
第4个回答 2007-02-13
徐干，字伟长。《孔丛子》曰：“非不伟其体干也。”名和字在一句话中意思相顺，而且字对名作了补充解释。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曹操，字孟德。《荀子·劝学》篇说：“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字和名在一句话里，合成德操，即道德操守，字对名作了修饰性解释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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