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李鸿章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会老死不相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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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1823~1901)于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考中进士，三年后散馆授翰林院编修，由科举进入仕途。后回籍组淮军对太平军、捻军作战有功，封一等伯爵，授协办大学士，并且于1870年(同治九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作为同光中兴名臣，主持清朝外交、军事二十余年。
张之洞(1837~1909)比李鸿章小14岁，应属晚辈，他虽然于1863年以进士第三名(探花)进入翰林院，步入仕途，但既没有对太平军直接作战的经历，也没有中兴名臣的光环，而且在翰林院一待就是18年，只是一名并无实际执掌的词臣言官。直到1881年，他才得以出任地方督抚，并且在甲午战争以后，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
由于两人在个人阅历、政治地位和思想理念上的差异，彼此在军政外交等重大问题上有不尽相同的体认和主张，甚而产生矛盾和争执，在所难免。
甲午中日之战，同十年前的甲申中法之战一样，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并因此调署两江总督，为率军北上的湘军宿将、时任总督刘坤一筹饷济械。他对前方战事的发展多有建言，如战争初起时，建议速借洋款购舰船以增实力，结强援(英俄)以牵制日本，明赏罚以励士气;旅顺陷落、威海危急时，建议李鸿章电饬北洋海军就现有铁舰快船出海袭扰日本运兵运械船及游弋之船，不宜龟缩威海港内坐失制海权，束手受攻，同时发动团练义勇助官军击倭。
然而，这些大概又被主持战事的李鸿章视为书生之见，均未被采纳实施。他希望朝廷将“规画大端遇有饬知北洋大臣之事，一并电饬南洋知之”，奉旨：“前奉懿旨令该督通筹战守，原指饷械兵将而言。至机宜重要，必须慎密。北洋事务自有专司，焉能事事饬南洋知之?所请着毋庸议。”因此，张之洞对甲午战局的影响力远不及十年前的那场战争，自然也没有镇南关大捷那样的战役的胜利。
中国在完全战败的前提下求和，李鸿章也只能在不容置辩的情况下全盘接受日本提出的条款，在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因而遭到朝野上下和国人的强烈谴责。给事中余联元，编修丁立钧、宋伯鲁、徐世昌等68人呈文代奏，谓李鸿章万不可回任，必当速行罢斥。李遂被调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一重要岗位，暂时失势。
而张之洞于战后及时提出编练新式陆军、重建海军，亟造铁路、多设枪炮厂、广开新式学堂、奖励工商、多派人员出国游历游学，借以起弱振衰、救亡自强的一系列重大建议，被朝廷采纳和渐次推行，其政治地位和影响力与日俱增。在议及铁路一条时，他说：“臣原议由汉口至卢沟桥先成干路，嗣以造山海关铁路，遂将此项经费改归北洋。军事之兴，一切隔阂，兵饷、军火转运艰辛，劳费百倍，而仍有缓不济急之患。使铁路早成，何至如此。”
这其实是借题发挥，第一次公开流露对李鸿章的不满，因为即使每年200万两部款有着落，按照他先储铁后修路的构想，也是十年左右造成全路，况且汉阳铁厂直至甲午战争的前夕才勉强出铁，焉能使卢汉早成?
甲午战后的几年，李鸿章先是作为朝廷特使赴俄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登基典礼，并游历访问德、法、英、美诸国，历时半年多。由于李鸿章访俄期间签订《中俄密约》而倾心于联俄制日，张之洞因为在练兵兴学等方面得到日本的帮助而倾向于联日制俄。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最终导致一年后两人矛盾升级和激化。
1900年6月，八国联军由天津进犯北京，清政府内外交困，无人主持，又想起刚刚赴任的李鸿章，促其北上，旋复任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并不急于动身，电促朝廷先定内乱(剿除义和团)，再弭外侮。7月下旬，李鸿章由广东滞留上海，坐观形势变化。8月上旬，联军进逼北京，朝廷授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各国商议停战，先与俄国会商，并多次电促其迅速入京。
14日，联军进入北京外城，李鸿章电商联衔谏阻帝、后西幸，张回电拒绝副署，说“西幸诚非上策，尚可暂避其锋。(如)两宫身入围中，将来议和惟所欲为，焉能立国。此奏洞万万不敢列名”。后两宫逃至太原，李事先并未征得张的同意，联衔奏请帝、后回京，“南皮不悦”，显现出两人的意见不一。
李考虑更多的是各国的要求(俄国等坚持两宫回京始开和议)，张考虑更多的是帝、后的安危。9月14日，李鸿章由上海乘轮北上。1900年9月19日，李鸿章抵大沽，由俄军迎护至天津，接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10月至北京，仍由俄军保护，乃照会各国公使请停战议和。各国仍以两宫回銮、严惩肇事祸首(指煽动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教堂的王公大臣)为议和条件。
李多次奏请两宫回銮，不允，一路向西逃至西安。直到这年年底，在清廷承诺严惩王公大臣十一人，并做出“一俟款议就绪，即定期回銮，并无久居长安之意”的保证后，各国才同意停战议和，提出和约大纲十二条，其中最要害的几条是：军火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不准运入中国;划定使馆区，由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北京至海边须留出畅行通道;大沽炮台一律削平，由各国驻兵留守通道;赔款。
12月26日，李鸿章致电朝廷，说大纲十二条系经各国公使密商数十天而定议，“非敷衍所能了事”，请朝廷全盘接受。28日，奉旨：“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惟其中利害轻重详细节目，设法婉商磋磨，尚冀稍资补救。”
张之洞和刘坤一曾被授权与全权大臣奕劻、李鸿章会办议约事宜，自然对大纲条款十分关注，尤注重军火禁运、京津驻兵两事，认为必须竭力补救。12月29日，他电奏朝廷，请饬全权大臣与各公使商改禁运军火一条，说昨见议和条款第五款，有禁运军火及各种军用材料等语，万分焦灼。“若全行照允，中国永无御侮之具，如何立国?请饬下全权与各使婉商，将‘及专为制造军火之材料’一句删去，并商定军火只暂禁运，限定几年，以维大局。”
31日，又急电朝廷，说大纲条款前言总冒有“遵奉内廷谕旨”一语。“此数字句中有眼，用意难测”，请告全权婉商各使将此数字删去，万分紧要。所谓“句中有眼，用意难测”，显然是怕各国追究到西太后。他知道实际主持和谈的是李鸿章，对“合肥从不来商，但电奏后转知”的作风表示不满。虽然朝廷屡谕李相商，但他给出的理由是，“刘、张等相距太远，情形未能周知，若随时电商，恐误事机”，并电促明旨画押，说“所交各款，无可商改，稍一置词，即将决裂。
日来德瓦帅方厚集粮械，左顾右盼，分兵四出。若有耽延，必即别出诡谋，臣等何敢当此重咎”，危言耸听，迹近要挟。张之洞仍坚持“大纲必不能改，细目必当妥商”，电请李鸿章“万勿遽行画押”，并提出各国驻兵应限定人数及暂缓回銮等建议。
李不能忍受张的喋喋不休，全面反驳他的建议，奏陈朝廷，说：“不料张督在外多年，稍有阅历，仍是二十年前在京书生之习，盖局外论事易也”，完全是老辈教训后生不长进的口吻。二十年后的张之洞已是朝廷重臣，自然也不能忍受这样的奚落，于是反唇相讥：“合肥谓鄙人为书生习气，诚然，但书生习气似较胜于中堂习气耳。前数日(英德)两领事来见，照录两使复电，词甚和平，皆言大纲速允以后，鄙人所拟各条极愿详加酌议语，毫无愠意。不谓外国人易说话，而中国人反难说话。合肥谏电‘不与刘、张相商’一语，感甚。”
后来最终议定的和约条款中，没有了“遵奉内廷谕旨”一语，禁运军火、材料明确以两年为期。这两条是张之洞首先提出并坚持必应商改的。至于驻兵人数，李鸿章后来给朝廷的回电称：“其各使馆留兵现无确数，闻统计约在二千内外。天津及沿途洋卡亦无确数，闻天津约留六千或八千，沿途洋卡每卡约三百，共计不逾二千。”这些数字都远远超过了张之洞的“臆断”。如此看来，张之洞的建议并非都是“局外论事”的书生之见。李鸿章作如是观，只能说明他的成见太深。
张、李的争执在《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的问题上趋于白热化。原来俄国在参与联军进攻津京的同时，还以保护其正在修建的中东铁路为名，派兵十余万人分三路侵入黑龙江、吉林、奉天(辽宁)三省。各国和议开始后，俄方诱迫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约章》，以中方解散军队、交出军火炮台，营口暂由俄方管理，俄派员驻守沈阳预闻要公并派兵巡捕，以及允俄国建筑哈尔滨至旅顺铁路等九项条件，换取俄军撤离东三省。
朝廷以增祺无权签约，予以否定，并授权驻俄公使杨儒另立条约。1901年2月，俄单方面提出东三省交地约稿十二条，除俄国继续护路，禁军火入满洲，赔偿俄兵费外，另有满蒙、新疆等处路矿及他项利益不得让与他国，允俄国造铁路至长城，中国北境水陆军不用他国人训练等项。张之洞即电奏朝廷，说“增祺与俄擅定约事，荒谬万状”。
果如所约，东三省及直、晋、陕、甘沿北边一带皆非我有。为了防止出现俄国独占东三省利益和各国效尤瓜分中国的危局，他建议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将俄约公布各国，请其约齐向俄理论。俄或畏公论，尚冀和平了结”。主导谈判的李鸿章不认为有公布俄约的必要，说“彼盖谓俄畏各国，不知一提各国，俄即艴然怒。若将俄约布告，怒必更甚。向例西国议约未定稿之先，不得漏与他国，况布告耶!”同时指示杨儒继续磋磨。
3月16日，李鸿章接到杨儒磋磨修改后的约稿，认为“刺目处均删除，照允无后患”，便电奏朝廷，说“现约款既经删改，若必待各国排除，恐俄未必再让，转多一异日之酬劳，不可不虑”，请按照俄方指定的最后时限即3月16日，明旨画押。张之洞即联衔两江总督刘坤一等电奏朝廷，说“俄约虽经略改，皆系无关紧要之处。甘言欺我，勒逼画押。此约一允，满洲已全为俄有，直与英待印度、法待越南无异。
各国断不肯独令俄人吞噬，势必种种抵制、均沾，各出新奇花样。是中国不亡于八国之环攻，而亡于一俄之作俑，万分可痛可惜”。他提出救急之策，包括请英、日等国商俄展限画押，聘英、日于北洋水路和山海关等处陆路帮助练水、陆军，以抵制俄国修路驻兵直抵长城，以及东三省开门通商，以歆动各国出力调解。但李鸿章并不遵旨与各国公使询商。当时最为反对俄国独占满洲利益的是日本，李表示：“若谓(日本)因此事动兵，吾不信也。”
限期画押的前夕，李给西安朝廷发出加急电报，说限期已到，“若不切实电令画押，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目前。务乞速定大计，以救燃眉”。朝廷以“各疆吏及英、日等驻使纷纷力阻”为词，坚持缓画。结果限逾后，也并未出现李所谓“俄必决裂，祸患即在目前”的局面。李鸿章颇为失落，致电旧识俄国吴克托亲王，说“各国多方恐吓，中外大臣多信其言。我虽屡奏催，孤掌难鸣。望密劝大皇帝宽宏大度，仍守不占中国土地原议，俟公约定后，再行画押”。俄约遂暂时搁置。
1901年6月中旬，《辛丑和约》谈判几近完成，各国开始撤兵，朝廷指示李鸿章询商俄国何时撤出东三省俄军。李鸿章借机发泄不满，说“东三省俄队设专约早画押，易商撤减。江、鄂督为日本所愚，力阻画押。今忽为商撤俄队之说，甚非情理。自停画后，俄使除公会外，绝无往来，何从与商，即商必置不理。不料力阻画押者为此谬论也”。
张之洞以为此电“种种可怪”，即与刘坤一联衔电奏朝廷力驳，说：“江、鄂所以坚持(不画约)，各驻使皆以为然者，诚不忍坐视祖宗发祥之地沦为异域，全国权利为各国分沾，非故与全权为难也。日本深虑唇亡齿寒，不得不与我合。而中俄强弱不敌，亦不能不引日本为援。而全权始终为俄所愚，而谓江、鄂为日本所愚乎?全权于江、鄂似有意见。”双方相互指责，使朝廷不得不出面调解。
李鸿章也确实不易，以年近八十的高龄，与各国公使进行了长达十个多月的磋磨周旋，忍辱负重，乃于1901年9月7日抱病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归复寒热间作，痰咳不支，饮食不进，益觉委顿难堪”，仍表示“俄约暂不暇议，姑俟异日”。但他没有等到俄约完成的那一天。两个月后，李鸿章因“忽病吐血”而终于不治。也许张之洞自觉很受伤，于病中没有致电慰问，于逝后没有致送挽词。
而在十年前李鸿章七十大寿时，虽然在铁路、铁厂等问题上与之多有不快，张之洞仍撰有三千余言的骈文为他祝寿，赞誉他“文长纶阁，武镇畿疆，内掌海官，外综商政。有一德之美，兼四事之勤”以及“既以一身兼南征北伐之功，遂为九州建内修外攘之策”等文治武功。比较而言，此时的张之洞，似乎少了一些政治家的风度。